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京“由商而士”问题探讨——北宋时期社会流动的一个实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宋论文,实例论文,时期论文,社会论文,冯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 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1)02002810
前言：士多出于商
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或群体在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职业等各个方面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动。社会流动的程度愈大往往表明社会分层体系的开放程度愈高，反之则意味着社会越发封闭。宋代的社会流动问题因此受到研究者关注，而“由商而士”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较早涉及这一论题的有宋晞、漆侠、朱瑞熙等学者。笔者从前曾将“士多出于商”称为“职业上的社会流动”，其实“由商而士”的本质属性应当是政治地位方面的结构性变动。①
王应麟《困学纪闻》称：“先王之制，贵者始富，贱者不富也。”注释者补充道：“贫富贵贱，离而为四，起于后世”。②唐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并非“贵者”、仅是“富者”的工商业者力图集“富者”与“贵者”于一身。在北宋时期，原籍寿州(治今安徽寿县)、徙居开封的茶商陈子城就很典型。他仰仗其巨资，“关节至禁中”③，拟将其女送入宫中，“杨太后(即宋真宗杨淑妃)尝许以为后”，宋仁宗欲“纳其女为后”④。只因吕夷简、王曾、宋绶等大臣以及宦官阎文应竭力反对而未果，否则陈子城已集富贵于一身。如果说陈子城送女入宫、正位中宫的美梦难圆，那么先住成都、后居开封的银匠刘美(本姓龚)此前送妻入宫、正位中宫则如愿以偿。他将其前妻刘氏⑤认为妹妹，送入宫禁，虽然几经波折，终于被宋真宗立为皇后，史称章献明肃太后。刘氏在宋仁宗前期垂帘听政达11年之久，而刘美一家“特以外家故，恩宠无比”⑥，高官满门。尉氏(今属河南)茶商马季良又因“娶刘美女”⑦而官至兵部郎中。此后，开封富商帽子田家“家凡十县主”⑧，大桶张家“至有三十余县主”⑨。他们凭借其经济实力，屡屡娶皇室近亲之女为妻，因而一再获得官职。可是刘美等人由商人而外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由商而士”。刘美、马季良系“由商而官”，帽子田家、大桶张家则是“亦商亦官”。
所谓“由商而士”，主要是就商人之子步入读书—中举—为官之途而言。清人沈垚指出：“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他强调：宋代以后，“天下之士多出于商”⑩。漆侠认为：“商人之向官僚地主转化，首先是‘读书为士人’而后中科举、释褐为官”(11)。他将许骧、冯京视为“由商而士”的典型。有关事例不少，如绰号“吴纱帽”的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帽匠吴翁“教子任钧读书”(12)，鄂州(治今湖北武昌)富商武邦宁令其次子武康民“读书为士人”(13)，陆九渊“自先世为药肆以养生”(14)，因而朱熹有“陆家亦作铺买卖”(15)之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然而所有这些，只是片言只语，均未加以论证。
本文选择冯京作为北宋时期社会流动的实例予以考察，原因有二：一是有关资料较多，有可能大体展示其“由商而士”的过程；二是其出身问题迷雾重重，实有厘清的必要(16)。由于冯京是否出身商人家庭，至今仍是个有待论证的问题，下面的探讨就从这里开始。
上篇 出身之疑：四者必居其一么
