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民国论文,第六次论文,学术讨论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8月21-23日，第六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风景如画的南京中山陵召开。这次会议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等联合承办，与会专家荟萃，成果斐然。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韩国及海峡两岸四地的中外学者共150余人共襄盛举，提交论文100余篇，围绕大会的主题“民国时期的社会转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转型中的民国政治
章百家、张宪文先生分别探讨了中国近代史的主线和民国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形态。章百家在《历史的四重唱——对中国近代史主线的再探讨》中指出，实现现代化、恢复大国地位、完成国家统一、实现社会变革四个奋斗目标可以作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主线索；四个基本目标同时提出，交互进行，虽然有时它们发展不平衡，甚至相互矛盾，但是互为实现的前提条件。
张宪文先生在大会总结发言《对民国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之思考》中总结了民国以来中国社会转变的规律和特点，对民国以来各个重大时期在社会转型问题上的具体表现进行了一一分析：(1)关于辛亥革命，他认为完成了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两大基本任务，认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为现代国家的建设勾画了雏形、展示了美好前景，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和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由传统的封建专制社会开始迈向现代社会，不能因为其存在时间短暂而轻视其重要性，特别是不能把社会改造的艰巨任务寄希望于一次简单的革命，并由此而断言其失败；(2)关于北洋政府时期，他认为一方面要看到当时的政治统治者缺乏国家建设的理想和规划，并不断地进行政治争斗和战争冲突，但社会发展的方向没有改变，许多领域有了新进步——现代国家的法制体制建立起来了，民主共和的制度得到部分保存，建立了一批著名的现代企业，现代教育制度的形成、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引发了学术繁荣与五四运动；(3)关于抗战前的南京国民政府，他认为虽然“黄金十年”的概括有些夸大，但该时期政治经济的改革、大一统国家的重构进程，都明显地“向前跨进一大步”；(4)关于抗日战争，他认为虽然日本的侵华对中国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破坏，但是它却极大地加强了中国人民的凝聚力，民族团结空前加强，工业内迁、文化教育科技内迁，这既保存了中国的经济力量，也调整了中国的现代经济和现代文化的布局；(5)关于战后时期，他认为抗战的胜利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新机遇，但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没有抓住这个机遇，在骄傲思想的作祟下，一意孤行，发动内战并最终惨败，其失败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内在的政治腐败，二是外在原因即丢掉了占中国人民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中小工商业者，蒋介石到台湾后仍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而是把所有的失败责任推给了他人；(5)关于1949年后的中国，他认为共产党的执政揭开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新篇章，政治上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而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经济上国民经济的回复及工业基础的初步奠定，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等等都是空前的，但体制上的僵硬使得1949年的转型仍然欠完善。在上述基础上，张宪文教授认为“1978年的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新里程碑”。
政治领域的变革是民国时期社会变革的重要方面。姜义华在《民国时期大一统国家的重构》中认为，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在近代中国受到很大冲击，围绕建立汉民族单一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集权制国家还是分权制国家、实行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实行民粹主义还是精英主义等问题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然而最终还是回到了传统的道路上，建立了多民族的、集权的单一制国家。陈铁健的《北洋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在充分肯定辛亥革命伟大历史功绩之后，认为北洋时期中国虽然陷入内乱，但是中国社会仍然有所变化，尤其是这一时期思想多元化，经济也有较大发展，应该客观评价这一段历史。邓亦武在《民初共和制、洪宪帝制均告失败悖论新探》一文中指出，民初民主共和制因民主基础薄弱而失败，洪宪帝制并非因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而失败。民初中国是一个传统性与现代性兼备的过渡性社会，现代性不足以使民主共和制成功，传统性也不足以使帝制复辟成功。徐立刚在论文《民初宪政失败中革命党人的失策》中认为，策略错误导致革命党人失败，从南京临时政府解散至宋案发生，革命党人主要是在从事议会政治，未重视保留军事实力。革命党人在案发后又忽视现实条件，过早地发动二次革命。段祺瑞执政历来为人诟病，申晓云在《民国执政府时期“段氏中兴”述评》一文中则指出，自执政府而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围绕“宪政”的讨论画上了休止符，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结束了在“有共和而无宪政”状态上的多年反复和徘徊，走向了它的最终稳定形态：一个以“集权”为主要标志的“党治”国家。
