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一般”到“竞争一般”和“价值链竞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竞争论文,价值链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6)01-0091-08 “具体—抽象—具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重要原理[1]——即马克思著名的“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P42)。这一原理来自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那里,马克思阐述这一原理的主要目的,就是抽象出“资本一般”。作为各类具体资本的共性,“资本一般”已经成为把握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形态的资本的首要“规定性”。然而,“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2](P42)。要深入具体地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形态的资本,需要进一步引入不同角度的规定性——“竞争”无疑是其中的关键。马克思的写作计划中,“竞争篇”就是继“资本一般”(后来发展为《资本论》)的关键篇章[3](P121)。马克思将其称之为“竞争学说”。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资本全球化的不断加剧,各国经济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到全球跨国资本主导下的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之中。资本的具体形态和竞争行为越发复杂和多样化。要准确把握资本主义竞争的新问题和新动向,需要再次求助于“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原理,在“资本一般”的基础上,引入当代马克思主义竞争学说关于“竞争一般”的新发展,结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的哲学方法,在“世界历史”的视角下[4],对当代资本主义竞争行为和竞争格局进行更为深入解读。 一、异化劳动与世界历史理论:资本与竞争范畴的哲学视角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的哲学方法论。马克思关于这个方法论的总的阐释也出现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之中:“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5](P412-413)。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价值、货币和资本等范畴的本质都是一种生产关系。而资本则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制中预付的价值对无偿劳动支配与占有的生产关系。我们关于资本与劳动的哲学角度也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哲学视角下展开。 相对于总的方法论意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资本和竞争范畴相关联的哲学视角还包括两个相对具体的哲学范畴:异化劳动和世界历史。这两个哲学范畴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中矛盾论与普遍联系原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具体的方法论工具,为资本和竞争范畴的逻辑展开提供了直接有效的哲学进路。 异化劳动集中出现于马克思早期经济学研究文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形成的关键,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因此,有学者认为存在“异化劳动和资本在本质上的一致”[6]。马克思首先指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7](P238)。这种支配权前提就是资本占有的生产资料。马克思认为当时的“国民经济学”尚未意识到这一点,“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7](P266)。关于劳动的异化,马克思这样概括“这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7](P268)。而这里的“规定性”在后续的研究中,逐步被抽象为“资本一般”的规定性。在“异化”的方法论视角下,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采取了劳动与其异化的“外部存在”的对抗:“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抗”[7](P268)。这种“异化”的认识论视角,对于我们延续对“资本一般”范畴,重构“竞争一般”,同样至关重要。 关于资本和竞争的另一个哲学视角——世界历史范畴,与上述“异化”视角的空间延伸有关——马克思曾这样描述世界历史:“单独的个人随着他们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愈来愈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8](P89)。而这种“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构成“异己的力量”,是资本全球扩张、竞争延伸至世界范围的结果,即是异化劳动从一国走向世界的结果:“尽管有这些保护措施,大工业仍使竞争普遍化了,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8](P114)。马克思也正是在这个方向上提出并阐述了其世界历史理论。 简言之,资本的本质规定性可以在异化劳动的视角下获得清晰的哲学解释;资本与竞争的空间延伸则归属于“世界历史”的哲学视角之下。