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发外来务工人员开放教育市场的调研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务工人员论文,调研报告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 2007-06-25
中国在农民工继续教育方面的巨大利益
中国公共社会在农民工继续教育上的根本利益需要农民工继续教育这个“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同一体获得充足的生产和消费来保障。首先，需要培养一支庞大的、高素质的、在“变平”(弗里德曼，2006)的国际化条件下有竞争力的基本劳动力队伍。中国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水准和国际竞争力实际上就依赖于在工业区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含量。其次，中央政府提倡在国民收入结构上要有所调整，把低收入者的收入逐步提高。现在，制造业农民工的工资实际上仅仅达到最低收入标准，观察到的比这高的工资包括了加班费。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的最根本的办法是提高他们获得收入的能力，即通过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让他们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为他们提供教育将有助于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和收入，从而为建设和谐社会所需要的收入政策调整作出积极贡献。第三，农民工继续教育是积极的社会保障。工业区在职人员最多的是生产线上的工人，他们都比较年轻，从17-18岁到30来岁不等，但大部分是20岁上下。他们在装配线上的有效工作年限不长，基本上不超过十年。一些电子工业的企业人力资源部门主管表示，他们实行的是27-28岁以上不招的政策。虽说企业并不会因员工年龄大而将其辞退，但加工工业有自己特定的生产周期——订单时高时低，低时需要辞退一些人，而年龄较大者最有可能先被辞退；订单多时他们不是把辞退者招回而是再向社会招聘年轻人——通过这种方法更新企业员工，使员工的平均年龄始终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线上。问题是：当这些员工被挤出生产线后，他们的生活怎么办？所以，我们的社会需要提供较为积极的社会保障，为他们提供充分的继续教育的机会，以让他们在生产线上工作的时候就能利用业余时间为提升自己的人生品质进行人力资本的开发，一旦离开生产线，就有可能很快学会另一门技术，或者有可能在离开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另一门技术，而顺利地转入其他行业。他们将不但不会成为公共负担，造成巨额的社会福利支出，而是能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有竞争力的知识型劳动力资源。第四，防止现代都市形成新的贫民窟。第五，这与我们建设现代化城市也是有关系的。例如，对于拥有三分之一外来人口的上海来说，没有外来人口的现代化，城市的现代化也将是不完整的。第六，社会道德治安问题。如果农民工得不到社会上升的机会，社会长期稳定就会增添不安定因素。第七，培养负责任的公民。
凡此种种都表明，公共社会在农民工继续教育上有着根本的利益，必须确保这种“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同一体获得充足的生产和消费。但是，在利用城市继续教育资源和机会上，为什么农民工进行自我发展的行为与城市同龄人完全不同？为什么城市庞大的继续教育体系对农民工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如何才能有效地缩小农民工与城市同龄人在教育程度上的巨大差距，以扭转由于农民工被排除在继续教育门外所导致的这种差距的扩大趋势？
农民工继续教育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
2006年1月23-26日，是进城务工人员离城回乡过春节的人流高峰时段，我们在上海火车站南广场对他们实施了抽样调查。此时此刻的上海火车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进城务工人员总体的一个微缩。我们把这个总体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选择春节回乡的，用“回乡分总体”代表；另一个部分是选择春节不回乡的，以“不回乡分总体”代表。火车站总体可以代表的是更年轻的、进城时间更短的外来务工人员。我们所选择的调查日期是回乡人流高峰期，应该是有“回乡分总体”代表性的。我们这次调研的目的，并不是要对进城务工的各类人员对继续教育整体需求的统计分析，而是选择最有可能成为进城务工人员继续教育切入口的年轻人着手，着重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和对教育的需求，兼顾其他年龄。因此，我们要求访谈员较多地选择年轻人访谈，兼顾少量的30岁及以上人员。根据官方的流动人口调查，男女比例差不多。但是，我们发现，在广场上男性更容易配合。因此，我们由此获得的数据是不能用来推断“回乡分总体”的，更不能推断进城务工人员之“总体”。我们可以用该样本做一个探索性研究。在没有更多数据的限制下，我们也可以用从该样本获得的数据对“总体”进行较为科学的“猜测”。全样本总量为671；不包括大专及以上的样本量为618；不包括高中/中专及以上的样本量为419。这次调研发现如下：
发现1：外来务工人员是一个非常好学的群体。女性在继续学习的要求方面以60％超过男性的55％；女性在积极寻找学校、学习内容等学习信息方面也以64％超过男性的59％。有不少研究者获得与我们相类似的结果，例如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汪敏生教授及其团队成员调查的4174名外来务工者的数据显示：他们总体受教育程度不高(大专以上仅占6.7％)，但74.8％的人希望进一步接受教育，希望有正规的组织或学校为他们提供文化、技术方面的学习机会(朱泳武，2006)。按照年龄结构划分，18-21岁和22-24岁组的“要求继续学习”和“积极寻找学习信息”的比例最高。但是，如果进一步按文化层次划分，我们发现在高中/中专毕业人群中，要求继续学习的人的比重明显地与年龄成反比，而在其他人群中却是22-24岁组的学习欲望最高，比其年轻的人群组反而越年轻学习欲望越低。这里，其他人群组是读过高中/中专但未毕业，小学以上到初中毕业，可能这些人群在年轻时不是很有兴趣学习，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达到一定成熟程度后反而对学习的要求有了欲望，但到了30岁之后又开始出现下降趋势。以上分析表明，对于高中/中专毕业生而言，17-24岁组最有兴趣于学习，而对于文化程度较低者，则20多岁的年龄组最有兴趣于继续学习。
