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财务重组政策效果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有银行论文,效果论文,财务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作为投资资金主要供给方的国有银行，始终全力支持我国的经济发展，在我国的高速增长奇迹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也给国有银行本身带来了很大的风险，积累了大量坏账，在90年代末期已经面临技术性破产，对我国国有银行和宏观经济的发展都有不利影响。为此中央政府决定对银行体系进行改革，首要内容是通过资本注入与不良贷款剥离的方法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财务重组，以将银行转变成具有市场生存能力的盈利性金融机构(García-Herrero et al,2006)。
1998年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筹集2700亿元作为资本金注入四大国有银行。1999年成立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处置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1999-2000年剥离四大行不良贷款1680亿美元，按账面价值转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2003年12月30日国家又启动对国有银行注资。通过中央汇金公司向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分别注资225亿美元，用于冲抵不良贷款。2004年6月，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了12447亿元国有银行不良资产。2005年4月中央汇金公司又以150亿美元外汇注资工行，并将工商银行原有资本金90亿美元冲抵不良贷款。2005年5月工行完成了2460亿元损失类资产的剥离工作等。虽然对国有银行的财务重组持续的时间有将近十年，但实际上最主要的工作包括1998-2000年和2004年后两个时间段完成的，其中最大规模的资产重组是在2004年开始的一段时间完成的。
从直观现象看，我国国有银行的资产重组是成功的。十年前我国国有银行盈利能力普遍不佳，而2012年前三季度，我国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银行净利润高达6148亿元，占我国16家上市银行股总利润8128亿元的四分之三以上①，占我国2493家上市公司净利润1.5万亿元的八分之三以上。但这些变化究竟是财务重组政策的效果还是经济发展或其他市场环境因素的作用却不容易直接看出来，必须深入分析才能判断。目前这方面的实证方法文献不多。为此本文尝试运用科学的实证研究对此进行研究。
二、研究方法
由于直接分解国有银行资产重组政策改革的效果具有明显的困难，因此本文实证研究采用的基本思路是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双差分估计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进行实证估计，横向以涉及资产重组的国有银行为处理组，与资产重组无关的股份制银行为对照组，纵向以国有银行资产重组前后两个时期作为对比，通过检验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资产重组之前和之后之间是否存在绩效指标的显著差别，实证评估国有商业银行财务重组的政策效果，为国有银行经营绩效好转寻找制度性解释。
本文实证研究的处理组是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5家上市国有商业银行，对照组是华夏银行、浦发银行、上海银行、深发展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这9家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本文的研究以资产质量与经营绩效作为政策评估指标，选取不良贷款率作为资产质量的代理变量，资产收益率(ROA)作为银行经营绩效的度量指标。
国有银行实际上财务重组的时间有差异。但国有银行被重组的时间先后往往内生于其不良贷款率等个体特征，直接利用时间差进行估计会导致内生性偏差。为避免这种内生性偏差的影响，本文参照Nunn and Qian(2011)在估计土豆种植对人口与城市化影响时对类似问题采用的取单一时间节点，利用土豆推广种植大致时间前后的差异进行估计的处理方法，利用样本期内国有银行财务重组的初始时间，如2004年前后的差异进行估计。
国有银行财务重组主要包含1998-2000年以及2004年以后两个时间阶段。由于本文的研究样本没有包含1998-2000年，考虑到这波财务重组的效果可能存在时间持续效应，会影响对2004年这波财务重组的效果评估。因此本文先通过动态模型设定，检验2001-2003年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是否存在不良贷款率与经营绩效的显著差异。如果二者不存在显著差异，则表明1998-2000年的财务重组不存在持续效应。双差分估计方法有效的前提是平行趋势假设，在本文的背景下，该假设可以描述为，若不存在国有银行财务重组，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率与经营绩效应有相同的变动趋势。本文动态模型也同时检验了该假设。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Y在回归模型中分别代表不良贷款率与资产收益率，Year为时间虚拟变量。
代表一组控制变量，
代表银行固定效应，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
代表银行个体时间趋势。以国有银行财务重组前一年(2003年)为基准组。如果估计系数
不显著异于零，则平行趋势假设成立，同时表明1998-2000年的财务重组不具有持续效应。此外，方程(1)可以进一步看出，国有银行财务重组效果的动态效应，重组政策起到显著效应的年份，以及随着时间推移，重组政策作用的演化。
进一步，通过如下回归模型设定来估计2004年开始的这波国有银行财务重组的长期平均效果：
为国有银行(Reform，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银行该值取1，其他银行取0)与重组时间(
，2004年及以后取1，之前取0)的交互项作为国有银行财务重组的代理变量。参考研究银行资产质量与经营绩效的文献，本文选取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银行规模、资本资产比，银行贷款占资产比(于良春，鞠源，1999；徐传谌，郑贵廷和齐树天，2002；江曙霞，陈玉蝉，2012；徐明东，陈学彬，2012；张雪兰，何德旭，2012)。银行规模与资产质量之间的关系没有确定性结论(徐明东，陈学彬，2012)，银行规模越大，道德风险问题可能越严重，因而承担更多风险导致资产质量更差；大银行也可能由于市场力量更强，采取风险更低的策略。资本越充足的银行，通常承担更多风险的意愿越低，资产质量会更好。流动性越差的银行，期限错配越严重，因而资产质量越差。
三、数据和回归结果