这两个哲学视角的进一步延伸与交叉,将为我们理解“资本一般”向“竞争一般”和“价值链竞争”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哲学基础。 二、从资本一般到竞争一般:异化劳动的逻辑延伸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构成了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规定性”。在后续的研究中,马克思进一步将这种规定性概括为“资本一般”。这是马克思运用“抽象法”的经典案例。“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使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9](P8)。这种抽象,从各类具体资本的共性,即“总的规定性”开始:“在这里作为必须同价值和货币相区别的关系来考察的资本,是资本一般,也就是使作为资本的价值同单纯作为价值或货币的价值区别开来的那些规定的总和”[2](P269-270)。那么,这种规定性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一般认为,这里“资本一般”的规定性与《资本论》中关于资本的规定性是一致的①。这就是所谓“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即在运动中实现了增殖的价值:“原预付价值不仅在流通中保存下来,而且在流通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加上了一个剩余价值,或者说增殖了。正是这种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9](P176)但是,一般认为,除了“运动中增殖”,“资本一般”还包括更为广泛的规定性,荣兆梓教授曾这样概括:“资本一般的内涵不仅包括资本流通中资本价值的‘自行增殖’的性质,而且包含了增殖之所以发生的全部奥秘: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它基本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本规定性的集合”[10]。也有学者分别将两个含义称之为“资本一般Ⅰ”和“资本一般Ⅱ”:“一是能够在运动中发生增殖的预付价值,以后简称为资本Ⅰ。二是指资本一般生产方式即资本生产力与资本一般生产关系的统一,以后简称资本Ⅱ”[11]②。显然,上述两个含义都未超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7](P238)的界定,其内涵依然可以归结为“异化劳动”的视角之下。 (一)“资本一般”及其与竞争的关系 上述“资本一般”的得出,是抽象掉资本各类差别的结果。具体而言,马克思抽象掉的各类差别,被汤在新教授概括为:“某一特殊形式”、“许多资本相互作用”、“量的差别”和“自身价值变化”四个方面[3](P85),在此我们不再详述。其中,需要格外强调的是一个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哲学发生“质变”的关键“抽象”——抽象掉了“许多资本相互作用”中的“竞争”:“竞争使资本的内在规律得到贯彻,使这些规律对于个别资本成为强制规律,但是它并没有发明这些规律。竞争实现这些规律。因此,单纯用竞争来解释这些规律,那就是承认不懂得这些规律”[5](P1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Marx-Engels-Gesamtausgabe)的著名编辑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就持有这一观点,在马克思之前,学者们一般“把竞争视作解释从工资浮动到生产力发展各种不同现象的关键机制”,在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也曾持有相同观点,但是“上述新观点③较之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以市场为中心的分析模式取得了质的突破。把‘资本一般’与‘竞争’分为不同的范畴,是从概念上正确把握新观念的第一次尝试”[11]。 在《资本论》中,竞争“被抽象掉”的状态得到了改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讨论了不同资本争夺超额剩余价值的竞争,第二卷引入了“单位资本”与“社会总资本”的差异,在第三卷引入了不同资本之间的“利润平均化”竞争,以及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等“具体形态的资本”。因此,也有学者持有这种观点“竞争与‘资本一般’相分离”的最初设想和写作计划被放弃,从而导致马克思放弃了“资本一般”范畴。“《资本论》在结构和方法论布局上都不再依照六册计划,也不再把‘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的竞争’分裂开来”[11]。也有学者将这种将“资本一般被放弃”的状况,称为“资本一般之迷”[12]。当然也有不同观点。部分学者认为虽然部分地引入了“竞争”,但是“《资本论》的内容仍然是资本一般”[3](P120),即“竞争”的“规定性”在《资本论》中并未完全展开,“竞争篇”依然应被视为《资本论》的续篇。“在MEGA2的编者中还有另一种意见……资本一般概念不是遭放弃,而是被修改了……六册计划中的竞争篇,仍然可视作不同于现行《资本论》的一本独立著作”[13]。 (二)竞争一般:提出分歧 重新回到“具体—抽象—具体”的哲学原理。上述分析可以说明,“竞争”作为“资本一般”之外另一种“规定性”,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重要的“规定性”之一。近年来,围绕这一“规定性”。马克思主义竞争学说也形成了新的进展,即形成了补充“资本一般”的“竞争一般”范畴。 “竞争一般”概念由布里安[14]提出,他与马克思竞争学说的著名学者威克斯[15](P155)一样,使用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内在本性”的说法。这是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的一段论述:“从概念来说,竞争不过是资本的内在本性,是作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的资本的本质规定,不过是作为外在必然性表现出来的内在趋势。