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红[1]2002年在《国有外贸企业的利益分配机制与人才竞争力》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外贸经营权的逐步放开，国有外贸企业的垄断优势尽失，而其自身固有的和随之产生的问题也就暴露无遗。其中，国有外贸企业的人才流失问题尤其突出。外贸企业的性质决定了，人才是其拥有的最宝贵的资源。大量人才的流失，对国有外贸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本文以西方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前提——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构筑了国有外贸企业经营人员的一个扩展效用函数，该效用函数包含了货币收入、晋升机会、公平感、闲暇等变量。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国有外贸企业的经营人员总是追求其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沿着现代企业理论的分析思路，国有外贸企业经营人员的收益又可以分为剩余索取权收益和控制权收益。他们可以通过控制其效用函数来控制其努力程度和努力结构，从而在实际上控制企业效率。同时，国有外贸企业经营人员通过剩余索取权收益和控制权收益的大小在不同类型外贸企业间横向比较，决定其流向。通过对国有外贸企业利益分配机制的分析，我们发现国有外贸企业存在货币收入相对于其他类型外贸企业相对较低，控制权分布不平衡，薪酬制度相对僵硬等不利于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问题。文章的最后，我们对国有外贸企业的企业治理结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制度创新的思路，并针对增强企业的人才竞争力，给出了相应的利益分配机制完善的对策。
赵光辉[2]2006年在《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机理及相关政策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在借鉴、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管理学、经济学、系统科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相结合、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等方法研究了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的机理、历史与现状、趋势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性要求，是实施国家宏观调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性要求，同时也是区域、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性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动力在于人才优势的发挥，掌握并运用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规律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国各地(区域)都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产业大转移、结构大调整、人才大流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挑战，以及区域竞争力所产生的压力，抓住人才与产业两条主线，并运用互动机理实现在国际竞争当中的准确定位，在今天就显得紧迫且必要。 全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章导论，对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研究的背景展开了分析，对人才、人才结构与人才结构调整、产业、产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等概念进行了界定。阐明了全文的理论基础，即管理科学的基础理论与系统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结构理论、人才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产业结构理论，对国内外关于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互动研究进行综述，表明了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为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机理，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突出为理论研究的创新性、实证研究的可信性和对策研究的科学性。第二章，研究了产业结构中的人才结构理论，建立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包括产业人才结构的概念体系，分析体系、评价体系，结构划分和调整理论。其中尤其对产业结构当中人才结构调整的目标、调整的条件、调整的原则以及调整的方法作了阐述。第叁章，论文对我国历代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的历史作了一次全面的考察，从古代人才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找到了人才与产业互动的轨迹，通过历代人才结构变迁及其对我国经济结构的重大影响，发现了我国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的决定因素主要还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其次还有科技因素。对我国历代的人才结构进行了分析，尤其考察各个时代人才的中心，它是怎样转移的?
