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艾青与青年诗人的关系为例重评“朦胧诗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朦胧诗论文,为例论文,诗人论文,关系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中国新诗史上的重量级诗人，艾青的地位和影响毋庸置疑，他除了在现代诗史上的创作贡献和影响外，对于当代诗坛主要是新时期以后的朦胧诗影响亦深。“朦胧诗”与“朦胧诗论争”作为新时期最重要的诗歌潮流和诗歌论争，也与艾青发生了分外密切的关联。除了本身所涉及的诗学观念、诗人立场之外，一般认为，论争似乎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战，或是在诗坛重新开始的“圈地运动”。然而，随着历史距离的拉长和论争所涉主要诗人（如艾青、北岛、黄翔等）在中国当代大陆诗坛的“谢幕”与“缺席”，除了权力作用之外的文化“代沟”和“代际”问题日益浮出水面。从年龄层面强调“代沟”，不仅显示文化的生理学意义，同时更显示文化的“代际”意义，也即社会学意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代与代之间的趋同或差异往往会影响到文学思潮的发展进程，文化代沟所呈现出来的特有文化底色、诗人的心理构成和精神状态等将成为艺术形成与变革的一种因素，代沟的存在有时也会成为新一代进行前卫性、先锋性创作实验的阻力。事实上，“朦胧诗”的崛起，不仅是一个新的诗群以及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而更代表了一代人在历史舞台的崛起——他们作为“第三代群”（刘小枫语）或“第五代人”（李泽厚语）的崛起，（注：此处参见拙文《朦胧诗：一代人与一代诗的崛起》，《文艺评论》2003年第5期。另外关于代际的划分参见刘小枫《关于“五四”一代的社会学思考札记》（《读书》1969年第5期）和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470～471页）的著述。）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文化学与社会学的意义。尤其在“文革”之后，整个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朦胧诗人的“代际观念”更为强烈和自觉，以至于青年诗人一旦浮出地表，就立刻暴露出与中老年诗人的对立；而两代诗人之间的对立，亦是青年文化与中老年文化之间的一次正面交锋。新时期以后的“朦胧诗论争”集中表现了两代诗人与两种文化的矛盾，其中关于“读懂”与“读不懂”、“民族化”与“西化”、传统与现代诸问题不过都是论争中的文学表征而已。
同时，“代沟”具有双重性，其本身包含对峙和沟通两个层面。对峙往往是显性的，文学论争上的对立和交锋是其最直接的反映，而沟通却是隐性的，表现得更为复杂，它与对峙相背离又相呼应，既表现为两代人之间文学创作上的互相学习、借鉴和影响，也包括他们之间日常性的生活往来和情感沟通，这种两代人之间互相学习、互为影响的现象，可以视为两代人之间的文化“互喻”（注：此处所用的“互喻”只是一个词义的泛指，即指文化的“相互借喻”，并非如玛格丽特·米德所定义的仅指同代人之间互相学习的文化类型。）。在本文中，“互喻”是继承、反叛与创新的文学互动，它不仅有文化的“前喻”（晚辈向长辈学习）特征，也有文化的“后喻”（长辈向晚辈学习）特征，是两代人（或不同代人）之间互相学习的综合指称。文化影响中的互喻性说明了对峙背后隐含的文化沟通，这种沟通虽然隐性、潜在，甚至常常不为两代诗人自己承认，但却恰恰是任何论争中都最容易被忽略却又极其重要的问题。
“朦胧诗论争”新时期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文学论争，它使当代诗歌中很多问题表面化和尖锐化了，但是潜在层面，他们之间的诗学观念、诗歌技巧等又彼此联系、沟通。本文无意重述论争的历史全过程，而试图从朦胧诗人与老一代归来诗人之间的“代沟”入手，对“朦胧诗”崛起后的命运、原因以及论争背后的动力寻找一种新的解释。笔者不拟把两代诗人中的所有诗人都纳入论述范围，而主要以艾青与青年诗人的关系为例考察“朦胧诗论争”的来源，“代沟”在论争中的推动作用及其对当代诗歌的影响。选取艾青，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相比而言，艾青并非政治官员，基本上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从诗歌的角度比较能体现出老一代诗人在“朦胧诗论争”中的影响；二是因为艾青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在诗歌创作上对青年一代的突出影响；三是因为在实际的“朦胧诗论争”中，艾青作为老一代诗人的代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与青年诗人之间的对峙与沟通都非常明显且极具典型性。
历史的共时：两代人的归来与分化
从年龄角度看，新时期来临后，诗歌的重新复兴最初是由两代诗人即中老年一代诗人（简称老诗人）和青年一代诗人（简称青年诗人）共同承担的，他们不仅是“文革”“地下诗歌”的两股主要创作力量，而且构筑了新时期诗歌创作的两条主要流向——“归来的诗”和“朦胧诗”。从建国后一直到“文革”结束，老诗人与青年诗人几乎面临着大致相同的沉默、受难或被放逐的命运，他们共同成为“当代诗歌史上的失踪者”，到了“文革”，其诗歌大多只能生存在非公开的“地下”。可以说，两代人共同经历了大致相同的时代遭遇，并在广义上有了“共患难”的个人命运。然而，在新时期变换了的历史语境与政治语境中，老诗人与青年诗人却呈现了几乎完全不同的人生走向和诗歌命运，他们各自所书写的“归来的歌”和“朦胧诗”也在创作主体发生变化的动力之下呈现了不同的美学旨向。如果说在“十七年”或“文革”时期两代诗人基于“共患难”的经验而在诗歌内容、抒情方式上表现出一种心理与感情上的“远程沟通”，那么，新时期后，他们非但没有因“共患难”而“同富贵”，反而在“度尽劫波”之后的重逢中更迅速地走向“分化”和“陌路”，正如北岛《彗星》诗中所言：“其实难以想象的/并不是黑暗，/而是早晨/灯光将怎样延续下去。”在新时期整个时代的“平反”诉求和“拨乱反正”的历史逻辑中，无论是诗还是诗人，他们在短暂的“同路”之后，很快就分道扬镳了。正如艾青与北岛，在共同分享了从1976年到1980年（这期间历史前景和个人命运均尚不明朗）的忘年友谊之后，在朦胧诗的崛起和论争中突然转向“恩断义绝”。《彗星》一诗中“回来，或永远走开”的诗句道出的似乎正是两代人之间存在的一种普遍性“代沟”，他们在新时期一起“回来”，但是又很快各自“走开”。
