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二古今：元代诗学之“师古”与“师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元代论文,古今论文,师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中国诗学史的人一般认为，元代诗学的倾向是复古。元人自己好像也认为，其诗学的走向是趋于古，欧阳玄就说：“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诗丕变而近于古。”①但可以肯定地说，元代诗论家之尚古并非复古，而多是以师古救宋季金末诗学之弊，欧阳玄之说，即是中的之论。元代诗论家之“古”，也并非与“今”对立，在他们看来，合风雅正脉之作，今亦为古；“今”之作者，志存高远，能自为古，则我即古，或者说不今不古，亦今亦古。以元人尚古为复古，是对元代诗论的误解。元代学术以融通为特色，其中最受关注的当然是融会朱陆，许多人出入于朱陆之间。相应地，在诗学领域，师心之论也时时可闻，并有一定影响，成为明代师心诗论之先声。 明代诗学有“师古”与“师心”的矛盾。元代诗学虽有师古与师心之论，但并不对立。事实上，师古与师心是不可偏废的。所以，元代诗学的师古与师心论，更具借鉴价值。“不二古今”②，可以作为其精神的概括。 一、“师古”之论 在古人的观念中，崇古往往与右文相连。所以，文化也好，文学也好，以古为尚，是贯穿古今的倾向。但若加以细究，不同时代，不同论者之所谓“古”，含义可能相去甚远，有时则以复古为新变。 要真正认识元人的师古主张，就应对元人之所谓“古”有具体了解。不少人倡导师古，但不同的论者心目中的“古”并不同。影响大的，莫过于方凤《仇仁父诗序》转述仇远的说法：“近体吾主于唐，古体吾主于《选》。”③似乎律诗以唐为古，古体以《文选》所载汉魏古诗为古。研究者或以为此即当时普遍性的意见，至少是方凤和仇远的意见。其实并不尽然。就在这篇文章中，方凤谈他与仇远论诗，说：“唐人之诗，以诗为文，故寄兴深，裁语婉；宋朝之诗，以文为诗，故气浑雄，事精实；四灵而后，以诗为诗，故月露之清浮，烟云之纤丽。”④如此宋末“四灵”以前的诗，都是学习的对象。宋末以前均为可效法之“古”，只有宋末，诗道大弊，此时之诗，才是应摒弃的“今”。不独方凤、仇远如此说，这也是当时很多人的看法。如方回，在他看来，唐人诗、两宋诸大家诗，均属正脉。只是到南宋末，“学禁息而时好乖，七许浑，五姚合，哆然自谓晩唐……诗道不古自此始”⑤。此前之诗，都属他所谓“古”。特别要指出的，在多数论者那里，“古”并不以时代论，“古”体现为正道与古意。郝经选取体现古意的代表如陶渊明，以为陶渊明“天资高迈，思致清逸。任真委命，与物无竞，故其诗跌宕于性情之表，直与造物者游，超然属韵”。其风格“野而不俗，澹而不枯，华而不饰，放而不诞，优游而不迫切，委顺而不怨怼，忠厚岂弟，直出屈宋之上”，其精神则“庶几颜氏子之乐、曾点之适，无意于诗而独得古诗之正，而古今莫及也”⑥。元代诗论家之所谓“古”，很多时候代表着论者的诗学理想追求。这里分论如下。 (一)“本乎情而得其自然之妙”者合乎“古” 《诗经》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诗歌之高标，在儒家主导性诗论中，这一高标是后世莫能企及的。以古为尚的论者，当然认为诗之古无过于《诗经》。但《诗经》何以为高标?何以古?元代诗论家企图从更本质上认识这一问题：其所以为高标，不在于时代之古，也不在于为圣人之经，而在于情真而自然。宋元之际学宗朱熹的儒者程端礼就作此论。 程端礼论诗论文，都极端崇古，在他看来，诗体愈变愈下，随世而衰，他甚至有“诗至七言而衰，律而坏，词而绝”的惊人之论，说：“愚尝究其末流之弊，以为《诗》一变而为《骚》，再变而为五言，五言变七言，其后又变而为律，琢而为词。”⑦孤立地看这些言论，我们可以斥之为极端怪论，难以接受。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就批评说：“此一家之私言，非千古之通论也。”⑧但是，如果我们关注他如此立论的理论前提，看法就会改变。他说： 古《诗三百》，岂皆圣贤之笔哉?庸夫匹妇之辞，往往杂出乎其间，然更千百年莫有过焉者，岂非以其本乎情而得其自然之妙哉?夫古人之心，易直而质确，故其形于言也，简淡而和平，忠厚而虑深。故其寓夫意也，婉娩而悠长，不求其工而发乎情之不得已。是以命辞，不劳而自成，不思而自得。俞 “古”之根源在于“本乎情而得其自然之妙”，在于“不求其工而发乎情之不得已”，本乎情，近自然，“不劳而自成，不思而自得”，非着意为诗而诗自成。与之相对的是“后世之诗”，其弊病就是无关乎情又非发乎自然：“辞非不工也，旨非不深也，趣非不远也，率不过剽窃陈言，缀缉绮语，以夸一时而觊后誉……言愈多而眩目，事愈繁而惑心。”既不见诗人之情，又大失自然之趣，结果是适得其反，“愈工而愈无诗”⑩。如此，我们对其诗论的理论价值，和他反宋末诗弊的出发点，都是应该肯定的。很容易理解，今人之诗，能“本乎情而得其自然之妙”，即今之古诗，而不必古人之诗始为“古”。 诗以情真自然为“古”，模拟非古。模拟之作，愈求其似，将愈不似。据程端礼自己说，这是从他少年学诗的教训中得来的认识。他说：“余少嗜学诗，不得法。或曰：‘当如优孟学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皆叔敖可也。’”