资本是而且只能是作为许多资本而存在,因而它的自我规定表现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2](P394)。威克斯将马克思上述原文中“资本的内在本性”视为资本的定义,而布里安直接将此视为“竞争一般”的定义。实际上,细究马克思的原文可以发现,这可能存在误解,孟捷和向悦文认为,“竞争在这里不过是指资本的内在本性的外在实现形式而已”[13]。 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布里安建议将这里的竞争区分为“竞争一般和具体形式的竞争”。英国学者威洛克[16]在此基础上,借鉴日本宇野学派划分政治经济学三层次的原则——即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内容划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运动规律、与不同阶段的制度特征相联系的资本积累和针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状态的分析三个层次的原则——把竞争划分为:“竞争一般、与资本主义发展各个阶段的特征相联系的竞争的不同形式、在各种具体的市场环境中竞争的实际运作和策略”[13]三个层次。那么,“竞争一般”本身的内容或内涵是什么呢?孟捷和向悦文认为,这应是“竞争一般只应涉及那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运动规律相关联、作为这些规律的外在实现形式的竞争”[13]。他们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共性和基础性意义的竞争,即“提高生产率以削减成本”和“削减价格”两个类型,后者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已经不再适用,而前者则适用于自由竞争和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竞争,是不同时代和不同层次的竞争中共性的因素。由此他们认为:“在手段或形式上将其规定为提高生产率以削减成本的竞争”[14]。 对此高峰教授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提高生产率削减成本”是竞争的具体方式,应归于威洛克所说的竞争范畴三个层次中的第二个层次,而且这一概念不能概括部门间资本流动形成的竞争,不能视为竞争的普遍性和一般性,不适合作为“竞争一般”[17]。具体如何定义“竞争一般”,高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高峰教授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与竞争》一书中,曾从“资本特定的生产关系”入手阐述了“资本—剥削—竞争—垄断”之间的关系。这一论述将竞争理论的相关范围推进至政治经济学一般性原理的深度,对于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竞争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高峰认为“资本作为特定的生产关系,包含着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资本一方面体现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另一方面又体现了资本与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剥削关系是竞争关系的基础,资本主义经营既然以剥削雇佣劳动为手段和以追逐利润为目的,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必然是竞争的,任何资本在市场上都力图排斥其他资本,以保持自身在生产上和销售上的有利地位,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和尽可能高的利润率。资本在竞争关系中所具有的这种排他性,在一定条件下就可能发展为独占性,成为垄断的根源”[18](P72)。在此基础上,高峰在2012年曾表示,“当时我脑子里还没有‘竞争一般’的概念,但也似乎是不自觉地把它看作是资本竞争的基本特征。……但进一步考虑后,我认为:用‘排他性’或‘自相排斥’来界定‘竞争一般’,似乎还不够。……为了概括资本竞争的最一般特征,我倾向于将其与‘资本一般’的概念直接联系起来。如果‘资本一般’可界定为‘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竞争一般’则可界定为‘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相互争夺’,它们共同构成了资本所体现的经济关系实际上不可分割的两个根本特征或本质规定”[17]。 其实,高峰与孟捷的主要分歧集中在:“竞争一般”是不同资本之间的相互关联还是对资本自身的规定性。显然,“资本一般”概念中已经抽象掉了不同资本之间的相互竞争。资本一般的概念“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将资本视为一个“总和”意义上的抽象,而没有把资本置于不同资本之间相互竞争的前提下。这也使得资本一般概念中,抽象掉了资本所面对的竞争,并进而抽象掉了资本的“行为的竞争性”这一特性。孟捷主张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将“竞争一般”引入,其目的并非专门探讨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而是要在与“资本一般”相同或类似的高度上,引入竞争施加于资本的更为具体的“特性”与“规定性”。换言之,在“资本一般”抽象掉了“资本间竞争”的基础上,将“资本需面对其他资本的竞争”这一本质规定性加入其中。这一视角的特点就是重新将“不同资本之间的竞争”找回,但是,并非就竞争关系谈竞争,而是要像“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一样,为资本施加一个竞争压力下必然具备的行为特性以充实“资本一般”;或与“资本一般”相并列,形成对资本行为模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的规定性。简言之,孟捷倾向于将“竞争一般”作为资本的行为规则来探讨其规定性;而高峰则倾向于将“竞争一般”视为资本参与的竞争关系的一般性。 