对于老诗人而言，他们是蒙冤而平反，历劫而复归。大多数幸存到新时期之后的老诗人都得到“平反”，并以“历劫归来”身份参与到主流社会和政治话语中，“平反”使得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名誉、职位、感情、心理均得到恢复和补偿，也意味着在主流社会的重新“归队”。由此，当年政治上的受难者变成了受惠者，苦难不期然变成了归来后获取补偿的政治资本，他们正如艾青自况的“出土文物”一样，（注：《艾青全集》第3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55页。）被沉埋后的“出土”显示了所经历的历史苦难，“文物”则明确确认了自身存在的价值。这似乎又是一个颇具古典意味的落难秀才遇到拯救这种叙事模式的现实变体或者说是一个现代翻版，不过拯救者的角色扮演从小说里具体的富贵小姐或权贵人物变成了集体性、虚化能指的“政党”及其化身（某个政治官员）。这样，痛苦与荣誉、诉苦与感恩、忆苦与思甜、失意与得意之间达成了心理平衡，也构成其文学主调。他们不再痛苦迷惘，在新时期重新找到了希望，重新对国家和新制度充满了信心，并很快投入到新的时代，转而成为社会主流，开始为新的时代唱起新的赞歌。这是典型的“苦尽甘来”、“否极泰来”与“噩梦醒来是早晨”的心理，也是这一代知识分子非常普遍的心态。它和1949年建国之初知识分子的总体心态基本一致，在新旧社会/时代之间的正反对比中，充满了情感、伦理、价值判断和政治立场上埋葬和控诉过去，赞美现在，憧憬未来的“忆苦思甜”情绪，产生的往往也是忆苦思甜的文学作品。
在诗歌创作上，老诗人几乎是把控诉的伤痕展览与感恩戴德的涕泪交零同步或交替进行，诗歌观念大多仍然停留在做时代歌手、反映火热现实生活和表现光明面上，其间夹杂着“有限度”的关于时代错误和历史弯路的反思。在苦难展示和政治控诉中，“文革”矛头全部嫁接在具体的符号化的“林彪”与“四人帮”头上，既与“彻底否定”（注：除了中央作出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决议，类似“彻底否定”之说如胡乔木《杰出的革命文艺战士——纪念萧三诞辰九十周年》，载《人民日报》1986年10月14日；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31页。）“文革”的呼声保持了一致，又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达成了某种暗合。并且，诗中往往在愤怒的声讨之后，转而就化为对新时代、新政治以及新长官（政治权威）的喜悦讴歌，诗行的末端拖曳的常常是一条条“光明的尾巴”（注：可以举郑敏的一段话来佐证：“从1979年到1982年或更晚一些，几乎很多诗，尤其是中老年诗人写的诗都或多或少染上自欺的‘光明’的光辉。……让‘光明的尾巴’来清扫不那么喜气的情绪，在我自己再出土后初期的诗里就不缺乏这种散布吉祥如意的铃声，自欺的‘光明’也许是出自怕黑暗重来，也许是简单化了的乐观。”参见郑敏《自欺的“光明”与自溺的“黑暗”》，引自《诗歌与哲学是近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页。）感人但缺乏深刻，他们更像是一群自觉的无怨无悔的“歌德者”（注：此处“歌德”语借用李剑《歌德”与“缺德”》一文，载《河北文艺》1979年第6期。）。极端的例子是梁南的《我不怨恨》：“马群踏倒鲜花，/鲜花/依旧抱住马蹄狂吻；/就像我被抛弃，/却始终爱着抛弃我的人。”老诗人在“诉苦”与“感恩”、“忆苦”与“思甜”之间的平衡恰到好处地缝合了对“文革”历史（共和国一段弯路）“彻底否定”和对已经“拨乱反正”了的新的意识形态“坚决拥护”的裂隙，使他们平稳地过渡到新时代的平台，从边缘和“地下”状态重新回到社会主流和中心的位置，并被接纳进主流叙事话语的体系中，所以归来的歌并未唱多久就烟消云散了。
与老一代诗人相比，青年诗人再次成为“被弃的一代”，尽管有一些人通过高考求学等途径后来逐渐进入主流社会，但大多数人在新时期初期（也即“朦胧诗论争”时期）仍然暂时处于社会的边缘，他们从一个时代的弃儿变成了另一个时代的弃儿。他们失去的青春没有得到一个说法，没有人为他们“平反”，另外，对于城市这一社会中心而言，他们中大多数是上山下乡的知青，返城之后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物质与精神补偿，与老诗人经历苦难历史复出后换来的荣誉和地位相比，他们同样经历苦难历史，却无缘历史给予的荣誉和地位，尽管他们也有青春无悔的自我安慰和从黑暗时代里寻找光明的渴求，但他们已经很难轻易相信和感恩。与被视为“归来”的老诗人相比，青年诗人虽也“归来”但却不是“历劫归来”的英雄，反而更像是一群“归来的陌生人”（注：此处借用北岛小说《归来的陌生人》的题目，载非正式刊物《今天》第2期，1979年2月26日油印出版。），而“陌生人”的身份焦虑显然解构了贴在一代青年人身上的“主人翁”或“接班人”标签。青春岁月的虚掷，对政治的厌倦和对历史失误的质疑，促使他们把无处申诉的冤屈和对时代的怀疑化为诗中激愤质疑的声音，但这种声音却引起老一代诗人的不满和不解。对于青年一代诗人在新时期的命运而言，北岛《回答》所写出的历史境遇仍可被视为最贴切的诗歌修辞：“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回答》所折射的与其说是青年一代对时代所作出的“回答”，不如说是他们对时代发出的最深刻“质疑”，而这份质疑显然不是老诗人在新时代所能自觉回答的。对于崛起后的朦胧诗和在“文革”中学会怀疑的青年人而言，现实的时代背景虽然出现了改天换地的布景，但是他们在创作上与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异质性的现代主义诗风以及“我不相信”的文化个性，都招致了身份上的“不信任”和艺术上的“不肯定”。代表新时代新文艺的“新时期”既没有给朦胧诗提供一个庇护的艺术家园，也没有给朦胧诗人提供自我庇护的艺术权利，他们在现实世界不可预测的朦胧命运远胜于其诗歌的朦胧，所以，他们“不得不和历史作战”（北岛《履历》）——既和过去的历史，又和现实的历史。