发现2：外来务工人员在很大程度上是愿意为自己的继续教育买单的。我们用“教育支付强度”，即每半年愿意支付的学费占一个月收入的百分比，从另一个角度来衡量其对继续学习的要求强度①。从教育支付意愿来说，从平均值来看，比较明显的倾向是越年轻越强，特别是高中/中专组，这种教育支付意愿与年龄成反比的关系更为明显。但是，如果从不同的“付学费意愿”来看，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半年愿意支付1501元者，以22-24岁、25-29岁和30-34岁三组最高，分别达6％、5％和6％；除了30岁及以上组外，各组在1001-1500元的付费意愿为7％到13％。从外来务工人员样本的群体来看，愿意半年支付1001元及以上的占到11％。换言之，外来务工人员中有11％的人每年愿意支付2000元来购买继续教育为己消费，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成人教育市场。
发现3：最好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市场应该说是在工业区。我们虽然可以按照各种标准来划分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市场，但是按照职业和所在企业类型划分却引导我们发现了最好的市场：我们把职业粗略地分为工厂工人/技工、建筑工人/技工、营业员/服务员、管理/文员和其他等五类，把企业类型分为三资、国有、大陆私企和其他等四类，然后再交叉合并成为八大类。三资企业工人/技工类的外来务工人员对继续教育有兴趣的占到62％，远高于国企的51％，私企的54％；高于建筑工人/技工类的57％，管理/文员的59％，仅仅略低于营业员/服务员的63％。这一发现，支持了我们团队的现代工业区学习共同体的概念。三资企业工人/技工每半年愿意支付的继续教育费用均值为529元，高于建筑工人/技工的421元，营业员/服务员的525元，低于管理/文员的673元。三资企业工人/技工更为同质化，内部的差别大大小于其他群体，特别是建筑工人/技工和营业员/服务员。这从另一个角度看，其也支持了我们团队的现代工业区拥有一个由价值观、收入和对教育需求比较接近的工人群体组成的学习共同体概念。在按照职业和企业类型划分的外来务工人员继续教育市场细分中，管理/文员按其支付能力和学习意愿来说是最好的市场，但这些人分布在各个行业，在地域上并不形成一个独立的市场。如果是网络远程教育，则可以不考虑地域性。反之，如果地域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按照行业、企业类型区分的细分市场应该是更重要的。2006年，我们在本课题实验基地——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地——永盛公寓做的抽样调查显示，教育程度：43％中专毕业，11％中专未毕业，12％高中毕业，5％高中未毕业，小学及初中18％，大专及以上12％。永盛公寓居住6000余外来务工人员，年教育市场规模可达600万元(人均1000元)，大大高于我们估计的上海外来务工人员人均700元的教育消费。其中，愿意每年开支2500元及以上的占30％，规模达174万元。按2500元相当于广播电视大学一年的学费计算，可以有约700名学生，超过总人数的10％。
发现4：潜在的外来务工人员教育市场巨大。我们把这个样本和上海市统计局的“上海市2003年外来流动人口调查”的数据结合，对上海外来务工人员成人教育市场规模的“总体”进行了估计，发现：以2003年上海市15-39岁之间的外来务工人员总人口300万计，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潜在的教育市场年总值(市场总规模)约21亿元。一年21亿元的教育市场有多大？如果现在的民办大学收费10000元一年，一个学校10000名学生，21亿元就是21个这样的大学的学费。另外一种理解的方法是，15-39岁的上海外来务工人员有300万，平均每人年继续教育开支意愿达700元。
把学习和教育基础设施建到农民工的身旁
既然农民工的学习欲望如此强烈，也有一定的教育支付意向，为什么观察到的事实却是农民工在利用城市继续教育资源和机会来进行自我发展方面的行为与他们的城市同龄人完全不同？为什么城市庞大的继续教育体系对农民工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呢？究竟是什么因素阻碍了农民工接受继续教育？
我们通过调研发现，阻碍农民工接受继续教育的主要因素可以概括为：时间、信息、空间、资金、项目。“时间”是指工作时间太长。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43.1％的表示“上班时间太长”，“严重阻碍”了他们接受继续教育；而44.9％的表示“有些阻碍”。“信息”是指严重缺乏城市各类教育机构提供继续教育项目的信息。该样本中的在“积极寻找信息”组中，40.4％的表示“找不到学习的相关信息”，“严重阻碍”了他们接受继续教育；而47.6％的表示“有些阻碍”。“空间”是指学习和教育设施距离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所在地太远，不方便。现代工业区外来务工人员的学习欲望和时间、信息、空间、资金、项目等问题的矛盾最为突出，而中国40％的农民工在从事第二产业(即工业)，至少有4千万劳动人口。
空间的因素就是工业区的农民工缺乏就近的精神和物质的学习支持体系。工业区拥有工业设施和少量的商业服务业，很少有文化教育设施。以上海松江工业区为例，实际面积非常大，但在这片工业区内却很少有文化教育设施。可能最初对松江工业区的规划是，当地农民工有教育方面的需要，可以到松江城去获得。但工业区的特殊情况是，绝大多数的农民工都是在工业区内上班和居住，工业区与外部的交通不要说不方便，即便方便也要花不少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当农民工工作比较劳累了以后，如果还要花上20-30分钟才有可能到达具有文化教育设施的教育/培训机构，那他们去使用这些文化教育设施的可能性就会大大下降。但是，如果在他们步行10-15分钟的范围内有一些文化教育设施，那他们利用这些设施学习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所以，在工业区内建设星罗棋布的学习中心作为外来务工人员继续教育的基础设施，以支撑起工业区大规模的继续教育事业，显然既是一种必须，也是一种必然。有了在农民工身旁的星罗棋布的学习中心和就近的教育项目，阻碍农民工接受继续教育主要因素的时间、信息、空间、资金、项目中的“时间”、“信息”就可以获得很大的改善。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永盛公寓是中国农民工发展的国内与国际兴趣交汇点，我们从2006年初起选择了永盛公寓作为我们的实验基地。马陆镇当地居民有5万，外来务工人员10万，2006年GDP达500多亿元人民币。永盛公寓最多可容纳居住人口8000人，现在已有60多家企业的约6000人入住，基本都是外来务工人员。永盛公寓是中国农民工发展的国内与国际兴趣交汇点②。当地最大的雇主是美资企业伟创力③。永盛公寓是马陆镇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的集中居住地，也是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小区中的佼佼者。一位在学的农民工在作文中这样写道：“初来上海的时候就住进了永盛公寓，给我的感觉就像大学的校园，这里的环境和管理都非常得好，来来往往的人群非常得多。外面的世界多姿多彩，让人陶醉在这个大千的世界里。这个公寓住的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求职生涯人，来来往往的上班人，一到晚上这里就如同热闹的街市。”(实验课程记录2，PP.4)
