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哲学的三大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科学文化论文,使命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2)07－0001－07
尽管科学文化哲学有其深刻的国际学术背景，然而，在中国业已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国内学界不再满足于一味地介绍和引进西方的学术，而是主张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本土，不仅用自己的概念和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见解，而且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研究和探索来解决中国自身所面临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一条以问题而不是以学科为导向的学术道路。其问题不仅涵盖科学领域，还拓展到与科学领域密切相关的文化领域和教育领域。于是，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科学哲学、文化哲学和教育哲学三者的学科界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科学文化哲学是科学哲学、文化哲学和教育哲学三者的有机统一，因而同时肩负着科学哲学、文化哲学和教育哲学三大使命。
一、科学哲学的使命
科学文化哲学是一种新型的科学哲学，因而理应肩负起科学哲学的使命。这种使命就是，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科学，为新时代树立一种新的科学观，从而真正引领科学的进步。事实上，科学文化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肩负这种使命而开辟的。
长期以来，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往往难以超越知识论的视野，即将科学仅仅理解为一种知识或知识体系，而不是理解为一种包括知识或知识体系在内的文化。传统的科学哲学就是一种最典型的知识论。
在逻辑实证主义者那里，科学就是一种“知识体系，即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①。因此，他们往往只关注科学的辩护和确证范畴，而大大忽视科学的发现和创新范畴；只关注科学的逻辑性和实证性，而大大忽视科学的思想性和创造性；只关注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外在区别，而大大忽视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于是，当他们以经验证实标准在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并“拒斥一切形而上学”的同时，也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联系，否定了科学中的人性和科学的文化本性。
尽管波普尔将研究的视阈从科学的辩护和确证范畴扩展到发现和创新范畴，并对科学做了“进化论的研究”，提出了“猜想与反驳”和“知识通过批判和创造而增长”②的科学动力学模式，从而使人们隐约地看到科学中的人性和其文化本性，但是，他的科学哲学在本质上无疑还是知识论。在波普尔那里，认识论同知识论是一回事：认识论即是“关于科学知识的理论”③。而且，从他的证伪主义的划界标准和“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④的观点看，总的说来，波普尔强调的依然是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知识论的区别，而不是二者之间的文化论的联系。
尽管包括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劳丹和夏佩尔等在内的历史主义者进一步超越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的视野，既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理解科学，从而深刻地揭示了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联系，使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科学中的人性和其文化本性，但是，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最终并未摆脱知识论的研究范式。总的说来，它还是试图用知识论的逻辑(方法和理性)去解决已经属于文化论的关于科学进步的模式及其合理性等问题。于是，费耶阿本德敏锐地察觉到知识论科学哲学的困境，不仅“反对方法”，而且“告别理性”，宣告科学哲学只是一门“具有伟大过去的学科”。
与知识论的科学观相呼应，人们对科学的价值的理解也往往难以超越工具论的视野，既将科学的价值仅仅归结为知识的价值，又将知识的价值仅仅归结为工具的价值。这种工具论的科学价值观在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和名著《新工具》中已经表达得淋漓尽致。培根强调，“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并非是“为科学而追求科学”，而是“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⑤。这种价值观在当今社会影响甚大并占统治地位，“因此遮蔽了关于科学社会功能的其他观点”⑥。