与老一代诗人中诉苦感恩心态或者极端如“我不怨恨”之情相比，青年一代则在“我不相信”（北岛《回答》）和“不满”（骆耕野《不满》）的类似声音中决绝愤激地表达了对历史的质疑。他们似乎不谙政治与文学的中庸之道，从而在社会叙事和文学叙事“彻底否定”的双轨上走得太远，被认为是逐渐偏离了“时代主流”的方向，他们甚至把质疑的目光和偏离的方向从历史一直延伸到现实中的新时期，而一旦这种质疑和偏离危及到现有政权、政策或意识形态时，他们的命运就必然变得朦胧、暧昧起来，这或许就是那座权力与文学的高台始终拒绝他们“上升”和“崛起”，始终排拒他们登上主流位置的动因。所以在时代由“文革”向“新时期”转折的巨大变迁中，北岛却在《同谋》中写下“自由不过是/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尤其显得沉痛和愤激。因为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共时中，恰恰是他们这一代人，在本应属于他们的崛起时代，非但没有正常崛起，反而面临着更快被压抑下去的危机。他们似乎从“文革”历史的受害者变成了新时代的异己分子，异己的结局比起过去在“文革”时代被放逐、被抛弃的命运更为危险，所以，他们中的某些人仍然不得不继续成为新时期诗坛的“地下写作者”，成为朦胧诗“共名”时代中的“无名氏”。
从“文革”历史共同进入新时期的两代人，其诗歌均表现出了很强的政治性，很多作品属于广义上的政治抒情诗。很多作品的政治性远远大于艺术性，艺术性仍然只是为了表现政治主题和政治关怀而存在，缺乏文学应有的超越性。如果抽掉过于具体的政治事件或政策时，纯粹政治性诗歌的艺术魅力就会大打折扣，这显然是诗人重政治而轻艺术的结果。相比朦胧诗被指责的“读不懂”，老诗人的诗歌则太直白、太容易“读懂”，诗思往往过于切近政治叙述，甚至变成了“说话”而丧失了诗味。艾青等许多归来诗人的作品在时过境迁后重读，不仅没有当时的轰动与激奋，且在诗歌史的地位也遭到了某种挑战和质疑。正如在70年代与80年代之交风行的朗诵诗，有些诗歌朗诵常常近似或等同于政治演说，人们可以为一首诗或者诗中的一句话而投以雷鸣般的掌声，（注：比如艾青的诗歌《在浪尖上》，朗诵到“一切政策必须落实，/一切冤案必须昭雪，/即使已经长眠地下的，/也要恢复他们的荣誉！”经常引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哪怕有时候它与纯诗、与艺术无关，这与当年中国人普遍的政治情结与政治关怀有关。这种强烈的政治性趋向，也为朦胧诗论争最终从文学层面引向政治层面做了铺垫。
朦胧诗人在倾诉政治性主题时，其艺术探索更现代，更朦胧，这是青年一代诗人走向文体自觉的精神。发端于“文革”地下诗歌写作的朦胧诗，无论是黄翔的《我看见一场战争》、《火炬交响诗》，食指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还是北岛的《回答》、《结局或开始》，顾城的《一代人》，江河的《纪念碑》等，都有很强的政治指向性，这是经历过“文革”的诗人所无法撤换的历史背景和文学背景，但他们诗歌中的政治性，更具有理性提升后的穿透力。如果他们写的是大白话式的政策呼唤，或一味以“读懂”为标准的分行说话，那他们在诗歌史上的独特地位与意义也将变得可疑。青年诗人的表达似乎更为自由，作品中不乏痛苦的呻吟和呐喊，但其中的尖锐和冷峭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诉苦和伤痕展览。同样是对光明的召唤和寻找，艾青写下《光的赞歌》，顾城写下《一代人》，但后者诗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那种深沉凝重的情感基调和现代性的思想分量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浪漫主义的滥情和简单的政治表白。
新时期以后，两代诗人置于同样的文化背景，面对同样的文化来源，老诗人显示出的优势并不明显，由于他们受主流诗风的影响更深，反而比青年诗人多了一些因袭的重负，尤其是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外来文化修养基本“学苏”。新时期以后各种西方思潮传入中国，他们与青年人处于同步接受状态，在叛逆和创新程度上，青年诗人远甚于老一代诗人。艾青与青年一代在“文革”中同为被压抑者，有着共同的受难经历。在新时期来临时，被迫搁笔20年的艾青，重新与青年诗人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甚至在诗歌写作上的报到，比青年诗人晚了将近十年。当艾青沉默的时候，青年诗人如食指、黄翔、芒克、多多、根子、北岛、顾城、江河、舒婷等早在“文革”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他们各自的“地下诗歌写作”。
从两代人归来后的命运和诗歌创作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存在着极为分明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正是这些相似性与差异性预示了历史共时中的两代诗人走向对峙与沟通的可能性。
对峙：“代沟”的文学反应
“朦胧诗论争”首先表现为显性的对峙，这种对峙是“代沟”的一种文学反应。“代沟”的形式有点像已经习惯听命长官意志、习惯于大一统思维的长者与正值青春叛逆期的孩子之间的对立，“长官”与“家长”试图共同维护“家庭/诗坛秩序”，这是稳重的中（老）年文化与活跃的青年文化之间的一次必然遭遇，冲突与碰撞在所难免。
