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论语》注本研究
赵丽婷
(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本书，是儒家经典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进入新时期尤其新世纪以来，《论语》注本大量普及，而对于新时期《论语》注本的研究也开始慢慢兴起。本文主要论及的是新时期(1978)以来三十年的《论语》注本研究情况。
关键词 ：论语；新时期；注本研究
一、20世纪年代论语注本研究
1976年5月、6月全国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此后，学界也展开了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讨论，如葛懋春《孔子认识论评价中的一个问题》(文史哲，1978年第五期)、庞朴的《孔子思想的再评价》(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蔡尚思的《对几种有关孔子思想评价的看法》(历史教学，1979年第2期)等。在此基础上，198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唐满先的《论语今译》。
柑橘产量与气温、降水量呈显著正相关；与日照时数呈极显著负相关。需要加强研究柑橘各发育期气象因子与柑橘产量的关系，掌握柑橘生长发育期对气温、降水、日照的需求，有效利用气象条件，防范气象灾害，结合生产实际，加强果园管理，提高柑橘产量与品质。
整个20世纪80年代，通过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和超星移动图书馆及相关书目，搜集到6本有关《论语》的注本。而对20世纪80年代《论语》注本进行研究的只有两篇论文。一是董克昌的《雅俗共赏的一部好书——<论语新译评述>评介》(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5期)，该文是对王滋源《论语新译评述》的评价。另一部是丁昭的《钱穆、钱逊<论语>译注比较》(华中师范大学，2012)，该文是目前为止，第一篇对钱逊的《论语浅解》进行研究的论文。
由此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的《论语》注本处于一个刚刚开始的阶段，而对这一时期《论语》注本的研究少之又少。只涉及到两篇，其中一篇还是书评，从本质上说不算研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从本质上来说，是《论语》注本的质量问题。八十年代的《论语》注本只有六部，在体式上以按照原书顺序和按照主体两种形式划分。阐释方法上更加的单一，只有简单的注和译。且80年代的《论语》注本一个很大的特点便是坚持“实事求是”。大家还在小心谨慎的对待传统文化，无论在体式上还是在阐释上，都没有创新。所以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对于这些注本的研究，就显得没有意义。
针对单一的一维混沌伪随机序列实现简单、复杂度低、随机性差、在扩频通信中容易被反向破解的问题,本文提出用多种一维混沌映射相互控制并进行异或叠加的方法,构成一个复合混沌优选序列。对比于单一的混沌序列,这种多映射的参数互控的复合混沌优选序列不仅明显提高了序列的复杂度和随机性,而且也满足PN序列检验的要求,能够作为伪随机序列应用到扩频通信中。
二、20世纪90年代《论语》注本研究
另一方面，开始出现对新时期《论语》注本整体的分析。如沈小燕的硕士论文《<论语>古今解读的差异略论》(福建师范大学，2010年)认为现当代的《论语》解读方式分为：1.继承传统的训诂体式，注重对传统文化原始内涵的准确阐释。2.立足于阐释传统文化价值在现代社会的转换及其在实际生活中的实践意义。如“心得”“感悟”式。3.为了适应青少年读者以及“快餐文化”的需要，在书中加入注音、图画等新鲜因素三种方式。再张念的硕士论文《民国<论语>注本注释研究—以三家典型注本为例》(南京师范大学，2016年)对注释类的专著按体式划分为：按结构顺序对全书进行全面的注释、打破原书顺序，按照新的主题进行编排、面对青少年儿童加图画注音类、《论语》的外文翻译类四种类型，并认为现当代的《论语》注本具有三个特点：公正客观、形式多样化、站在现在的立场上解读《论语》。
到九十年代，大家对《论语》注本的关注较八十年代有所提升。首先是由于注本的数量大量增加，形式也更加的多样。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八十年的思想束缚，开始敢于加入自己的理解与看法，如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大家开始对阐释性的注本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为以后的《论语》注本及其《论语》注本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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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时期《论语》注本研究
进入新世纪，大家对传统文化更加重视，就搜集到的相关的《论语》注本有250部左右。一方面大家依旧关注单部的《论语》注本，如对于丹《论语》著作的关注，对李零、鲍鹏山、贾庆超、贾顺先、黄克剑等《论语》著作的关注，再者，把几部作品放在一起介绍，如《对<论语>的不断重读-谈几种不同的<论语>注本》(语文学习，2008年第3期)，分别介绍了杨伯峻、李泽厚、李零的三部著作。再如《简议<论语>注本之优劣》，(劳动保障世界，2015年，第36期)作者分优劣两种，认为杨伯峻、钱穆、钱逊、孙钦善、李泽厚、杨朝明的《论语》注本比较优秀，林觥顺、杨润根、闫合作的注本较差。其实，也是对单部著作的介绍。