邢洁[3]2011年在《天津滨海新区人才需求预测与人才竞争力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央将滨海新区纳入全国战略布局以来，给滨海新区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十二五”时期更是实现国家对新区功能定位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急需大量的人才支撑。本文认为，区域人才竞争力的水平与发展态势如何，如何增强人才竞争比较优势、提高人才使用效能、创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最终提升该区域人才竞争力的途径是什么，都需要通过构建区域人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来明确和解决。本文以区域竞争力理论为基础，借鉴国家及城市竞争力评价模型，设计了独立的区域人才竞争力评价体系的理论框架，构建了区域内子区域人才竞争力的动态演进模型和独立的区域人才竞争力总体评价模型，对滨海新区人才竞争力进行实证检验，找出滨海新区人才竞争力演进变化规律和提升的空间及对策措施。对滨海新区人才总体状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对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做出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运用预测理论构建人才需求的预测模型，使用多元回归模型构造预测方程，指出滨海新区未来发展人才供需变化趋势，并做出相应的对策分析。设计和构建了子区域人才竞争力动态分析模型，从总体经济实力、人才现实竞争力、人才投入和产出竞争力以及人才环境竞争力维度上对滨海新区不同时点上，五个主要子区域的人才竞争力进行测定，以计量分析方法对自建区以来各子区域人才竞争力的演变规律进行了测算，又定性分析了人才竞争力分布不平衡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提出了对策建议和措施。借鉴国家和城市人才竞争力评价的方法，构建了区域人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独立地对中国叁大经济圈的重要区域进行了人才竞争力评价的实证研究，运用MATLAB网络环境建立基于遗传算法的神经网络模型评价模型，对我国叁大经济圈五个重要区域的人才竞争力进行了测算和排序，证实了滨海新区的人才竞争力在全国所处的位置，并提出对策建议和措施。
徐梓青[4]2015年在《五个民族自治区宏观经济竞争力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目前,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全球竞争趋势的加剧,区域竞争力的经济地理特征更加凸显,对区域竞争力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热潮。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达沃斯年会”上,各界人士就与世界经济论坛一起探论过“国际竞争力”议题,但是,当时他们还没有真正涉猎,直到1985年,世界经济论坛正式提出国家竞争力,社会各界人士才逐渐留意,而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和世界经济论坛共同进行研究,也是在此概念提出四年后。目前,剑桥大学竞争力研究小组、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等机构和李闽榕博士等专家也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机构还是学者,都把国家竞争力、产业竞争力作为重点探究对象,对五个民族自治区宏观经济竞争力研究相对稀少。我国由多个省(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组成,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在我国总体经济实力增强中占据重要地位。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竞争力提升的落后地区,加快增强西部地区的综合竞争力,培育和增强其自身的竞争优势迫在眉睫。因此,本文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以五个民族自治区为研究对象,以竞争力相关理论为依据,借助李闽榕博士的“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用十五年的统计数据来定量分析宏观经济竞争力,客观评价其竞争现状,发掘其竞争力落后的真正影响因素并进行解决,为西部竞争力的发展尽绵薄之力。全文首先归纳梳理了国内外专家研究竞争力的成果,为本文的研究分析提供借鉴,然后在众多与竞争力相关的理论中,选取李斯特生产力理论、凡勃伦等人的累计因果理论、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熊彼特创新理论、佩鲁等人的增长极理论、普雷维什等人的中心—外围理论、杜能和韦伯的区位因素理论、波特钻石模型理论、卢卡斯和罗默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诺思等人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作为全文的理论基础,为全文的原因分析和对策建议提供支撑。依据收集相关数据和运用指标体系的可行性,本文从WEF、IMD、标杆测定、波特和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中,选用李闽榕博士的“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作为参照,深入剖析五个民族自治区宏观经济竞争力的叁个二级指标及二十七个叁级指标。通过分析李闽榕博士的研究成果,发现造成五个民族自治区宏观经济竞争力落后的原因为:(1)五个民族自治区的gdp和人均gdp都位居全国经济实力竞争力的下游区,经济基础薄弱,缺乏经济实力。(2)五个民族自治区对水利、能源、交通、通讯、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足,人民的生活环境恶劣,生活质量不高,社会消费能力不强。(3)五个民族自治区政府的收入大部分来自于全国其他省、市的无偿支援,财政的自创能力低。(4)五个民族自治区不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削弱了市场竞争,阻碍了第二、叁产业的发展,从而造成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5)五个民族自治区进行国际贸易交流比较晚,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外向型经济发展缓慢。在此基础上,本文再次借助经济学大师的经典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得出影响五个民族自治区宏观经济竞争力落后的深层次原因为:(1)由于五个民族自治区的自然环境不佳,致使其生产发展水平落后,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社会意识和思想素质,形成贫困的循环陷阱。