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该结束了吗？——与常绍舜同志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同志论文,结束了论文,常绍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7)01-0003-0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年来的热门课题，甚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设工程”中也有这样一个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然而，近日上海《社会科学报》刊登了一篇讨论文章：《当今主要任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①（下文简称“当今”），此文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出现为理由，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当今”一文提出的问题似是而非，而且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是否还有现实需要，如何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等问题，因此不可不辩论清楚。
下面，笔者先列出“当今”一文的具体论点，然后再加以研讨。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基本完成了”吗？
“当今”一文的具体论点包括：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已由毛泽东、邓小平等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中的“马克思主义”是指“近代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即主要由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人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叫马列主义。历史表明，这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已经由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基本完成了。这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第二，既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基本完成，那就没有必要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主要任务来强调。“当今”一文不排除我们今天仍可以从马、恩、列的思想宝库中“吸收有用思想来指导当前实践”——这当然应当看做一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下文看，“当今”一文也是这样理解的：“但这不应成为我们今天将其（指运用马、恩、列的思想指导中国当前实践，因而这就是当前实践中的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者）作为主要任务的理由”。“当今”一文认为，如果再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主要任务“无疑会否定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今天实践的指导意义，这无论对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还是对指导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不利的”。第三，在已经有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下，再让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犯了“同义反复”的错误。“当今”一文说，今天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所说的是“马克思主义整体”，就当然包括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内。这样一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相矛盾的，因为这种马克思主义中已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内容了，若再将其中国化岂不就犯了同义反复的错误了吗！”第四，“当今”一文的结论是：“我国今天面临的主要任务应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应用和发展”，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我们知道，迄今为止，人们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看做统一的东西，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在此进程中，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成功地结合，马克思主义被创造性地中国化了。这就有了中共党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成果（中央文献中反复提到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但是，已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在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能、也不会结束。我们坚信，继续前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将结出更多的、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果实”。“当今”一文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的论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理论界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加以探讨和澄清。
二 应当从实质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当今”一文之所以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原因在于它没有从实质上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结合”：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一般原理要能解决中国具体环境下的问题，必须经过这样的结合，才能产生出回答中国问题的理论、方针、政策。也就是说，这样才能证明其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来说是真理。只要我们还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社会的改造和建设，这个“结合”就始终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与中国实际的关系的理论概括，是一个将长久存在的过程，它不会因为我们在“结合”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而“基本结束”。
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过程来说，过程的全部要素中，核心或者实质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没有这样的结合，任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无从谈起。下面通过对“结合”的解读来论证这个观点。
“结合”是一种在实践基础上发生的有差异或矛盾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内在、有机的联系。具体来说，就是作为旧世界改造者的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格化）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改变本国、本民族的现状，如果这种理论指导是基于该民族的特点并结合了本国实际的，那么积极的结果就是：一方面使客观实际发生预期的变化，另一方面又使原有理论（普遍原理）本身在内容上得到新的丰富和发展，逐渐“化”为民族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此时，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来说，不再仅仅是一种普遍的、抽象的原理，而是一种“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具体真理”。只有这种具体真理，才能有效地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
在上述积极结果中，我们可以称前者为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可以称后者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两者都是同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这是一个双向的、互动的过程：只有在漫长的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过程中，才能摸索到如何按照中国特点来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使理论中国化；反之，只有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有效地“化”中国。