到20世纪90年代，《论语》注本相对80年代大量增多，就搜集到的相关《论语》注本有60余部。但只有零星的几篇论文有简单提到。其内容也只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对注译的商榷，如《具体而微的小事》(咬文嚼字，2004年第8期)，提到金良年《论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对“具体而微”的注释是有误的。刘伟生的《<论语通译>注译献疑》(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安春华《<论语通译>琐议》(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是对徐志刚的《论语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注译的商榷。田静的《<论语今读>译注商榷五则》(吕梁学院学报2011年第10期)，是对李泽厚《论语今读》注译的商榷。二是对文本阐释关注。如《李泽厚对<论语>的文本定位与思想阐释》(西北师大学报，2011年第6期)、袁菊华的《从<论语>到<论语今读>》(文史资料，2014年第16期)都定位在李泽厚《论语今读》的阐释上。还有一篇论文，《以<论语>中“仁”的英译为例》(社会纵横，2011年第10期)提到了一句邓球柏《论语通解》(长征出版社1996年)中对“仁”的认识。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论语>与现代中国》的一部专著。主要论及的是《论语》与“现代性”构建的问题，作为“现代性”构建的一部分，这篇论文提到了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及其争论和李零的两个《论语》注本及其争论。再对他们的《论语》注本进行仔细分析和对支持者与反对者的相关观点进行梳理后，认为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产生争论的主要原因是于丹对《论语》的俗化，对李零的《论语》注本产生争论主要是对经典及其思想是否具有通约性这一问题上的歧义所致。谈到《论语》与“现代化”，避开不了国学热这个话题，作者对“国学热”兴起的过程有一个简单的梳理，并认为产生“国学热”的原因其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盲目乐观的现代化进程反思与批判的产物，其二认为其与文化多元论有关。在对相关的《论语》注本进行研究分析后，并探讨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由上可知，大家对这一时期《论语》注本的关注，比上一个时期要多一些，而且开始有对新时期以来的《论语》注本的整体分析。对我们以后的研究有很大帮助，但总的来说，关注也是片面的，主要还是集中在某几部著作上，对于整体的分析主要体现在形式上，并没有全面深入的分析。
四、结语
综上所述，大家对这三十年来的《论语》注本的关注，主要针对某几个单部著作，就整体的分析而言，也只是集中在体例上。并没有全面分析《论语》注本的特点，也没有对不同时期不同《论语》注本的特点及其产生这种特点的原因进行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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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Annotation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 the New Period
Zhao Li-t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00, China)
Abstract :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s a book recording the words and deeds of Confucius and his disciples. It is one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 especially in the new century, the annotated edition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have been widely used,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annotated edition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has begun to rise slowly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mainly deals with the research on the annotat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 the 30 years since the new period (1978).
Key words : Analects of Confucius; New Period; Notes on the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 ：B24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052(2019)0002-000233-02
作者简介 ：赵丽婷(1993-)，女，河南商丘人，聊城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专业16级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研究。
［责任编辑：鲍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