民意机关及司法、监察机关的创设是民国政治史上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柳镛泰在《各界联合与各界民意的形成，1894-1919——近代中国对又一个民意机关模式的追求》一文中认为，各界联合是在1907-1910年的利权收回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中产生的。薛恒在论文《议员的岁费保障与国会的最终毁弃》中探讨了民初议会毁弃的原因在于议员岁费的保障远不健全，岁费从未及时正常发放。吴永明在《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建设析论》中指出，司法院的建立，在形式上彻底改变了封建时代司法依附行政的局面，但司法党化是对它的严重干扰。刘云虹在《论中西合璧的监察院弹劾制度》一文中认为，国民政府根据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创设了监察院弹劾制度，它表现出中西合璧、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点。
国民党1927年后执政后，在发展中存在着危机。齐春风在《国民党与“九一八”时期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一文中指出，在对待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的过程中，国民党党、政方面的分歧表现得甚为明显。这种分歧始终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困扰它的严重问题。陈橹在《战力低下与民国下层军人来源出身的关系》中认为，民国时代中国军队战斗力低下的原因中兵源因素不容忽视。到对日抗战和国共内战时期，当局普遍强征壮丁充军，军人既无战斗意志又无征战能力。马振犊在《1949：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应变与结局》中探讨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大陆的结局，指出“中统”改组为内调局后走向崩溃，“军统”变成保密局上演最后的疯狂。
中共1927年掀起的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革命是中外学者感兴趣的历史事件。高念甫(Andrei N.Karneev)在A Institutional Factors in the Local Governance During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Nanking Decade一文中，以抗战前的安徽宿县、江苏江都为例，探讨了农民对国民党的反叛，认为各地农民的反叛有所差异，与其探讨农民为何反叛，不如详细研讨农民是如何进行反叛的。
抗战时期是深刻影响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步平在《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看民国史研究的深化》中指出，抗日战争研究要受到政治外交、民众情感和学术研究三种因素的影响，但是经过双方努力，中日两国学者仍然在中日战争的起因与性质、战时日军暴行等重大历史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中日共修历史的经验说明，应该进一步打破封闭状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开放的心态进行民国史研究，同时尽量扩大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使民国史研究更上一层楼。何理在《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复兴》中指出，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了中国工业的破坏和倒退，但抗日战争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远远超过了战争本身。米德(Rana Mitter)在论文The Changing Historiography of Wartime China and New Interpretation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中指出，在强调共产党重要作用的同时，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当然，国民党的统治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张连红在《帕奈号事件与南京大屠杀》中认为，帕奈号事件是南京大屠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在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层面来重新审视南京大屠杀。姜良芹、朱继光在《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忠烈祠功能之嬗变——以江苏省为例》一文中认为，忠烈祠功能的嬗变，使民众与政府之间在国家象征体系的构造上产生了或互补或冲突的关系。萧小红在《战时企业与政府：从民营厂矿内迁看对民族国家目标的认同(1937-1938)》中认为，从政企关系观察，政府适宜的行为对争取企业主自觉认同国家政治目标影响重大。张燕萍在《抗战160