论争的最初发端是公刘提出的一个“新的课题”，这个课题提请人们注意的首先是怎样对待新一代文学青年的问题，他感慨地指出了青年一代所拥有的“这样的精神状态，和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上一代，都是多么的不相同啊！”并且认识到了“我们和青年之间出现了距离”（注：公刘：《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载《星星》（复刊号），1979年10月。）。这个距离无疑正是思想和文化上的代沟。紧随其后，顾工写下了《两代人》，把“父亲一代”、“我们这一代”对“儿子一代”、“他们这一代”在诗歌表达内容和方式上的“不懂”，从生理学意义上父子之间的代沟思考，引到社会学意义和文化学意义上两代人之间“文化代沟”的主题。（注：顾工：《两代人——从诗的“不懂”谈起》，载《诗刊》1980年第10期。）后来的争鸣中，许多老诗人对朦胧诗的指责或赞美，常常转化为对青年一代诗人的指责或赞美。
艾青是老诗人的代表，也是青年诗人崇拜的诗歌偶像，在青年诗人面对诗歌阵营内部老一代诗人的指责和压力时，他以新诗秩序的维护人和诗歌写作模式的指路人身份对青年诗人进行诘难。他首先针对北岛的诗歌，发出一种权威性批评。在“与青年诗人谈诗”时，他特别举例指出北岛《生活》一诗，对该诗只有一个字：“网”大加贬抑，并认为它是“难懂的典型”：“有些人写的诗为什么使人难懂？他只是写他个人的一个观念，一个感受，一种想法；而只是属于他自己的，只有他才能领会，别人感不到的，这样的诗别人就难懂了。例如有一首诗，题目叫《生活》，诗的内容就一个字，叫‘网’。这样的诗很难理解。网是什么呢？网是张开的吧，也可以说是爱情之网，什么都是网，生活是网，为什么是网，这里面有个使你产生是网而不是别的什么的东西，有一种引起你想到网的媒介，这些东西被忽略了，作者没有交代清楚，读者就很难理解。”（注：艾青：《与青年诗人谈诗》，载《诗刊》1980年第10期。）由于此时已经出现了“令人气闷的朦胧”（注：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载《诗刊》1980年第8期。）的反对声音，艾青突然发言批评，显得“适逢其时”，立刻引起青年诗人的不满与不解。艾青此次显示出的批评态度或曰诗学立场成为他和青年诗人关系僵化的转折点，也是他正式“参与”或曰“卷入”朦胧诗论争的开端，他的“参与”和“卷入”不仅使他与青年一代的关系急转而下，也使得朦胧诗论争的势态走向激化。
面对艾青的态度，在朦胧诗酝酿和崛起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却因为朦胧诗论争而被人为遗忘的贵州诗人作出了极端的行动，他们的不满与不解甚至超过了当事人北岛自己。针对艾青此文，仅仅月余，在贵州大学中文系主办的一份颇有影响的民刊《崛起的一代》上，以“无名诗人谈艾青”为总题发表了一组向艾青挑战的“檄文”，共8篇诗文：方华的《艾青——“网”》、黄翔的《致中国诗坛泰斗——艾青》、哑默的《伤逝》、张嘉彦的《有谁听说过艾青》、邓维的《也谈艾青》、梁福庆的诗《给——》、吴秋林的诗《答艾青〈与青年诗人谈诗〉》、田心的《笔谈〈与青年诗人谈诗〉》。这些文章措词尖刻，态度愤激，表达了一代“文学青年”对“诗坛泰斗”的不满和挑战，他们咄咄逼人，直呼其名，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强调着自己的年龄优势，强调着“代沟”所致的“不懂”。“你说你不理解某新诗人的‘生活——网’一诗吗？那是因为你压根儿就没在‘网’中挣扎过，这网就是天罗地网，它囚禁着我们这一代人……诗人艾青，许多新芽要出土，有的已长成树干挺拔的大树，这是任何网也‘网’不住的。如果你实在想‘网’，那也只能是挂在树上的一片蛛网而已。”（注：方华：《艾青——“网”》，载非正式刊物《崛起的一代》第2期，贵州大学中文系主办，1980年12月油印出版。）这种诗歌理解上的分歧分明是代沟的文学反应，并且，文学反应的对峙重新回到两代人的对峙，青年一代以示威的姿态为自己树立了“忤逆者”的形象。最具代表性和挑战性的是黄翔的文章，他对艾青的反叛更加不敬和刻薄，他以一种青年人打扫战场、清除障碍的无所畏惧气势，以一种嘲弄权威与长者的口吻表现了新一代摆脱诗歌偶像庇护与框囿的迫切，他亦把诗学焦点集中在两代人的“代沟”及其文学表现的差异和冲突上：
你说我们没有提出什么诗的主张吗？老人，我们当然有自己的主张。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展开我们的全貌，仅仅从土中露出我们的头顶，这个结论搁在我们头上为时尚早！你还是永远去唱你那时代的“牧歌”吧。你和你的诗歌正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死去，在一代人当中死去，我们要趁你还活着的时候把你的牧歌送进火葬场，决不为它建筑一座诗歌的“纪念堂”。
你只属于你的时代，在你的没有太阳的时代，你是你的时代诗歌的太阳。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拆掉你的诗歌的“纪念堂”，把我们的大合唱的队伍开进去；就是要把你时代的“牧歌”连同那些不幸地与你联结在一起的风派的“风歌”、歌德派的“孝歌”、现代圣教徒的“圣歌”统统送进火葬场！
诗歌不需要偶像，必须把僵尸占据的地盘空出来！
让所有大大小小的过时了的诗歌“圣灵”在一代新的苦行者的身边纷纷倒下吧。
未来抓握在我们的手里，微笑在我们的勇气中，展开在我们的脚下！
……
我们曾经用新鲜的血液给他注射活力，或者说艾青曾从他的大量的崇拜者的大量的诗稿和书信中获得氧气，但是他老了，已经不行了。
一个七十高龄的老人还不敢正视人生真谛！
“艾青”，已是历史“陈迹”。
老人，既然你这样颤巍巍的，你就别在我们中间挤了！（注：黄翔：《致中国诗坛泰斗——艾青》，载《崛起的一代》第2期。）
黄翔的挑衅显得“目无尊长”，而且不断在“年龄”上做文章，在“你”与“我们”之间自然构建了一个“老人”和“青年人”、“历史陈迹”与“新鲜血液”的极端对立关系，虽然痛快淋漓，却也明显透着一种急就章式的偏执之气和论争所需要的“片面的深刻”。
