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热赞到冷讪——严复对梁启超评议之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严复论文,热赞到冷讪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严复与梁启超，均为维新运动时期旗手式人物，彼时二人一居津沽，一居沪滨，倾心力而拯华夏，凭报章而发危言，此响彼应，实思想界之双子星座也。但随着历史进程之渐变，二人歧见日显，于是，严对梁由亲而疏，由赞而讪，昔日声气相投的一对盟友，终于令人遗憾地分行于殊途。
褒奖与勖勉“梁君梁君无怠”
严、梁之建立联系，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梁主持《时务报》之初。其时，严已“胸中有物，格格欲吐”，接连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诸“光焰万丈长”的惊世之作，“摧陷廓清”的《时务报》恰在上海问世，这无疑使正登高呐喊的严殊为兴奋，立刻感到了同盟军的力量，他迅即驰函创办者梁及汪康年，极其热诚地祝贺道：“大报一时风行，于此见神州以内人心所同，各怀总干蹈厉之意，此中消息甚大，不仅振聋发聩、新人耳目已也。”又说：“使中国而终无维新之机，则亦已矣，苟二千年来申商斯高之法熄于此时，时务报其嚆矢也。”他在连道了“甚盛！甚盛”之后，特寄上汇票百元，“聊表不佞乐于观成此事之心”[1](P.505)。
较之梁，严要年长19岁，比梁的老师康有为还要大4岁。而此时在梁之心目中，严实属前辈。对严前辈此种隆盛期祝，24岁的梁自然心存无限感激，他随后曾两致信于严，尽倾其仰慕之情。严得梁信亦殊觉高兴，对其钦颂不免复函作一番回应：“前得复札，于无似（严自谓）私心，若桴鼓之相应，喜慰过望，殆难以言语形容也。近复得九月二日书，其用意恳到，盎溢楮墨间，自维何物，乃膺斯宠。”他特意谦逊一番：“足下见其爪咀，过矜羽毛，善善从长，使我汗颜也。”而后便极热诚地赞梁之办报成绩：“《时务报》已出七帙，中间述作，率皆采富响闳，譬如扶桑朝旭，气象万千，人间阴曀，不得不散，遒人木铎之意，正如此耳，风行海内，良非偶然。”应该说，这褒赞与肯定，实发其肺腑，而非虚誉。
对比严的学贯中西，梁深为自己不谙西文而觉不安，信中他曾叹感：“学不知本，则隔靴搔痒；不通文语，则凡所诵习，皆彼中粗迩吐弃之谭。”严觉梁这“ｈｕī
抑之语皆由至诚”，于是极恳挚地勉勖道：“足下年力盛壮如此，聪明精锐如此，文章器识又如此，从此真积力久，以致不惑、知命之年，则其视无似辈岂止吹剑首者一吷而已哉！梁君，梁君，无怠！”得知梁正从人学拉丁文，严颇高兴，他认真地对梁说：“此文及西腊文，乃西洋文学根本，犹中国之雅学，学西文而不及此，犹导河而未至星宿，难语登峰造极之事。”他深虑梁因事繁而中废，便叮咛其“日抽一二时为之，期勿作辍”，并预言“一年之后，必有妙验”。他非常郑重地告诉梁：“近来士大夫欲问津西洋文学者，颇不乏人，浅尝之后，多以俗累致废。……在他人，仆固未尝怂恿之，至于足下，则深愿此业之就。”他满怀真诚地寄望道：“使足下业此而就，则岂徒吾辈之幸而已，黄种民之大幸也！”[1](P513-515)为神州期栋梁之殷殷情状，跃然纸上。
规诤与匡纠“有感动超之脑气筋者”
《时务报》办了一段时间后，严发现梁为文存在率易轻忽、不甚严谨之病，这使严大觉有向对方提醒一下之必要。于是他搦管直书，坦诚地对梁文之讹作了长长的摘评。此摘评今未得其传，但从梁的复札可知，该文对梁震动甚大。梁在复札中说：“二月（光绪二十三年）间得赐书二十一纸，循环往复诵数十过，不忍释手，甚为感佩，乃至不可思议。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数月以来，耳目所接，无非谀词，贡高之气，日渐增长，非有先生之言，则启超堕落之期益近矣。”
在以“承规各节，字字金玉”八字对严信价值作了概括后，梁又自我检讨道：“启超于学，本未尝有所颛心肆力，但凭耳食，稍有积累，性喜议论，信口辄谈，每或操觚，已多窒阂，誉者渐多，而渐忘其本来。又日困于宾客，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责，亦几不免。又常自恕，以为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虽然，就今日而观前此之文，其欲有所更端者，盖不啻数十百事矣。先生谓‘苟所学自今以往继续光明，则视今日之言必多可悔’，乌乎，何其与启超今日之隐念相合也！”[1](P.513-515)应该说，严对梁的这种规诤，绝对是一秉其公心而抒申其善意，实在是期冀梁能导国人以正途，而勿贻人以谬错。他后曾向人言及此事：“当上海《时务报》之初出也，复尝寓书戒之，劝其无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悔。闻（梁）当日得书，颇为意动。”[1](P.648)梁的这种“意动”，亦乃由衷而出，而非浮塞之言。他曾认真地向康有为感叹：“严幼陵有书来，相规甚至”，“彼书中言，有感动超之脑气筋者”[2](P.75)。