他照此努力，“取名家诗，昼夜读之，句拟字摹以求其似”，果然写出了可以乱真的作品，但有一天有人告诉他：“古人一家，篇句声韵风度，老少自不能似。谢不似陶，杜不似李，建安、大历、元和诸家，各不相似。今愈求其似，将愈不似。纵悉似焉，还之古人，则子无诗矣，能名家乎?”(11)他才醒悟，认识到多年来用错了功夫。“愈求其似，将愈不似”，形愈似而精神愈不似，离古代优秀诗歌的真精神愈远。而要学古，就应该学习古人诗歌发自真情、出自自然的精神，如此才合“古”。 (二)“能言无古今”与“不二古今” 如上文所言，元人所谓“古”，不以时代论。这可从多个方面去理解，其中最主要的思想是：无论古今，凡有古意，得古诗之正者为“古”。明代复古论者曾有明确的“古”、“今”时代断限，如说“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等(12)。而元人则认为诗体随时代而变易，古与今是相对的。“外物有鼎革，能言无古今”。或者说，在南宋末年诗学大弊之前都属古，属于不同的古，各体诗、各家诗“均为大巧之一巧”(13)。还有人从更高的思想层次上认识这一问题，以为能以天地之心为心，便可“不二于古今”(14)。 研究诗学史的人一般认为，宋元之际的诗论家方回，是江西诗学的后劲。在方回影响下，元初或说元代前期，江西诗学还有相当影响。但此时的所谓江西诗学，与黄庭坚等前辈大老，与南宋后期江西末流，都不相同。元人批宋诗，批其剽窃模拟。元代诗坛的模拟之病，是宋代诗弊的遗留，其中特别是江西诗派影响所致。今人钱钟书《宋诗选注序》说：在唐诗的成就面前，宋代诗人“偷起懒来，放纵了模仿和依赖的惰性”(15)。而江西诗派的理论，如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等，在有些人看来，都不过是剽窃、模拟的巧妙说法。如金人王若虚就直斥之，以为不过“特剽窃之黠者耳”，他还批评黄庭坚诗：“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16)方回则力矫其弊，他批评当时学诗者缺乏上下千古之通识：“学诗者不于三千年间上泝下沿，穷探邃索，而徒追逐近世六七十年间之所偏，非区区所敢知也。”(17)又说：“诗不可不自成一家，亦不可不备众体。老杜诗中有曹、刘，有陶、谢，有颜、鲍，于沈、宋体中沿而下之。”(18)向前代一切优秀的诗歌学习而不泥古，才可能备众体、成一家，所以他鲜明地提出“能言无古今”(19)。他认为，北宋以前诗歌发展的主脉已有定论，故特别对南宋诗作了说明。尤、杨、范、陆，再加上萧德藻(号千岩)，为南宋代表诗人，方回此论也已为后世文学史普遍接受。此外，方回还肯定了韩元吉、韩琥父子(南涧、涧泉)和赵蕃(章泉)。当然，他认为南宋尤、杨、范、陆、萧与前代诗人相比，还是有差距的，但都可入历代诗歌发展的正脉正派。不合正脉正派的，只有南宋末年学晚唐的“四灵”、江湖。 文学代变的观点，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已有精彩之论，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20)。明代胡应麟则有“体以代变，格以代降”之说，按胡氏之意，时代不同，“体”与“格”随时代而变。而各体各格，“异曲同工，咸臻厥美”(21)，并不含厚古薄今之意。但沿此说而下，后世却演变为一代不如一代的文学退化论。 早在元代前期，吴澄就有与胡应麟同样的论述，较之胡氏所论，不仅概括性及精彩程度不差，而且绝无引起误解的可能。其《皮照德诗序》一文“具道古今之变”，说：“诗之变不一也。虞廷之歌，邈矣勿论。予观三百五篇，南自南，雅自雅，颂自颂，变风自变风，变雅亦然，各不同也。”首先以《诗经》不同类别诗之变奠定诗“变”论之基础，然后谈后世诗歌之变，顺理成章。“《诗》亡而楚《骚》作，《骚》亡而汉五言作，讫于魏晋，颜谢以下，虽曰五言而魏晋之体已变，变而极于陈隋，汉五言至是几亡”。此为唐以前之变，是诗体之更迭式变化，表现为旧体衰而新体兴。“唐陈子昂变颜谢以下，上复晋、魏、汉，而沈、宋之体别出，李杜继之，因子昂而变，柳韩因李杜又变。变之中有古体，有近体，体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杂言”(22)。此集中讲唐诗之变，由陈子昂恢复汉魏风骨起，沈、宋近体发端，而后有李杜之变与韩柳之变。唐诗之变体现的是“因”与“革”承继与发展的关系。在继承与变革中，唐诗取得了辉煌，而这辉煌，并非一家一体的辉煌，而是各家各体共同创造的辉煌。吴澄在此做了理论性概括，说： 诗之体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体，各以其才，各成一家，信如造化生物，洪纤曲直，青黄赤白，均为大巧之一巧。自三百五篇已不可一概齐，而况后之作者乎?(23) 唐代诗坛，诗人辈出，“各以其体”，“各成一家”，各体各家“均为大巧之一巧”。这是非常客观之论，也是非常到位之论。读此文可知，在吴澄心目中，《诗经》以来的中国诗歌发展史，由“古”到“今”，呈现大的阶段性变化。最“古”者当然是《诗经》，“《诗》亡而楚《骚》作”，由此到唐以前是一个大的阶段，《骚》衰落以后的汉、魏、晋，是五言诗的时代，是较远的“古”。对于宋元之际的人来说，唐与宋两代有本质的不同：唐相对于宋，也可以称为“古”，对于曾经在宋代生活过的吴澄来说(吴澄生于宋理宗淳祐九年，即1249年，临安破时二十八岁，宋亡时三十一岁)，在他的观念中，宋应该是“今”。