但是，这个万人公寓仍然缺乏可以支持良好教育市场的硬、软件基础设施。学员LPP说：“小区的日日夜夜生活确实很精彩，包括一切完备的生活设施。一个很完美的住宅小区唯独欠缺的就是一点点学习的不方便。”(实验课程记录1，PP.177)。8人一间的寝室，除了睡觉，很难在屋内做其他事情。虽然屋内置放一台电脑供大家分享，但空间实在太小，很难成为一个装备有电脑的个人学习空间。当地最大的跨国公司——伟创力，虽在公寓内设有文化活动室、阅览室、棋牌室、乒乓球室等，却没有计算机房。公寓内有一个连锁的仅供电脑学习的电脑室，面积仅相当于一个寝室的大小，却安放着14台不能上网的旧款电脑。这个电脑学习室实行收费学习，其价格并不低，两个月收取400元，个人付费后随时可以到这来使用各种应用软件自学办公自动化。公寓的商业街上有一个约有200台电脑的网吧，会员是2元/小时，临时会员是3元/小时，平时生意兴隆。虽然许多人每月用在网吧的开支在50多元，但要通过网吧使用电脑学习则是一大难事。
为了培养这个教育市场，公寓内或外面的商业区应该建立一个学习中心，配备用于学习的电脑和网络(每小时收费应在1元以下)、教室/自修两用室及图书馆。这样一个“学习中心”是保证居住者拥有一个起码的学习条件的硬件基础设施。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教育基础设施”。嘉定电大校长认为，外来人员通过网络来学习是一条好的途径，但他们却缺少网络学习的基本设施。本课题组曾经召集若干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相关人员讨论如何开发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市场，他们均表示单独开发的可能性极小，主要原因是风险太大。在一个教育基础设施极为欠缺的民工集中居住区，如果一个学校去开发市场，就要在那里投资建设电脑房、教室、自修和图书室等教育基础设施。我们也曾建议他们合作开发新市场，他们却认为合作虽是一个好的方法，但因为风险而谁都不愿意出来牵头做此事。由此可见，只有在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区的教育基础设施建立起了，学校才有兴趣去尝试拓展那里的教育市场。在他们看来，如果营销之后能够招到足够的学员就继续尝试，否则就终止，损失的最多也仅仅是营销费用而已。其实，教育基础设施对培育外来务工人员教育市场的重要性也可以用工业区的“三通一平”来说明的。为了吸引外资来建厂，当地政府必须先做到“三通一平”，保证投资的基本环境，然后外企才会来投资办厂。
政策环境显然是繁荣工业区外来务工人员教育培训的一个重要条件。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政策是严格禁止学校多校区办学。由于工业区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工作的特殊性，学校必须“送教上门”才有可能吸引大多数求学者，而“送教上门”也就变成了多办学点。如上海某中专学校要到上海郊区的工业区去多点“送教上门”，就曾遇到多办学点的禁令，且也无法绕开这道禁令。如果企业与学校互相挂钩，则学校是属于应邀帮助这个工厂搞“内训”，而不属于向社会办班，所以我们认为，其不触及此禁令。
“教育需求”与各个自变量的关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受个人对教育的信念(Belief)和态度(Attitude)的影响。教育提供者是可以通过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对教育的信念和态度来达到提高“教育需求”目的的，这往往是要通过一定时间的教育活动，特别是实际地推出教育项目让外来务工人员尝到学习的“甜头”之后才能逐步奏效。学者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终身学习态度是有影响力的，因此，学者应该担负起宣传终身学习理念的责任。教育过程本身所带来的“感受”，如娱乐感的大小、精神满足感或者痛苦，也都对学员的求学欲望产生巨大的影响。作为支撑教育市场的重要方面，民工集中居住点的个人学习的人文支持环境，也是需要在教育实施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在学习过程中“认识许多相同爱好者，可以相互建议和协商，以让自己提高和丰富知识，做自己的每日学习计划。”(LM，实验课程记录1，PP.161)。一位学员用下面的一段文字表达了学习过程中老师的咨询和支持对他们坚持学习的重要性——“各位老师，你们好！谢谢你们对我们学习的关怀与支持。我以为我们并不是孩子，而已经都是成年人了，且大多数又是进城务工人员，对于知识的重要性很了解，都想再好好的学习，用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在当我们想埋头苦学时却发现自身有许多的问题，比如脑子似乎变得迟钝，学的知识很难记住掌握，自己一心要好好的去学，但是自己的耐力却又无法控制，通常半途而退，自己也时常感到非常的困惑。我真诚希望各位老师能为我们提出若干相关的建议或方法，谢谢了！”(GTH，实验课程记录1，PP.87)。同样适用的是，学习和接受教育的习惯形成是需要一个尝试过程的，这个过程的形式和时间长短对不同的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需要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其周围教育供给决定的。公寓就近的教育项目越多，(农民工)住民接受教育的机会也就越多，“知识存量”就越容易发生变化，然后会刺激住民产生更多、更强烈的教育需要。同样，教育项目使住民在教育过程的感受越愉悦，则住民产生的教育需要也就越强烈。虽说教育需要不等于教育需求(Demands)给定的各种其他因素(经济学的习惯推论法)，但是，教育需求决定于教育需要的强度。从这个定义上说，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需求本身也是要通过教育供给来培育的，这就是“供给”产生“需求”，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需求”产生“供给”。这是在农民工教育需求方面的“供给学派”。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虽然还看不到一个巨大现成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市场，但这个市场在其形成过程中需要一些早期进入者来培养这个市场。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谁愿意来投资培育这个教育市场，抑或培育形成之后让更多非投资者都来摘“桃子”？这表明，培育工业区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市场属于“公共产品”，既属于“公共产品”，则公共社会责无旁贷。