艾青是贵州诗人哑默最为崇拜的诗人，“文革”中，艾青对光明的歌颂激励了处于暗夜中的他，可是艾青归来后的态度使他伤心不已。与暴躁凌厉的黄翔不同，哑默无论为人还是为诗都非常平和宁静，他对艾青的感情转变更为深沉复杂，其中当然也包含着某种日常小事引发的情感失衡，他的日记实录了这种情感：
买到一小批我喜爱的书，……《艾青诗选》。
艾青把我写给他的第一封信的第一句话放在他的序的开头。本来是件很平常的事，但对我来说刺激很大。而且这是我的话、我写的东西第一次变成铅印符号。
不过自从我给他寄过简陋的《草野》，《哑默诗选》后，他一直连信也没回过，我对他的感情就变得很淡漠了。（1979年11月16日）
不过，过去的那个艾青早已在我的心中死去了。
有时候，人死了，比仍活着还好些。（1980年4月26日）（注：引自哑默日记，1979年11月16日，未刊手稿。）
《崛起的一代》对艾青的公开挑战，被艾青误解为是北岛所散发、组织的一次有预谋的围攻（注：参见程光炜：《艾青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17～520，518页。），他迅速走向了青年诗人的对立面，与青年诗人之间的关系从此恶化。老诗人愤怒于青年诗人的嚣张态度，并把这种愤怒转化为更为激烈的言辞，此后，个人性格的偏执顽梗与诗歌观念的分野化为笼罩在诗坛上空的语言硝烟。在贵州“崛起事件”不久，艾青开始不断撰文对青年诗人发难。1981年5月12日，他发表了《从“朦胧诗”谈起》，字里行间充满对朦胧诗的蔑视：“有一种现象：思想不明确，口齿不清楚，不可能通过明确的语言表达明确的思想。胡思乱想、苦思冥想、奇思怪想，把不能联系的东西拉扯到一起。或者是没有谜底的谜语，猜来猜去，原来里面是空的。以残缺不全为美，畸形的、怪胎、毛孩子；像在开化装舞会，出现了许多蒙面人。这样就要求我们善于把口齿不清的与表现含蓄的区别开来。”（注：艾青：《从“朦胧诗”谈起》，载《文汇报》1981年5月12日。）此时，程代熙已经在《诗刊》1981年第4期发表了《评“新的美学的原则在崛起”——与孙绍振同志商榷》，对朦胧诗的声讨已经不限于文学领域。而艾青发表此文，无疑给处于劣势的朦胧诗雪上加霜，亦被很多人认为艾青已经站到了“权力诗坛”的一方。很快，争论就跨越了艺术的栅栏，两代人之间的文学论争逐渐演变、升级为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文学对话也让位于政治批判。艾青归来的诗笔变成了论战的武器，从1980年到1983年，他不断发文批评朦胧诗、朦胧诗人以及朦胧诗的提倡者（艾青称之为“崛起论者”），（注：从1980年5月到1983年12月，艾青发表对“朦胧诗”直接或间接批评的文章约七八篇。除文中提及的之外，艾青的这些批评文章还包括《首先应让人看懂》（《作品》1981年第3期）、《谈诗》（《星火》1981年第6期）、《艾青谈诗——答本报记者问》（《中国青年报》1981年6月18日）。）他的文章往往措辞严厉，态度强硬，以一种更加“以牙还牙”的方式不断表示对诗坛新人和诗坛新秩序的气愤。但艾青本人此时似乎也忘了，他曾经对高度压缩的诗歌是推崇的，也并不以为其“读不懂”，在评价戴望舒的现代诗《我用残损的手掌》时，他是把“用高度压缩的词句”（注：艾青：《望舒的诗》，引自《戴望舒诗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作为戴望舒诗歌的优点提出的。艾青自己对北岛“生活——网”一诗读不懂，可能没有想到自己在数年之前曾经在诗歌里发过“生活是一张网”的感慨。（注：出自艾青诗歌《火把》中的诗句，原为“生活是一张空虚的网/张开着要把我捕捉”。）而且大多数人也许还没有忘记唱着“归来的歌”的老诗人《在浪尖上》那些曾经激动人心的预言性诗句：
要是有人问：
“文化大革命有什么成果？”
这就是在交付了太多的代价之后：
中国出现了新的一代青年。
以青年一代为主的朦胧诗人，在当时无社会地位、无文学资历，属于“弱势群体”，作为刚刚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他们正处于需要扶植和被肯定的时候。在论争中明显处于劣势的他们，面对来自自己所尊敬的诗坛泰斗的贬损和批判，心里想不开也是很自然的。退一步讲，如果没有艾青的批评，青年诗人还会不会做出对艾青激烈的反叛姿态？显然，论争双方都过分激动和偏执，且存在着深深的误解。而在当时文艺论争动辄被政治化的时代，曾经以“启蒙”行动掀起朦胧诗运动的贵州诗人却注定要为这次极端的“弑父行动”付出政治的和艺术的双重代价，具有悲剧和悖论意味的是，由于朦胧诗论争使得他们更广泛地被朦胧诗史记住，而又是朦胧诗论争及其论争中的政治力量为他们的诗歌之途带来了致命的伤害，导致他们在当代诗史中似乎永无出头之日，成为被压抑最深最久的一群。
就北岛而言，他与艾青从“忘年交”到“绝交”的转变亦令人深思。他们两人之间的分分合合不仅牵涉了整个诗坛的论争，也贯穿了两代人之间在人与诗之间双重的交谊与分裂。大约在“四五”天安门运动前后，时为工人的北岛第一次拜访艾青，此时，回京已一年的大诗人却颇为潦倒，（注：参见牛汉：《一颗不灭的诗星——痛悼尊师艾青》，载《收获》1996年第2期。）还没有重新拿起诗笔，更没有在诗坛“归来”。相识后，艾青对北岛的印象很好，从此，他们开始了五年之久、年龄跨度达40岁的忘年友谊。艾青夫人高瑛的回忆是：“在人的初次印象里，他长得很漂亮，个子不高，话很少，似乎还有些腼腆。了解多了，艾青发现他思想很深沉，而且也在写诗。……日子渐长，我们家里的人都对北岛有所了解，也很好。他总是一来就与艾青谈诗，拿出新写的诗稿给艾青看。艾青对他非常好，谈起他的诗也很耐心、仔细的。所以，我一见他们谈上了，就去准备饭。吃完饭后，又继续谈。这样的光景，一直从1976年持续到1981年，竟有五年之久。”（注：参见程光炜：《艾青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17～520，518页。）