毫无疑问，知识论和工具论是理解科学及其价值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角度。它们为科学塑造了一种纯粹理性的形象。如果说，知识论为科学塑造的是知识理性的形象，那么，工具论则为科学进一步塑造了工具理性的形象。于是，理性成了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相区别的最根本的标志，甚至成了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当然，对知识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推崇和强调，无论对于科学的进步，还是对于社会的发展，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科学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确需要有一个“理性的时代”，需要对知识理性和工具理性加以特别地推崇和强调。至少从西方的历史看是如此。
然而，知识论和工具论毕竟只是理解科学及其价值的两个独特角度，因而并不能代替对科学及其价值的全方位和多视角的透视和理解。应当看到，知识论和工具论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偏颇。其中，最大的缺陷和偏颇在于：一是狭隘性。他们往往只关注人创造的知识及其价值，而不关注创造知识及其价值的人；只关注科学的最终成果及其价值，而不关注孕育这种成果及其价值的整个文化。二是肤浅性。他们往往只关注科学的逻辑的、实证的和工具的层面，而不关注科学的创造的、思想的和精神的层面；只关注科学的形而下之“体”，而不关注科学的形而上之“魂”。于是，当他们用知识理性和工具理性来强调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截然区别的同时，也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否定了科学的文化本性。
科学文化哲学的使命之一就是，要从根本上突破并超越知识论和工具论的狭隘而肤浅的视野，为新时代树立一种新的科学观及其价值观，从而引领科学与社会的健全发展。在科学文化哲学的视野中，科学不再仅仅只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包括知识在内的文化；科学的价值也不再仅仅只是一种工具的价值，而是包括工具价值在内的整个文化的价值。新的科学观及其价值观就是依托这种新视野建立起来的，其理论基础就是将科学理解为是人创造的一种文化。也正是这种新视野的广度和高度，决定了新的科学观及其价值观的广度和高度。
当然，科学文化哲学并非要否定知识论，更不是要否定知识论的科学哲学，而是强调知识是文化的结晶，科学知识是整个科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不能仅仅停留于脱离科学的文化之根来抽象地研究知识及其发展，更不能将知识当做科学的全部内容，从而从根本上否认科学的人性和文化本性。因此，科学文化哲学不仅是批判性的，更是建设性的。它不仅试图站在文化论的高度，为知识论的科学哲学指明一条摆脱困境之路，而且试图通过知识论与文化论(特别是同本体论和价值论)的有机结合，建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完备的科学哲学。
同样，科学文化哲学并非要否定工具论，更不是要否定科学对于社会的巨大功利价值，而是强调工具性只是科学诸多的外在价值之一，因而不能将科学诸多的外在价值简单地归结为工具价值，更不能将整个科学文化的价值简单地归结为工具价值。在科学文化哲学的视野中，科学不仅有其外在价值，而且有其内在价值；就外在价值而言，科学不仅有其技术价值和工具价值，而且有其思想价值和精神价值等等。总的说来，科学的价值不仅仅只是知识的价值，而是包括知识在内的整个文化的价值。
从更深层次说，科学文化哲学不仅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观及其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即它要用这种新的科学观及其价值观引领科学与社会的健全发展。尽管知识论和工具论的观念对于科学与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但是，在科学与社会日益发达的今天，他们的负面影响也日渐显现。知识论的科学观在强调科学的逻辑性和实证性的同时，抹杀了科学的思想性和创造性，从而导致科学与社会缺乏创新精神；工具论的价值观在强调科学的工具价值和功利价值的同时，抹杀了科学的思想价值和精神价值，从而导致科学与社会趋于过度功利化；二者对科学的知识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过度强调，势必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科学的人性和文化本性，从而导致科学与社会的单向度发展。
然而，当今中国科学与社会所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不仅仅只是缺少知识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缺乏原创性、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问题。为什么在知识论和工具论的科学观及其价值观支配下，难以培养出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创新型人才究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文化?他们从哪儿获得经久不衰的精神动力?科学对人的意义和价值究竟是什么?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应当如何培养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从而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等等，这些才是中国亟待解决的最重大的现实问题。因此，当今中国科学与社会所面临的最重大的现实问题，从根本上说不仅仅只是知识论的和工具论的，更重要的是本体论的和文化论的。正是这种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关切，赋予科学文化哲学以传统学院式的科学哲学所没有的强烈的使命感。
