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教育中的写作教学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教育论文,启示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追寻传统教育中写作教学的轨迹 近年来，在城乡各学校师生的读书声中，往往传出《弟子规》的语句：“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师生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被激发了，好奇心也被激发了：传统教育是怎样“学文”，特别是怎样进行写作教学的？ 在师生的印象中，《论语》记载有许多生动深刻的问答，但是否教学生各种文体写作，似乎没有提及。如政治理想方面，有“樊迟问仁”“颜渊问为邦”等；人格教育方面，有“子路问成人”“子张问崇德辨惑”等；文学赏析方面，有与子贡谈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与子夏谈论“巧笑倩兮”等。这些问答，都是心传口授，并非孔子教导学生写作的记叙。虽然“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或教育学生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但是其中的“文”和“书”，都不一定是各种文体的写作教学。这可能跟孔子“述而不作”的态度有关。当然，孔子“不作”并非不写作。如《孟子·滕文公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但孔子是否教学生写作，《论语》和《孟子》都语焉不详。 “述而不作”也不表示春秋战国时代没有写作。虽然孔子删定的《诗》，其中“国风”等都是官方深入民间“采风”的结果，但是《书》《礼》《乐》《易》等，都是前代留存的文本。孔子固然没有参加《论语》的写作，而《孟子》则是孟轲和他的弟子一起撰写出来的。孔子之后，从战国到秦，如屈原的《离骚》，李斯的《谏逐客书》，都是个人写作的成果。 汉代的代表性文体是“赋”，西汉贾谊的《鸟赋》、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以及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等，都名重一时。与此同时，朝廷官府使用的令、教、文、表、论、策、奏等文体，民间常用的诗、笺、书、赞、颂、诔、箴、铭、说、记、碑、吊等文体，也逐步成熟完善。《史记·酷吏列传》记载张汤小时候审讯“鼠盗肉”的趣事：“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小张汤看家，因为老鼠偷吃了肉，被父亲鞭打，就掘开鼠洞，找到偷肉的老鼠和没吃完的肉，按司法程序审判老鼠罪行，将老鼠分尸处死。父亲看到整个判决过程，特别是判决书“文辞如老狱吏”，非常惊讶，就让张汤学写断案文书。小张汤的“文辞”原本是耳濡目染的结果，得到父亲悉心指导之后成长更快了，为日后成为一代“酷吏”打下坚实基础，可惜具体学习过程现在无法查证。 六朝时候，人们提出“文笔”概念。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而章奏、议论、叙事等不以韵文和骈偶形式写成的则称为“笔”。无论“文”还是“笔”，都必须是通过教学传承，形成基本固定的模式，广泛运用于交流和表达中。 隋代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第九》提到：“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有诗、赋、铭、诔、书、表、启、疏二十卷。”可见，当时各种实用文体发达而丰富。唐代杜甫诗：“诗律群公问，儒门旧史长。”表明近体诗也是有法则（诗律）可供学习的。然而，当时这些文体是怎样通过教学传习的，也没有留下可供查证的记录。 传统教育写作教学，积累丰富经验并且留下文字资料的，是在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两代的蒙学教育中。流传至今的蒙学经典，对科举考试必考的八股文（又称“时文”“制艺”“制义”等）和试帖诗，如何揣摩学习，如何写作，如何批改，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二、传统教育中的写作指导 传统教育与时推移，时代不同，写作教学的内容和要求也不尽相同。隋唐开始科举取士之后，写作教学的目标就锁定在应试上。唐宋时候科举考的是诗赋和策论。如宋代科举考策论，苏轼的古文名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就是他二十一岁应举时写的。而唐诗中流传久远的名篇，如钱起的排律《省试湘灵鼓瑟》则成为试帖诗的代表作。 唐宋时代的写作教学经验，至今尚有流传。如宋代王日休的《训蒙法》，指出批改蒙童作文的要领是批改时要把握好肯定与否定的分寸，或者顺着蒙童的立意进行批改，以保护蒙童的自尊心，避免挫伤蒙童的自信心。 至于教儿童学习诗歌写作，王日休提出“甚易、甚简”的办法，即按诗韵选出堪作样板的经典诗篇，供蒙童揣摩研习，特别是选“长篇”的，烂熟于心，在学会诗歌写法的同时，连各韵部的常用字都记住了。在《红楼梦》“香菱学诗”的故事里，香菱对“十四寒”“十五删”的区分记得十分清楚，印证了王日休提出的办法。 到了明代，传统基础教育的写作教学，特别是八股文写作的教学，积累的经验更加丰富，指导的办法更加具体。如《教子良规》（佚名，梁桂茂重校、陶珙订正）第十节“教子弟作文”，特别重视审题，强调“施教者”必须教会“学者”在审明题意的基础上“据理立言”，否则，就像催着盲人上路，他怎么知道该上哪儿去呢。 清代的写作教学，更进一步总结出八股文写作的基本模式，从篇章结构入手，指导蒙童按照章法写作。如张行简在《塾课发蒙·文式五则》中，归纳出“破题式”“承题式”“起讲式”“领题式”等，再加上“余说”，把八股文的写法变成简明的程序，即以固定的形式为依据，使内容表达得“言之有序”，章法俨然，提高写作教学效率。如“破题式”： 破题者，破说题中之字与意也。题整而分析言之，如整物而使之破，故谓之破题。