因此,孟捷和向悦文将“提高生产率以削减成本”所概括的“竞争一般”,其着眼的并非资本与其他资本之间相互争夺剩余价值的行为或关系本身,而是指面对这样的“争夺”或“竞争”,资本必须在竞争这个外在强制规律的迫使下“不断使自身更具竞争能力”的本质属性。当然,使自身更具竞争力的手段并不一定局限于“提高生产率以消减成本”——要阐明资本使自己更具竞争力有哪些手段或哪些方式,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思考高峰对不同资本竞争关系的具体界定:“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相互争夺”,即相关的“竞争能力”需要沿着“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相互争夺”这个中心线索进行解构。这里,我们不需要具体探讨这种解构的详尽内容,而是要进一步明晰其基本的哲学内涵,形成一个简明的哲学解读。 应该说高峰教授把资本作为“特定的生产关系”,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以及“资本与资本的关系”入手阐释“竞争一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一竞争学说的研究推进至唯物主义历史观“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的层次上。在具体的哲学概念上,这里的分析依然可以视为“异化劳动”的进一步延伸。在“异化劳动”中作为劳动“外部对象”的资本,已经获得了“能动的”、“独立的”地位,正是这种客观的外在性和独立性导致了“异化”的存在。然而,进一步的逻辑延伸则可以发现:作为“异化劳动”的资本不是整体存在或孤立存在的——不同资本之间同样会出现“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矛盾状态。资本A的存在,成为资本存在B的前提;同时资本B的发展和壮大,又可能成为与资本A争夺剩余价值的“外部对象”。因此,将“劳动的异化”进一步延伸至“异化劳动”之间的“异化”:一部分资本通过为另一部分资本“服务”而存在,而这种“服务”过程,又成为壮大其竞争对手,抑制其发展空间的“异化”因素。资本与资本之间“异化”的矛盾性,在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形成的背景下,获得了充分的展开。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借助“世界历史”的认识论范畴,将研究推进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链竞争”层次。 三、从竞争一般到价值链竞争:世界历史的时空延伸 竞争与资本是相辅相成的理论范畴,“资本一般”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差异,也对应着“竞争一般”在不同时代的差别。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宏大哲学视角来看,资本主义可以划分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和垄断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两个阶段。相应的,竞争一般也在两个时代分别体现为自由竞争和垄断竞争。具体而言,我们又可以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细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相应地,竞争也体现为不同时代条件下各有差异的竞争。例如,当前所处的历史时期,一般被视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世界垄断资本和跨国垄断资本统治全球生产和流通的一个新阶段。 (一)世界历史范畴的时空延伸:世界体系与资本国际化 具体阐释“竞争一般”的“规定性”在当代的时空延伸,我们需要引入“世界历史”理论的新发展。其中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帕劳的“资本循环国际化”,是“世界历史”理论的重要的继承与发展。而全球商品链和全球价值链等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竞争的新理论,又与这些研究息息相关。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不仅是对世界经济发展过程的长周期历史考察[19](P6),也提出了作为“全球商品链”基础的“商品链”概念。他与霍普金斯把“商品链”视为世界体系中的国际商品链[20]。在世界体系的中心、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之间,沃勒斯坦通过“融入”与“边缘化”描述了落后国家进入世界体系,以及在世界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基本过程。一般认为,较早系统分析跨国资本和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学者是法国学者帕劳(Christian Palloix)。他在上世纪70年代将资本循环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作为主要线索,将资本循环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过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21]。帕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资本循环理论的经典原理,将资本全球化的历史过程进行仔细划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循环经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循环,也可以视为三种资本循环的历史过程。帕劳通过研究认为,资本全球化的历史过程,正是依次实现商品资本、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不仅明确解释了“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也可以为接近于上述三个概念的政治经济学提供解释。