二、文化哲学的使命
科学文化哲学也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哲学，因而理应肩负起文化哲学的使命。这种使命就是，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文化，为新时代树立一种新的文化观，从而真正引领文化的进步。事实上，科学文化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肩负起这种使命而开辟的。
科学观及其价值观同文化观及其价值观有着紧密的关联。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与文化相分离的科学观及其价值观的话，那么，在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则是与科学相分离的文化观及其价值观。二者的共同点，往往都是只从知识论和工具论的角度来理解科学，从而导致科学与文化的分离。所不同的是，前者在强调和推崇科学及其知识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同时，往往大大忽视或贬低了其他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而后者反过来在强调和推崇其他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的同时，往往对科学及其知识理性和工具理性持批评或批判态度。因此，如果说，前者是导致科学与其他文化分离和对立的重要根源的话，那么，后者则更进一步加剧了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分离和对立。在当代，包括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在内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观往往都明显地带有这种狭隘性和偏颇性。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对人和文化及其价值作了非理性主义的理解。他们所强调的“人”在本质上往往只是非理性的人，相应地，他们所强调的文化在本质上也往往只是非理性的文化。于是，他们往往非常强调和推崇艺术及其非理性的意义和价值，试图以“艺术对抗科学”，用艺术的非理性来对抗科学的知识理性和工具理性。例如，尼采关注“艺术与生命”的关联。在他看来，“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⑦；“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⑧。相反，科学是对“生命的某种限制和降级”⑨；所谓“‘科学的’世界解释，永远是一切可能的世界解释中最愚蠢的即最无意义的一种”⑩。海德格尔强调的是“人，诗意地栖居”。在他那里，诗不仅是一切艺术的本质，而且是存在和真理的本质。相反，科学的本质则是技术的本质，而技术的本质是“座架”。它不仅遮蔽诗的意义，而且使人远离存在和真理本身。马尔库塞进一步提出“爱欲与文明”的观念。他认为，艺术表达了“被压抑的解放形象的回归”(11)，因而代表着“爱欲”和“非压抑性文明”的维度。相反，科学技术则是发达工业社会“新的控制形式”，因而代表着“死欲”和“额外压抑”的维度。
后现代主义者往往不再满足于关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意义上的“非理性的人”，而是致力于对现代性的“人”的消解。于是，他们往往不再满足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意义上的“以艺术对抗科学”，而是试图用后现代艺术及其价值观来消解包括现代科学在内的整个现代文化及其价值观。例如，在福柯的思想深处，有一种非常另类的“碎片化”的艺术体验和审美经验。这是他的所谓“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方法论基础，也是他对“疯癫”、“性”、“知识和权力”等作另类解读的秘密，其目的是用“碎片化”的审美价值观颠覆现代科学、理性和文明。德里达的思想更是源于他的另类的“分延”和“撒播”的文学体验和审美经验，其目的是以这种“激进的文本主义”消解“作家”、“主体”、“人”及其整个现代文化。而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思想则来自他们另类的“精神分裂”的艺术体验和审美经验，以致他们的《千座高原》本身就是一种带有“精神分裂”特征的“后现代艺术”，其目的是用“游牧思想”和“根状思维”摧毁所谓现代性的“城邦思想”和“树状思维”。可见，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观不仅加剧了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对立，而且导致了新的对立，即所谓的后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对立。