时期国民政府战费筹措评析》一文中指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通过增加税收、发行公债，特别是增发纸币，筹措了大量的战费。但是，大后方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战费筹措十分困难，国民政府筹措战费方式也是失当的。张瑾考察的对象是《重庆各报联合版》，她在论文《战争与传媒——〈重庆各报联合版〉镜像中的抗战陪都》中指出，《联合版》为1939年5月至8月国民政府全民族动员的唯一的舆论工具。其生存存在阶段性，是非常时期首都历史的唯一记录报。李盈慧在论文《抗战时期国民党海外党务与侨务工作》中指出，战时国民党海外党务活动与侨务工作对于中国抗战及盟国作战，都有重要贡献。池子华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内务”与“外交”》一文中指出，“内务”方面，中国红十字会除组织救护总队部开展战地救护、成立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培训战时救护所需医务人员之外，在自身组织建设、发展会员、开展社会服务诸方面，均有所兼顾，而为争取“外援”的“外交”活动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效。
日伪控制的沦陷区给中国社会原有的社会形态以很大的扭曲，杨家余、王红岩在论文《伪满社会教育方针的演变及其实质》中指出，为满足殖民统治的需要，日本侵略者不仅在伪满初期就通过伪满政权制定了奴化的社会教育方针，而且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地对这一方针进行修改和“完善”。张同乐在《论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村政建设”》一文中探讨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在华北搞所谓“村政建设”的原因和特例，认为侵华日军的“村政建设”给华北敌后抗日斗争造成了某些新的困难，使华北社会的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李峻在论文《沦陷时期上海“反英美运动”评析》中认为，上海全面失陷后，日伪成立反英美组织，肃清英美经济和政治势力。“反英美运动”是日本侵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在抗战中走向成熟，逐步主导中国社会的转型。翟意安在《论抗战时期中共对华北日军的宣传工作》一文中运用传播学知识，分阶段探讨了战时中共对日宣传战的策略、效果。汪汉忠在论文《顿挫中的转折：中共抗战中的理论和实践对中国现代化后续发展的意义》中指出，日本侵华造成中国现代化的顿挫，中共创造性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新的现代化奋斗纲领，为中国现代化的后续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
战后审判战犯与肃奸及遗留问题给战后的中国社会以深刻的影响。张生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案审判中的辩护及其“遗产”——以控、辩双方质证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检视了辩护方的论点论据，认为在东京审判中，日本战犯及其辩护律师对起诉方出庭证人和宣誓证词的质证，未能在整体上形成否定性印象。东京审判辩护方的辩护思路、立论要点和辩护策略，成为当今日本右翼的思想源泉。孙扬特别考察了国府追讨逃港汉奸的问题，在论文《殖民地的尺度——香港肃奸风波与“国民日报事件”》中指出，为惩罚众多逃港汉奸，中港之间展开引渡匿港汉奸的谈判。但是，肃奸人员卷入利益纠葛，加之港英政府态度消极，引渡谈判波折不断。港英政府采取了强硬措施。事后虽经双方达成谅解，但香港肃奸工作一蹶不振，以致无果而终。潘敏以社会学功能主义理论为视角，在论文《论惩治“汉奸”的社会功能》中探讨了近代中国尤其是抗战期间惩治汉奸的社会功能，指出对叛徒的惩治有利于忠诚者为维护群体统一而奋勇战斗；惩治有利于加强群体或民族团结；惩治通敌者具有工具理性的特征，成为人们牟取各种利益的工具。许育铭考察了战后国民政府留用日籍人员问题，他在《战后国民政府留用日籍技术人员问题初探》中指出，国民政府为了维持被接收事业的运营，征用、留用了不少的日籍技术人员。恪于国际与国内形势，国民政府不断减少日籍技术人员留用人数。战后国府留用日籍人员，是想借此吸收日本的技术能力，用于国家建设。
二、转型中的民国经济
经济是社会变迁的重要表征，学者们对此做了许多探讨。南京国民政府及其所属机构是推动民国经济转型的组织力量。张立杰在《南京国民政府盐税税率的整理及其影响》一文中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划一紊杂的盐税税率本是良政，但因其“划一”为名，“增税”为实，使这场本来很有意义的改革成为国民党最后在大陆失去民心的重多节点中的一个。王卫星在《资源委员会与战时中国工业结构的转型》一文中指出，随着资源委员会在内地的大规模推进重工业建设，中国工业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均发生了重要变化。战时中国工业结构的转型，既是来自外部侵略威胁的结果，也是国民政府战前与战时工业建设政策的导向所致。刘慧宇在《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的集中与统一》中梳理了中央银行集中、统一货币发行权的历程，指出了其利弊得失。