(2)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除外)主要位于我国的延边地区,长期处于我国的经济外围,同时和中亚一起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3)五个民族自治区的教育水平比较低,导致其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生产力水平滞后,造成社会经济缺乏活力。(4)由于历史原因,五个民族自治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低下,形成人民“听天由命”的思想和安于现状的行为,进而阻碍了五个民族自治区增强宏观经济竞争力。针对以上的原因分析,本文对五个民族自治区提升宏观经济竞争力提出了如下对策:(1)内生动力机制重建。(1)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经济,形成多元的经济主体,并且强化市场竞争,弱化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减少国家在国有企业中占有的股权份额。(2)借助“新丝绸之路”和“中国—东盟”贸易格局的建立,充分挖掘自治区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使其成为经济高地,从而带动其他地区发展。(3)坚持“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大举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鼓励个人和企业进行自主创新。(2)国家政策性的支持。(1)充分尊重市场机制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在不断增强五个民族自治区财政创收能力的基础上,着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2)加快建设民生工程,进一步深化收入及分配体制改革,消除城乡居民同工不同酬现象,提高五个民族自治区全社会的消费水平。(3)完善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改革户籍管理制度,遵循“人本合一、四化同步、生态文明”的城镇化建设。(4)实行对外开放,加快“走出去”战略步伐,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增强外商投资的吸引力,提高自身的经济外向竞争力。
夏丹巍[5]2006年在《哈尔滨城市竞争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所谓城市竞争力，就是指一个城市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城市相比较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和转化资源，争夺、占领和控制市场，以创造价值，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本文首先系统总结了迄今为止哈尔滨城市竞争力发展的现状，并以大量统计数据为基础，客观分析、科学概括出哈尔滨城市竞争力发展过程中在资本竞争力、社会软环境、产业结构、城市设施力、环境、交通、文化和人才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多方面入手科学客观的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为了解决我市在城市竞争力发展进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促进我市城市竞争力的发展，本文结合哈尔滨市实际情况提出一些具体措施，一是改善资本力提升哈尔滨城市竞争力，二是改善科技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企业提升哈尔滨城市竞争力，叁是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力，四是加强文化要素建设提升哈尔滨城市竞争力，五是打造主导产业、培育产业竞争力，六是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城市发展软环境，七是注重人力资本、树立以人为本的城市经营理念，八是扩大城市发展空间、开发松北新城区。
朱剑[6]2010年在《南京市外贸企业人才流动规律及政策效果探析》文中提出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外贸企业在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人才适度流动可以促进外贸企业持续、稳定地发展。本文从界定南京市外贸企业人才流动的基本概念出发,探讨了人才流动对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接着通过分析南京市外贸企业人才流动的现状,从理论层面对外贸人才流动的成因进行了一定的剖析,进而得出南京市外贸企业人才流动的一般规律。结合人才流动的理论成因,逐步构建出影响南京市外贸企业人才流动的指标体系。通过运用层次分析AHP改良模型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并结合对南京市外贸企业的问卷调查及专家访谈等研究方法,对南京市外贸企业人才流动的一般规律进行实证分析。人才政策效果评价部分主要是基于信息熵的多属性决策研究方法实施的,通过纵向比较历年外贸人才政策的实施效果,寻找出效果显着的外贸人才政策,并以南京市一家典型的SMC外贸企业为例,阐述人才政策的具体实施效果。最后,文章针对正确引导南京市外贸企业人才适度流动提出些许合理性建议。
丁福浩[7]2004年在《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管理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1984年我国设立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算起,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在我国实践了20年。在这20年时间里,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由少到多,规模由小到大,质量由低到高,分布由沿海而内陆,逐步发展起来,并在吸引外资、引进技术、扩大对外经贸合作、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经济技术开发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已逐步成为管理学、经济学、地理学、规划学和区域科学等多种学科研究的热点。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关于区域公平的呼声日益加剧,外资超国民待遇受到质疑,地方政府争夺投资资源的行为日趋白热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公共财力也难以持续投入巨资开发基础设施,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走到了十字路口:怎样才能提高开发区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本文拟通过对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与管理的研究,探寻经济技术开发区健康发展的路径,构建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管理模式,为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优质快速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为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模式的构建提供理论指导。