如果说，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观带有浓厚的泛艺术主义倾向的话，那么，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则带有强烈的泛道德主义的倾向。例如，徐复观对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文明是科学系统，主要属知识范畴；而文化则是价值系统，主要属道德范畴。(12)他将“世界文化的危机”归咎于人们“一往向外追求”，结果是得到了外在的知识、自然和权力，却失掉了内在的德性。(13)唐君毅更进一步强调道德和文化的内在关系，认为“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文化活动是多，是末，是成就文明之现实的”(14)。他将道德精神直接等同于人文精神，而将科学精神看做非人文精神，于是，反对以科学凌驾人文，而主张以人文涵盖科学。可见，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不仅将上述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对立进一步扩大为人文与科学之间的对立，而且以道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名义大大强化了这种对立。
总之，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文化观。这三种不同的文化观都从知识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理解科学，并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对其展开猛烈的批判。一般说来，他们并不否认科学的知识和工具的意义和价值，但从根本上否认其文化和精神的意义和价值，并将科学的意义和价值同人文的意义和价值截然对立起来。三者之间有着很强的互补性，进而汇聚成一股强有力的拒斥科学的文化思潮，也就是狭隘的人文主义的文化思潮。
科学文化哲学的使命之一就是，要从根本上突破并超越这种人文主义狭隘而肤浅的视野，为新时代树立一种新的文化观及其价值观，从而引领整个文化与社会健全发展。在科学文化哲学的视野中，文化不再仅仅只是艺术的专利，甚至也不再仅仅只是人文的专利；在整个人类文化的大家庭中，不仅包括艺术，包括人文，而且还包括科学。它们都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都有其不可或缺的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尽管科学同艺术和人文在形式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正是这种区别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互补性和完整性。新的文化观及其价值观就是依托这种新视野建立起来的。其理论基础就是，不仅将科学理解为是人创造的一种文化，而且将其理解为整个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同艺术和人文在追求人类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和精神境界上，不仅是一致的，而且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也正是这种新视野的广度和高度，决定了新的文化观及其价值观的广度和高度。
新的文化观及其价值观并不否认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文化观及其价值观有其深刻之处，但不赞同其将艺术同科学对立起来，将艺术的价值泛化并取代整个文化的价值的观点和做法。站在科学文化哲学的高度看，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艺术有其形而上层面，科学同样也具有其形而上层面；反之，科学有其形而下层面，艺术同样也具有其形而下层面。从前者看，艺术与科学都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从后者看，科学与艺术又同样都具有知识的和工具的(技术的)意含。因此，现代西方人本主义者将艺术的形而上同科学的形而下对立起来，将艺术的价值泛化并取代整个文化的价值，显然有其严重的狭隘性和偏颇性，是颇为不恰当的。
新的文化观及其价值观并不否认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观及其价值观有其深刻之处，但不赞同其用后现代的艺术及其价值观解构科学与理性，解构大写的“真”、大写的“善”和大写的“美”的观点和做法。站在科学文化哲学的高度看，后现代艺术及其价值观所要解构的大写的“真”、大写的“善”和大写的“美”，恰恰就是包括科学、道德和艺术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形而上之魂。对它们的解构，不仅是对科学与理性的解构，而且更是对包括科学、道德和艺术在内的整个文化的解构。因此，如果说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以艺术对抗科学”是一种相当狭隘而偏颇的观点和做法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用后现代艺术解构科学和理性则进一步将这种狭隘和偏颇推向极端。
新的文化观及其价值观也并不否认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及其价值观有其深刻之处，但不赞同其将道德同科学对立起来，将道德的价值泛化并取代整个文化的价值的观点和做法。站在科学文化哲学的高度看，科学不仅属于文明系统，而且更属于文化系统。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同别的文化一样，既有体现知识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形而下层面，又有体现精神和价值观的形而上层面，而精神和价值观层面本身就包括现代新儒家所说的道德理性和价值理性。因此，现代新儒家将道德的形而上同科学的形而下对立起来，将道德的价值泛化并取代整个文化的价值，同样有其严重的狭隘性和偏颇性，是颇为不恰当的。