冯京(1021-1094)字当世，宜州龙水(即今广西宜州)人(17)。其知名度相当高，一是由于冯京的生平事迹包括家世、降生、求学、科第、婚姻等诸多方面均颇具传奇色彩，从南宋时起即成为戏曲中的主人公。在宋元南戏剧目中有《冯京三元记》，其改编本留传至今。(18)在当代的俗语中，有“错把冯京当马凉”一语。二是因为冯京不仅历知江宁府(治今江苏南京)、开封府、太原府、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成都府、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等名都重镇，而且曾任知制诰、御史中丞、翰林学士等要职，特别是在熙宁、元丰变法的关键时期，两次担任执政大臣(19)，累计长达10年之久，官至参知政事、枢密使。其致位通显是个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冯京究竟出身于什么家庭？
一、种种歧见
关于冯京的家庭出身，主要有以下四种各有其依据的不同说法。
一是商人说。漆侠在《宋代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一文中说：“冯京也是来自商人家庭”(20)。并将冯京与许骧一并作为“由商而士”的成功事例。此说源于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冯三元》：“其父商也”(21)。可是明人杨慎认为“小说不足信”，并称：“(冯)京父未尝为商，又不名商也”(22)。
二是官员说。其依据主要是1981年在河南密县(现称新密市)发现的彭汝砺撰《宋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致仕赠司徒谥文简冯公墓志铭》(以下简称《冯京墓志》)。(23)按照《墓志》记载，冯京的曾祖到父亲均系有官职之人，特别是其父曾任左侍禁。笔者因此曾认为，冯京出身“小官门户”(24)。
三是寒畯说。其依据是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绍兴五年(1135)九月，参知政事沈与求称：“臣闻皇祐元年，沈文通(即沈括之侄沈遘)考中第一。仁宗曰：‘朕不欲以贵胄先天下寒畯。’遂以冯京为第一，文通第二”(25)。王安石《沈内翰墓志铭》另有一说：“公(指沈遘)初以祖荫补郊社斋郎，举进士，于廷中为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例不得为第一，故以为第二”(25)。其原因并不在于沈遘为“贵胄”、冯京系“寒畯”，而是因为沈遘系“已仕者”。与世居杭州，族中不乏进士、官员的钱塘沈氏家族相比，冯京的家世不免显得寒微。当然，即使宋仁宗确实将冯京作为“寒畯”的代表而予以优待，所谓“寒畯”也只是相对而言。
四是殷实说。王珪《永寿郡太君朱氏(即冯京母)墓志铭》(以下简称《朱氏墓志》)称：“其治家有法。自冠婚丧祭、牲帛俎醢，莫不有礼意。接内外姻族，尊者恭之，下者拊之，而恩勤一也。又自薄奉养，虽尺帛不妄费。一有嫁婚，视箧中所积，盖十具八九。故冯氏虽甚贫，而嫁婚能不失其时”(27)。邓小南据此指出：“冯家虽非显赫官宦之家，但在当时当地应该属于中等殷实门户。尽管冯母墓志中称冯家曾经‘甚贫’，但家中规矩、生活方式，不似贫窘人户。”(28)
商人乎官员乎？寒畯乎殷实乎？有关说法并不一定相互排斥，很难做出非此即彼的取舍。要给冯京定个家庭成分，谈何容易。下面先分别从其祖上、父、母三个方面作些考察，再试图作一概括性的综合评估。
二、冯氏祖上
宋代“作碑谀墓”之风盛行，“谀碑多故吏门生之笔”(29)。《冯京墓志》的撰写者彭汝砺系治平二年(1065)进士第一，冯京当时正担任知贡举。彭汝砺作为冯京的门生，他所撰《墓志》不免有夸大不实之处。但从中仍不难看出，冯京并不出身于高官显宦之家。《冯京墓志》称：“(冯公)曾祖碧，著作佐郎；祖考禹谟，崇公，殿中丞；考式，蜀公，左侍禁；皆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冯氏旧家河朔，五代之乱，避地走宜(‘宜’原作‘空’，误)藤间。宋兴，天下定，崇公出，献诗百篇，太祖伟而官之，亦不克试。”在这段文字中，有以下四点值得注意。
第一，据王安礼所撰《冯京曾祖碧赠太师中书令可赠兼尚书令制》、《祖禹谟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可追封崇国公制》、《父式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昌国公可追封蜀国公制》(30)可知，冯碧、冯禹谟等人的太师、中书令、尚书令等高官，崇国公、昌国公、蜀国公等爵位，都是在冯京官拜执政大臣之后追赠、追封的。