论文对分散的、零星的国内外相关理论进行总结、归纳,较为系统地阐述和分析了有关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与管理的基本理论,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功能定位与管理模式、产业发展与组织模式、融资模式与招商引资体系、技术创新与孵化器建设以及核心竞争力等方面,分析、研究了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与管理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由于开发区在我国实践较短,还外于探索阶段,有关开发区的许多问题目前还难以定论,加之受作者水平所限,开发区建设与管理的一些领域在论文没能涉及到,比如开发区的土地问题、人才问题、法律地位问题等。因此,本文只能算是开发区管理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作者在今后工作和学习中将继续关注开发区管理的课题,并随着实践的深入做进一步的研究,也衷心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关心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与管理问题,为它们的健康发展献计献策。论文从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置、地位和作用出发,把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高科技产业园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经济特区等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又把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世界上不同类型自由经济区的基本功能、规模和运行方式等进行比较,认为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与管理是在经济特区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先进建设经验与管理理论的结果。在国外,由于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践较早,有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论着也比较多。发达国家的许多学者在不断地寻求解释经<WP=4>济技术开发区发展的各种理论。他们认为,对经济技术开发区理论基础的讨论是经验研究的前提。这些理论论点多集中在经济、贸易和具体的案例规划研究上。在国内,随着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践的深入进行,关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论文逐年增多,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也有一些大部头着作问世,但总的看来,关于开发区理论基础系统阐述的论着并不多见。小平同志有关改革开放的理论,是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诞生和发展的直接的、坚实的理论基础。智能园建设理论是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经济技术开发区理论研究的新探索,它结合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借鉴国内外关于经济技术开发区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和总结了智能园建设理论,指出建设智能化园区是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未来发展的方向,并以此作为本论文的灵魂,统领全文的各个章节和各个创新点。论文以这些理论为指导,系统分析了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认为要对我国经济开发区进行有效而迅速的综合开发,必须制定专属的开发组织管理机构和法案,改革现有管理体制,赋予开发区管理机构更高层次的管理权限,使之拥有对经济技术开发区统一规划、立法、经营和管理的权力。论文通过对国内外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阶段和现状的研究,深入分析了国内外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功能模式,提出了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组织模式。经济技术开发区功能定位和组织模式是开发区发展的总体谋划和大政方针,正确的功能定位和组织模式是保证开发区健康有序发展的前提。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国务院、省政府两级审批制,相应地制定和实施国家、省两级开发区发展战略十分必要。规划布局、发展目标、产业发展方向和政策措施是发展战略的关键点,无论是全国性的开发区发展战略,还是地方性的开发区发展战略,都要结合经济发展战略、产业布局、城市体系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地方资源特色、市场发育程度、地区均衡发展等因素综合考虑。论文认为,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管理体制目前需要创新。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管理体制既不同于一般行政区或经济区,也不同于部门或行业,它需要区内的管理职能部门密切合作,互相配合,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为投资者和经营者提供良好的环境。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体制虽然呈现多样性,但不管其管理体制的形式、机构组成、运行方式存在多大的差异,绝大多数自由经济区管理体制都必须考虑区域内各方经济利益的平衡、各种管理手段的衔接和各种经济关系的协调。本文吸收了国内外现代管理理论有关组织管理的研究成果,结合经济技术开发区自身发展规律,建立了适合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需要的组织管理模式。论文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技术开发区构建投资环境和招商引资的?