总的说来，包括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在内的各种文化观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偏颇。其中，最大的缺陷和偏颇是，将科学置于人文的对立面予以批判，而大大忽视了科学的文化本性、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科学文化哲学就是要从根本上突破并超越这些文化观的狭隘视野，从而树立一种新的文化观及其价值观。这种新的文化观及其价值观的核心就是要通过揭示科学的文化本性、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揭示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的深刻关联，从而促进两种文化之间的积极互动与和谐发展，进而推动整个人类文化的普遍繁荣和全面发展。
三、教育哲学的使命
科学文化哲学又蕴含着一种新型的教育哲学，因而理应肩负起教育哲学的使命。这种使命就是将新的科学哲学和文化哲学的理念引入教育，为新时代树立一种新的教育观，从而切实引领教育的进步。事实上，科学文化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为了肩负这种使命而开辟的。
科学观和文化观及其价值观又同教育观及其价值观有着紧密的关联。当代教育观及其价值观的诸多偏差和问题，都可以在当代科学观和文化观及其价值观中找到根源。由于当代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及其价值观是知识论和工具论的，因而当代占主导地位的科学教育观及其价值观也是知识论和工具论的。不仅如此，由于科学在整个时代中处于强势地位，因此，不仅科学教育，而且所有的教育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知识论和工具论色彩。于是，“知识教育”几乎变成了这个时代的教育的总特征。
所谓知识教育，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以知识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教育；换句话说，也就是一种以知识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教育。它将教育的内容归结为已有的知识；将教育的方法归结为关于已有知识的传授、积累和考试的方法；将教育的目的归结为最大限度地掌握已有的知识。因此，无论是教育内容，或是教育方法，还是教育目的，在本质上都是知识论的，特别是非常贴近逻辑实证主义的知识论的科学观。如果说，知识论对科学作了纯粹的知识理性的理解的话，那么，知识教育是对这种知识理性在整个教育活动中的全面贯彻。于是，这种教育往往只关注知识的辩护和确证范畴，而大大忽视知识的发现和创新范畴；只关注知识的逻辑性和实证性，而大大忽视知识的思想性和创造性；只关注人类文化所孕育的知识，而大大忽视孕育知识的人类文化；只关注人所创造的知识本身，而大大忽视创造知识的人。一句话，它是一种关于“果”的教育，即侧重于让人们最大限度地去学习和掌握已有的成果，而不是一种关于“树”的教育，即着眼于把人们培养成一棵棵“大树”，从而让他们去孕育和创造新的成果。
知识教育还有一个深刻的根源就是工具论的科学价值观。为什么要强调知识教育?因为知识不仅代表着“真理”的维度，而且还代表着“有用”的维度，因而知识教育不仅意味着使人最大限度地掌握“真理”，而且意味着把人最大限度地培养成为“有用”的人。也就是说，知识教育的依据是知识论的教育观和工具论的教育价值观，而知识论的教育观和工具论的教育价值观又分别源于知识论的科学观和工具论的科学价值观。如果说，知识论的科学观给了教育以知识理性的导向的话，那么，工具论的科学价值观则进一步赋予教育以工具理性的导向，从而使教育趋于外在化、功利化和肤浅化，越来越远离人的内心世界，越来越缺少理想境界，越来越失去精神高度，也越来越偏离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这个主题。
当然，知识论和工具论也是理解教育及其价值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角度，正如知识论和工具论是理解科学及其价值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角度一样。因此，无论如何不能否定知识论的教育观和工具论的教育价值观的重要意义。可以说，知识教育永远是整个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内容和环节之一；相应地，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也永远是教育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但是，若将知识教育当做整个教育的唯一内容和环节，并将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当做教育的唯一目的，就会出现很大的偏颇和问题，特别是由于切断了知识的文化之根、人性之根和生命之根，从而使教育缺乏来自文化、人性和生命的力量，失去蓬勃的生机活力和创造力，也从根本上偏离了对人的充分培养和教育这一伟大主题和最根本的目的。其结果是，既难以在教育中培养出创造性人才，又难以使人们通过教育获得全面发展、自由、解放和幸福。当代教育的诸多问题和困境都同一味地强调知识教育及其知识论的教育观和工具论的教育价值观密切相关。
科学文化哲学的使命之一就是，要从根本上突破并超越知识论的教育观和工具论的教育价值观的狭隘而肤浅的视野，为新时代树立一种新的教育观和教育价值观，从而引领整个教育与社会的健全发展。在科学文化哲学的视野中，既然科学不仅仅只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包括知识在内的文化，因此，科学教育就不应当仅仅只是一种知识教育，更应当是一种包括知识在内的文化教育；既然科学的价值不仅仅只是一种工具的价值，更是包括工具价值在内的整个文化的价值，因此，科学教育的价值就不应当仅仅满足于一种工具的价值，更应当实现其包括工具价值在内的整个文化的价值。也就是说，科学文化哲学不仅蕴含着一种新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而且蕴含着一种新的科学教育观和科学教育价值观。这种科学教育观和科学教育价值观将促使科学教育从知识教育向文化教育的转变。当然，如果说，科学教育需要实现从知识教育向文化教育转变的话，那么，包括人文教育在内的其他教育自然就更需要实现从知识教育向文化教育的转变了。