工业区的外来务工人员有三类居住形态，一类是新建的大型的集中居住区，每个居住区能够容纳3000到10000名农民工；第二类是公司的职工宿舍，有小有大，大到能够容纳20000以上的农民工；第三类是从当地的农民村落演变而来的农民工集中居住村，农民工借住当地村民的私房，一个农民工聚居村可容纳几千到10000左右的农民工。我们建议，在每个拥有10000到15000左右农民工的聚居区建立一个学习中心。我们在这里预先设计一个标准的“学习中心”，描述各种将来可以在其他地方复制的功能和特点。“学习中心”是外来务工人员学习的公共基础设施，它应该具备以下条件：①一个拥有30-100台联网电脑的计算机房。为保证一个班级成员的学习，最少应具备30台联网电脑，以后的电脑数量可以根据学习需求给予增加。新旧电脑的配合使用，可在满足需要的同时降低成本。②一个可以播放影碟的小型多媒体教室。多媒体教室应配备一台与电脑相连的大屏幕液晶显示器，对多媒体有要求的课程(比如英语等)可以在这里进行教学。这种设施有助于为农民工推出快乐享受型的教育项目，以吸引他们早日进入终身学习轨道。③一个到三个教室。教室有课上课，无课时向用于自习的学员开放。④一个小型图书馆。不一定是实物的图书馆，可以是“流动”的图书馆——学员可以通过网络交换各自的书籍阅读。
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是开设和完成各种教育项目的基础。一辆短程的公共汽车就能把一个学习中心和周围的学习中心都联结起来，一组学习中心将形成一个社区大学。在这个社区大学网络中，基础是建立在农民工“门口”的学习“基础设施”，这就是工业区的“学习中心”。
建立多元继续教育需求的教育体系
阻碍外来务工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信息、空间、资金、项目中的“项目”要素，就是缺乏农民工需要的教育项目。在“找得到信息，但没有感兴趣的学习内容”的人中，21.7％的表示“严重阻碍”，51.0％的表示“有些阻碍”，这似乎表明，现有教育体系提供的成人教育项目是有令他们不满意之处的，但一半的人还是认为这仅仅是“有些阻碍”而已。这暗示我们，如果没有更适合于他们的教育项目，大部分人对目前的现有教育项目也还是可以接受的，或者是不得不接受的。总而言之，他们认为，接受现有的教育项目总比什么教育项目都没有的要好。当然，这也表明适合于进城务工人员的新教育项目的空间很大。对“学习不能马上帮助我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的人中，表示“严重阻碍”的有19.8％，而50.5％的则表示“有些阻碍”，这表明大部分农民工虽然继续学习的热情很高，也算是相当愿意为自己“花钱买教育”，但对于继续教育能否确实提升他们的职业竞争力的问题仍是相当持怀疑态度的，这可能同没有能够明显提升他们职业竞争力的教育项目相关，也可能缺乏他们中通过继续教育成功案例的教育有关。事实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继续教育的项目真的能够帮助这个群体的职业提升，他们对此的怀疑态度就会发生变化。比较“积极寻找信息”与“没有积极寻找信息”两组对该问题回答，前者是19.8％，后者是30.8％，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表明，在继续学习对职业发展的信心上前者比后者要高。或许这种信心上的差别，是造成两者在是否采取初步行动方面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么，什么样的教育项目才能适合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需求呢？应该说，任何教育群体的教育需求都是多样化的，包括外来务工人员这一群体。在以上提及的2006年1月我们在上海火车站南广场进行的问卷调查中，调查者问“以下是一些业余时间的教育项目。请按您的兴趣给以下几种教育项目打分，最低为1分，满分为10分”：3-6个月的短期技术培训；1-2年的高级技术培训；技术培训＋文化课，自己选修，学完一些可以拿一个文凭，再学可以拿更高的文凭；成人职业中专；正规学位教育，如大专、本科；英语培训；娱乐休闲教育(如学画画，学跳舞等)；如何获得信息的课程(如获得工作信息、获得法律信息等)；自学(大专、本科)考试辅导课程。这里的报告数据是百分比。从样本总体来看，“技术培训＋文化”课最受欢迎，高居55％；其次是对“信息”课程的需求，达43％；然后依次是“3-6个月的短期技术培训”为41％，“正规学位教育”和“英语培训”皆为37％，“自学考试辅导课程”为32％，“娱乐休闲教育”为24％，“1-2年的高级技术培训”为25％，而“成人职业中专”为20％。上述显示数据与人们通常对外来务工人员教育需求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我们通常认为，他们需要的是一种短平快的技术培训，而该样本所反映的却是，短平快技术培训(以“3-6个月的短期技术培训”项目表示)虽受欢迎，但并非最受欢迎。一个较高层次，提供一个明显的教育与职业发展的长期教育项目也非常有市场，这可以从其中的“正规学位教育”和“自学考试辅导课程”项目来反映。而短期与长期的“技术培训＋文化”相结合的课程项目最受他们的欢迎；对“英语培训”和“信息课程”的需求也非常高；特别是对“娱乐休闲”类课程的需求，反映了农民工同样具有高雅文化的追求。
在准备和实施本次调研期间，我们从2006年5月就开始接受对在6月份推出的免费课程的网上报名，在5-7月期间，我们一共回收了83份有效报名表，其中提问“以下那一种陈述最符合您在未来十年的教育发展计划”，回答分布如下：排位最前的是技术＋大专学历，达47.0％；其次是经常的技术培训27.7％；再其次是大学本科14.5％；最后是短期(3-6个月)的技术培训和技术＋成人中专学历，都是4.8％。数据显示，“技术＋大专学历”的教育项目最受欢迎，这也可从他们的留言中看出，一位学员说：“希望能把我们的学习和工作联系起来”，尽管大部分人都很看重学历学位教育，但也有27.7％的人并不在意文凭的获得。我们继续问，“以下哪一种教育发展途径是最符合您的长期教育目标的”，其中选择“大学自学考试”的人数居首，占36.1％，其次是“成人高等教育”占24.1％，然后依次是“职业技术证书培训”为18.1％，“电大的大专”为12％，最后是“成人中专”，仅为4.8％。我们惊奇地发现，答卷中有70％以上的农民工渴望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显然，新生代农民工不是没有工作，他们有了工作，并且希望一边工作一边获得个人的职业发展。他们希望的教育项目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他们的现实状况，而不是仅仅获得一点点的变化。因此，他们需要一种职业技术培训和学历文凭相结合的“严肃”的教育项目，也就是说对于技术和学历教育，他们是都需要的。所以，建立社区大学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因为社区大学可以为农民工提供包括技术培训和学历文凭方面的多种教育项目。