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风声中，朦胧诗人的命运阴影重重，几乎像是走在雷区，稍不小心就会引爆自毁，正统主流的文学界不承认其合法地位，他们仍处于诗坛边缘。艾青态度鲜明、对垒分明地站在了正统的一边，加速着朦胧诗在主流文学界的“非法化”。针对徐敬亚《崛起的诗群》一文，已经有了最为严厉的批评：程代熙的《给徐敬亚的公开信》（《诗刊》1983年第11期），紧随其后的就是艾青的《艾青谈清除精神污染》（《诗刊》1983年第12期），老诗人借用一种并无创意的政治性质问指责青年诗人：“近几年有少数诗人躲在个人心灵的小天地里，咀嚼痛苦，咏叹哀伤，感慨寂寞，用扑朔迷离、晦涩难懂的字句抒咏他们的不健康情绪，散布精神污染，而时代前进的足音，广大人民的火热斗争，在他们的作品里却得不到丝毫的反映，有些东西，叫人怎么理解呢？简直近乎荒诞。”一向反对扣帽子的艾青此时给青年诗人扣上了一顶“散布精神污染”的帽子，而他所指责的“咀嚼痛苦，咏叹哀伤，感慨寂寞”亦像自己年轻时代的诗歌风格。这时的艾青，似乎越来越向主流“归队”，而以艾青为代表的权力阵营的言辞和态度，不仅使斗争扩大化，而且对朦胧诗的生长极具“杀伤力”，它似乎加速了诗歌内部的论争最终被引渡到政治的地盘进行裁决的可能性。艾青并非政治权威，而是青年诗人热爱的诗歌领袖，他的“倒戈”对青年诗人的打击很深，他们与艾青由最初密切、友好的交往突然变得关系紧张且尖锐对立，令许多人感到吃惊，而艾青在论争中的激烈言行也引起许多人的不解。（注：比如蔡其矫曾说：“我和艾青本来是好朋友，他在落难时我们接触比较多，‘朦胧诗之争’后我们就疏远了。”参见《蔡其矫访谈录》（《沉沦的圣殿》，第495页）；另外，牛汉谈起艾青与“朦胧诗论争”，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根据笔者与牛汉的访谈记录，2000年4月10日，北京牛汉寓所。）蔡其矫认为这是因为艾青个人地位变化所至：
大概是1979年以后，就是艾青率诗歌访问团南下访问回京以后。这时，他已经有地位了，就……后来仍然比较好嘛。
他（指艾青）30年代就批过何其芳，虽被打成右派了，但他本质上是古的。他到日本去开了个什么会回来，就完全是官方口吻了。他有了地位后，就慢慢显出他的古了。这是官方意识对他的影响，所以他就反对“朦胧诗”。
其实，除了政治地位和个人地位的变化之外，人事纷争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随着朦胧诗人在政治压力下的暂时“妥协”和在政治立场上的“承认错误”（注：指徐敬亚在《光明日报》1984年3月5日发表《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关于“崛起的诗群”的自我批评》。），至此，凭借政治这一最佳助手，两代人之间的胜负已经揭晓。在青年诗人与老一代诗人之间的较量中，青年诗人明显处于劣势与弱势，这场声势浩大的论争最终必然以青年诗人的失败告终——当然并非文学意义上的失败。论争中黏滞于伦理道德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的纠缠，有时把艺术自身的空间挤迫得面目全非且无处容身。多年以后，论争的点火人之一徐敬亚依然有所不平：“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他们一次次把难解的艺术思辨，提交到政治的法庭上审判……”（注：徐敬亚：《隐匿者之光——中国非主流诗歌二十年》，载[美]《倾向》1997年总第10期。）但在突出显性的政治因素外，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关涉两代人之间的代沟问题，这些因素往往纠缠在一起。
回头来看这场论争：令人费解的是，艾青何以会写这样的文章要把朦胧诗坚决从“歧途”引向“正道”？何以会把批评的矛头直接对准与他相交甚深的北岛。艾青的“政治敏感性”并不是很强，而且他内心里一向鄙视政治敏感的作家。以他的为人及与青年诗人之间一贯的友好来往，似乎不足以造成剑拔弩张的争斗。作为一个年愈古稀、被人尊为“诗坛泰斗”的老诗人，青年人用那样的态度和言辞挑战自己，艾青显然有被激怒的成分，更未必会理解贵州诗人对自己“特殊尊重”的方式，再加上艾青性格中天生有着激烈和倔强的一面，可能成为他后来态度急遽转变直至最后把论争与他最厌恶的政治挂上钩的因素。另外，艾青对朦胧诗人大加批判的过激言论显然也并不符合他在新时期所极力主张的“说真话”原则，这其中难免混合了人事原因的纠缠和现场感很强的论争情绪，因为论争中所出言论往往都是急于置对方于死地的极致之言，甚至会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语言冲动，从这一点，同时也可以理解文学论争常被引渡到政治路径的自然和必然。应该说，在整个“朦胧诗论争”中，艾青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沟通，两代人之间的文学“互喻”
“朦胧诗论争”在表面显现出来的对峙和分歧并不能抹杀其潜在的沟通。事实上，在论争中的两代诗人在观念和诗学上的对峙不仅存在着很深的“文化代沟”，同时也存在着无法抵消的“文化沟通”和“文学互喻”。
当青年一代发出自己的宣言时，或许，他们首先表达的是“代”的替换，是对“诗歌换代”的提示，或者说是一种谋求“自立”的迫切心情：“终于，我们站起来对艾青说：/你们的太阳已经过去，/我们的太阳正在升起！/你们这一代诗人代表不了一代诗人的我们。”（注：黄翔：《致中国诗坛泰斗——艾青》，载《崛起的一代》第2期。）而到了顾工所说老一代的“节节败退”中，其实已经包含着“两代人”正在从“不解”达成“和解”：“我在理解我孩子的过程中理解着诗；我在理解诗的过程中理解着我的孩子——新的一代。”（注：顾工：《两代人——从诗的“不懂”谈起》，载《诗刊》1980年第10期。）这其实是两代人与诗从冲突、隔膜走向理解，从对峙走向沟通的过程。青年一代的诗歌中，表现出来的并不全是自己这一代人对历史的思索，它同时也反映了一个民族对于时代的整体思索，这是诗歌所传达出的民族共通情感。所以他们不仅面临各种指责，同时也接受了各种不同年龄人们的赞扬。“我们从各自不同的声音中，听到了整整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对于往昔的感叹，以及对于未来的召唤。”（注：谢冕：《失去了平静以后》，《诗刊》1980年第12期。）艾青的《与青年诗人谈诗》发表后不久，在整个论争中一直比较克制的北岛就在《上海文学》发表了自己对诗歌的看法，其中一段与诗歌技巧无关的话明显是有所指的：“世界上有很多道理，其中不少是彼此对立的。应该允许别人的道理存在，这是自己的道理存在的前提。诗人之间需要沟通、理解、宽容和取长补短。当然，争论也是必要的。”（注：北岛为《上海文学》1981年第5期的“百家诗会”所写的诗歌创作谈。）北岛所期望的诗人之间的沟通、理解、宽容和取长补短并非不存在或不可能。事实上，论争在对峙的同时已经呈现出一种文化的沟通。
