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是刘易斯拐点还是伊斯特林人口波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谷论文,拐点论文,伊斯论文,刘易斯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11)08-0005-09
一、引言
从2004年开始，我国东南沿海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大量企业招不到工人，农民工的短缺成为这些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普遍现象。从这之后，“民工荒”现象愈演愈烈，从珠三角、长三角等一些沿海发达地区扩散到我国中部、西部的部分省份，甚至扩散到一些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民工荒”俨然已成为一个不分区域的全国性难题。尤其在春节前后，这种“荒情”显得更为明显。
与此同时，近些年我国却出现了看似与“民工荒”现象非常矛盾的大学生“就业难”现象。21世纪初，我国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的问题开始显现。此后，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大量毕业生还未就业就已失业。如今，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我国社会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据统计，我国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从21世纪初的80%以上逐渐下降到近几年的70%左右。[1]2011年初“大学生工资不如农民工”的讨论更是把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推到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
对于这些复杂的经济现象和问题，学者们试图利用“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等各种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根本无法达成共识。因为这些理论都不能圆满地解释这些现象，都不能清楚地揭示问题的本质，因此也无法在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决策。
二、已有研究对“民工荒”与“就业难”现象的解释
针对“民工荒”现象产生的原因，许多机构和学者都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解释。有的学者认为，“民工荒”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特征性表现之一：人口转变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减少和绝对减少的相继发生，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2]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后“进城农民工的数量不足以填补城市劳动力减少产生的缺口”，“民工荒”和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就是劳动力市场对此作出的反应。[3]也有学者对此并不认同，他们认为“民工荒”并不能表示人口红利的削弱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4][5]它所反映的并不是劳动力总量的短缺，而是一种包括地区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等的结构性短缺。[6][7]关于到底是总量短缺还是结构短缺的争论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更多进一步解释“民工荒”原因的理论大量涌现出来。有的认为“民工荒”是一种权利荒，是农民工因应有权益得不到保障而采取的一种“用脚投票”的抗议形式。[8][9]有的认为“民工荒”体现了一种制度性的缺陷，它是由于经济制度、户籍制度、分配制度等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不完善所导致的。[10][11]还有的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相比，生活方式和权利诉求发生了变化，与现有的制度不匹配，所以导致了“民工荒”的出现。[12][13]
而对大学生“就业难”原因的分析则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一是受到国际经济形势比如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对就业拉动作用减弱；二是扩招带来的大学毕业生人数的激增，使就业竞争日趋激烈；三是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存在一些缺陷，例如课程设置脱离实际、与用人单位需求脱节等；四是大学毕业生自身就业观和技能、技术、素质存在不足；五是用人单位过于强调工作经验，把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拒之门外。[14][15]
以上研究对“民工荒”和“就业难”现象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他们忽视了造成“民工荒”和“就业难”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方面，那就是人口剧烈波动的影响。人口波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只是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占总人口比重变化那么简单，更为重要的是，人口的剧烈波动造成了劳动年龄人口本身结构的巨大变化。“民工荒”和“就业难”看似是十分矛盾的现象，但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它们都是由于我国人口的波动而造成的，是人口发展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具体体现。
我国独特的人口变动过程与经济发展过程是紧密联系的，两者相互作用，衍生出许多复杂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民工荒”现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于这些现象和问题，单从经济本身的视角进行解释，往往是隔靴搔痒，不能准确命中要害。如果要对我国目前的“民工荒”和“就业难”等经济现象作出深刻的分析与合理的解释，就应该把人口变量纳入分析的视野。
三、人口波动对就业的影响
在对“民工荒”的原因进行讨论时，大部分研究的焦点都集中在劳动力的总量目前是否充裕，未来规模会发生什么变化等问题上。这种研究的潜在假设是将劳动年龄人口视为无差别的同质体，简单认为企业招不到民工的原因是因为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减少。在现实经济发展过程中，这种假设是很难成立的，劳动年龄人口并非铁板一块，不同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年龄人口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那些赞成“结构性短缺”观点的研究虽然注意到了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构问题，但是讨论的大多是经济概念的结构性短缺，如地区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等。这些结构的变化确实导致了某些地区、某些产业、某些岗位的劳动力短缺，但这并不是形成今天“民工荒”现象的主要原因。在这些讨论中，人口波动造成的劳动年龄人口本身结构的变化很少被人们所注意。其实，劳动年龄人口本身结构的变化对“民工荒”现象的产生具有更大的影响，而且与经济结构相比，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更为直接，更为根本。