所以，他梳理、概括了“古”诗发展的历程之后，才谈到宋诗。而似乎他这篇文章的立足点，也在宋诗。“道古今之变”，落脚点在“今”，即如何认识今，后人如何对待和继承“今”。他说：“宋氏王、苏、黄三家，各得杜之一体。涪翁于苏，迥不相同。苏门诸人，其初略不之许，坡翁独深器重，以为绝伦。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己者如此。”(24)他特别赞赏苏轼“眼高一世”的见识，和“不必人之同乎己”的心胸。吴澄论诗，“古祖汉，今宗唐”(古指古体，今指近体律诗)(25)，但很明显，他的师古是以“今”为立足点而通视千古，坚决反对那些“执一废百”的师古论，赞赏通达的师古，赞赏那些“不《选》不唐，不派不江湖”(26)，不主一家又自成一家的师古，主张转益多师、不限于某家某派而自成风格。他概括说：“不必其似而惟其可，最为善述前人者。”(27)师古而不“泥”古，是为“圆机之士”： 然制礼作乐，因时所宜，文章亦然。品之高，其机在我，不在乎古之似也。杜子美，唐人也，非不知汉魏之为古，一变其体，自成一家，至今为诗人之宗，岂必似汉、似魏哉?然则古诗似汉魏，可也。必欲似汉魏，则泥。此可为圆机之士道，执一废百者，未足与议也。(28) 在吴澄的观念里，“古”与“今”是相对的，但不是对立的，从“古”至“今”是逐渐演进的。应该说，吴澄的古今之论，是客观的、超迈的，是值得高度肯定的。 通达古今之变，是元代很多论者的共同倾向。晚于吴澄的黄溍，也有近似的论述。与吴澄不同的是，黄溍再上升一步，在古今演变的基础上，提出了“不二于古今”的主张。他也从诗文代变说起：“辞必己出，古也《骚》不必如《诗》，《玄》不必如《易》，而《太史公书》不必如《尚书》《春秋》，十三国风之作，大抵发乎情耳矣，然而止乎礼义。”(29)与吴澄不同的是，黄溍特别强调这“变”中的不变：尽管诗歌的时代和地区各不相同，相同的是都应“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故千载殊时而五方异感也；止乎礼义，以天地之心为本者也。其为本不二，故言可得而知也”(30)。在他看来，这“不二”(同)是根本的。认识和把握了这根本的同，作诗就可以通达古今。 非出于古，非不出于古也。夫能不二于古今，而有不以天地之心为本者乎?绵千禩，贯万汇，而无迁坏沦灭者，莫寿于是物矣。(31)“非出于古，非不出于古”，“不二于古今”，如此方能写出不朽的作品。而在赵孟頫看来，诗虽有古今，但古今诗都应遵循《诗经》开创的传统，体现共同的风雅精神，在根本精神上不应该有古今之别： 今之诗虽非古之诗，而六义则不能尽废。由是推之，则今之诗犹古之诗也。夫鸟兽草木，皆所寄兴；风云月露，非止于咏物。又况由古及今，各有名家，或以清澹称，或以雄深著，或尚古怪，或贵丽密，或舂容乎大篇，或收敛于短韵，不可悉举。(32) 师古就是师“六义”之精神，不师其词句，不师其风格。只要发扬《诗经》所代表的优秀的诗歌精神，则写什么，怎么写，尽可各随所长，形成各体各家，如此“今之诗犹古之诗也”。 (三)“模拟愈逼而去古愈远”与“吾自为古” 元代诗论家有这样的充分自信：“今何必不如古?”(33)这样的自信是建立在善学古前提之下的，他们认为，如果善学古，学而能变化，能“吾自为古”(34)，则不仅能超乎“今”，而且不必不如“古”。其代表论者，有江西庐陵的刘诜等。 在南北两宋的历史上，江西一直是学术和诗学的一大中心。元代承宋之后，这一优势依然延续。元代大儒江西人吴澄，常以江西之学为骄傲。他曾谈到元代诗歌的地域分布，说：“近年有中州诗，有浙间诗，有湖湘诗，而江西独专一派。江西又以郡别，郡又以县别。”(35)这所谓江西之“以郡别”，即江西一地各郡又有其独特诗风与代表诗人。这其中主要是庐陵和抚州，各自形成一个中心：庐陵承欧阳守道之学，以刘辰翁、刘将孙父子为主，包括赵文、刘诜等重要诗人和诗论家；抚州则在吴澄影响下，以其弟子虞集为主，包括揭傒斯等人(虞集为抚州崇仁人，揭傒斯为紧邻崇仁的龙兴富州人)。这两个学术与诗学中心，并立且相抗衡，学术主张与诗风追求也由差异而分歧。 抚州与庐陵的差异或矛盾发生在元代中期。其时以虞集为代表的“元诗四大家”以及欧阳玄等，适应社会变化，提倡平易正大文风，诗歌则主“至清至和”(36)，以期改变元初以来的慷慨激烈和奇崛之风。为了扭转风气，他们对元初以来的奇崛之风进行了比较尖锐的批评，这引起了庐陵论者的不满。到顺帝元统时，揭傒斯迁集贤直学士，成为影响文风的关键人物之一。庐陵学者和诗人刘诜，给揭傒斯写了一封长信，对当时诗文风气提出批评，并充分阐发了自己对“学古”的看法。文章首先从为什么学古，即学古所要达到的目的立论：“期于古而不期于袭，期于善而不期于同。”(37)这一目的无疑是正确的。引起他不满的是：“一二十年来，天下之诗，于律多法杜工部《早朝大明宫》、《夔府》、《秋兴》之作，于长篇又多法李翰林长短句。李、杜非不佳矣，学者固当以是为正途。然学而至于袭，袭而至于举世若同一声，岂不反似可厌哉?”(38)从元统(1333—1335)上推二十年，正是虞集等人成为文坛宗主的延祐时期(延祐元年[1314])。其批评的针对性，是很清楚的。他正面提出自己的学古主张，说： 盖士非学古则不能以超于今，而今亦何必不如古?使吾自能为古，则吾又后日之古也。若同然而学为一体，不能变化以自为古，恐学古而不离于今也……诗古矣，而不可以指曰自某氏；文古矣，而不可以指曰自某氏。此善学者也。学古而能使人不知其学古，则吾自为古矣。(39)前代诗文大家树立了如何学古的榜样：“李、杜、王、韦，并世竞美，各有途辙；孟、荀氏，韩、柳氏，欧、苏氏，千载相师，卒各立门户。