我们的重要发现是，工业区的外来务工人员对高等教育有着与城市青年人同样的强烈需求。在实验点，我们在招收免费课程的学生时往往有一些困难。我们开设的第一门免费课程是“信息的检索与运用”，课程开始时共招收到50多名学生，但当8周后仅剩下20-25名，流失率几近50％。有趣的是，嘉定电大也曾在永盛公寓进行过两次招生，共招收学生26名，一个学期过后却无一人流失。我们对电大的一些学员进行过访谈，他们认为他们之所以选择电大是因为学习工作两不误。这一事实也说明，高等教育应该成为外来务工人员一揽子继续教育方案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区内构建基于学习中心的社区大学网络
外来务工人员需要一种包含内容非常广泛的教育和培训来实现自我及其职业的发展，这至少包括以下几类：①成人补习教育。以弥补他们在农村所受基础教育的不足，为其终身学习和事业发展铺筑一个稳固的学习根基。②既包含通识性教育，又包含技能和职业教育。③既包括娱乐休闲教育，又包括学历和证书的“严肃”教育。④涉及各个学科和专业领域的高等教育，而又以技术和大专学历结合为主的开放式高等教育。⑤需要创造性地运用网络和面对面授课相结合，以及创新型的教学方法，以适合于学习基础相对薄弱并且有全职工作的农民工。
什么样的学校最适合在工业区提供上述教育？我们提出一个基于学习中心的社区大学模式。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社区教育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即“大力发展社区教育、远程教育，通过自学考试和举办夜校、周末学校等多种形式，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学习需求”，“社区要大力开展职业教育和培训服务”(国务院，2005)。
美国的社区学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向低收入人群提供教育来反贫困的经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Grubb教授等认为，社区学院具有帮助低收入劳动者获得职业和教育提升的最大的潜力(Grubb,2001; Jenkins,2002)。社区学院提供的是与更高收入相联系的大专(Associate degree)和职业证书及短期培训证书教育(Kazis,Richard,and Liebowitz,2003)。从历史上看，美国的社区学院由于具有无进入门槛政策，极低的学费、地理位置，及对低收入群体的便利和灵活的课程时间，已成为弱势群体进入高等教育的最主要通道(Dougherty,1994; Cohen,2000)。
对于什么是社区大学，我们存在着“历史”的误区，总认为社区大学就是公立的提供两年制高等教育的社区学院。其实，这只是美国近100多年社区学院发展的“历史现实”，这种“历史”并不表示社区大学就一定是公立的。有学者把私立的初级学院(Junior College)和私立的两年制学院都归入社区学院(Cohen,2000)。社区大学的本质是，在一个住民使用平常的交通工具可以便捷地获得的包括大专学历在内的各种通识和职业教育、休闲和知识技术性的多样性教育，并且，这种教育基本上是无门槛的，包括学术和财务上的。现在人们通常把符合如下条件的都看成是社区院校：①公共财政支撑；②无进入门槛；③为本地住民和社会经济服务的高等教育项目、补偿教育项目、职业教育项目等；④社区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等等。社区学院的定义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财政来源主要是公共的；另一个是其使命及在本地的教育功能。其实，定义和名称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使命和功能。从后者的角度来看，许多不以社区学院命名，而又是实现社区学院使命和功能的教育机构实际上就是社区学院，绝非以是否由公共财政支持，是否公办为标准。
显然，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社区学院系统，在所在社区向所有愿意接受高等教育或其他类型教育的人提供所需要的教育：无门槛进入；学费低得近似于免费，或学费虽然不是那么低，但是存在学生财务资助系统，使得每一个想进一步学习的人都不会因为没有支付能力而被排除在校门外；高质量和实用的教育以服务于当地的需要；教学模式适合于求学者的实际情况，如方便的时间、地点，友好的教师，高效的学习咨询。如果这样，则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需要可以主要由该系统来满足，就像是美国在职的低收入群体教育主要通过社区教育系统来实现的那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在工业区构建基于学习中心的社区大学网络的全部理由。
社区大学网络是一个开放大学体系
对于这种多样性的教育需求，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开放大学。这个开放大学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是没有门槛，比如说有初中教育层次的人，他们想要读高中、业余高中等等，那是没有门槛的。另外，已经读过初中和高中的想进入到这个开放大学学习，也是没有门槛的，这是指门槛。第二是指教育超市。社区大学除了自己提供教育项目之外，最主要的是在那个地方建起一个教育基础设施，可以开放给任何教育机构来办学。当然，学校需要设立一个负责鉴别的办公室，对于申请到这里来办学的，都要经过资格审查。资格审查不是为了把人家“挤”出去，而是把有授课资格的教育和培训机构“引”进来。同时，教育超市还意味着允许个人到这里来上一门课。作为个人，他们不需要自己去注册一个学校。他们可以和开放大学专门负责鉴别的办公室挂钩，一旦获得认可就可以作为开放大学的兼职教师来这里提供一门课。这样就可以保证对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的教育少一些中间商，使收费可以更加低廉。第三是真正繁荣当地教育市场。不但社区大学在那个地方组织开放教育，其他教育机构甚至个人也可以来提供教育，真正把当地的教育基础设施开放，不搞垄断。如果一搞垄断，在工业区里面的人就没有别的选择。在工业区里不可能开很多的学校，可能就这么一所两所。如果大家凭借地域上的垄断来办学，对于受教育者来说是极端不利的。
这样的“大学”将是开放性的，提供的是迎接各路教育机构“送教上门”的“教育基础设施”服务。即：①职业高等学校“送教上门”的大专项目；②电大系列；③其他高等院校“夜大学”的“送教上门”项目；④各种提供职业证书的教育和培训。由此，工业区的社区大学将形成一个开放性的“教育超市”格局：由本“大学”自办的较随意的通识和娱乐性教育，加上通过提供“教育基础设施”由各种教育机构“送教上门”的比较正规的学历学位和职业证书教育。由此形成一个较随意的与较正规教育项目相结合的格局，以满足工业区外来务工人员的各种教育需求。