帕劳的研究开启了政治经济学对全球资本主义和网络资本主义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和借鉴价值。鉴于帕劳的研究影响较大,且提供了一个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资本循环原理上的资本主义时代划分方式,能够为本文“价值链竞争”的时代属性和形成过程提供重要的基础。我们在介绍帕劳相关观点的基础上,形成对“价值链竞争”的理论界定。 帕劳采用马克思的资本循环公式[9](P116),具体可以描述为: M—C…P…C'—M'—C…P…C' 式中,Ⅰ是货币资本循环(M…M');Ⅱ是生产资本循环(P…P);Ⅲ是商品资本循环(C'…C');总流通过程Tc表述为商品资本循环的起始处C'—M'—C'④。 历史上资本循环国际化的过程可以概括为早期的商品资本国际化,表现为商品的对外输出。第二个阶段是货币资本的全球化,表现为对外投资和对外贷款。而全球价值链条件下的资本循环则是第三个阶段,即生产资本实现全球化之后的结果。 参照美国学者罗宾逊的总结和简化[22](P18-19),我们可以把这一观点做一下简要概括。 资本循环公式可以简化为: 接下来我们将实现了国际化的阶段以加下划线表示。国际化第一个循环是商品资本的循环,表现为世界贸易,上述公式变为: 资本循环的购买和生产阶段“M—C—P”在国内进行,销售阶段延伸至国外“C'—M'”,在国外售卖后剩余价值实现,再以利润的形式回到国内,重新开始国内的资本循环。在世界体系形成之初,即“地理大发现”和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这种资本国际化就已经形成。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主要出现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虽然这一时期,货币商品阶段的资本循环“M—C”也涉及对国外原材料的购买,主要体现为对殖民地原材料的掠夺,但是货币资本流至国外后不再继续被宗主国控制,只是表现为国际间的商品流动,因此不能视为货币资本的国际化。 沃勒斯坦所谓世界体系中的“商品链”和格瑞菲的“全球商品链”,在逻辑上主要对应这个阶段的资本国际化。 资本国际化的第二个阶段是货币资本的国际化,表现为对外资本输出和跨国投资,公式在上述国际化的背景上进一步演化为: 这种形式的国际化,大规模地集中出现在垄断资本资本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具体而言其历史阶段可以确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这种国际化表现为国际货币资本流动,主要以国际高利贷和国际间接投资为主。在这个阶段,资本开始形成“跨国”状态,资本家开始控制其他国家的资本,但是,这种控制往往主要表现为跨国的证券投资、国际借贷和套利行为,对国外生产的控制相对较少。 在这个阶段,由于资本循环过程除生产阶段之外,都已经实现了国际化,各国的生产开始形成一条明显的产业链,各国生产的相互联系更加密切。同时,在货币资本全球化的推动下,产业链上下游之间形成价值增值和价值转移过程。这个阶段是“全球商品链”向“全球价值链”过渡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生产资本的国际化阶段,表现为跨国公司的大规模增长以及劳动外包的迅速发展。随着生产过程的全球化,或全球生产的碎片化⑤,整体资本循环过程都实现了全球化。上述公式变为: 这种形式的资本国际化,可以主要从20世纪60—70年代兴起,其代表性特征就是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在这个阶段资本已经控制了从货币资本到商品资本的全过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调配资源。具体而言,这个阶段又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产的国际化主要体现为跨国公司在国外生产,各地的生产过程以中间产品为媒体进行链接形成全球价值链或供应链。虽然形成了跨国的技术标准和生产计划,但是其生产过程还相对独立。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产品内分工”、“模块化生产”、服务外包和劳务外包的迅速发展,各国生产过程开始密切联系,车间生产流程开始实现全球化,尤其是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应用,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特征。 在生产资本国际化阶段,在产业外包迅速普及之前的生产资本全球化,可以概括为“全球价值链生产”,或“全球供应链管理”阶段。而随着产业外包和跨国电子制造服务(EMS)的发展,原先各车间相对独立的“产业链”或“价值链”式的联系,还是进一步深入到生产过程内部,跨国的生产流程控制、劳务外包和质量控制成为常态,全球生产网络形成并发展至更高层次。后一个阶段可以视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典型阶段。 (二)全球经济、跨国资本与价值链竞争 根据罗宾逊的观点,国际化的第三个阶段,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他使用了全球经济和跨国化两个概念阐述其差异。罗宾逊区分了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我的看法是,在资本主义体系进入到跨国家的新阶段后,我们正从世界经济走向全球经济”[22](P13)。而上述“资本国际化”第三个阶段,就是他所定义的“跨国化”:“跨国界的贸易和金融流动的扩展与生产过程本身的全球化二者之间不同。我认为,前者代表国际化,后者则代表跨国化”[22](P16-17)。“全球资本主义并不是‘国民’经济的集合,也就是说并非意味着一些独立的实体通过外部交换而同一些这样实体相联系。毋宁说,世界资本主义这个方兴未艾的新阶段通过‘国民’经济的跨国一体化取而代之”[22](P20)。 关于这种变化,罗宾逊做了这样的概括:“资本已经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全球流动性。这种全球流动性与政治和制度安排的重构相结合,对跨国阶级关系和国家形成起着根本性的作用”[22](P27)。我们就将这个从“世界经济”转变为“全球经济”,资本流动由“国际化”转变为“跨国化”之后,处于全球资本主义阶段条件下,对应着资本全球流动性新特点的竞争阶段和竞争形式,称之为“价值链竞争”。 