第二，著作佐郎，唐制为从六品上，宋制为正八品；殿中丞，唐制为从五品上，宋制为从七品；左侍禁，武阶官名，北宋前期为正八品(31)。所有这些均非位高权重的要职。
第三，冯京的曾祖冯碧即使确实曾任著作佐郎，也应当是五代时期的往事，对判定冯京的家庭出身，意义并不太大。
第四，崇公即冯京的祖父冯禹谟，因“献诗百篇”，宋太祖拟“官之”，当指授予殿中丞一职，但“不克试”，实际情况是并未赴任。
三、冯京之父
要判定冯京的家庭出身，关键在于其父。明代学者杨慎称：“(冯)京父未尝为商，又不名商也，小说不足信，当依正史之传可也”(32)。冯京之父“不名商”，言而有据。但称其父“未尝为商”，则有待讨论。
乾道初年，广西经略司主管机宜郭见义在《三元祠记》中说：“冯公名京，字当世，世为宜之龙江人，从其父商，遨游四方”(33)。或许是出于对“从其父商”一语的误读，清人汪森《粤西丛载·冯京》称：“冯京父冯商”(34)。雍正《湖广通志》卷73《流寓志》又添枝加叶：冯商“字式之，一名式”(35)。冯京之父名式，有《东斋记事》一书可证：“冯当世(即冯京)参政之父式”(36)。其作者范镇与冯京并世而年长，此书写成于元丰年间。王称《东都事略·冯京传》亦称：冯京“父式”(37)。最准确的资料当推上世纪80年代初出土的《冯京墓志》：“(冯公)考式。”
冯京之父冯式“尝为商”，并非纯属向壁虚构之说。前面引用郭见义所言“从其父商，遨游四方”，罗大经所云“其父商也”，均是其证。此外，还有记载称：冯式“少游商，之京师”；(38)冯式“微时，与父烧炭于郡西北岸山”，“后生(冯)京，带至楚江夏为商”(39)。行文到此，不禁忆及范仲淹《四民诗·商》：“尝闻商者云，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40)苏轼所盛赞的白居易《朱陈村》诗：“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陈村民，死为陈村尘。田中老与幼，相见何欣欣。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41)如果说传统时代的农民重在“守村业”，乃至“不出门”，那么商人则以沟通远近，周游天下为特征。冯氏“随所至而往”(42)，冯京有“东南西北人”(43)之称，开封、江陵(今属湖北)、余杭(即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宁远(今属湖南)等地均是其足迹所至之所，以致其籍贯很难确定，有宜州、江夏、镡津(即今广西藤县)、咸宁(今属湖北)等多种说法。冯式“遨游四方”，或可作为其“尝为商”的佐证。只是为史料所限，冯式从事工商业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前文已论及，冯式曾任左侍禁。《东斋记事》曰：“冯当世参政之父式，为左侍禁以终。”(44)《东都事略·冯京传》云：冯京“父式为左侍禁以终”(45)。此事又为冯京母朱氏和冯京本人的墓志所证实。值得注意的是，左侍禁只是无执掌的低级武臣阶官。正因为其品阶低、无执掌，冯式“自以负所学而不得志”，对于此职颇为不满。在其妻朱氏的劝告下，才“屈而遂之”(46)。由此看来，称冯京出身“小官门户”，自有其一定依据。(47)
问题在于，冯式的官职是如何得来？邓小南认为：“冯式得官来历虽不清楚，但很有可能是靠进纳买得‘侍禁’。”这一推测不无道理。据王曾瑜研究，北宋朝廷正是用侍禁之类的低级阶官授与进纳买官者；侍禁在景德年间的卖价为粮食9000到13500石。(48)对一般人来说，这个数字太惊人。但在冯式生意兴隆时，拿出这笔钱财，并不太难。这类官职的买方“皆豪猾兼并之徒，屠酤市贩之辈”(49)，非土豪，即商贩。由此看来，冯式只是普通商人而已，并非富商大贾。
四、冯京之母
《朱氏墓志》称：“谆谆尚书，知女所从，不择高华，而择于冯”(50)。所谓“尚书”是指朱昂，他官至翰林学士，死时赠刑部尚书。照此说来，冯母朱氏是位大家闺秀，她与冯式门第悬殊。在本文写作过程中，邓小南建议笔者将朱氏墓志与朱昂行状(51)对读。这才发现朱氏是否朱昂之女、是否出身“高华”，很成问题。其疑点主要有三：
第一，父女年龄差距大。朱昂生于后唐同光三年(925)，死于北宋景德四年(1007)，享年83岁。朱氏生于宋太宗至道元年(995)，死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享年72岁。也就是说，朱氏生时，朱昂已是古稀老人。此事或可用老娶少妻作解，但毕竟相当稀罕。