根据“结合”的不同情况和问题，我们可以区分不同层次的“结合”。一种是浅层次的结合，即这种结合只是触及到对中国实际的非本质方面的认同。比如说，把俄国人的“苏维埃”变为中国老百姓懂得的“人民政府”。另一种结合是触及到对中国实际的本质方面的认同。为了达到对实际的本质方面的认同，有许多途径和方法：
一是根据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实际在全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地位，比较中国实际与外国实际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对马克思主义文本和习惯做法加以变通，甚至可以是在形式上完全颠倒的结论。大家熟知的俄国人夺取政权走的是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而中国人则相反。两者都是对本国实际的本质的认同。
二是把实际看做利益差异的各种群体的矛盾统一体。“结合”能否达到对实际本质的认同，取决于对实际存在着各种利益不同的群体的冷静剖析。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人民民主革命开始时期通过对中国革命各阶级的分析，由此判定革命党依靠谁，联合谁，反对和打击谁。离开这些分析，就不可能有对实际的本质的认同。今天，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能否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问题上做到对中国实际的本质认同，同样需要对各种利益群体的冷静剖析：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未来走向；反思改革措施是首先顾及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眼前和根本利益，还是照顾那些既得利益集团？
总之，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革命与建设历史，都是发生在作为总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实践之上的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结合”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但它是决定性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实质和核心。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未有穷期
作为一个历史进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有其重点领域的。迄今为止，重点领域的转移是从政治（革命）向经济的转移，而目前则有向文化转移的趋势。
第一，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际，充当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的，是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农民大众。马克思主义在他们手里首先是革命的武器——对旧社会批判的武器。同时，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他们也只有借助于“武器的批判”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提到首位的自然是政治斗争、革命的问题。而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获得最为辉煌成就的无疑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割据的农村根据地问题。
在这个阶段中，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来说，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其之所以如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的特殊环境有关。那时，中国共产党刚刚创立，所依靠的工人阶级是很弱小的，既没有欧洲工人阶级那种与资本家阶级作斗争的经验，更没有一批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理论家（像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之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实际斗争经验的贫乏和理论修养的不足使得中国共产党只好从一开始就依赖有过十月革命胜利传统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丰富经验的苏联共产党以及第三国际。加之当时的第三国际的组织体制是把它与各个国家的共产党的关系完全建立在下级服从上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上。在这种体制下，即使一个虚心的领导者也很难从一个所谓国际中心去直接指挥散布在世界各国的、处境极其复杂、形势千变万化的日常斗争，更不用说当时的苏共最高领导人由于自己的大国和大党的地位而缺乏“体察下情”的虚心品格，往往把中国共产党党内那些主张根据国情来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有识之士（首先是毛泽东）视为背离“国际主义”性质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苏共的国际主义面前，主张“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可饶恕的一大罪状。
面对这种外来的压力，谁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谁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而没有这种独立自主，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可能性。王明是依附外来力量的，所以他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反，毛泽东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所以他能够在党内第一个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旗，创造出第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并且以这个理论把中国民主革命引向胜利。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点领域的转移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十年“文革”结束时，政治斗争与革命主导中国社会的态势也随之画上句号。改革开放给我们党带来了一个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新时代。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点领域便转移到了经济。
新时期的问题是：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的事业中，还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吗？如果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阶段改革开放及现代化相结合中需要解决哪些根本性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我们党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关于“四个坚持”的基本点就已经明确肯定：改革开放与现代化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否则就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
关于第二个问题。这实际上是把前人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怎样在一个有十多亿人口且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东方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到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前。邓小平理论就是在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步形成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的又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看，邓小平理论的成功之处也就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真正实事求是地结合起来，而这种结合的结果就必然是理论的大胆创新。大胆创新正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的最突出的地方，最突出的创新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给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以恰当的定位——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只处于初级阶段