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随着生产资本的国际化,生产过程也采取了跨国化和全球化的形式,劳动过程也同样实现了国际化。我们可以在资本循环理论基础上,把价值链竞争定义为:其生产资本以全球价值链为载体进行跨国循环的产业资本参与的不同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相互争夺。 (三)价值链竞争:资本异化的新阶段 如果说“竞争一般”只是将“异化劳动”从“劳动对象对劳动的异化”延伸至“异化劳动之间的异化”,即“资本对资本的异化”;那么全球经济和跨国资本背景下的“价值链竞争”则是将“异化劳动之间的异化”在“世界历史”时空延伸的语境下全面展开。详解这一逻辑,我们需要重新回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资本的定义,“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7](P268)。就“劳动的异化”而言,这一“支配权”表现为“劳动”对“异化劳动”的从属性。将这一异化视角延伸至“竞争一般”,我们可以揭示“资本对资本的异化”。这种“异化”首先表现为资本与资本之间彼此矛盾的“外在对象”和“对抗性”。而更深层次的“支配权”和“从属性”并未完全展现出来。但是,在全球价值链和跨国资本的背景下,“价值链竞争”则充分地表现了资本与资本之间存在的“支配权”与“从属性”。争夺价值链的支配权和控制权,是“价值链竞争”的核心内容。价值链中的“跨国资本”,依托它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性以及它对高端知识产权等垄断因素的控制,成为整个价值链中的“垄断资本”,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同时,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区域性资本,则处于明显的“从属性”地位。这些全球价值链中的区域性资本,也成为“异化劳动”矛盾性的中心结点:它既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充当占据劳动“支配权”的“异化劳动”,又在资本与资本的关系中处于被支配地位——在异化的视角下成为“被异化的异化劳动”。从属性资本的这种“异化”与“劳动的异化”在逻辑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些从属性资本,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存在,其存在的核心就是服从并服务于跨国垄断资本,充当跨国垄断资本“跨国资本转移”的终端载体。同时,它所服务的跨国垄断资本越多,越强大,这些跨国垄断资本的“支配地位”也将越稳固,实施“跨国价值转移”的能力就将越强,从属性区域资本的生存条件也将越恶劣。因此,在全球价值链研究领域经常使用一个极为形象的专业术语来描述从属性资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异化”现象:对这些从属性资本而言,全球价值链被称为“被俘获的全球价值链”。 上述“资本的异化”逻辑,也在客观上形成了“资本分层”问题。这种分层现象,进一步强化了“劳动的异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而言,需要同时面临本土从属性资本的剥削,以及跨国垄断资本的“过度剥削”。同时,对于跨国垄断资本而言,资本作为“异化劳动”的“支配权”也在其跨国资本流动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化——劳动的异化采取了更为极端的形式。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马克思曾这样描述当时相对欠发达的德国,“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9](P8)。如果说,马克思当时所描述的是欠发达地区尚未完全进入“劳动异化”的“世界历史”状态,那么,今天的欠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极端情况:欠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不仅陷入同一个“劳动的异化”世界,而且因其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而沦为异化矛盾最为激烈最为底层的受害者——这正是当前我国劳动者可能面对甚至正在面对的境况。这里的分析可以为我国当前产业升级紧迫性提供一种粗线条的思考。 ①这也包含了另一个基本认识:《资本论》中所讨论的资本整体上依然是“资本一般”的层次。 ②我国也存在将“资本一般”的规定性延伸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的理论尝试,这种尝试把资本一般界定为“价值增殖”、“运动性”、“反映人与人的关系”等更为一般的属性(如赵亮,王明华.资本一般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方晨曦,龙运书,吴传一.试论“公有资本”[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1).)本文不再尝试对这一问题做出判断,我们主要在“资本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竞争”的概念中讨论全球范围的资本与竞争问题。 ③即把“竞争”从“资本一般”中抽象掉,“竞争没有发明这些规律”的观点——引者注。 ④M=货币资本;C=商品;P=生产过程;c=商品形式中的剩余价值;m=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L=劳动力;MP=生产资料;M'>M;C'>C;P'>P. ⑤西方主流经济学曾一度将其称之为“产品内分工”和“模块化生产”。标签:异化劳动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剩余价值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剩余价值规律论文; 抽象劳动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经济论文; 商品货币论文; 全球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