其式不过两句而止，其法不可连上，不可犯下。语带上文，谓之连上；语侵下文，谓之犯下。不可漏题，不可骂题。题意未经破全，谓之漏题；题字整句写出，谓之骂题。破题虽只两句，而两句中，有明破、暗破、顺破、倒破诸法。明破者，明明破出，如“孝弟”字明破“孝弟”，“务本”字明破“务本”是也。…… 所谓“孝弟”“务本”，出于《论语·学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张行简以此为例，假设作文题目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阐明应该如何教会学生抓住关键字词“破题”。 传统教育写作教学对“破题”的重视，可以从《红楼梦》中找到具体的例证，如第八十四回“试文字宝玉始提亲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三、传统教育中写作教学的启示 传统教育的写作教学，特别是明清以来的教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有效地帮助学生掌握写作要领，为我们今天的写作教学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 1.因材施教，激励进取 明代的《教子良规》指出：“教子弟学文，其未能时，为师者每出一题，固当与之代思而代作，面语而口授，必令其手自书写，如前教法，即子弟未敏者，历经半年，当自领会，未有不能文也。及其稍自能文，为师者须当看其资禀所就，意见所及，各顺其性，而委曲以成之。笔清者就其清，见大者就其大，调高者就其高，词丽者就其丽，少有一得，则当取其一得以鼓其进，必不可一于涂抹以阻其机。”由于当时口语（白话）和书面语（文言文）差异极大，蒙童初学作文，会感到无从下手，因此塾师首先“代思而代作”，即示范性地教学生如何根据题目立意，写成一篇文章。但是不能完全包办，而是采用“面语而口授”的办法，特别是“必令其手自书写”，逐步带领学生入门。经过半年左右的训练，学生就可以“稍自能文”了，再根据学生的资质禀赋，悟性高低，“各顺其性，而委曲以成之”。同时要随时肯定学生的“一得”，不断鼓励学生进步。这样的“一对一”教学，体现了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等教学原则，是值得肯定的。 2.注重审题立意 如清代唐彪在《父师善诱法》中指出：“童子学识疏庸，作文时题中所有实义，先生宜与之讲明。”如“学而时习之”，题内有“致知力行”诸义。“又凡题有轻重虚实，我虽明教之，而文终属彼自作，故言之无害也。不然，题义不明，将一日之工夫、心力俱付之无用，岂不甚可惜乎？” 《红楼梦》记叙贾政审阅宝玉第三篇作文时，特地临时出题，让宝玉当场做出“破题”。借这次作文，针对贾宝玉的弱点，贾政指出：“以后作文，总要把界限分清，把神理想明了，再去动笔”，强调审题立意的重要性。 3.注重批改，讲究方法 例如《红楼梦》中贾政审阅贾宝玉第二篇作文： 又看第二艺，题目是“人不知而不愠”，便先看代儒的改本云：“不以不知而愠者，终无改其说乐矣。”方觑着眼看那抹去的底本，说道：“你是什么？——‘能无愠人之心，纯乎学者也。’上一句似单做了‘而不愠’三个字的题目，下一句又犯了下文‘君子’的分界。必如改笔才合题位呢。且下句找清上文，方是书理。须要细心领略。”宝玉答应着。贾政又往下看：“夫不知，未有不愠者也，而竟不然。是非由说而乐者，曷克臻此？”原本末句“非纯学者乎”。贾政道：“这也与破题同病的。这改的也罢了，不过清楚，还说得去。” 题目出于《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贾政认为宝玉破题只破了“而不愠”三个字，不全面，又以“学者”超越了破题的界限，“犯了下文‘君子’的分界”，而贾代儒改得比较妥帖。但是贾政对贾代儒所改的下一句，认为“不过清楚，还说得去”，因为改文只照应了“说乐”，未能点明与本章上文的“学”和下文的“君子”的关系。 唐彪《父师善诱法》进一步指出批改的正确方法：“先生于弟子之文，改亦不佳者，宁置之。如中比不可改，则置中比，他比亦然。盖不可改而强改，徒费精神，终不能亲切条畅，学生阅之，反增隔膜之见。惟可改之处，宜细心笔削，令有点铁成金之妙，斯善矣。”如果改了也收不到明显的效果，可以干脆不改；值得改的地方则应该精批细改，帮助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提升，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4.建立“读写一体”的训练模式，循序渐进 例如《教子良规》指出：“教子弟能文更无他法。其未文时，先将书旨讲明，令其心胸开豁，每阅一章书，浑如目见圣贤，当日口语，领会无错，此是根本急务。以后精选新旧程墨，或时义之明白而正大、冠冕而可法者，一日令抄写一二篇。每篇必与批点，分定格局，画断股数，随即与之讲解。讲一篇读一篇，读一篇背一篇，必令篇篇精熟乃已。积至一二百篇，或三四百篇，订成二三帙，时令反覆潜玩，毫无一字不明，一意不达，乃为有用。久之笔底自活，生机自鬯，而绝无枯涩阻碍之苦矣。” 清代学者王筠《教童子法》则从宏观层面，对整个蒙学阶段的读写教学作出统筹安排：“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如弟子钝，则识千余字后，乃为之讲；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读亦必讲。……八九岁时，神智渐开，则四声、虚实、韵部、双声叠韵，事事都须教，兼当教之属对，且每日教一典故。才高者，全经及《国语》《国策》《文选》尽读之。即才钝，亦‘五经’、《周礼》《左传》全读之，《礼》《仪》《公》《谷》摘抄读之。才高者，十六岁可以学文，钝者二十岁不晚。初学文，先令读唐宋古文之浅显者。即令作论，以写书为主，不许说空话；以放为主，越多越好；但于其虚字不顺者，少改易之，以圈为主，等他知道文法而后，使读隆万文，不难成就也。”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蒙学经典涉及的教学内容，在今天看来都是陈腐过时的，但是其中包含的教学方法，确实曾经发挥过积极有效的作用，可以为我们现代母语写作教学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