但是，梁毕竟年轻气盛，感动之余，仍不免自辩，竟说：“天下古今之人失言者多矣，吾言虽过当，亦不过居无量数失言之人之一。”他还反诘道：“先生谓‘毫厘之差，流入众生识田，将成千里之谬’，得无视启超过重、而视众生太轻耶？”
不过，辩解归辩解，梁对严的某些批评亦不能不心悦诚服，其复札中尝言：“来书又谓‘教不可保，亦不必保’，又曰‘保教而进，则又非所保之本教也’，读至此，则据案狂叫，语人曰：不意数千年闷葫芦，被此老一言揭破。不服先生之能言之，而服先生敢言之也。”借此他将腹议已久的一种疑思向严提了出来：“教之一尊未定，百家并作，天下多学术；既已立教，则士人之心思才力，皆为教旨所束缚，不敢作他想，窒闭无新学矣。”他说他此前之所以提倡孔教，原不过欲以一尊而集群心，但定一尊必窒碍人们思想，不利新学之产生。究竟是以一尊而求人知，还是“散其藩篱”而解放思想，他尚未取定主义。他诚恳向严请教：“此两义互起灭于胸中者久矣，请先生为我决之。”[1](P.513～515)
梁提倡保教，其主张原袭之乃师康有为，但因严的规诤，梁竟一变原旨，转为反对保教，甚至不惜与康发生冲突，这可看出此时期严对梁确实产生了一定之影响。
批评与质问“梁君平日所论云何”
严对梁的规评，本只限于二人间的通信，但后来《时务报》发生内讧，这使严不得不将他对梁的批评公布于报章之上。
此次内讧发生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其时，梁因与汪康年有分歧已离《时务报》。正在北京图谋变法的康有为托友致信于汪，劝汪将经理《时务报》之职让与梁。谓梁正蒙皇上新宠，可令该报声价跃起。汪抗而不服，谓梁原不过曾为其所聘，借其报才显尊荣，今岂可反客为主？他还将此争议刊布于报纸，一时南北评议纷纷，多“右汪而左康”。康觉颜面大伤，乃托人上奏朝廷，请改《时务报》为官报。朝廷还真下达了“以康有为督办《时务报》”的谕旨。时人看得很清楚，“督办云者，将由康派梁往沪为总办也”[2](P.130)。汪对此巧取豪夺甚为愤懑，专撰一文，载于严复所办之《国闻报》，声言是他独自一人创办了《时务报》；梁则亦撰一文针锋相对，声辩该报当初实为他与黄遵宪所参办，汪不得独贪创办之功。此前，黄也发表了声明，称自己为《时务报》创办人之一。
面对这场笔墨官司，严痛心疾首，他在刊出了汪、黄、梁各人的声明后，曾专附一评论（注：《时务报》各告白书后，文虽未署名，但一般认为乃出严复之手。），慨叹：“自海内闳达叩胸扼腕争主维新以来，未有若此事之伤心短气者也。”他站出来提醒汪、黄、梁道：当初你们办报时，皆“痛黄种抵力（离心力）之太大，垂涕而言群理爱力（团结）者也，欲革四千年之积习，而救四万万之同种也”。而现在，竟“私书往还，相呼以贼”，“前所石交，后乃仇讐”。他大声质问：“诸公为此，独不嫌与救种革习之言本末不相称耶？《时务报》且为天下讐枋诟资，尚何开化辅时之与有？”
在打了汪的板子后，严还特别对梁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梁君，节概士也，其言当无不可信者，顾及其说，犹不足以穷（驳倒）汪氏也。”因为梁所指斥于汪的，只有两点，一是自称为创办者；二是将众人资视为己有之产业。严质问梁道：“彼汪氏者，非当日众推而众著之总理乎？既曰总理，固得独居创办之名。……且总理之号一日未去，固当视众资若己资，而后有以重众人之托。”对康梁师弟借朝廷之势强变民办为官办的做法，严显然持有不同看法。他质问梁：“既知公义捐款至万余金，《时务报》为公事，非私事矣，则何人畀梁君以全权，使以众人之捐款为一家之芹献，辄请改公立民报为官报乎？借曰此举而义，亦不应以众人之资市一家之义，而悉掩总理及诸捐友之公义也。”严氏进而得出结论：“梁之所谓私者，正吾之所谓公；梁之所谓公者，正吾所谓私。”“公之名，断非黄梁二子所得居也。”最后严再次质问梁：“梁君平日所论云何？岂不曰务凭公理以悦服人心、不宜藉贵位尊势以劫持天下乎？”“乃一旦得志，遂挟天子之诏，以令钱塘一布衣，非所谓变本加厉者耶？”