所谓文化教育，是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它同知识教育的根本区别在于：其一，知识教育的着眼点只是知识，而文化教育的着眼点是包括知识在内的整个文化；其二，知识教育往往切断知识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从而给人以死的知识教育；而文化教育则要接通知识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从而给人以活的知识教育；其三，知识教育的中心是知识，是一种以知识为本的教育，而文化教育的中心是人，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教育。
由此可见，文化教育同知识教育的关系首先是一种涵盖和包容的关系。文化教育并不排斥和否定知识教育，而依然将其看做是整个教育不可分割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环节之一。确切地说，它反对的是那种切断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的僵硬而教条的知识教育，因为这种教育有可能使人变成“书呆子”，而主张那种同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紧密相连的生动而鲜活的知识教育，从而将人真正培养成有用的人。
当然，文化教育同知识教育的关系更是一种突破和超越关系。无论是教育内容，或是教育方法，还是教育目的，文化教育都是对知识教育的重大突破和超越。知识教育将知识作为教育的唯一内容，而文化教育强调的是包括知识在内的整个文化；知识教育的方法是关于如何获得已有知识的方法，而文化教育的方法不仅关注如何获得己有知识，而且更加注重如何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或有所创新；知识教育的目的是把人培养成为有知识的人和有用的人，而文化教育的目的是不仅要把人培养成为有知识的人和有用的人，而且更要把人培养成有文化的人和全面发展的人，从而让人们在最大限度地服务于社会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获得自由、解放和幸福。总的说来，从知识教育到文化教育的转变，即是从“果”的教育到“树”的教育的转变。“果”和“树”的关系既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更是被孕育和孕育、被创造和创造的关系。在这里，“果”即是知识成果，而“树”不仅是孕育知识成果的文化，更是创造知识成果的人!因此，文化教育不仅是一种以文化为本的教育，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教育。它将从根本上克服和纠正知识教育的缺失和偏颇，从而不仅有助于走出现行教育的困境，而且还为未来教育开辟广阔的前景。
综上所说，科学文化哲学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它不仅蕴含一种新的科学哲学、文化哲学和教育哲学，而且蕴含一种新的科学观、文化观和教育观及其新的价值观。它将肩负起这种新的科学哲学、文化哲学和教育哲学的使命，以新的科学观、文化观和教育观及其新的价值观引领科学、文化、教育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繁荣发展。科学文化哲学凸显的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代的伟大主题和精神。
注释：
①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414页。
②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90页。
③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16页。
④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14页。
⑤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8－59页。
⑥约翰·齐曼：《元科学导论》，刘珺珺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3－164页。
⑦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2页。
⑧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105页。
⑨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363页。
⑩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256页。
(11)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05页。
(12)徐复观：《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李维武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第1－4页。
(13)徐复观：《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李维武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第162－163页。
(14)黄克剑等编：《唐君毅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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