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极其落后的国家，人为地赋予它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的至高点，其后果是很危险的。在此之前，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层总是很难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清醒头脑。中国共产党也是在经历了从“大跃进”到“文革”的灾难之后，才开始反省“定位”问题。二十余年的经济、文化等的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定位准确无疑是密切相关的。而准确定位有赖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社会经济状况相结合。所以，可以说，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定位问题应当看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期的一个巨大成果。
(2)提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中，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式是由一个社会中心支配全部社会劳动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里，市场与计划是不相容的。但是，经过20世纪20～60年代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在当前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下，计划经济体制只能导致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的后果，从长远来看是走不通的。而中国又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特别落后的一员。在综合世界各个国家和本国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不但需要计划，也需要市场。在大胆超越马克思的计划与市场对立的观念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在中国大地上逐步被建立起来，并且参与经济的全球化。短短二十年，经济的市场取向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效率，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同时，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又给经济生活的发展保持一种社会主义应有的公平与公正。应当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期的又一个巨大成果。
(3)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
社会主义在20世纪后半叶的挫折使人们产生迷惑：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尤其在中国，这两个问题在20世纪的90年代更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问题。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个“本质”的规定可以看做是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同时又针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情况提出：“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以及发展生产力何以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因为按照一般原理，社会主义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够代替资本主义，只能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于落后于生产力而不能够发展生产力了，而此时，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理由。同样道理，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解放资本主义所不能够解放的生产力时，解放生产力就成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理由。在上述意义上，发展和解放生产力从本质上看，确实是理解社会主义得以在历史上取得自己存在的合法性的理由。
邓小平提出这两条，其目的正是告诉我们：目前中国如此落后的生产力，严格说，搞成熟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所以必须把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当做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同时，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要关注弱势群体，要兼顾公平。走向共同富裕是我们在社会主义下发展生产力的不可忽视的任务。
由此，社会主义的本质的提出，也应当看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个成果。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重点领域转移——从经济向文化的转移——发生在21世纪初。向文化的转移决非意味我们的工作中心不再是经济；而是说，经济的发展要与文化一体化，要关注文化中的核心问题——人文价值观的问题。在发展生产力成为共识之后，社会能否和谐取决于发展的协调性、公平性。后者就是经济发展中的人文价值取向。
党的十六大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需要有正确的发展观。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由于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导，中国在发展观上走了很长一段弯路。人们批判“唯生产力论”的结果是大大地破坏了生产。
从批判“唯生产力论”到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生产力标准”，这是我们党在发展观上的一大进步。针对某些人用“姓‘社’还是姓‘资’”的意识形态来给改革开放中出台的新事物设置障碍，生产力标准的提出是合理的，但这合理性是历史的、相对的。单纯的生产力不是全面评价社会发展的唯一尺度。首先，从理论层面上看，发展生产力并不一定带来人的全面发展。前者既是后者实现的基础，又是后者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但真正落实到人的全面发展，还要看生产发展的导向是否合理。其次，从实践层面上看，只提生产力标准，在实际应用时很容易被庸俗化为纯粹追求物质财富，忽视从人民群众是否真正获得利益的角度来把握发展生产力。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利益驱动的机制下，发展生产力往往偏重追求经济效益而轻视社会效益，生产力会被简单地等同于国民生产总值(GDP)。当领导者以为GDP的上升就是全部国家福祉之所在时，下面的官员们也就会用各种手段去追求GDP，认为这是上级衡量自己政绩的唯一尺度。许多事实证明，这种政绩未必能够给民众带来幸福，有时反而带来灾难。至于发展生产力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我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把两者一致起来的，但是由于在理论宣传上只强调了生产力标准而没有把它同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全面发展结合起来，加上实际生活中有种种复杂利益关系，就难免出现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却激化——我们在获得经济急速发展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GDP虽然增长，有一部分人却被忽视了；经济高速发展着，生态环境却越来越恶化；人们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生活质量却没有得到真正改善；一些地区的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另一些地区却改进不多；等等。
社会矛盾不断警示：我们的发展观必须加以完善。如何完善？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给予的回答。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个新世纪开始显露出来的主要领域转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相信，这个转向随着时间的发展，必将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结出丰富的理论成果。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这样的成果。
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个抽象的命题，它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领域转向的路径（革命、政治—经济—文化）反映出我们国家与社会的历史性前进步伐。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将继续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越来越多的思想瑰宝。
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一书中说过，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而只是为真理开辟道路。套用列宁的这个句式，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现实运动的进程也不会结束自己提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功能，而只是为这种真理开辟道路。
四 作为思想方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名与实的矛盾
