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投资的腐败与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腐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12X(2001)-02-0044(02)
1999年中国的11宗腐败大案中，有两个是公共工程建设项目的案例。其一是綦江“虹桥”垮塌，其二是钱塘江大堤的豆腐渣工程。
重庆綦江是虹桥于1999年1月4日突然整体垮塌，直接经济损失达631万元。经查，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在虹桥整个建设过程中，有关领导急功近利，有关部门严重失职，有关人员玩忽职守，工程立项、发（承）包等环节严重违反基建程序，且设计施工主体均不合法，工程管理混乱，导致施工质量低劣。
钱塘江工程原为杭州市政府按抵御特大江潮、洪水、台风同时袭击标准设计的重点建设项目。根据调查，钱塘江堤塘工程下沙工区的有关负责人承包工程以后又层层转包。为缩短工期，减少费用开支，以沙代土，从而大大降低工程质量，严重危及堤塘安全。通过有关部门的检测，合格率仅为53.3%。由此引发的受贿案涉及杭州市堤塘工程建设管理处等多名官员。
在1999年的特大腐败案中有近1/5涉及公共工程，其比例是比较高的。然而经济研究的意义更多的是，公共工程的腐败行为会极大的降低政府投资的经济效率，并最终阻碍经济的增长。
一、公共投资与腐败的理论分析
关于腐败的理论分析的基础是经济租金的寻租行为。
经济租金(economic rent)和寻租(rent seeking)理论，在分析大量数据和案例基础上，揭示公共工程投资是最易产生租金的领域，因此也是最易滋生腐败的领域。虽然，“剪彩”仪式，如对道路、大坝、港口、电厂、机场、学校、医院的落成仪式，可能是很多官员的梦想和渴望，因为这是个人出风头的机会，也是他为经济的增长作出贡献的象征；然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很多国家，一些腐败官员在选择公共投资项目时，并不是根据其内在价值，而是根据受贿的机会和回扣的可能来选择项目。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腐败严重国家的公共工程规模越来越大且越来越复杂。结果是公共工程降低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因为尽管公共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上升了，但是这些投资的平均生产率却下降了。
上述结论可能与许多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左，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一国经济的发展需要资本的投入，即资本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换言之，如果一个国家致力于资本支出，增长是必然的结果。经济学家竭力赞同政府开支，并强烈主张将政府开支的绝大部分用作资本开支。这种观念甚至被应用到所谓的“黄金原则”(golden-rule)中。黄金原则强调，只有当前消费才需要政府的财政收入进行平衡，而政府用于资本项目的支出，则可不受限制地运用财政赤字进行。因此，可以融资修建新的道路，但不能融资维修现有道路；可以借钱兴建医院，但不能借钱聘用医生、购买药品。然而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一些目前的开支，如对现有设施的营运和维修或某些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支出，可能比新的资本项目支出更为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
理论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权力者拥有决定权时，他是否会按照收取贿赂的可能性来决定投资项目？当权者的腐化程度怎样影响政府支出的构成？如果租金仅仅是政府支出的一种固定附加，比如是10%的附加，是否意味着政府的支出构成就不受腐败的影响呢？
现有的经济研究表明，在公共投资项目的选择时，有证据显示，有些特定项目的支出较一般的项目的支出更有利于获取贿赂。在现实世界里，公共投资项目是选择大坝还是选择道路于当权者而言都是没有差别的，他们从两者获取的贿赂是相等的。因此政府支出可能会集中在易于获取贿赂的部门。
经济学家认为政府的支出水平及其方向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大量研究表明，较高的学校入学率总是和较好的经济表现、较高的经济增长相联系。然而，腐败会改变对教育领域的公共支出，有统计数据表明，政府教育支出占GDP的比率与腐败程度明显地呈负相关关系。即是腐败的程度越深，政府对教育支出越少，腐败程度下降2个百分点，政府的教育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大致上升0.5个百分点。尽管其他的诸如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公共支出与腐败程度也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些研究结论表明，由于增加教师工资不会带来任何贿赂的机会而新建教学楼容易获得贿赂，因此腐败可能导致大量的资本性的支出，如宏伟气派的政府大楼，不必要的大型机场，宽广的大学校园等等。
如果政府公共工程投资中存在着腐败的行为，在实际经济中会表现出4个特征。
第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腐败的程度与公共投资的规模成正比；
第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腐败的程度与政府的财政收入成反比；
第三：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腐败的程度与公共设施的营运和维护费用支出成反比；
第四：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腐败的程度与基础设施的质量成反比。
同此，公共工程中的腐败也在4个方面对经济增长起到阻碍作用：(1)腐败通过提高公共投资规模但降低投资效率来阻碍经济增长；(2)腐败通过提高公共投资规模但缺乏相应营运和维护费用来阻碍经济增长；(3)腐败通过降低基础设施的质量来阻碍经济增长；(4)腐败造成政府收入减少，导致政府有效率的支出不足，从而阻碍经济增长。
由于政府公共工程投资是极易产生经济租金的领域，因此腐败在该领域也表现得最为严重，这是与该领域的经济特点相联系的。如果在一定时期，一个经济体有着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投资，那么腐败问题就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否则，公共投资的规模越大，投资效率越低，现有设施利用率越低，工程质量越差，政府支出能力越小，从而对经济增长不仅没有促进作用，反而会降低经济的增长速度。
二、我国政府公共投资的效率与腐败
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分析中可以发现，政府对经济实行一定程度的调节和控制，政府作为社会经济投资主体的地位非常重要，1998、1999和预计2000年的国债大规模发行，表明政府试图通过公共支出来发展经济。政府投资对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拉动作用，但这是以政府投资以经济价值来衡量投资项目为前提的，如果政府开支或公共工程项目投资受到腐败行为的影响，那么政府支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难免要打折扣。
根据新华社报道，专家们认为1998年增发的1000亿国债拉动了当年GDP增长1.5%，1999年，加上增发的600亿国债及其配套资金2500亿元，可拉动1999年GDP的1.5%。更乐观的最新估计来自国家计委，认为两年增发的国债可拉动1999年GDP增长的2.5%。这些数据表明政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增长起着重要的拉动作用。
然而，当将上面的百分比用绝对数字表示，结论正是相反的。
1998年GDP增长1.5%，是1121.6亿元；1999年GDP增长1.5%，是1193.3亿元，若增长2.5%，是1988.8亿元；如果1999年7%的增长目标实现，则2000年GDP增长2%，是1702.4亿元。如果考虑价格因素，上面的数字还应当低一些。新增国债和配套投放资金，在1998年投放了1000亿，1999年上半年投放了1000亿元，第三季度后，3100亿（600亿+2500亿）将陆续投放。将以上两组数据比较，可知：1998年的1000亿新增投资，使GDP增加了1121.6亿元；1999年新增的1000亿以及下半年不祥的投资，可使GDP增加1193.3亿～1988.8亿，并继续使2000年GDP增加1702.4。用投资乘数描述，则1998年的乘数为1121.6/1000=1.12,1999年的乘数为1121.6/(1000+1550)=0.47或为1998.8/(1000+1550)=0.78，显然，这是一种负效应的投资。
政府的投资方向主要是公共工程，然而大规模的投资没有取得预期的经济意义上的效果，原因部分在于腐败的存在，虽然这里无法用数据回归分析来证明两者间的相关关系，但从反腐败中揭示的案例推测，政府公共投资中寻租现象可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并且极大影响着资金的投向和投资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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