评判之后，严还对“《时务报》之局乌乎定”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官报固自有款，旧集之股自属众民。官民并立，增一报馆以幸天下；不夺旧报，以慰海内同志之心。”“不然，吾见其两败俱伤，而维新之事自此废矣。”坦率地说，严的这些评论意见，还是出以公心的，只是随后戊戌政变发生，关于《时务报》的争议，也就不了了之了。
驳难与抗“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
虽然严在报章上严肃地公开批评了梁，但梁并未心生恼恨，政变发生后他流亡日本，仍关注着严的言行。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严译《原富》陆续出版，梁才见首编和二编，便大为赞赏，即在其刚创办的《新民丛报》第一期予以热诚推荐。他称赞道：“严氏于中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美更何待言！”但接下来，便便对严译文过于追求雅奥提出了商榷意见：“吾辈所犹憾者，其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字，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他提醒严氏道：“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益乎？”进而他批评严道：“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3](P.851)批评完后，他将刊物寄给了严。
严在国内接到《新民丛报》一至三期，认真阅读一遍，感到流亡在外的梁，仍是那么意气风发，刊物办得颇有震撼力，于是他援笔致梁一札，曰：“承赠所刊丛报三朝，首尾循诵，风生潮长，为亚洲二十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而辞意恳恻，于祖国若孝子事亲，不忘几谏，尤征游学以来进德之猛。曙曦东望，延跂何穷！”他具体评点道：“鄙诚为所尤爱者，则第一期之《新史学》、第二期之《论保教》、第三期之《论中国学术之变迁》。凡此皆非囿习拘虚者所能道其单词片义者也。大报尝谓‘学理邃赜，宜在流畅锐达之笔行之’，诚哉其为流畅锐达也。”[1](P.515～517)严的这种褒赞，也非为门面之语，而实为由衷而发，此有其致张元济信中的如下之语可以为证：“近见卓如《新民丛报》第一册，甚有意思，其论史学，尤为石破天惊之作，为近世治此学者所不可不知。”[1](P551)
但在褒颂过后，他笔锋一转，又对梁的批评作了坚决的反驳。他极认真地申辩道：“窃以谓为文词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声音也。……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也。”他说：“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又说：“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也。使其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受责也。”他最后坚定地表示：“声之眎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不回于庸夫之听——非不欲其喻诸人人也，势不可耳！”[1](P.515～517)这种态度，在致张元济的信中他也曾表达过：“丛报于拙作《原富》，颇有微词，……谓仆于文字，刻意于古，亦未尽当，文无难易，惟其是，此语所当共知也。”[1](P.551)
梁将严的这封信刊于丛报的第七期上，这样，两人的学术分歧，便开始在报章上公开化了。但这种学术分歧的公开，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相互呼应。这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准以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以严复为学堂附设的编译局总办，吴、严均不愿就职。梁闻后即在丛报上撰文说：“回銮后所办新政，惟京师大学堂差强人意，自管学以下诸职习，皆称得人。……总教习吴君挚甫、译书局总办严君又陵，闻皆力辞。虽然，今日足系中外之望者，只此一局，吾深望两君之深自贬抑，扁然出山，以副多士之望也。”[4](P.96)后吴严均答允就职，虽未必是依从了梁谏，但这多少反映了他们在声气上还是相通的。