本节首先介绍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然后呈现实证回归结果。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本研究的计量分析所采用的数据为2001年到2011年中国14家银行资产负债表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与《中国金融年鉴》。我们选取2004年以前资产负债表数据可得银行，样本筛选出14家银行。另外，个别银行部分年份数据缺失②，采用相近两年的数据平均值补齐。模型被解释变量是各银行的资产质量，用“不良贷款率”来衡量；各银行的资产收益率。模型关键解释变量是政策改革变量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银行规模(用总资产的对数值衡量)；资本资产比(用股东权益占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银行贷款占资产比(用贷款占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对以上变量的定义与统计描述见表1，所有变量均在左右1%分位数上进行缩尾处理，以减轻异常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图1呈现了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资产质量(不良贷款率)年度变动趋势，发现2004年以后两组不良贷款率从分散到趋于收敛。图2则呈现了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经营绩效(资产收益率)的年度变动趋势图，2004年成为明显的转折点，2004年以前国有银行资产收益率低于股份制银行，之后国有银行资产收益率则明显高于股份制银行。
图1 不良贷款率
注：图中点代表相应年份各组别的平均值。
图2 资产收益率
(二)实证结果
本文首先用方程(1)检验2001-2003年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是否存在不良贷款率与经营绩效的显著差异。
表2报告了动态模型检验2001-2003年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是否存在不良贷款率与经营绩效的显著差异。我们在表1呈现了
的估计系数，以2003年为基准组。研究发现不良贷款率、资产收益率在2001年、2002年与2003年相比，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变动趋势没有显著差异。表明1998-2000年的财务重组不存在持续效应，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之间的平行趋势假设成立。2004年财务重组之后，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的降低趋势则显著快于股份制银行。国有银行资产收益率的上升趋势则显著快于股份制银行。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的效果逐渐加强。
从短期来看，财务重组使得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比重组前一年下降5.6%，资产收益率则提升了0.3%。其他控制变量，研究发现银行规模越大，资产质量越差(不良贷款率越高)，资本越充足的银行有更好的资产质量，流动性越好的银行，资产质量也越好。此外，银行规模、流动性状况与经营绩效没有显著相关性，资本越充足的银行，有更好经营绩效。
表3报告了方程(2)的估计结果，从长期平均视角来评估财务重组的效果。被解释变量为银行资产质量(不良贷款率)。对于国有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
。2004年以前，
，2004年及以后
。本文的估计利用了银行改革前后的差异，与国有银行与其他银行之间的差异，交互项的
估计系数即是财务重组的长期平均效果。第(3)-(5)列，交互项系数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第(3)列仅控制了交互项，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考虑到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其他变量特征上的差异，第(4)列进一步控制银行规模、资本/资产与贷款/资产。第(5)列则控制了银行个体时间趋势。对比模型(3)-(5)发现，不同模型中，财务重组均显著降低了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银行规模的作用不稳健。与表1的结果一致，资本越充足的银行有更好的资产质量，流动性越好的银行，资产质量也越好。依据第(5)列的估计结果，从长期平均效果来看，财务重组使得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降低了4.3%。本文样本中不良贷款率的平均值是5.6%，可见政策的效果是强有力的。
表4报告了方程(2)的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为银行资产收益率。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即是财务重组改革的效果。第(6)-(7)列，交互项系数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第(8)列的估计结果在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第(6)列仅控制了交互项，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考虑到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其他变量特征上的差异，第(7)列进一步控制银行规模、资本/资产与贷款/资产。第(8)列则控制了银行个体时间趋势。对比模型(6)-(8)，财务重组均提升了国有银行资产收益率。依据第(8)列的估计结果，其他控制变量中，资产规模、流动性状况与银行资产收益率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资本越充足的银行经营绩效越好，这与表2的结果一致。从长期平均效果来看，财务重组使得国有银行资产收益率提高了0.2%。本文样本中资产收益率的平均值是0.6%，政策提升的效果相当于平均资产收益率的三分之一。
注：DID为双差分估计，被解释变量ROA。括号内为标准误，*p＜0.10，**p＜0.05，***p＜0.01。个体效应为银行固定效应，时间效应为时间固定效应，个体时间趋势为每家银行各自的时间趋势。
本文依据14家银行2001-2011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差分的估计方法，以国有银行为处理组，股份制银行为对照组，实证评估了国有商业银行财务重组的政策效果，为国有银行经营绩效好转寻找制度性解释。研究发现1998-2000年财务重组并未显著改善后续年份2001-2003年国有银行的资产质量与经营绩效。而2004年开始的财务重组则产生了显著影响。2004年开始的国有银行财务重组显著降低了不良贷款率，短期效果是使得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比重组前一年降低了5.6%；从长期平均效果来看，财务重组使得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降低了4.3%。并且，财务重组显著改善了国有银行经营绩效，其资产收益率比重组前一年提升了0.3%，长期平均来看，资产收益率提高了0.2%。样本银行平均的不良贷款率为5.6%，资产收益率0.6%，据此可见国有银行财务重组有着显著的经济意义。
①参见http://jjckb.xinhuanet.com/opinion/2012-11/08/content_410957.htm。
②将中间年份缺失数据的银行从样本中删除，并不影响本文模型估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