海关是重要的贸易税收行政部门，方德万(Hans J.van de Ven)在The Maritime Customs in World War Two：A Stubborn Anomaly in a Nationalist Time中通过阐述抗战前后中国海关地位变化、赫德和安格联等海关总税务司的作为、中国政府对海关的措施等方面，探讨了抗战时期海关的演变情况。连心豪在《民国社会转型中的海关监督——厦门关监督许凤藻二三事》中列举了厦门关监督许凤藻的活动，认为他能够有所作为，完全是时代背景作用的结果；其所作所为之不足，也是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使然。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复兴曾被认为是民国社会复兴的核心所在。吴春梅在《近代安徽的农业改革——以农业试验、农业推广为中心的考察》中，以农业试验、农业推广为中心，探讨了安徽的农业改革，指出农业改革使安徽农业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民以食为天”，朱汉国在《关于民国时期河北省粮食作物种植与农家食粮的考察》一文中指出，民国时期的河北农村农家食粮仍取决于农家所种植的农作物的品类。徐畅在《过程与影响：近代中国粮食进口鸟瞰》一文中回顾了中国近代粮食进口的历程，认为战前中国粮食进口以20世纪20年代初期为界限分作两个时期。租佃关系是民国时期农村中重要的经济关系，近年来新观点迭出，李金铮对此做了一些反思。他在《矫枉不可过正：从冀中定县看民国时期华北平原租佃关系的复杂本相》中指出，在中共革命之前，租佃关系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地租率没有明显的变动；对地主和佃户哪一方都不可妖魔化。
农业教育思想也颇受学者们的关注。朱季康在《略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农业教育观》中分析了农业教育背景、战略出发点、路径及变迁线索等。朱庆葆、崔军伟在《改造乡村中国的有益尝试——民国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实验考论》一文中对职教社乡村建设的实验内容做了概述，总结了这种试验的优缺点。叶美兰、张忠山在《宋教仁农业现代化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一文中总结了宋教仁的农业现代化思想，指出他的农业现代化思想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交通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江沛在《近代交通体系初成与华北城市变动：1881-1937》一文中指出，19、20世纪之交，华北区域步入了以铁路、港口、内河航运、公路为中心的近代交通体系的建设高潮。华北区域的重要城市，在地理上、功能上都有显著变化。戴鞍钢在《区域交通与社会变迁的互动——以清末民初沪苏杭地区为中心》中则论述了交通变迁与长三角地区经济转型的关系，他以航运业和铁路建设为例说明了这一点。
关于航空业，范方镇在《民国时期的航空业》一文中从航空教育、航空工业、民用航空和军事航空四个方面概述了民国时期中国航空业的发展历程。关于航运业，郑会欣在《国家赔偿与民间合作——复兴航业公司成立的背景及其经过》一文中指出，复兴航业公司是抗战胜利后由国家赔偿与扶持而成立的一家航运公司，先迁香港，最终迁往台湾，从一个侧面深刻反映出战后国内局势与国际关系的转变对民族工商业的影响。
贸易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传统的西藏与内地的贸易，曹必宏在《民国时期内地与西藏的边茶贸易——以档案史料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为基本史料，论述了民国时期祖国内地与西藏的经贸往来。杨菁在《近代温州对外贸易与经济变迁(1876-1949)》中认为，开埠后的温州在进出口贸易等的刺激下，传统农商经济逐渐向现代工商经济转型。
民国时期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程度是个饶有趣味的题目，学者们通过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来分析这一问题。荑姆·赖特(Tim Wright)的论文Some issues relating to the impact of the 1930s world depression on China's society and economy想借此判断战前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与性质，详尽地分析了1931年之前以及1932-1935年这两个阶段影响中国经济的诸多因素，不仅强调了货币运行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还指出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他诸如气候等因素对总体生产水平的波动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衣保中则关注这场经济危机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严重影响，他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北地区农业影响的研究》中指出，危机爆发前，东北地区的农业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经济危机爆发后，东北农业生产遭到沉重打击。
学者们在经济史领域对传统观点做了一些令人瞩目的辨证。马俊亚在《从沃土到瘠壤：淮北经济史几个基本问题的再审视》一文中指出，淮北的一些社会经济问题往往被误解：淮北产生了许多开业帝王，他们生活的时代虽是淮北盛产稻米时期，却被林语堂误认为是“啖馍”长大；因超经济强制而无法生存的雇用劳动，长期被误认为“资本主义种子”；与官僚阶层密切合作的商人阶层，享受了各级政府许许多多的优惠政策，却被视为受“抑”。一般认为，二战后是统制计划经济思潮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久保亨则注意到《新路》杂志群体的不同取向，他在《民国末期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趋向》一文中指出，新路群体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兴起了一股寻求新经济秩序的有力潮流，他们的思路为日后两岸经济的发展或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转型中的民国人物