第二，父女事迹不相符。《朱氏墓志》称：“始，尚书(指朱昂)为翰林学士，请老江陵。方是时，夫人年十四，端重寡言。尚书爱贤夫人，择所宜归。及见给事(指冯式)(52)所为文，大器之，遂以归。”朱昂选择冯式为女婿，如果是在朱氏14岁时，即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这并非朱昂“请老江陵”之年，而是其去世一年之后，他已在黄泉之下。而朱昂行状载，朱昂请老江陵，“公年七十七矣”。这年是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朱氏才7岁，尚无出嫁的可能。
第三，尤其可疑的是，“父亲”行状中居然无此女。朱昂行状称：“女二人，长适故左正言、直史馆兼直秘阁夏侯嘉正，次适今尚书右丞、集贤院学士冯公亮。”据邓小南考证，“冯公亮”并非“冯公式”之误，而是“马公亮”之误。
邓小南说得对：朱昂与朱氏“这种父女关系实难确认”。如何解释此事？推测不外庶出与攀附两种，以攀附的可能性较大。朱氏许配冯式，并非高华下嫁寒素。但从其教养来看，朱氏应当出身在小康以上人户，与冯氏的门户差距不会太大。总之，冯京的母系也并非出自名门。
综上所述，或可如此概括冯京的家世：其先人既非高官显宦，也非富商豪贾，家境较殷实，很可能曾经营工商业，并拥有因进纳而得来的低级官员头衔。当然，在高官显宦特别是皇上眼中，冯京无非是个“寒畯”子弟而已。冯京是否一定出身商人家庭，虽然无法确考，但他个人及其家庭是个社会流动的实例则无疑义。按照传统时代的观念，冯京的家庭地位不仅与出身士人家族的沈遘相比，即使与出身富商家庭的许骧相较，都不免相形见绌。许氏“资产富殖”，“罄家产为(许)骧交当时秀彦”，宋太宗在任开封府尹时已“知之”(53)。而冯氏不过殷实之家而已，有时甚至较贫困。冯京的前程很难一帆风顺。
下篇 仕进之路：世路无媒着脚难
在冯氏家庭中，冯京是位超迈前辈、光耀门楣的关键性人物。他博得“两娶相家之女，三魁天下之儒”(54)的雅誉，是个标准的“天子门生宰相婿”。不仅冯京个人功成名就，而且其上三代因冯京跻身执政大臣而追赠、追封高官显爵。冯氏由中等殷实人家一举跃居达官显宦门户，实现了上升型社会流动。按照宋代的常规，一个家族或家庭的兴盛大致取决于四大因素，即经济、科举、联姻、关系。用现在的话来说，即是：经济是基础，科举是关键，联姻很重要，关系不可少。冯京这个“寒畯”子弟终于致位通显，因素甚多，远不止于上述四种。
一、望子成龙
宋代有句格言：“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55)宋人往往“思教子以兴宗绪”(56)。冯式夫妻更是几乎将一切希望寄托于其第三子冯京身上，并将此事作为家中第一要务。
冯式本人光宗耀祖的愿望便极其强烈，试图走读书—应试—高中—显宦这条仕进之路，但他是这条路上的失败者。冯式对其左侍禁这一低级武阶官颇为不满，“自以负所学而不得志”(57)。他的失败更让他一心促成儿子成功。《冯京墓志》称：“蜀公(即冯式)知书，善教子，然于公(指冯京)尤力。”据记载，冯式有四子：冯襄、冯衮、冯京、冯奕，冯京排行第三。冯式“心知公(指冯京)异日必贵，尝取公所诵书，题官次、服色于后。及公被命，视所书，无一字异。”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载：“(冯)式常取其(指冯京)所诵书题其后，云：‘将作监丞通判荆南军府事冯京。’(冯)式既退十一年，(冯)京举进士，自乡选至廷对，俱策名第一，为将作监丞、通判荆南，如(冯)式之言。时人谓(冯)式为知子。”(58)
冯京仕进之路成功，与其母朱氏关系更大。《朱氏墓志》称：“方困约时，惟知教子之为乐。”在其夫死后，“携诸孤，居鄂州，自教读书。”她不仅亲自辅导冯京兄弟读书，而且决定让冯京寄籍江夏应试。朱氏还为冯京出人头地，多方编织各种社会关系。如尽力结交名士：“宾客之过门者，夫人知其贤，尝躬为饮食之。故其子虽少，而名动京师。”(59)甚至攀附“高华”，自称名臣朱昂之女，都是为儿子的前程而努力。她还为冯京选择大家闺秀为妻，以便替儿子日后的晋升打开方便之门。总之，朱氏望子成龙，用心良苦，不遗余力。
二、三魁天下
据记载：冯京“庆历中，以鄂州首荐”(60)。他在鄂州获得解元后，皇祐元年(1049)又在省试、殿试中拔得头筹，人称“冯三元”。其省试赋《无逸为元龟》、殿试赋《盖轸象天地》皆“清婉浏亮，典丽遒密，曲尽声律之妙，遂为多士魁。四方之人传诵其文，模拟、窃取、乞灵、假宠以雄长于词林者，不可胜数”(61)。