曹伟[8]2013年在《经济转型中的政企耦合》文中认为温州模式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区域发展模式。温州模式不仅实现了温州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也为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起到了宝贵的示范作用。同样,今天的“温州困境”不仅是温州的困境,而且昭示着我国市场经济转型发展的困境。从全国来看,如何克服资源要素的制约,推动人情社会向法治转变,保障政府对经济社会的恰当作为,都是全国共同面临的问题。温州作为我国最早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地区,也最早遭遇到这些问题的挑战,非常具有典型性。因此,破解“温州困境”的意义也就超越了温州发展的区域意义,或许与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模式引领中国经济改革一样,具有全国性的示范价值。本文借用物理学中耦合的概念,尝试提出政企耦合的分析框架,用以解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相互依赖、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运用该框架,本文对温州模式的兴起做了重新解读。在简要梳理温州模式的内涵与特点、背景与条件、成就与影响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温州地方政府在温州模式兴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包括政策变通与制度创新、市场失灵中的政府规制、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等方面。研究表明,温州地方政府在政治、市场、社会诸场域中与民营企业的较好耦合是温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温州地方政府在民营经济起步时期的理性“无为”,在民营经济壮大时期的适当“有为”,迎合了政企耦合的动态性与适应性,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温州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良好的政企耦合,而温州模式困境的根源在于政企耦合畸形化。本文研究发现,主要有叁个方面的因素使得温州政企耦合畸形化问题日益凸显。一是政企耦合外部环境的改变：地方政府竞争加剧,温州原有体制先发优势逐渐丧失,而新的耦合状态没有及时建立,大量人才和资本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离开温州。二是政企耦合内在基础的影响：人情社会是温州社会的典型特征,也是影响政企耦合的重要因素。在计划经济时代,温州的人情社会为温州模式突破当时合法而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之后,人情社会却成为经济进一步转型升级的钳制力量。叁是政企耦合主体行为的偏差：在各种条件变化之后,温州地方政府未能及时实现重新定位和职能转变以构建新的政企耦合状态,主要表现为政府法治建设缺失、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对企业政策支持和引导不力、公职人员激励与约束机制扭曲等方面。政企耦合的构建需要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有为政府。温州灯具产业的案例分析表明,政企耦合畸形化是导致产业集体外迁的主要原因。而古镇灯具产业的案例分析表明,产业发展需要地方政府不断地构建新的政企耦合形态。古镇地方政府在政企耦合构建中的有效作为,为当地产业发展突破高水平均衡陷阱起到了关键作用。两个案例的对比分析和拓展讨论显示,政企耦合的形成需要多重力量的推动,既需要政府自身的自觉和远见,也需要来自市场和社会的压力和促进。从政企耦合的理想形态来看,地方政府既需要受到法治的约束而保证不对企业的正当权利进行侵犯,也需要积极地作为来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薄锡年[9]2007年在《河北省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大力发展容纳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又具备一定工业化和城镇化基础的县域经济,就成为统筹城乡发展最为现实的切入点。河北作为农业大省,已经将县域经济列为全省经济发展的“两大支撑”之一,并制定了诸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促进其发展。但是,县域经济整体竞争力较弱,面临着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对各个县(市)经济竞争力进行精确评价,为提升全省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对于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界定是,在各种物质财富和软环境支撑下,县域范围内所表现出来的在同等条件下,能够比竞争对手更能抵制各种不利影响、吸引和利用各类经济资源,从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是通过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选择适宜的评价方法,对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综合比较分析。按照建立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结合河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并借鉴相关评价模型,本文设计了河北省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由6个分量竞争力的33项指标构成,涉及经济、社会和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能够综合反映各个县(市)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大小。使用主成分完成的综合评价说明,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就要高度重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努力增加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储蓄存款余额和财政收入。