民国人物及其活动、思想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继续受到重视。张磊、张苹在《科学地评价孙中山与革命民主派》一文中认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述孙中山与革命民主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无疑仍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孙中山与革命民主派完成了历史的使命，永垂青史。林家有的《孙中山建构民族国家理论对中华民族觉醒的影响》研究了此前不为学术界所重视的孙中山的国家建设理论，认为“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是一种大智慧，孙中山是第一个在正式官方文件中使用该词的国家领导人，并且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对该理论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这对于提高民众“国族意识”、加强民族向心力，具有重要影响。谢俊美在《历史回眸——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再探讨》中指出，三大政策的出现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产物，它的实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由于国共性质不同，致使三大政策最终未能完全实行。高萍萍、廖锦汉在《浅析孙中山与民国体育》一文中分析了孙中山对体育的态度，认为孙中山一生倡导体育，体育教育在他的生命中始终占有突出的地位。卢立菊则探讨了孙中山的教育思想，她在《试析孙中山与民初的教育转型》一文中指出孙中山提倡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同时进行，以最终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李谷城的论文《〈十月围城〉与孙中山在香港遇刺事件》则探讨了在《十月围城》这部电影中哪些是历史的真实，哪些是导演的虚构。陈蕴茜探讨的是孙中山作为国民党政治符号的意义，她在《光复初期台湾的孙中山崇拜》一文中指出，光复后，国民党沿用在大陆的宣传方式，全面推广孙中山崇拜，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一体化进程。但是，国民党的宣传流于形式，并未能完全获得统治合法性。
随着蒋介石日记及档案的开放，蒋介石研究日见活跃。陈红民在《蒋介石研究批判：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1949-2000)》一文中对陈伯达、荣孟源、宋平、杨树标、王俯民、严如平、郑则民、张宪文、方庆秋等的蒋介石传记做了精彩的点评，并就回归学术的蒋介石研究提出了建议。陈立文的论文《从蒋介石日记看民国史研究》通过蒋介石日记中所反映的事件和人物，说明民国史研究所应注意的一些问题，指出现有研究所存在的一些误区和盲区。陈进金注意的是蒋介石的国家观及其实践，他的论文《蒋介石的国家观念与实践(1928-1937)》从思想、制度、政治三方面来阐释蒋介石于抗战前的国家观及其实践。李玉在《蒋介石与1927年“迁都”之争》一文中解读了蒋介石在1927年的“迁都”之争中逐步走向与左派决裂之路的心路历程。横山宏章则在《胡适和陈独秀的关于蒋介石训政支配的批判》一文中记叙了人权论争、反对党存在争论中胡、陈两人对蒋介石的批判。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也是学者感兴趣的历史人物。郭红娟在《“公共意识”视域中的宋美龄与新生活运动》中论述了宋在新生活运动中的作用。
汪精卫由革命者堕落为汉奸的转变令人咋舌，学者们力图探索其思想转变的由来。裴京汉在《汪精卫的前期民族主义思想——以同盟会到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认识及其局限性为中心》指出，汪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反满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国民革命基本路线的变化，但有很大的局限。朱宝琴在《汪精卫对日本侵华的认知与应对——以“九·一八”到“八·一三”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考察了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汪精卫的思想变化，指出其政治生命走向堕落的必然性。
郭必强在《奉安大典的政治观察：以蒋汪为中心的讨论》一文中通过蒋汪在孙中山奉安大典中的作用和表现，来探讨蒋汪在国民党权力斗争中的沉浮。
学者们对民国时期的其他政治人物也有一些讨论。周新国在《秦毓鎏〈坐忘见闻述〉(节录)笺注》中指出，秦毓鎏的回忆录《坐忘见闻述》中的许多记载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李继峰在《个人主义与新文化运动——袁振英对易卜生主义的推介与解读》中评介了无政府主义者袁振英对易卜生个人主义的推介。武菁评价了阎锡山，她在《阎锡山：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一文中指出阎锡山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摇摆，集中反映在“党国”认同与地方利益、联共抗日与“和日”反共、“用民”政治与地方控制等方面。廖大伟在论文《境界升华：国难之际李烈钧的复出》中指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烈钧改变了不问政治的态度，开始为抗日御侮奔走呼号。布莱恩·马丁(Brian G.Martin)在论文Putting China’s Case：Zhu Xue fan，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Labour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1935-1942中以作为中国代表在国际劳工组织中活动的朱学范为研究对象，探讨他在劳工组织、国民政府中的多重角色和种种作为。