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动。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日益老化，高年龄劳动力比重上升，低年龄劳动力比重不断下降；另一方面，新进入劳动年龄的年轻人口数量呈现出持续、迅速萎缩的状况。这些变化是产生我国“民工荒”现象的主要原因。
首先，近些年来我国劳动力人口的总量是逐渐增加的，而且至少在未来十几年中，劳动力年龄人口总量的供给是稳定和充裕的。目前我国劳动力总量为9.16亿人，据预测，在未来的十几年内，这个总量还会缓慢地增加至9.27亿人，到2020年左右劳动力人口总量才开始下降。[16]但是，由于受到人口波动的巨大影响，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增加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本身的年龄结构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劳动力人口老化程度不断增加。
图1显示的是1954-2009年我国的出生人口。从该图可以看出，这50多年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的波动性很大，高低起伏，形成了三次出生高峰和出生低谷。第一次出生高峰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这个时期出生的人口在1965-1975年期间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造成了劳动力数量的巨大膨胀，当年的“上山下乡”、“支边”建设运动正是对劳动力过剩现象的应对。第二个出生高峰发生在1962-1973年，这些人在1977-1988年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民工潮”开始出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和劳动年龄人口突然性的大量涌入且两种效应互相叠加，为当年经济的起飞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在20世纪80年代末第三次出生高峰过后，我国出生人数一直处于迅速下降的过程之中，而1990年以后出生的这批人在2005年后以逐年萎缩的规模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这种独特的人口波动过程导致了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结构的逐渐老化，金字塔顶部人口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底部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小(图2)。
图1 1954-2009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
资料来源：1954-2009年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图2 我国2000年和2009年劳动年龄人口金字塔
资料来源：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0》全国分性别、年龄人口数据绘制。
从2000年到200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59岁)的年龄中位数增长了3.4岁，老化的速度非常快。在未来的20多年里，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将继续增加，到2030年将超过39岁(见图3)。2000-2009年，较为年轻的劳动年龄人口(15岁～29岁)在劳动年龄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从38%下降到31%，而较为年老的劳动年龄人口(45岁～59岁)所占百分比则从24%增加到了32%(见图4)。在未来几十年里，劳动年龄人口老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延续，年轻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年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16]那么，这种劳动年龄人口本身年龄结构的老化与“民工荒”的产生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供给稳定的前提下，如果年轻劳动力和年老劳动力可以完全替代，年龄结构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就微乎其微了。但是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我国年老劳动力对年轻劳动力的替代率非常低。因为我国目前在对劳动力特别是对民工的使用过程中，存在一种极为奢侈的“选择性雇用”现象。企业存在“只利用劳动力劳动生命中最年轻时段，而大量弃用城乡‘40岁～50岁’年龄段劳动力的用工倾向”。[17]各个企业在招聘时往往把年龄条件限制在25岁以下，有的甚至是18岁～22岁，很少有企业愿意招聘30岁以上的民工。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民工群体的年轻特征已经深深地烙在大众思维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平时我们常常将民工称做“打工妹”、“打工仔”，却从没有人叫他们“打工嫂”、“打工哥”的原因。40岁以上的民工在统计时毫无疑义地被当做劳动力人口，但是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在现实经济过程中他们其实是不会被企业所雇用的。在年轻劳动力比重不断下降的背景下，企业却固守着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只使用劳动力体力和精力最旺盛的黄金时期的浪费性用人方式，年轻劳动力的供需矛盾才会日益显现。这种矛盾使得符合企业要求的劳动力越来越少，“民工荒”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图3 2000-2030年劳动年龄人口(15岁～59岁)的中位数
资料来源：2000年数据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数据计算，2005年数据根据《2005年1%全国人口调查资料》数据计算，其余根据陈卫《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趋势：2005-2050年》[16]中相关数据计算。
图4 2000-2009年15岁～29岁和45岁～59岁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百分比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分年龄人口数据计算。