工业区的社区大学的另一基本任务是，为周边的跨国公司提供优质的增补劳动力。以永盛公寓周边企业20％的员工流失率计算，这些企业每年至少需要增补约1000-2000名新员工，通常要求是中专、高中文化程度。为此，永盛公寓的员工“大学”可以与上海的中专学校联合，以“成人中专”的文凭教育项目从外地，特别是农村直接招收中专生，实行“半工全读”、“全工半读”和“淡季全读”的学制。“半工全读”是每周上班20小时，学习40小时；“全工半读”是每周上班40小时，学习20小时；“淡季全读”是在周边企业的生产淡季时或需要裁员时，务工人员暂时离开工作岗位，无工资的全日制学习。仅此一项，就可以达到为周边跨国公司，乃至上海先进制造业的扩展、升级提供优质的劳动力，改善制造业投资环境之目的。这种就学模式为周边企业提供了一个“劳动力蓄水池”：生产淡季时若干工人离岗，而离岗工人也正好全力学习；生产旺季时，学员离“学”上岗。如此，将有效地降低周边企业淡季时保持多余劳动力的费用，也能节约企业旺季时招工的费用。
其实，“半工全读”、“全工半读”和“淡季全读”的学制也同样适合于培养大专生，甚至本科生。如果通过各路高等教育机构“送教上门”，工业区的社区大学很可能会吸引一批专门来边工作边读大学的农村贫困家庭的莘莘学子。那时，工业区的社区大学就真的变成了大学。工业区的社区大学将通过自营和各种教育机构“送教上门”的教育超市模式培训已经就业的农民工，使他们的教育水准向大专甚至更高学历学位教育的方向发展，并且通过职业考证取得各种岗位证书；同时，通过“成人中专”项目，为周边的跨国公司提供远高于从外地直接招来的优质劳动力，为解决先进制造业劳动力的来源、更新和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
设立不同层次的社区大学政府专项基金
谁愿意来投资建设覆盖工业区的社区大学？其实，50年前的上海就像是今天上海郊区的现代工业区，所不同的是上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是在那个远远还没有听到什么“知识经济”的时代，规模稍微大一点的工厂都有属于自己办的职工夜校，从识字班到技校，到职工业余大学，可以说当时整整一代的工人在这里完成了识字和培养，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干部就是在这个通道“炼就”成才的。其实，他们中的极大部分也是从农村来的，就是今天我们所称的“农民工”。在那个年代，当他们下班之后，他们可以享受到还算丰富的社区文化生活。城市里，也就是今天所对应的工业区里，在步行范围内就很容易地找到夜校、电影院、工人文化宫、街道图书馆等教育文化设施。这些都是40-50年以前的老皇历了。但是，在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在郊区的许多现代工业区，特别是在跨国公司的工厂区，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什么？除了网吧，在企业内部或在农民工集中居住区内，却很少有与时代相适应的为当地农民工服务的教育文化设施。
如果建设覆盖工业区的社区大学网络是可以赚钱的，那农民工聚居地的“家门口”早就学校林立了。遗憾的是，我们的研究表明，不但农民工仅仅可能负担他们的继续教育成本的一部分，而且这个教育市场本身也是需要一个漫长的培育过程的。谁愿意来投资建设覆盖工业区的社区大学，培育这个教育市场？我们一开始就分析过中国公共社会在农民工继续教育事业上有着巨大的利益，中央和省市政府早晚会形成农民工继续教育的国家战略，主导覆盖工业区的社区大学建设。但是，主导不等于替代工业区农民工聚居区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发展当地社区大学的主体地位，更不可越俎代庖。这些利益主体主要包括当地政府(如街道、镇及其派出机构等)和社区内的企业，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农民工本身。此外还有当地的学校，如电视大学、成人学校，甚至介入社区服务的当地中小学校，及非盈利性机构和非政府机构等。
无疑，外来务工人员的继续教育既是“大公共产品”(涉及中国社会整体的巨大利益)，也是“小公共产品”(涉及农民工集中居住区的社区和谐和地方经济发展利益)；既是“大私人产品”(满足当地企业对优质劳动力的需要)，也是“小私人产品”(满足当地企业农民工发展和获得优质生活的需要)，可见，同一件“产品”涉及了每个相关主体的巨大利益。但是，虽然每个利益主体都在农民工的教育发展方面拥有利益，如果他们都想“搭便车”、不买单，那就使得这种“产品”无法提供，或严重供应不足。显然，关键还不是每个利益主体是否都认识到自己在其中的利益，而在于是否有一个制度性安排使这种“公共产品”兼“私人产品”可以为充分地“生产”和“消费”的“买单”得到保障。这就需要一个制度性安排来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即政府介入，向相关企业和公众征税，解决农民工继续教育的“买单”问题。虽然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解决思路，但“征税”和公共支付将成为公共财政，如果数额极其庞大，那涉及的就不再仅仅是经济上的考量。因此，我们这里提出一个次优的思路，即“当地利益相关主体协商制”来提供一个非制度性的安排，以使这种“公共产品”兼“私人产品”可以较充分地在当地“生产”和“消费”。
“协商”是一个博弈的过程，理论上没有一个均衡解。假设：当地政府单独承担全部成本小于其代表的当地社区所获利益，当地一个大企业单独承担全部成本小于其所获利益。开始时大家都可能采取等待的策略，希望对方“买单”而自己“搭便车”。博弈的过程可能使其中一个最终耐不住性子而单独“买单”，另一个则快乐地实现了“搭便车”。这是一种可能性的假设。第二种可能性的假设是“协商”，共同负担成本。还有一种可能性的假设就是两家既不“协商”也不“买单”，如果由这些当事人博弈，理论上没有一个均衡解，也就谈不上一个有效率的均衡。如果这时出现一个“红娘”，打破博弈状态，通过“协商”让他们“理性”地按照各自获益的比例分摊成本。众所周知的是，理论的推理并不能保证“协商”的成功，因为有一方总是可以通过坚持不分担成本，逼迫对方最终忍无可忍而单独“买单”时获得“搭便车”的利益。但是，“协商”本身带入了一些新的因素。当地政府和企业都希望在公众场合表明自己是履行社会责任的。“协商”本身就是用社会责任来诉求双方结束等待对方单独“买单”的不符合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从而使这场博弈虽不是最有效率，但却是次有效率的：双方“协议”“买单”，采取行动，使外来务工人员继续教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工业区或一个区域内“协商”建设一个社区大学是有“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是最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使覆盖工业区的社区大学建成。但是，如果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是靠行政命令和简单的财政拨款来进行，那就很有可能形成一个层层官办的社区大学体系，不仅缺乏创意，而且成本高昂，是不可能充分提供农民工所需要的教育项目的。所以，我们建议采取一种既能够充分运用“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雷厉风行的政策，又能够避免这种推动方式可能具有低效率缺点的模式：“政府自上而下推动”＋“有创意的红娘”＋“社区利益相关者共建”的模式。