刘晓宁在《林森对抗日战争的贡献》中多方位地评价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对抗战的贡献。中村元哉在《近代中国宪法史上的自由与国家主义——张知本的宪法论与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过程》一文中指出，从1930年代到1940年代，中国的宪法条文转向重视自由主义和立宪主义，通过考察从30年代就一直坚持主张直接保障主义的张知本的宪法论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陈英杰利用丰富的档案资料，在《战后政治制度的转型与折冲——论王世杰与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中论述了王世杰在促成政协会议中的作用。
四、转型中的民国社会和思想文化
民国社会的转型是激烈和迅速的。张玉法在《民国社会史研究的方向》中认为，社会史研究大体可以从社会现象、社会流动、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等方面着手，方法应该是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他还特别强调社会史研究不能割断历史的延续性。
赵英兰在《转型社会下的民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变》一文中指出，民国社会阶层结构异化突出的表现在于旧阶层的彻底消亡和新阶层的最终确立。绅士阶层被新兴知识分子阶层所取代，传统的商人阶层被新兴的资本家阶层所取代，军人阶层已经成为一个职业化的政治军事集团，“工界”是指出卖劳动力的产业工人、码头工人和各业雇员，“农”阶层除收租地主和农民外，又产生大大小小的军阀地主。
有学者考察了新兴的工人阶层。何傢书(Joshua H.Howard)以“I’m also human”：Women’s Experience and Activism in Wartime Chongqing's Cotton Textile Industry为题，考察了抗战时期重庆的纺织女工，他认为，女工在重庆的社会与经济变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乡概念也同样影响了重庆社会。工人所处的阶级地位和她们日常面临的工作条件激发她们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鲁林(Alain Roux)在论文Shanghai Workers from 1945 to 1949：the misfortunes of corporatism中考察了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工人，得出与汤普森一致的结论：工人阶级并不是一个围绕革命使命意识所建立起来的具有真正存在意义的事物，而是一种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被建立和解体的“关系”。
赵兴胜提出了转换中国乡村问题研究的思路，他在《近现代中国乡村问题的建构与诠释：“被发现”的意义与瓶颈》一文中提出，近代中国的乡村问题更多是“被发现”出来的。由于各自成长的环境不同、对西方价值体系的掌握与理解不同，发现者由此而建构起来的“乡村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也大有差异，但其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追求却是共同的。岳谦厚、黄欣通过具体的例证解构了一起土改中的所谓“英雄”塑造事件，在《历史的事件与事件的历史——汾西县霍家坪土改中郭四颗死难事件的考察》中指出，郭氏被斗致死的情节，同时代不同立场的当事人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官方话语中的“反封先锋”居然是通过包装一个民间话语中的“无赖”制造出来的。土改运动中阶级身份的重新认同及新政权的出现基本是官方强制建构的结果。
不同地区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生活。王川的论文《近代西藏昌都地区汉人社会生活初探》以西藏昌都地区为考察中心，复原了近代生活于斯的汉族人群体的基本状况，发现藏族移住内地以及汉族入居西藏由来已久，这对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有特殊的意义。
近代的城市化改变了社会面貌及人们的生活。经盛鸿以《1927-1937年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建设成就及其教训》为题、赵德兴与付启元以《民国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与社会转型——以南京为例》为题探讨了南京建设的成就与特色。谢晓鹏、金亨洌、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则分别以《近代郑州城市的初步转型(1908-1948)》、《近代山东城市社会环境的变化——以济南城市现代化为例》、Provincializing the City：Canton in Guangdong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1912-1937为题，探讨了郑州、济南、广州的城市化道路。谢认为，铁路、开埠使郑州崛起。金也认为开埠对济南具有划时代的作用。费以广州为例，探讨了民国时期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演变、亲民政府与地方干部问题，总结了中国大革命时期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演变的意义。伊莎贝拉(Isabella Jackson)在论文Semi-colonialism in Practice：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as a Transnational Institution中关注的是上海外籍人士在通商口岸时期，特别是上海工部局掌管公共租界时外籍居民是如何与中国人互动的。