在现实生活中，只执拗于概念，有时会陷入名与实的矛盾。“当今”一文所提出的问题——已经有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还去讲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同义反复”——就有些与此类似。如果人们纠缠于名称、概念上，“当今”一文的“同义反复”的指责似乎是能够成立的。然而，就实质看，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必须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起到改造世界的作用。这个道理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已经成为他们观察世界、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论。那么，对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来说，它们作为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在被人们应用来解决现实问题时，是否可以超越这个“结合”的思想方法论呢？笔者以为不可以。因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并不是一个可以到处套用的抽象公式。应用它们时，必须与新的实际相结合——正像它们自己当初产生时那样。这是任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举例来说，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理论遗产——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创造性产物。但是，这个时代业已过去，我们今天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不是重复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具体政策与策略，而是坚持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精髓——实事求是。对待邓小平理论也应当持同样的态度。
这样看来，我们在有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后，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当前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仍然需要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出更多、更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即便是坚持已有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仍然需要把它们与本国的当前实际相结合。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宣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被认为是基本结束了。
有人会说，这里毕竟有“名”与“实”的分离。的确如此。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时还必须承认这个“名”与“实”的差异和分离——只要它对我们有用。在这里，可以举出中共党史上的一段事实来说明。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但是有一段时期，苏共及其领导斯大林反对这样的提法。所以在中共党史上，人们看到在党的“七大”上党章曾提出过：毛泽东思想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后来，在党的“八大”党章中，出于顾全大局的需要，毛泽东思想不再提了，代之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只是到了1959年才重提。正如《毛泽东传》所评论的：“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实际指导作用，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而且，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空前地提高了。”②举出这个事例只是为了说明，人们有时不必过分纠缠于名与实的分离，尽管这两件事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五 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看马克思主义的
民族化与当代化及其相互关联
应当承认，在20世纪80～9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中共党内讲的比较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同当时的历史条件（共产国际、苏共对中国革命的干预等）有密切关系。而在党的“十四”大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则比较突出。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更谈不到它的基本结束。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在中国就是中国化）和当代化都植根于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性。马克思的学说是为了人类解放的，所以实践唯物主义是其哲学的核心。这个哲学公开宣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哲学的鲜明特点就是对现存的一切采取批判的态度。理论的批判应用于特定对象，就有理论的普遍性与具体对象的特殊性的关系。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时，这个理论可以说是原创性的。后来的信仰者不但接受马克思主义，还根据新时代的特征，在本国的实践中应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当代的”、“民族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要应用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民族化结合起来。对于一个共产党人来说，坚持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就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王义。
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原则和概念，其最一般的内涵就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民族化这两个方面。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就是与现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而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就是与本民族的具体实际、本民族特征相结合的、具有民族特色、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与当代化是从不同的维度观察同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应用过程。或者说，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的向度——民族化是理论的横向发展，当代化是理论的纵向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列宁主义，20世纪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它们既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又是“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与当代化是不可分割的、互为前提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非常中国化（民族化）的，但是提出这个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恰恰就是把世界看做一个整体，把中国革命看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没有这个当代化，就不可能有新式的民主主义理论。反之，我们今天在全球化的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特别需要强调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时代特征，是当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在目前的世界里，任何当代化的事物都不可能完全消解掉民族与国家的界限。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即具有很强的当代性，往往同时又具有异常鲜明的民族性。邓小平理论是具有十分明显的当代性的马克思主义，但它又首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来。完全脱离民族性的马克思主义当代性，是不存在的。
可以这样期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将越来越显示它的时代特征和当代性。但是不会因此失去它的民族性（中国化）。
注释：
①文章发表于2006年9月7日的《社会科学报》上，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常绍舜教授。本文中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此文。
②《毛泽东传(1939～1976)》（上），第53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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