两代诗人之间的文化沟通是双向互喻性的。一方面，老诗人从青年诗人那里得到鼓舞，学习或借鉴。“文革”后处于困境中的艾青同样也从青年一代那里得到了精神安慰和写作鼓励：“我和艾青认识差不多两年了。他常提起你们，尤其在他非常困难的时候，你们的来信曾使他极为激动。”（注：引自北岛致哑默的书信，1978年10月18日，未刊手稿。）青年诗人给予艾青的鼓励应该说对他重新归来是有一定鼓舞作用的，这从他复出后的诗集序言中可以明显看出。另外，在北岛所创办的油印刊物《今天》上，艾青之子艾未未与阿城一起为《今天》画插图，也算是《今天》的成员之一。经艾青介绍，北岛认识了老诗人牛汉、蔡其矫；蔡其矫又介绍北岛认识了远在福建的舒婷。正像蔡其矫引荐了舒婷与北岛代表的北京诗人群的相识一样，艾青作为中介人，也使北岛及其北京诗人群得以与贵州诗人相识，（注：根据哑默日记1978年10月4日所记：“收到一封北京来信，寄给艾老的那份东西引来的意外的朋友”，此处所说“朋友”即指北岛，“北京来信”指北岛用赵振开的原名写给哑默的第一封信，写于1978年9月25日。北岛在信中说：“我在艾青家看到你们的信和作品，你们的热情和叛逆精神触动了我。”本文所引日记与书信均为未刊原稿。）并建立了青年诗人之间的诗歌友谊，为朦胧诗建立起“京城”与“外省”的诗歌互动。
谈起朦胧诗人，另一位归来的老诗人牛汉坦言：“他们的献身和呼号唤醒并激活了一代纯洁的灵慧的后来者，也激励了不少年老的久久沉默的诗人。……就在朦胧诗萌发的那几年，不少如我一样沉默的诗人都先后沉雷一样地醒了过来。”（注：牛汉：《苦思中国的新诗——〈新诗三百首〉代序》，引自牛汉著《命运的档案》，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至今，牛汉都不讳言自己受到青年诗人，尤其是北岛的影响：“北岛有时批评我的诗写得不好，有时读了一首诗也会说‘牛伯伯，你又进步了’。我们之间很融洽。我的有些诗确实写得不如北岛，有时我也确实是向他学习。年龄不代表什么，在他面前，我从不以老师自居，我经常对他说‘在写诗上，我不是你的老师，我们是互为老师，互相学习。’”（注：牛汉回忆。根据笔者与牛汉先生的访谈记录，2000年4月10日，北京牛汉先生寓所。）不光是北岛，其他朦胧诗人的作品也或多或少对老诗人牛汉有所影响，他说：“北岛的冷峻、舒婷的至情、江河的浑朴都令我赞叹不已。从他们以及许多同时出现的诗人的创作中，我汲取了不少的诗情。”（注：牛汉：《诗的新生代》，载《中国》1986年第3期。）
另一方面，青年诗人在艺术观念、形式以及人生态度上更普遍性地向老诗人学习、借鉴。舒婷在蔡其矫之处，学到的不仅是艺术技巧，更是艺术眼界的扩大。徐敬亚作为老诗人、学者公木（张松如）先生（时为吉林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课代表和得意门生，也有更多机会系统接触西方诗歌和传统诗歌的营养。北岛在牛汉处学习的可能更多是一种对待苦难的人生态度。以艾青为例，在“朦胧诗论争”之前，他一直是青年诗人的文学同路人和精神领袖。在引起艾青态度转折性变化的“崛起事件”中，诵读“讨艾”檄文中那些激愤的意气之语，谁能想到在这些青年诗人心中，艾青曾是他们从小崇拜的诗歌偶像和心中长期供奉的“诗神”，并且是很多人走上诗歌创作的启蒙导师。“我敬仰艾青，因为他是诗人，而我是诗的追求者”（注：张嘉彦：《有谁听说过艾青……》，载《崛起的一代》第2期。），“毫无疑问，我们对过去浑身充满了民主战斗精神的艾青有着亲切地回忆，在他重新‘出土’之前，我们曾给他寄去了大量的书信和诗稿。”（注：邓维：《也谈艾青》，载非正式刊物《崛起的一代》第2期。）在诗歌道路的成长中，他们曾吸吮了艾青诗歌的大量养分。即使他们对艾青挑战之时，在心底也仍是尊重的。“我和我的朋友们对艾青是有感情的。”“老诗人艾青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我向他‘挑战’的同时，我的床头仍然挂着雕塑家张得蒂为他塑的铜像的照片！”（注：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载非正式刊物《大骚动》第3期，1993年7月油印出版。）仅仅四五年以后，黄翔在一篇文章里袒露了当年挑战艾青的目的和愿望：“向艾青‘挑战’是基于更新民族文化的自觉的责任感。我希望艾青激进一些。仍然保持年轻时代的叛逆性。……向艾青‘挑战’是我对艾青的特殊尊重方式。尽管显得火爆和语言不逊，但我总以为艾青会带着宽宏大量的微笑望着年轻的后来者。他一定会明白，啄食他的神圣的诗的前额的凶猛的山鹰正是出于对他的厚爱。”（注：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载非正式刊物《大骚动》第3期，1993年7月油印出版。）在对艾青的矛盾态度上，他们既像是叛逆家长而离家出走的孩子，又像是一个没有完全自立仍靠家长暗中接济的弃儿。
青年诗人对艾青由最初的敬仰到后来的背叛，并非出于截然对立的政治矛盾。“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我们完全有信心宣布，你将是失败了的老师，我们是胜利了的学生！”（注：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载非正式刊物《大骚动》第3期，1993年7月油印出版。）这就是说：他们首先承认了艾青是他们的老师，自己是学生；其次，才是师生之间的胜负，这本身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艺术较量，而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政治决斗。的确，艾青是他们的诗歌之师，他们既是学习者，又是反叛者。艾青通过诗歌已经把思想和精神的“火把”传递到他们手中。这种文学的传承并不以个人是否承认、是否作出背叛姿态就可以否定的；当然这种传承不仅有诗歌技巧和语言运用等方面的影响，而且有思想内涵、精神气质和道德关怀等方面的影响。