同时，我国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年龄的人口越来越少，这对企业传统的劳动力更替方式形成了严重的威胁。观察我国历年出生人口数量，并聚焦第三次出生高峰的波峰(1987年的2 522万人)，我们会发现，1987年以后我国的出生人口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到2009年只有1 615万人，与波峰时期相比下降了900多万人！如果不考虑死亡和国际迁移的影响，出生人口的数量大体上能反映出未来15年后新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1988年开始的出生人口持续、迅速地减少，这意味着2003年起新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持续、迅速地减少。这种新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现象发生的时间与“民工荒”现象开始出现的时间是吻合的。1986-1990年的5年间，我国共有12 161万人出生，而1991-1995年的5年间共有10 670万人出生，下降了1 500万人左右，那么大体可以推测出，1991-1995年出生的这批人15年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2006-2010年)与1986-1990年出生的这批人15年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2001-2005年)相比，下降了1 500万人之多。而且，根据现在出生人口进一步减少的趋势可以大致推测出未来几十年中，我国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年龄的人口仍将呈现一种下降的趋势，并且下降的幅度非常大。
那么，新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与“民工荒”又存在怎样的联系呢？我国大多数农民工最后是无法真正融入城市而成为城市居民的，所以他们的人生轨迹往往是年轻时流入城市打工，工作几年就回到农村养老。这种流动模式使企业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对所雇用的农民工进行一次“大换血”——一部分年老的劳动力离去，一部分年轻的劳动力补充进来。这种更替模式是单向式的，企业只会用年轻劳动力来替换年老劳动力，而不会用更年老的劳动力去填补原有劳动力离去所产生的空缺。在每年有大量新进入劳动力的背景下，这种劳动力的更替模式固然能够顺利运作，但是面对新进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日益减少的状况，这种模式自然就难以为继了。也就是说，劳动力补给环节的链条发生了断裂，所以才会产生“民工荒”问题。
可见，人口波动造成的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变动与“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密切相关。劳动年龄人口中年轻人口比重下降与企业“择青弃老”的用工方式产生严重矛盾，导致年轻劳动力供需失衡；而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的逐渐减少又破坏了企业劳动力更替的补给通道。人口波动造成的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变动能够有效解释“民工荒”现象产生的原因。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高等教育的初次职业分流作用对“民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现象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接受高等教育与否不仅仅是一种学历的分化，从更为重要的意义上来说，它是劳动力的初次职业分化。因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毕业后绝大多数是从事脑力劳动，不太可能从事体力劳动。所以，即使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年龄的人口数量不变，如果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多了，成为农民工的人数自然会减少。近些年来，我国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数量和比例都在不断上升，图5显示了1995-2009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短短15年时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从1995年的93万增长到了2009年的640万，2009年的招生规模是1995年的6倍多。从比例上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5%左右增长到了目前的25%左右，现在的毛入学率水平是90年代初的近5倍。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初在18岁～22岁的适龄人口中，只有5%接受了高等教育进入了从事脑力劳动工作的行列，其余95%都从事以体力为主的工作；而现在18岁～22岁的适龄人口中，25%都将从事脑力劳动工作，从事体力劳动的比例从95%迅速下降到75%。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粗略的计算：1982年我国的出生人口一共为2 238万人，假设这些人全都能活到18岁以上，2000年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为221万人，那么这些人中不接受高等教育、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会达到2 000多万人；而1991年时我国的出生人口规模大体与1982年水平相当(2 258万人)，当这批人18岁时，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大到了640万人，那么这批人中不接受高等教育、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也只剩下1 600万人左右，仅由于教育扩招因素一个年龄组就减少了400万人，两年多就会累积减少1 000万人。这种教育的初次职业分流作用使从事管理、技术岗位的脑力劳动者(大学生)越来越多，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数(包括农民工)越来越少，而在一段时间内企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结构相对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才会出现“民工荒”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并存的现象。虽然“大学生工资不如农民工”这种提法有失偏颇，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的状况，即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体力劳动者供给不足和大学生供给超过需求。而且，在未来几十年里，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数量会进一步下降，而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会继续扩大，那么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数量将受到进一步的挤压。如果到那时我国的产业结构、企业用工模式还基本维持原状的话，“民工荒”的现象只会越来越严重。
图5 1995-2009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规模