李少兵在《“教育救济”：1917-1937年北京妇幼慈善事业现代转型的个案分析》中以妇女救济院和香山慈幼院为例，指出在官方和民间的双重努力下，北京传统的妇幼救济开始向现代转型，养教一体的“教育救济”成为新型妇幼慈善。朴敬石在《民国时期上海的友声旅行团和“休闲旅行”》一文中指出，友声旅行团是当时上海最著名的旅行团体。领导人物是中产阶层。它的基本活动是组织团体旅行和提供旅行服务。这充分反映了他们对于旅行的认识，即休闲旅行、健康娱乐、爱国活动。
在思想文化史方面，除上述有多篇论文涉及外，左玉河在《民国初年的信仰危机与尊孔思潮》一文中指出，民初的重大变革导致了空前未有的信仰危机，朝野上下的守旧势力在“尊孔”的旗帜下力图重建新的信仰和道德秩序。这引起了中国先进分子的猛烈批判，儒学的独尊地位亦随之瓦解。张力在论文《从战时文物保护到战后文物索还》一文中详述了战时文物艰苦卓绝的迁移等保护历程，并探讨了战后文物索还的成绩与不足。卓遵宏的论文《新近台湾学界的宗教史研究》勾勒了台湾学术界近年来宗教史研究的进展情况。魏楚雄在《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源起、发展及历史角色》中认为，作为“种族民族主义”或者“文化民族主义”的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是有可能存在的，早期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是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台湾政治民族主义的兴起开始使文化民族主义黯然失色。施耐德(Axel Schneider)在Critique of Modernity：Ethics and Progress in Republican Chinese Discourse on History中以章太炎、梁启超、柳诒徵的史学论著为例，研究了进化史观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传统历史观的影响，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具有恒久价值意义上的伦理取向，而进化史观则有强烈的目的论、鲜明的因果逻辑和先进与落后截然对立的线性发展观，中国史学家不加批判地接受进化史观，造成了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上的普遍压力、紧张、危机感。
五、转变中的中外关系
在中外关系史方面，川岛真在论文《20世纪以来中国外交史研究——以日本为中心》中介绍了日本的中国外交史研究历程，指出，20世纪前半叶，日本的中国外交史有矢野仁一等的考证性研究和植田捷雄等的国际法观点研究两个方向。战后，日本中国外交史向三个方面发展：19世纪朝贡体制和近代外交的研究、清末民初外交史研究及战后或解放后的研究。
陈志刚、张生在论文《1923年关余危机与广州大本营外交的新陈代谢》中指出，联俄并非孙中山原定的优先布局，他本不愿为了联俄而失去西方列强，联俄计划甚至沦为争取西方友谊的筹码。列强的冷漠和威胁，使孙中山的“敏捷外交”陷入破产境地。这使得在列宁新思想指引下，欲实现“联孙”的苏俄等到了期待中的结果。
在中日关系方面，吴景平利用近年来公布开放的史料文献等重新探讨了《新生》周刊事件，在《〈新生〉周刊事件的再研究》一文中指出，在抗战爆发前的对华交涉中，日本各方在对华交涉上体制完善、机制运作有序，各方之间有较好的沟通配合，从而形成了对华交涉中的巨大压力。中国方面则运作效率低下。曹大臣在《日本人在中国的墓地(1871-1945)》中指出，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政府有计划地在占领区广建“忠灵塔”、“英魂碑”以及“神社”，供奉“圣战英灵”，以“彰显”其军国主义及法西斯主义精神。战后，日本到海外搜集战死者遗骨，美化侵略战争的行径，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
在中美关系方面，江勇振在Dousing the Fire of Revolution：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China Foundation in 1928-1929中指出，1928年7月，南京政府明令改组经理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美国政府停付中基会庚款。中国政府退步，虽然丢了面子，但并没有真正受挫。洪小夏在《试析中国对创建联合国的重要贡献——以联合国永久会址的确定为视角》中认为，在联合国永久会址的确定过程中，中国发挥了中坚作用。
在中苏关系方面，左双文的《盛苏新疆交恶与国民政府对苏外交》利用台湾收藏的档案，详尽探讨了盛世才绝苏给中苏关系带来的巨大影响，指出盛世才变脸反苏，国民政府乘机收回新疆主权，其后苏联制造的种种难堪，国民政府只得一一领教。
在中德关系方面，培高德(Cord Eberspaecher)在Decolonizing Germany in China：The Return of the German Concession in Tianjin 1917-1921一文中指出，天津德租界1917年管理权被移交给中国当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收回被西方列强控制的领土。
在中韩关系史方面，朴宣泠在论文《增加的矛盾以及共存的课题：从万宝山事件看到的民族纠纷和“民族协和”》中认为，近代以来，东北地区多种民族相互共存及相互矛盾和对立是万宝山事件及国际纠纷的环节。国际联盟派遣了李顿调查团来调查包括万宝山事件在内的日本侵略东北问题，二战后东京审判也追究了万宝山事件。朴明熙在《辛亥革命时期东北的韩人自治运动：以垦民会的活动为中心》中指出，中国境内韩人自治的直接的契机是清末实施的宪政改革，垦民会具有亲中反日的性质。
总之，这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是一场高规格的学术讨论会，中外众多著名学者与中青年学者济济一堂，就民国史上的广泛课题进行探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必将把中华民国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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