讥弹与攻讪“自仆视之则以为祸魁”
如前所述，严梁之间虽偶有批评与辩难，但总体上他们的关系还算是较正常的，尚未发生原则性冲突。但民国后，情况逐渐发生了明显变化，虽然梁在民国二年（1913年）年初曾为严的生日献诗，盛赞其“震旦流传此导师”，“松乔霄汉见奇姿”[5](P.386)，并在这年年底还诚邀严为其创办的《庸言》杂志撰稿，但严对梁的态度却逐渐趋于冷谈。民国三年（1914年）9月他在致弟子熊纯如的信中嘲讪：“梁任公是绝妙议论家，及为币制局总裁，使碌碌无所短长。”[1](P.615)只是这种嘲讪尚未达到激烈的程度。逮民国五年（1916年）帝制之议起，严参加了筹安会，而梁则毅然以《异哉所谓国体者》一文公开表达了对帝制的反对，并于袁世凯称帝后与蔡锷兴兵而挞伐，于是，“道不同”的两人之间的政治见解便不可调和了。
事实上，严对梁的心存不满，由来已久。当初梁流亡日本，严在致张元济的信中便说：“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康梁辈虽喙三尺，未由解此十六字考注语。况杂以营私揽权之意，其罪愈上通于天矣。”[1](P.33)只是由于彼时二人共同点尚较多，未得将这种不满作过多的流露。袁世凯称帝失败，梁因果敢反袁而风光无限，成一时之英雄，严则因与帝制有染而灰头土脸，嘘声四起，名誉扫地。斯时已沦为复辟论者的严，对仍生机勃勃的梁，自然左看右看都不顺眼了，于是，讽刺、挖苦，便成了此后严对梁评议的惟一腔调。
民国五年（1916年）4月，严在致熊纯如信中感喟：“嗟嗟，吾国自甲午、戊戌以来，变故为不少矣，而海内所奉为导师、以为趋向标准者，首屈康梁师弟。顾众人视之，则多以为福首，而自仆视之，则以为祸魁。”接下来他对梁氏专讪道：“《时务报》发生以来，前后主任杂志几十余种，而所持宗旨，则前后易观者甚多。……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主暗杀，则人因之而僴然暗杀矣；主破坏，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矣。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而不知其种祸无穷。……以仆视之，梁任公所得于杂志者，大抵皆造业（造孽）钱耳！”他气愤地指责是梁的煽动导致了清廷的覆没：“使任公为文痛詈时，稍存忠厚，少敛笔锋，不致天下愤兴，流氓童騃尽可奉辞与之为难，则留一姓之传，以内阁责任汉人，为立宪君主之政府，何尝不可做到？……而无如其一毁而无余何也！”在引述了古诗“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之后，严又痛斥道：“康梁之于中国，已再摘而三摘矣，耿耿隐忧，窃愿其慎勿四摘耳！”[1](P.631～633)在这里，严站在为清之亡覆而叹惋的立场上，将康梁视作了祸国的头号罪人。
同年9月，严再度评梁道：“大抵梁公操笔为文时，其实心救国之意浅，而俗谚所谓出风头之意多。……嗟乎，任公既以笔端搅到社会至如此矣，然惜无术再使吾国社会清明，则于救亡本旨又何济耶？……今日最难问题，即在如何脱离共和，不佞垂老，百思羌无善术。”[1](P.646)如何脱离共和，此时竟成为严复焦虑的问题。
对梁与蔡锷兴兵讨袁，严更提出了批评，他说：“当日起事，固未尝原始要终，自诡作如何收束，而只以感情意气或有所不便于己而反抗之，名曰首义，实祸天下。嗟乎，若今日之政局，真《诗》所谓‘譬彼舟流，不知所届’者矣。”[1](P.652)梁的讨袁义举，竟被严指斥为“实祸天下”，这真不能不令人闻而生愕。
从维新初兴时期的热诚褒赞，到帝制失败后的冷然攻讪，严对梁的评议，发生一百八十度大逆转。这逆转固与梁的为人为文的某些失慎相关，但主要还缘于严之社会理念的截然更变，他在反思自己早年作为时曾深叹：“仆当少年，极喜议论时事，酒酣耳热，一座尽倾，快意当前，不能自制，尤好讥评当路有气力人，以标风概，闻者吐舌，名亦随之。顾今年老回思，则真无益；岂徒无益，且多乖违。”[1](P.720)晚岁对自己当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批判精神竟作如此全面否定，又怎能不让他对风头正健的梁作如上之讥呢？严对梁评议的这种演变，典型地反映了一个思想家在社会发生剧烈动荡下由奋然前行到嗒然而退的心路历程。
【收稿时间】200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