资料来源：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四、“民工荒”：是刘易斯拐点还是伊斯特林人口长波波谷？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知，“民工荒”的实质是年轻的、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口的短缺，而不是“40岁～50岁”人员的短缺，更不是大学生的短缺。“民工荒”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中年轻劳动力数量下降，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年龄的人口也逐年减少，而且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由于高校扩招接受了高等教育，导致未来的就业取向发生改变而造成的。我国东南沿海的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们需要的只是年轻的、素质相对较低的体力劳动者，所以它们首当其冲遭受到“民工荒”的袭击。
按照刘易斯(Lewis)的二元经济理论，第一个转折点是在劳动力的供给不再具有无限弹性、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随之开始上升之时；第二个转折点是在资本主义部门与非资本主义部门边际劳动的产出相等之时。国内对刘易斯转折点的讨论与刘易斯本人的定义并不一致，目前国内学者讨论的刘易斯转折点很大程度上是刘易斯第一个转折点。[18]国内学者对此的定义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区分为农业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前一部门中存在着相对于资本和土地来说严重过剩的劳动力，因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甚至负数。随着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大，在工资水平没有实质性增长的情况下，剩余劳动力逐渐转移到新兴部门就业，这形成一个二元经济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某个时刻，这时劳动力需求的增长超过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继续吸引劳动力转移导致工资水平的提高，迎来刘易斯转折点。”[3]而且在中国的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它表现为“吸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激励力度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进城农民工的数量不足以填补城市劳动力减少产生的缺口……劳动力市场已经在逐步对此做出反应，一方面表现为全国范围不断出现民工荒现象，另一方面表现为农民工工资逐年上涨……这就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特征性表现。”[3]
目前中国农民工数量减少，并不是由于激励力度不足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从而向城市转移减少，而是人口波动引起整体年轻劳动力数量减少，而高等教育的分化作用使这些本已日趋减少的年轻劳动力中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工进一步减少。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城市无法吸引农村劳动力，而且农业本身也缺乏年轻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一味依靠提高农民工工资来吸引农村劳动力是收效甚微的，因为农村自身的年轻劳动力也出现了不足，这已是“无米之炊”。所以，“民工荒”问题不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减少这种城乡流动的问题，而是人口波动导致目前劳动密集型产业所需年轻劳动力整体规模减少的问题，这是城市、农村共同出现的情况。这已不是“二元经济”模型所能描述和解释的情况了，用“刘易斯拐点”来解释“民工荒”现象是一种误读。
刘易斯的理论描述和解释了二元经济中两部门间从发展不平衡到一体化的过程，这种过程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发展经验有许多契合之处，所以曾经盛极一时，被认为是解释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一般”理论。[19]
但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之上的。他在1954发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在文章开篇就对这个理论假设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认为“在那些相对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至于在这种经济较大的部门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者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20]当时，他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态度还是十分谨慎的，认识到虽然这个假设不适用于世界上一切地区，但是对某些国家的经济来说，“它显然是一个适用的假设。”[20]20多年后，在《再论二元经济》一文中，他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更加确信了：对发达国家来说，虽然人口增长速度比较缓慢，“但是这样的速度已使其中大部分地区的劳动力充裕”，况且由于移民这种调节机制的存在，“现代部门的扩张不一定受到同一国家传统部门人口的束缚，因为可以从外部输入移民。”[20]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劳动力充裕恰恰是一般不发达国家的状况。”[20]
也就是说，劳动力数量波动特别是劳动力数量急剧下降的因素始终未进入刘易斯的分析视野。他之所以没有讨论人口波动的问题，是因为他提出二元经济理论时，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已经完成，人口发展比较稳定，源源不断的移民使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供给非常充足；而当时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人口转变的初期，死亡率虽然已经下降，但生育率转变还没有发生，还基本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人口刚刚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劳动力的供给非常充裕。况且，由于生育率转变尚未发生，这些国家的出生人口数量也没有发生波动，当然也就无法预见到人口出生波动对十几年后劳动力供求的巨大影响。所以，刘易斯在分析时没有把人口波动纳入他的分析视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是刘易斯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局限。事实上，在刘易斯晚年甚至去世以后，发展中国家才先后开始进入生育率转变的时代，生育率波动对劳动力供求的巨大影响才开始逐渐显现出来，而令人遗憾的是，刘易斯留下的宝贵理论财富却一直未在这一方面得以开发、突破和完善。