曾出于欧门而不用欧，苏氏虽父子亦各务于己出。”(40) 刘诜之所以举出前代大家为“善学古”的榜样，批评元中期以来之不“善学”，是因为在他看来，当时不善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即元代诗坛存在的模拟问题。元末杨维桢则对模拟之风加以抨击，他提出问题的角度，与上文所引程端礼之说一样：《诗经》中的《国风》，多出于下层卑贱者之口，却远非后世士大夫所可及，原因何在?在于出乎自然；后世士大夫之作，出自模拟。其高下之别，正在于自然与模拟之间。他说： 古风人之诗，类出于闾夫鄙隶，非尽公卿大夫士之作也，而传之后世，有非今公卿大夫士之所可及，则何也?古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其学之成也尚己，故其出言，如山出云，水出文，草木之出华实也。后之人执笔呻吟，模朱拟白以为诗，尚为有诗也哉?故摹拟愈逼而去古愈远。(41)如果这段话的意思可以概括为“古者自然”的话，那么杨维桢的目的还不在此，不在于如何认识古，而在于效法古之精神，写出无愧古人的诗歌，如此可概括为“自然为古”。所以他接下来说：“不以摹拟为诗，古诗不复作者，吾其无望于后乎?”(42) 元代的师古论不同于明人的复古论。元人的古今之论是通达的，师古是学习前代诗人的优秀作品和优秀传统，目标是师古而变，写出无愧于前人且力图超越前人的作品。 二、“师心”之论 在人们的心目中，儒家在政治上主张“法先王”，文学思想上也倾向于师古，但师心诗论也发源于儒家。《诗大序》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43)，就是师心之论。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44)，为师心诗论提供了理论支撑。 论者认为，唐代诗学有明显的师心倾向，其论颇多，如王昌龄《诗格》所论：“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文章兴作，先动气，气生乎心，心发乎言，闻于耳，见于目，录于纸”(45)訛。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所谓“心源为炉，笔端为炭。锻炼元本，雕砻群形”(46)。论艺亦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记张璪论画，有“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之语(47)。而宋代诗学，却走向了师古。 宋代理学家在“师心”问题上有一个解不开的矛盾。理学家从程颢起，大力提倡学要“自得”，他说自己学说最关键的“‘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48)。理学为学贵“自得”，“自得”即师心。师心独造，其实是宋代理学显著的特点，也是他们谆谆告诫后学的。但同时他们又以圣人之学自命，很避讳师心之说，被称为心学宗师的陆九渊，曾猛批“师心自用”(49)。在理学影响下的元代诗学，师心之论当然也就没有师古论那么系统，但深入考察，其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 讲元代诗学，都不得不从宋代讲起。在一定意义上说，元代诗学是在批评宋诗之弊中发展起来的。宋代诗学以讲究学问和师法为特点，这也正是师古诗学的特点。所以，宋代诗学在唐代诗歌盛世之后，强调师古，是一个时代的倾向。典型之论，如黄庭坚《答洪驹父书》所言：“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50)“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是黄庭坚也是江西诗派的代表性论点，也是其师古倾向的重要标志。宋末严羽已经对此所造成的弊病深致不满，要用盛唐诗人师心独创的灵性，来救宋诗滞塞之弊，所以在《沧浪诗话》中提倡“以汉、魏、晋、盛唐为师”，其中又特别标榜盛唐，以为“盛唐诸人，惟在兴趣”，没有宋人“以学问为诗”之弊(51)。他提倡的师“盛唐”，其精神实质是师法盛唐诗的“惟在兴趣”，也就是师心。宋代江西诗派以文为诗，上承唐代韩愈，而追源杜甫。所以，元代文人对宋代蹈袭之弊的批判，有时也追源至韩愈。如王恽的《玉堂嘉话》卷二记其前辈文人王磐论文之语说：“文章以自得、不蹈袭前人一言为贵。曰‘取其意而不取其辞’，恐终是踵人足迹”。王恽持这一理论评文，说：“析理知言，择之精，语之详，浑涵经旨，深尚体之工，刊落陈言，极自得之趣。”(52)元人以性情论诗，以“自得”论诗，都表现了元代诗论的“师心”倾向。 (一)“诗生于心成于言” 黄溍治学，师承多元，他虽与柳贯并称“金华二先生”，但又承心学之绪，他的老师刘应龟治学就“以简易为宗，读书务识其义趣”(53)，有着明显的心学倾向。黄溍谈论诗文的文字中，师心尚今之论颇多，如他说： 夫诗生于心成于言者也。今之有心而能言者，与古异耶?山讴水谣，儿童女妇之所倡答，夫孰非诗?彼特莫知自名其为诗耳。或者幸能探幽发奇，使组绣之丽，被于草木，是固知以诗自名，而非孟子之所谓“诗”也。(54) “诗成于心”，这是他的诗论纲领。有了这一纲领，诗便从政教功用、社会功利的重负下解放出来，回归它表达人心情感的本位。 