贵州诗人对艾青反叛、攻击最甚，但他们诗中受艾青影响的痕迹也最明显，有时甚至是一种“垂直性”的类似影响，或者说他们的写作历程一直携带着艾青的诗歌养料。无论从诗歌内在的精神层面或情感基调，还是从外在的语言意象和结构形式，都流露出汲取艾青诗歌养分或重或微的迹象。黄翔曾经否定了艾青诗论中“真善美”这“三个轮子”，（注：黄翔：《致中国诗坛泰斗——艾青》，载《崛起的一代》第2期。）但这三个轮子却在他最初踏上诗歌之旅时，推动着他在自由、光明、理想的呼唤中向前飞奔，对比二人的作品，就会发现这三个轮子推碾过的辙印异常分明。在“我”与“野兽”之间缔结的想象中，艾青的《向太阳》或许给黄翔写作《野兽》以启迪。“我起来——/像一只困倦的野兽/受过伤的野兽”，这是艾青1938年在抗战烽火中发出的挣扎声。“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这是整整30年后（1968年），黄翔在“文革”的政治风暴和红色恐怖中发出的悲鸣。艾青对黄翔不仅是诗思的启迪，而且有更深入的诗歌精神质素以及语言意象方面的影响。黄翔的《火炬之歌》与艾青的《火把》提供了一份文学继承和沟通存在的文本证据，象征性的“火炬”、“火把”构筑了“火”的核心意象，它们都是光明的象征和启蒙精神的投影。抛开不同的写作背景、具体的历史语境和各自的内容指涉，可以认为，《火炬之歌》是对《火把》的“重构”，这种“重构”基于诗人在黑暗年代对光明的强烈渴望以及对黑暗现实的反抗，这是他们沟通所具备的共同的精神基点。
贵州诗人群中，哑默极为崇拜艾青，创作上受其影响很大，仅仅在“崛起事件”发生一年前，他还曾为艾青的归来奔走相告：“我们找你找了二十年，我们等你等了二十年。”（注：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艾青诗选·自序》中艾青引的读者来信中的第一句话，并说：“这是今年四月底，我发表了第一首诗之后，读者对我的关切。”而这一句话正出自哑默写给艾青第一封信中的第一句话，参见哑默《伤逝》一文，载《崛起的一代》第2期。）并且，他有五首诗直接献给艾青：《晨鸡》、《启明星》、《给诗人》、《“在智利的海岬上”……》、《古罗马圆形竞技场》，诗的题目、写作风格与诗歌情调基本都是艾青式的，甚至有些诗如《给诗人》几乎完全用艾青的语言写成。并且，把艾青的“真善美”作为一生做人与作诗的追求，还把自己的自印诗集命名为《美与真》。“文革”后，哑默在美国《华声报》连载长诗《飘散的土地》时，艾青为他题写了诗名，长诗中抒发的对土地深沉的忧患和热爱亦与艾青相同。对于贵州诗人来说，在精神世界与诗学天空的构建中，艾青是他们走上诗歌之路的助手。
除了贵州诗人之外，其他朦胧诗人也与艾青有着不同程度的文化互喻和文学沟通。“白洋淀诗群”的多多曾经在动笔写诗之前认为“艾青是中国白话文运动以来中国新诗第一人”（注：多多：《1970—19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载《开拓》1988年第3期。）。至于“朦胧诗”的主将北岛，以他一向友善、内向的为人，他与老诗人（也包括老一辈作家）的关系并非完全“对峙性”的，而常是非常友好的文友关系，比如蔡其矫、牛汉、唐祈、冯亦代等，（注：北岛在“文革”后期就与艾青、蔡其矫、牛汉相识，并有较为密切的诗歌往来。据一些知情人讲，北岛可能受到冯亦代影响，北岛家与冯亦代家一直住在一起（北京三不老胡同），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他们之间有书籍借还等文学性往来，这或许对北岛走上文学道路、并能在“文革”期间得到文学作品的滋养提供一种说法。另外，根据郑敏《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与《遮蔽与差异——答王伟明先生十二问》（收入郑敏著《著诗歌与哲学是近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文章中谈及北岛80年代拜访在兰州大学教书的唐祈，看到40年代几位年轻诗人的现代诗歌（诗集），说“这种诗正是我们想写的”，“我们想做的事，40年代的诗人已经开始在做了”。）更不用说他与艾青有着长达5年之久的友谊，他对艾青应该是敬重的，而在这段长时间的交往中，不能说艾青对北岛的诗歌写作一点没有影响，更何况他们之间总是以谈诗为主。事实上，北岛诗中那种深沉的社会责任感、民族忧患意识和现实参与感，与艾青诗中的情感是相通的，他们都是在现代主义的技巧中融入了现实主义的厚重，可以说，作为20世纪中国的两代知识分子，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自己民族的情感诉说息息相通，只是具体表达方式、写作技巧不同而已。
客观地讲，在“朦胧诗论争”中，两代人均不冷静，情绪化的因素常常占了上风，左右着各方的理性判断，除了诗歌本身与政治外力等因素，也包含了两代诗人（当然并非全部）之间的误解。事过境迁，曾经对北岛诗歌大加贬低的艾青在多年之后认识到北岛也是诗歌的“一家”，（注：参见程光炜《艾青传》所记载的艾青夫人高瑛的回忆：“当时一家出版社欲出‘七家诗选’，编辑来征求艾青意见，他就力主应该有北岛，说：‘北岛也应该是一家嘛。’”）并且认为“中国当代诗歌史，北岛是不能漏掉的，诗歌史肯定会为北岛写上一笔的。”（注：牛汉回忆。根据笔者与牛汉先生的访谈记录，2000年4月10日，北京牛汉先生寓所。）可以说，以艾青为主要参与者的老诗人和年轻的朦胧诗人之间，彼此在经过激烈论争的冲突与对峙后，最终在生活和诗歌上达成了和解（注：贵州诗人后来和艾青重修于好，在1986年艾青生病时，他们专程集体从贵州到北京看望了艾青，黄翔向艾青当面道歉，之后他们常有往来。黄翔在文中表示“向艾青挑战是深刻的，否定艾青是浅薄的”。（参见黄翔《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纽约天下华人出版社1998年版）。）。代沟也以其对峙与沟通的双重方式，推动了当代诗坛格局的重新规划。
注释：
（24）廖亦武、陈勇：《蔡其矫访谈录》，载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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