中国的“民工荒”现象从表面上看是向工业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短缺，类似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所描述的状况，但究其本质是有很大区别的。它不是因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减少不能满足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不得不提高工资，而是因为中国的出生人口数量经历了大起大落，目前正位于人口变动的波谷，近20多年来每年的出生人口(也是未来的劳动力人口)都在下降，导致年轻劳动力和新进入劳动市场的人口整体性下降。中国这种劳动力供给剧烈波动的现实与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理论假设是完全不相符合的，所以用刘易斯拐点来解释中国目前的“民工荒”问题当然就是不正确的。
有趣的是，美国也曾出现过人口剧烈波动的情况，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baby boom”(婴儿潮)和“baby bust”(婴儿荒)现象。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根据这种人口波动现象提出了人口长波理论，他认为存在一种人口增长和劳动力增长的长波，与经济增长长波相对应，并对人口波动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影响进行了研究。[21]特别是在其1978年发表的《1984年会发生什么？最近年龄结构变动的社会经济含义》一文中，他对人口波动引起的人口结构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了集中的分析。他对比了1960年前后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认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出生人数少并且很多年轻人死于战争，所以1940-1960年劳动力市场中年轻劳动力短缺，而年轻劳动力和年老劳动力之间的替代率很低，于是在这个时期他们的失业率低、工资水平高、离婚率低、自杀率低。相反，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补偿性生育，1945年以后一段时期出生人数激增(婴儿潮)，1960年以后当在“婴儿潮”中出生的这批人逐渐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年轻劳动力就比较充裕，竞争变得日益激烈，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高，离婚率和自杀率随之升高。伊斯特林所研究的人口长波的形成机制和我国目前面临的人口波动是不同的：美国人口长波波峰和波谷是由于不同代际间相对经济社会地位变化导致“婴儿潮”、“婴儿荒”交替出现而造成的；而中国的人口波动是由人口转变造成的，先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死亡率先行下降，然后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生育率发生下降和转变。虽然两种长波的形成原因并不完全相同，但人口长波波峰波谷的形式却是一样的，它们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也是类似的。所以，伊斯特林的长波理论对我国目前的“民工荒”现象有很强的解释力。他所分析的由于人口波动所造成特定部分劳动力盈缺和就业竞争的变化，正是“民工荒”现象产生的原因。引用伊斯特林的话说：“不同代际间的经济命运已经远远超出他们自身所能掌控的范围了，它主要是由整个环境条件所塑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你来自于哪个出生队列，是婴儿潮，还是婴儿荒。”[22]同样，中国亿万农民工的就业竞争其实早在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十几年前已经被决定了。他们出生时所处队列规模的大小已经预设了他们未来命运的轨迹，是在“民工潮”中苦苦激烈竞争，还是在“民工荒”中被人高价争抢，已然不是民工或企业个体力量所能左右的。
五、结论
中国独特的人口变动过程和经济发展过程造成了目前中国一些复杂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它会对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民工荒”现象并不能证明中国“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判断。中国人口波动导致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进而导致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才是产生“民工荒”现象的真正原因。劳动年龄人口逐渐老化，高年龄劳动力人口比重上升，新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逐渐萎缩，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上升，从事体力劳动人口减少等现象都不是“刘易斯拐点”所描述的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变减少的表现，而是年轻的体力劳动者整体规模的萎缩，这恰恰是伊斯特林所描述的人口长波波谷所带来的经济影响。
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未来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逐渐减少和教育水平的逐步提高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那是否说明中国必然要无奈地接受年轻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呢？其实并非如此。2009年世界人口数据表的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力总量为9.3亿人，这个数字比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数量的总和(7.7亿人)还要多。而当年发达国家的GDP总量是中国GDP总量的近5倍！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并不是劳动力数量不够(发达国家人口数量少于我国照样能维持比我国更庞大的经济规模)，而是中国劳动生产率太低。目前人口结构的变动趋势正预示着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兴旺时代将渐行渐远，人口波动将倒逼中国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升级换代。为此，一方面，中国必须尽快走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道路。这不仅是人口波动导致年轻劳动力规模减小的约束所致，教育扩招带来的年轻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为这种转变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发展职业教育，加快生产、服务一线急需的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特别是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紧缺的高素质高技能专门人才的培养，将巨大的大学生就业压力转化为适应产业需要的人力资源优势。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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