受心学影响，他提出了“物我混融，境智冥合”的重要命题，发展了唐宋以来以禅论诗所形成的意境说。“竹，物也；动静，境也。物我混融，境智冥合，则静且不有，而况于竹耶”?要求审美应该“善观物而不物于物”(55)。当物我混融为一时，即无物无我，当然既无动静也无竹，人的精神完全处于一种灵明虚静之境，在审美观照中，体验主客观的浑然为一。 师心必然引出尚今而不泥古的结论。我们看他通达的古今之论： 善立言者，不必出于古，不必不出于古也。非有异焉，则其书可无作也；非有同焉，则其书亦不能以独传也。惟夫同不为阿，异不为矫，斯言之善者也。(56) 师古与师心，或者说因与革，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不可独存，“必出于古”，回到古代，肯定不行；“必不出于古”，割断历史，一切独创，当然不可能。师古而“不阿”，师心而“不矫”，才是正确的态度。此理平实，但讲得到位，公允而不偏激。决不像明代一些诗论家，其说貌似深刻，但若循之以往，必入歧途。 更为重要也更有价值的是，他“诗成于心”这一论诗纲领所要强调的，是诗以写“胸中之趣”、“胸中之奇”以及“胸中之磊落轩昂峥嵘者”： 遇风日清美，辄与胜流韵士，酣嬉于水光山色间。所为诗，直以写其胸中之趣，不苟事藻饰求媚俗也。(57) 其胸中之磊落轩昂峥嵘者，时时发见于笔墨之所及。(58) 先生落拓不羁，放情物表。肆笔成章，皆直写胸中之奇。春江静波，秋山峻峰，不足为喻也。(59) 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他“诗成于心”的理论价值。今人对元后期倪瓒画论“写胸中逸气”(60)之说评价极高，而黄溍之论，早于倪瓒且深于倪瓒，其价值无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柳贯也是师心尚今论者，在这方面，他与黄溍有着共识。他认为，诗不过写我心而已，他在《自题钟陵稿后》一文中说： 余之诗，出诸余心，宣于余口，无隽味以悦人，无鸿声以惊俗。上不足以企乎古，下不足以贻诸今。不过如嵇康之听锻、阮孚之著屐，以足吾之所好而已……余山中人，旦夕受代东归，以是诗置诸山中，则林猿野鹤，其将有以谅之矣。(61) 在他看来，前人加在诗身上的种种神圣使命，诗是不能承受，起码他的诗是不去承受的。诗不过“足吾所好”，就像嵇康喜欢锻铁，阮籍喜欢屐一样，只不过是个人的一种爱好。消解诗的神圣性，是元代诗学的一种倾向，如牟巘说：“诗直耳目玩耳。”(62)刘将孙说：“夫诗者，所以自乐吾之性情也。”(63)值得注意的是，金华学派传人、一代名儒柳贯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好诗应“神超韵胜”，得自自然，“思与境会，脱口成章，自有一种奇秀之气”(64)，而不“损天和”： 揽烟云之卷舒，瞩卉木之荣悴，虽万物之变交乎吾前者有不胜穷，而吾胸中天理流行之妙，悠然沛然，亦即其所处，而乐其所安，夫岂有一毫舍己从人之私得以溷吾之意而败吾之适也?(65)诗文不过“适意”而已。使“吾胸中天理流行之妙”“悠然沛然”而发，绝不“舍己从人”，这就是柳贯对“适意”的理解和解释。“文章蕴藉心无累，山水娱嬉笔有神。唤起瞽矇陈啴缓，洗空盆盎出清醇”(66)。写我之心，适我之意，还要使我心无累。以朱熹理学传人自命的柳贯竟有如此“师心”诗论，这是很值得关注的。 (二)诗乃“人心自然之乐” 元代儒宗吴澄论诗，既主师古，也主师心。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学术上主融会朱陆，为学既重尊德行，又重道问学；另一方面，在元代不少论者看来，师心、师古不可偏废，师心并不必然排斥师古，反之亦然。吴澄也是如此。上文介绍了他通达的师古论，而他的师心论则更加精彩。 前人说，“言为心声”，其说见于汉代扬雄《法言·问神》：“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67)有人对此表示过怀疑，如元好问就有诗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68)吴澄从其哲学本心论出发，也从理学家心性修养的理论出发，坚信言为心声，伪言不能欺人： 夫言，心声也。故知言者观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伪之言，险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贪恋也而言闲适，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观其易、澹、闲适之言，而洞照其险、躁、贪恋之心，则人不可欺也，而言岂可伪哉!纯乎一真心声，自然无雕琢之迹，盖非学词章者可到，必其中有所见有所养而后能也。(69) 人之言语应是“纯乎一真心声”，诗则是“人心自然之乐也”，这是他在谈到《诗经·国风》时说的话：“乡乐之歌曰‘风’，其诗乃国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辞，人心自然之乐。”(70)在吴澄看来，这些出自田夫闺妇之口的“人心自然之乐”，非后世士大夫殚精竭思、字锻句炼所可及，“十五国风，有田夫闺妇之辞，而后世文士不能及者”(71)，所以受到他的特别喜爱和推崇。元初宋遗民何梦桂的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感受吴澄对这类作品的喜爱之情：“余每爱牧歌樵唱之出于人心自然之韵。