政府自上而下推动教育事业的模式有很多，一个可资借鉴的模式就是用专门的“项目款”制度来实现其“推动”的使命。中央政府和工业区密集的地方政府，如上海、深圳、苏州等可以分别设立“工业区社区大学专项资金”，鼓励“有创意的红娘”来申请“赠款”，举办工业区的社区大学。“赠款”仅仅是建立社区大学的投资一部分，如30-50％，作为“种子钱”，用于给“有创意的红娘”去推动社会上的社区利益相关者来创办社区大学。不提供100％的办学投资是为了仅仅支持那些真正能够调动社区利益相关者来共同办学的“红娘”。如在“红娘”的项目建议中应该具有社区的公共管理机构(镇、街道/村、居民委员会)和企业的配套办学资金，社区大学建立之后可持续的财务支持模式等。
“有创意的红娘”是举办社区大学的“发动者”，他们可以是大学的课题组，如同我们的课题组那样。2007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要提倡教育家办学”的思想，运用在举办工业区的社区大学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工业区往往缺少教育资源，以前是农地，一般存在着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成人学校。如果我们把工业区建立以前就存在的成人学校挂上一块社区大学的牌子来面对今天农民工这批新产业工人的多样性教育需求的话，弄得不好就是“刻舟求剑”、“削足适履”。因此，鼓励大学的课题组运用大学教育家的办学智力资源来做社区大学的“有创意的红娘”，无疑是个好办法。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工业区的农民工聚居社区几乎很难发现有那种具备“有创意的红娘”的办学“发动者”，而大学的课题组往往可以带动所在大学来支持工业区的社区大学，作为所在大学的社会服务项目之一，可以使社区大学从一开始就能得到一所有资质的大学的“非正式”支持。当然有足够能力的民间机构、个人、教育管理公司等也可以成为“有创意的红娘”。一个“红娘”应该在有兴趣办社区大学的地方与社区的公共管理机构和企业充分“协商”，就办学模式和财务等事项达成共识，然后再向有关政府机构申请专项的办学“赠款”。
由此举办的社区大学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所有制大学，也不是民办大学，而是既有国家“赠款”，又有社区(镇/村)公共投入，还有企业、社团和民众投入的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大学。这种社区大学是真正非盈利的，任何介入者，无论投入资金多少，都不可以再收回资金，更不可以据此分配盈利，其纯粹是一种社会事业。所以，可以把这种社区大学定性为新兴的“事业单位”，其产权完全归社会所有。
如果通过各级政府、社区、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努力，使农民工可能的年人均700元的个人教育投资得以实现，一年就是700亿元，五年就是3500亿元，那么我国的外来务工人员继续教育事业的“太阳”就真的升起了，农民工也可以像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3月10日答中外记者问时所说的，“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中华民族复兴所需的高素质的基础劳动力和负责任的公民之基石也就奠定了。
社区大学对工业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
目前我国的工业区仅仅拥有工业和少量的商业服务业，很少有文化教育的设施。在这种情况下，当人们工作比较劳累之后，如果还要花20-30分钟的路程才能到达文化教育设施中心，那么，他们去用这些文化教育设施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弱。同样，如果在他们步行10-15分钟的范围内有一些文化教育设施，那么他们利用这些设施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强。所以，区内建设星罗棋布的学习中心，本身就可以大大提升每一个小区的教育文化水准。
首先，这样的一个学习中心实际上大大提高了10-15分钟步行距离为半径的辐射范围内的小区教育文化水准和文化层次，成为这个小区的文化活动中心。如果在整个工业区都有这样的文化设施，工业区的住民素质就会得到极大地提高。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样的学习中心主要还是用于发展当地的教育文化事业。它的主要功能是一个基础设施的提供者，当地政府、社会团体等都可以利用这个基础设施来开发一些教育文化项目。由此，学习中心对繁荣和发展当地的教育文化事业实际上是提供了舞台和基础。这个舞台和基础是一般的社会团体和公司企业都不会去搭建的，但是如果搭建了这个舞台，它们就可以租用这个舞台一段时间。因此，在工业区建设星罗棋布的学习中心，最大的好处就是提高当地住民的教育文化层次。
其次，工业区对于农民工来说仅仅是个打工的地方，他们的日常生活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得不到服务的状态，也就是说工业区还没有成为一个适合打工者生活、居住和发展的地方。换句话说，工业区的每一个集中居住点，还没有能够形成一个社区，或者说一个社会。所以，通过星罗棋布的学习中心构建一个学习型的社区，从而使这个社区内的外来务工人员不仅是打工，而且还能享受到文化、教育、学习等方面的乐趣。他们可以在这个学习社区中获得自己的荣耀，定位自己的社会关系，因此，他们也会把这个地方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通常，故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关系，如果某农民工在这个地方打工，却没有他的社会关系，那么他就很难在这个地方生活得快乐。所以，通过建立学习型社区，让农民工觉得这个地方有一种属于他的社会服务，一种对他内心有吸引力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也就是社区；同时，他们通过学习也可以了解到国家和世界大事，参与社区建设活动等等，这样，农民工们就有了一个共同参与创造新生活空间的机会，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社区。所以，在工业区建设星罗棋布的学习中心，从根本上说，是工业区中从不存在社区走向社区的一次飞跃。这个学校本身也是社区的一个基础设施，一个平台。同时，我们也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办了一个学校，设立了这么多的基础设施，可能其最大的功能就是一个平台作用。要在工业区真正建成社区，还需要当地政府和工青妇等其他社团利用这个平台做更多的事情，才有可能把当地这些10-15分钟步行距离为半径的人真正组成一个社区。