同时,还要精简财政供养人员,提高行政办事效率;从各分量竞争力角度来看,居民和政府机构的消费水平、县域范围内的自然和区位优势,以及产出规模和效率,对于竞争力的提升居于主导地位。尽管县域经济发展与“叁农”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农业发展条件对县域经济竞争力的提升作用最小;对于竞争力前后30个县域的分析显示,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最为直接的表现是产出能力的提高,农业竞争力对于提升“强县”经济综合竞争力的贡献相对较低,但却是弱县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的首要支撑;从自然区域和行政区划两个角度的分析,说明河北省县域经济主要特点包括县域之间经济竞争力的差异性较大,经济综合竞争力“强县”呈现块状积聚,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较低,农业仍然是“弱县”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的首要支撑,京津大都市对河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扩散效应与吸附效应并存。提升河北省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必须坚持共同发展、区域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并巩固农业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地位。提升全省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对策,主要包括充分发挥县域经济的比较优势,重点投资或培育新形成的区域经济的增长极,促进县域经济的区域化协调发展;加大对农产品加工业扶持力度,建设县域现代农业体系建设;利用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等比较优势,通过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调整和优化资源型县域产业结构,促进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港口带动和加强沿海与内陆县域之间的协调联动,在沿海强省建设中增强县域经济竞争力。本文力图结合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对河北省县域经济进行全面地、系统地分析与研究评价,从而跳出了“以经济论经济”的传统思维,实现了评价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在综合分析各地主要自然资源和区位特点的基础上,将全省县域划分成12个自然类型区进行评价,突破了按行政区划研究县域经济的传统思维,实现了分析角度上的创新;提出了河北省县域经济应该坚持区域化发展的对策建议,对于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和促进区域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朱虹霖[10]2011年在《“广佛同城化”的政府协同研究》文中认为“广佛同城”作为一项由政府主导的区域发展战略,一衣带水的地理位置、同宗同源的历史文化体系、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错位发展的城市产业布局为其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行政隔阂制约了广佛区域经济的发展,现实的迫切需求以及在更大范围内高效配置资源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客观规律是广佛走向一体化的必然趋势。由广佛两市政府主导推进的“广佛同城化”即是结合了可能性与必然性,主动以行政力量来突破行政制约,走出原有的行政区域发展模式,转而以市场区域的理念来加强区域间的资源共享、要素配置以及政府协同治理。可以说,“广佛同城”是目前珠叁角一体化发展的前奏,其机制、体制、管理模式和组织上的创新,以及如何协调不同行政主体的利益都为我国区域发展提供了实践和理论的参考。自2009年“广佛同城”正式推进以来,两地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产业对接、区域生态治理等方面都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其中也出现了诸多障碍阻碍一体化的进程。文章的整体脉络即是以协同治理和区域发展的理论为基础,试图通过对阻碍“广佛同城化”的表象和深层次的缘由进行尝试性的剖析,并从政府协同的角度,从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以促进内部机构、职能与目标的协同;打造区域要素大流通平台以促进人财物的协同;协调各方利益冲突以寻求共赢;以及建立区域合作约束机制以保障所有的协同合作都在一定的契约规则下进行四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完善“广佛同城”的政府协同。
参考文献：
[1]. 国有外贸企业的利益分配机制与人才竞争力[D]. 郑红. 浙江大学. 2002
[2]. 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机理及相关政策研究[D]. 赵光辉. 武汉理工大学. 2006
[3]. 天津滨海新区人才需求预测与人才竞争力评价研究[D]. 邢洁. 天津大学. 2011
[4]. 五个民族自治区宏观经济竞争力分析[D]. 徐梓青. 中南民族大学. 2015
[5]. 哈尔滨城市竞争力研究[D]. 夏丹巍.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6
[6]. 南京市外贸企业人才流动规律及政策效果探析[D]. 朱剑. 南京理工大学. 2010
[7]. 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管理模式研究[D]. 丁福浩. 华中科技大学. 2004
[8]. 经济转型中的政企耦合[D]. 曹伟. 浙江大学. 2013
[9]. 河北省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研究[D]. 薄锡年. 河北农业大学. 2007
[10]. “广佛同城化”的政府协同研究[D]. 朱虹霖. 广州大学.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