晞阳出没，烟雨阴晴，时听欵乃之发于柳边竹外者，声若出金石。是岂世间宫商之所能宣、丹青之所能绘哉?”(72)“人心自然之韵”就是“人心自然之乐”。 吴澄以心学思维讨论诗学问题，取得了很有价值的理论创造。 首先，他以其“内外合一之学”(73)，探讨诗歌创作中的物我关系，也即内外关系，提出“诗境诗物变，眼识心识变，诗与之俱变也”(74)。诗的内容形式、情志意趣等等，其形成与变化，导源于“境”与“物”，“境”与“物”的变化通过“眼识”引起“心识”之变，从而最终导致诗之变，他认为这是“因外而有得于内”(75)。无须细说，其论有极高的理论价值。 其次，他还响亮地提出“诗而我”(76)，高扬诗学的个性精神。要实现“诗而我”的追求，达到“诗而我”的境界，当然就必须师心，要“心与境融，物我俱泯，是为真诗境界”(77)，只有达到物我浑融的境界，“物”才能是“我”。“我”中有“物”，师心才不至于走向虚空。他讲： 诗不似诗，非诗也。诗而似诗，诗也，而非我也。诗而诗已难，诗而我尤难。奚其难?盖不可以强至也。学诗如学仙，时至气自化。(78) “我”在这里是一个重要概念，重“我”便是师心，要求诗文因“时”而不拟“古”：“制礼作乐，因时所宜，文章亦然。品之高，其机在我，不在乎古之似也。”(79)如此则“天时物态，世事人情，千变万化，无一或同。感触成诗，所谓自然之籁”(80)。 元代持师心论的诗论家尚多。如许有壬明确以“人心所得”论诗(81)。他认为，诗只能以“人心所得”论，诗之优劣与风貌，都由“心之所得”决定。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他首先排除以“难易”论诗：“诗难乎?鄙人女子，率尔成章；诗易乎?千百年文人才子，雕心刿胃，白首不能已。率尔成者，后世无以尚；雕心刿胃而论者，千疮百孔。”(82)《诗经》中的风诗，很多是“鄙人女子，率尔成章”，但千百年来奉为经典。“文人才子，雕心刿胃”，殚精绝思，反倒难追其项背，可见诗不在功夫，不在学问。又排除以“古今”论诗：“诗有时乎?唐虞赓歌后有《三百篇》，《三百篇》后有《骚》，《骚》之后有汉魏，有盛唐。”(83)各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诗，都有堪称楷模的优秀诗作。所以，诗之优劣，不可以时代论。再排除以“地”论诗：“诗有地乎?谱江西者虽曰‘人不皆江西，诗皆江西。’四洪、徐、谢诗，果皆江西乎?谓形异味同，味果皆同乎?”(84)宋人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说：“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85)但许有壬却认为，江西诗派中的“四洪”(洪朋、洪刍、洪炎、洪羽)、徐(徐俯)、谢(谢逸、谢薖)都是江西人，但他们诗的风味其实并不同。故诗不可以地域论。许有壬自己的结论是： 由是言之，谓之难不可，谓之易亦不可；论以时不可，论以地亦不可。顾人心所得何如耳。(86) 好诗是那些“脱略难易，不局时地，而得于心者”(87)。这是很有见地的。元代其他诗论家的一些精彩言论，如刘将孙所谓“诗不为某家某体，虽社友讲习，各随性所近；情景尽兴，已极刷洗，楚楚如清风之泛春服”(88)。杨维桢所谓“诗得于言，言得于志。人各有志有言以为诗，非迹人以得之者也”(89)。袁桷所说“至境合心会，酾然百谷之泉，必达于众流”(90)。这些都是师心之论。元代诗学“师心”之论是很普遍的，不过不一定打出“师心”的旗号。 大约在元末，师心之风盛行，引起一些学者和文人的不满。如宋濂就说：“近来学者类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辄阔视前古为无物，且扬言曰：‘曹刘、李杜、苏黄诸作虽佳，不必师。吾即师，师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无伦，以扬沙走石为豪，而不复知有纯和冲粹之意。可胜叹哉!可胜叹哉!”(91)刘基也批评当时“为诗者莫不以哦风月弄花鸟为能事，取则于达官贵人而不师古，定轻重于众人而不辨其为玉为石”(92)。这可看做明代师古、师心之争的先声。 元代的诗学师古论是通达的，多主张师古而不泥古，其中“吾自为古”等等观点，都是大胆且有价值的。元代诗学师心之论很普遍，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更可贵的是，元代诗论家多通达古今，他们不把古今对立起来，而是以通变的观念看待古今。明人或主师古或主师心，各执一端，或倡复古或反复古，各极其至，其病即元人所反对的“执一废百”。 注释： ①欧阳玄：《罗舜美诗序》，《欧阳玄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②(14)(29)(30)(31)黄溍：《山南先生集后记》，《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2页，第12页，第12页，第12页，第12页。 ③④方凤：《仇仁父诗序》，《方凤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第64页。 ⑤方回：《孟衡湖诗集序》，《桐江续集》卷三一，《四库全书》第1193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43、644页。 ⑥郝经：《和陶诗序》，《陵川集》卷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532页。 ⑦⑨⑩程端礼：《孙先生诗集序》，《畏斋集》卷三，《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650页，第650页，第651页。 ⑧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432页。 (11)程端礼：《道士吴友云集序》，《畏斋集》卷三，《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651页。 (12)《明史》卷二八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48页。 (13)(22)(23)(24)吴澄：《皮照德诗序》，《吴文正集》卷一五，《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172页，第172页，第172页，第172页。 (15)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页。 (16)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三、卷二，《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3、518页。 (17)方回：《送罗寿可诗序》，《桐江续集》卷三二，《四库全书》第1193册，第662页。 (18)方回：《跋仇近仁诗集》，《桐江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3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 (19)方回：《学诗吟十首》其六，《桐江续集》卷二八，《四库全书》第1193册，第588页。 (20)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2、404页。 (21)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25)吴澄：《胡助诗序》，《吴文正集》卷二二，《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236页。 (26)吴澄：《董震翁诗序》，《吴文正集》卷一五，《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164页。 (27)吴澄：《黄体元诗序》，《吴文正集》卷一七，《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185页。 (28)(79)吴澄：《孙静可诗序》，《吴文正集》卷二二，《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236页，第236页。 (32)赵孟頫：《南山樵吟序》，《松雪斋集》卷六，《海王邨古籍丛刊》，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20页。 (33)(34)(37)(38)(39)(40)刘诜：《答揭曼硕学士》，《桂隐文集》卷三，《四库全书》第1195册，第179页，第179页，第179页，第179页，第179页，第179页。 (35)吴澄：《鳌溪群贤诗选序》，《吴文正集》卷一六，《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178页。 (36)虞集：《天心水面亭记》，《道园学古录》卷二二，《四部丛刊》，第13页。 (41)(42)杨维祯：《吴复诗录序》，《东维子文集》卷七，《四部丛刊》，第1页，第1页。 (43)《诗大序》，《毛诗》卷一，《四部丛刊》，第1页。 (44)《孟子·尽心上》，杨伯峻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02页。 (45)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12、1315页。 (46)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一九，《四库全书》第1077册，第443页。 (47)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01页。 (48)程颢、程颐：《二程外书》卷一二，《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4页。 (49)陆九渊：《与张辅之》，《陆九渊集》卷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页。 (50)黄庭坚：《答洪驹父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九，《四部丛刊》，第23页。 (51)严羽：《诗辨》，《沧浪诗话》卷一，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6页。 (52)王恽：《兑斋曹先生文集序》，《秋涧集》卷四二，《四库全书》第1200册，第550、551页。 (53)黄溍：《山南先生述》，《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四部丛刊》，第25、26页。 (54)黄溍：《题山房集》，《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四部丛刊》，第18页。 (55)黄溍：《跋竹静斋记》，《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四部丛刊》，第19页。 (56)黄溍：《周易集说序》，《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一六，《四部丛刊》，第11、12页。 (57)黄溍：《信州路总管府判官谢公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一，《四部丛刊》，第20页。 (58)黄溍：《跋翠岩画》，《黄文献公集》卷四，《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2页。 (59)黄溍：《书袁通甫诗后》，《黄文献公集》卷一一，《丛书集成初编》，第543页。 (60)倪瓒：《跋画竹》，《清閟阁全集》卷九，《四库全书》第1220册，第301页。 (61)柳贯：《柳待制文集》卷一八，《四部丛刊》，第15页。 (62)牟巘：《俞好问诗稿序》，《陵阳集》卷一二，《四库全书》第1188册，第109页。 (63)刘将孙：《九皋诗集序》，《养吾斋集》卷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91页。 (64)柳贯：《题赵明仲所藏姚子敬书高彦敬尚书绝句诗后》，《柳待制文集》卷一八，《四部丛刊》，第7页。 (65)柳贯：《重修适意亭记》，《柳待制文集》卷一五，《四部丛刊》，第16页。 (66)柳贯：《寄太朴》，《柳待制文集》卷五，《四部丛刊》，第18页。 (67)扬雄：《法言·问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68)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页。 (69)吴澄：《跋张蔡国公题黄处士秋江钓月图》，《吴文正集》卷六〇，《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590页。 (70)吴澄：《四经叙录》，《吴文正集》卷一，《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50页。 (71)吴澄：《谭晋明诗序》，《吴文正集》卷一七，《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192页。 (72)何梦桂：《题方山翁牧歌樵唱诗序》，《潜斋集》卷七，《四库全书》第1188册，第474页。 (73)吴澄：《评郑夹漈通志答刘教谕》，《吴文正集》卷二，《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25页。 (74)(75)吴澄：《皮照德北游杂咏跋》，《吴文正集》卷五四，《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543第，第543页。 (76)(77)吴澄：《朱元善诗序》，《吴文正集》卷一八，《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197页，第197页。 (78)吴澄：《一笑集序》，《吴文正集》卷一六，《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180页。 (80)吴澄：《何敏则诗序》，《吴文正集》卷二二，《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235页。 (81)(82)(83)(84)(86)(87)许有壬：《周榉洲诗序》，《至正集》卷三二，《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七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70页，第170页，第170页，第170页，第170页，第170页。 (85)杨万里：《诚斋集》卷八〇，《四部丛刊》，第11页。 (88)刘将孙：《黄公诲诗序》，《养吾斋集》卷一一，《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95页。 (89)杨维桢：《张北山和陶集序》，《东维子文集》卷七，《四部丛刊》，第3、4页。 (90)袁桷：《题乐生诗卷》，《清容居士集卷》卷五〇，《四部丛刊》，第13页。 (91)《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92)刘基：《照玄上人诗集序》，《刘基集》卷五，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