第三，建设开放大学最显著的一个优点，就是能全面提升工业区劳动力的素质和层次，让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可以边工作、边享受文化和教育，融入持续不间断的终身学习轨道。对于人的素质和层次的提高，一两个月是看不出什么成果的，半年一年才稍稍可以看到一些成就，两年三年才能看到大的进步，五年十年才能得到显著的提升。现在的工业区绝非五年十年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而是会长久存在下去。因此，如果是通过社区/开放大学网络提高当地职工居民的文化素质，那么五年十年就有可能使当地务工者的劳动生产率有一个根本的提升。如果说开放大学有能力用十年的时间把工业区内务工者的平均教育程度提高一年到一年半，那么对当地的劳动力素质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提升。
原本的工业区仅仅是一个工业发展区，如果没有强大的商业、文化、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工业区本身就会成为一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在那里发展教育事业，其本身就弥补了工业区在这方面的不足。由于我们在工业区发展起来的是业余教育，这种教育形式包含有各个层次的教育，比如说有初中到高中阶段的教育，有高中到大专学历阶段的教育，有专科起点的本科教育，甚至研究生学历学位教育；有休闲类和比较正规的课程教育，有非学历的岗位培训教育，甚至国际前沿技术的专门培训等等。这样，在工业区就可以给当地务工者一个边工作边学习的机会。
工业区和城市不一样。在城市，外来务工人员要找一个半工半读的机会比较难，因为这里半工的机会极少。但是在工业区，往往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包括一份全职的工作，然后利用工作之余，或晚上、或周末、或公休的闲暇时间进入学校学习。如果受教育者原本是高中文化程度的水准，通过三五年时间的努力，就能获得大学专科抑或本科的文化水准，久而久之，这个地方就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吸引那些全国各地没有经济能力读私立学校或高考落榜而不能进入大学的人，通过自己在工业区谋取到的一份职业，同时在新型的社区/开放大学修读高等教育。一旦达到大专层次，他在教育文化发展的阶梯上将没有任何阻挡。例如，如果他要考研究生，只要有两年的工作经验，经过自学应考，也可以考进正规大学做研究生。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开放大学所提供的只是基本的教育，有助于提高务工者日常的生活快乐程度，也让其享受教育服务，不断提升自己的劳动就业能力。应该说，这是和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要求相吻合的。因为这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每过五年整个社会对劳动力素质的需求就会提高一步。因此，如果一个工业区内没有提升劳动者教育水准的教育机构，那么将势必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
从长期来看，工业区的教育可能为中国下一轮的高等教育迅速发展起到一个带动的作用。中国从1998-1999年的高校扩招以来，目前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的时代，毛入学率已达到了21-22％，在国家的十一五规划中(2006-2010)，明确要求这五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目标是25％。应该说，这个目标还是比较保守的。但它却昭示：这五年，我国高等教育将处于调整、巩固和提高的阶段，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为核心。纵观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韩国等，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非常高。香港在过去的十年也迅速发展其社区教育，使得它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迅速上升。可以预见，在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时期，它的扩张可能不是在城市里的大学，相反倒是在工业区内的社区/开放大学，因为工业区也涉及了4000万的劳动力，如果加上他们的家属等等，那将是一个很大的人群。可以先通过这种业余时间的学习来扩张高等教育，规模逐步形成之后，有朝一日就可能在工业区大规模地提供半工半读的机会。实际上这已不是半工半读，而是全工半读了。我们相信，通过这种办法来大规模地提高年轻人的教育水准，走出一条与城市发展全日制高等教育不一样的教育道路。
总之，社区/开放大学的功能不仅是为当地已经存在的务工者提供教育，还在于吸引全国各地想要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获得财政资源读大专或者专升本机会的人到工业区来就业，并在这个地方获得一个教育的机会。所以，基于工业区学习中心的社区/开放大学就会发生令人兴奋的异化，即由原本为已经存在的农民工提供的继续教育发展成一个新的高等教育体系，使得农村中贫穷的年轻人可以通过到工业区来边工作边学习。希望这种新体系在将来可以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一条新的思路和新的途径，这是一条对社会来说负担最轻的教育发展途径；同时，也正因为这些学生是边工作边学习，这样也可能会为社会创造出一种在价值观上更乐于劳动、在实践经验方面也比较强的一种知识型劳动者。当中国在五到十年内进入下一轮高等教育扩张时，可能这种“全工半读”的“开放大学”将成为高等教育的主力，一种提供“只要愿意，肯劳动，人人都可上大学”的新通道。
注释：
①我们也可以定义半年的教育支出意愿与半年收入之比为“教育支付率”，以研究教育支出意愿占预期收入的百分比。更进一步研究，我们可以定义储蓄率为储蓄/收入，那么“教育支付率”/储蓄率就是个人储蓄-教育投资率，意为个人储蓄中愿意用于教育投资的比重。
②2006年8月17日，上海市市长韩正到此视察。上海的其他几位副市长和一些委办的领导及外省市领导也曾多次到此视察。
③伟创力，是财富全球500强之一，在中国各地及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等东南亚国家也都有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