在科举时代，中进士难，中状元更难，连中三元最难。《宋史·论曰》：“进士自乡举至廷试皆第一者才三人，王曾、宋庠为名宰相，冯京为名执政”(62)。此说有误，查《文献通考·选举考五》可知，天圣二年(1024)的省元是吴感，宋庠当时名叫宋郊，仅为殿元即状元(63)。当以南宋史家李心传所说为是：“孙汉公(即孙何)，淳化三年(992)举进士，自开封至南省、廷试皆第一，前未有也。至咸平五年(1002)，王沂公(即王曾)青州(今属山东)、南省、廷试皆第一。庆历二年(1042)杨审贤(64)(即杨寘)，皇祐元年冯当世(即冯京)，复皆第一。宋有国二百余年，为三元者止此四人耳”(65)。足见，连中三元在当时实属凤毛麟角。(66)
冯京何以“所试皆第一，名声走天下”(67)？当时人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天才论，如郭见义《三元祠记》称：“公(指冯京)生而英爽俊迈，气盖一时，翰墨蹊径，绝人远甚。”(68)另一种是宿命论，这类稀奇古怪的说法太多。如有的认为是由于冯京的祖父冯禹谟的坟墓埋得好：“其地形乃照天烛也，其光在顶。适葬于绝巘之巅，最为奇穴。(堪舆名家)廖金精题曰：‘一山正，一山斜，状元出在别人家。’后(冯)京发于江夏，果奇验。”(69)有的以为是因为冯京的父亲冯式积德行善所致：“(冯式)壮年无子，将如京师，其妻授以白金数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为买妾之资。’及至京师，买一妾，立券偿钱矣，问妾所自来，涕泣不肯言。固问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纲运欠折，鬻妾以为赔偿之计。遂恻然不忍犯，遣还其父，不索其钱。及归，妻问买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无子？’居数月，妻有娠，将诞，里中人皆梦鼓吹喧阗迎状元。(冯)京乃生。”(70)有的甚至编造冯京是文曲星下凡的神话：“冯京将诞，其邻梦鼓吹喧阗，送状元至冯家，觉而京生”(71)。这些荒诞不经的说法或出自杜撰，或出自附会，虽不可取，但在宿命论盛行的传统时代不足为怪。
冯京的科举之路获得成功，主要是其多年“苦学”的结果。正如《冯京墓志》所说：“公少苦学，终老未尝一日弃书。”他当年曾叹息：“丰年足酒容身易，世路无媒着脚难”(72)。这位“苦学”者青年时代游学四方，经历一番苦斗，遭遇挫折不少，不乏趣闻轶事。下面仅举三例。
例一：在余杭遭受欺凌。方勺《泊宅编》卷上载：“冯当世未第时，客余杭县，为官逋拘窘，计无所出，闷题小诗于所寓寺壁。一胥魁范生见之，为白县令，丐宽假。令疑胥受赇游说，胥云：‘冯秀才甚贫，但见所留诗，他日必贵显。’因诵其诗，令遽释之。诗云：‘韩信栖迟项羽穷，手提长剑喝西风。可怜四海苍生眼，不识男儿未济中”(73)。冯京此诗以项羽、韩信自况。此外，他在“未济”时所留下的诗句，如：“琴弹夜月龙魂冷，剑击秋风鬼胆粗”；“吟气老怀长剑古，醉胸横得太行宽”(74)。诸如此类，“皆不凡”(75)。
例二：在咸宁展示才华。《鹤林玉露·冯三元》载：“家贫甚，读书于潜山僧舍。僧有犬，京与共学者烹食之。僧诉之县，县令命作《偷狗赋》，援笔立成。警联云：‘团饭引来，喜掉续貂之尾；索绹牵去，惊回顾兔之头。’令击节，释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76)。如果说“手提长剑喝西风”等诗显示其抱负，《偷狗赋》则展示其才气。
例三：在江夏幸逢知己。周煇《清波别志》卷下载：“(冯京)早年薄游里巷，夜为街卒所系，鄂守王素亟释之”(77)。可见，冯京求学时代并不顺利，甚至可谓四处碰壁。
冯京岂止求学碰壁，应举同样遭遇挫折。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25《监试主盟》载：“冯当世秋试于乡里，主司坚欲黜落，已而缀之榜末。时，鄂倅南宫诚监试，当拆封，大不平，力主之，遂至魁选”(78)。如果不是南宫诚“大不平，力主之”，冯京已名落孙山。史载：“冯当世，庆历中，以鄂州首荐。至大江，风涛汹涌，几至沉没”(79)。这在很大程度上描述的是冯京赴京赶考的心情，他担心其前程是否“风涛汹涌”乃至“沉没”。
冯京最终并未“沉没”，而是大获成功，也与机遇有关。诸如前面讲到的余杭、咸宁知县的爱才，鄂州知州王素、通判南宫诚的公正，乃至宋仁宗的开明等种种偶然因素。冯京对南宫诚、王素等人的大恩大德始终铭记在心。皇祐元年，冯京入仕为官不久，即任荆南(治今湖北江陵)通判，而南宫诚则调任潭州(治今湖南长沙)通判。文莹《湘山野录》载：冯京“释褐除荆南倅，南宫迁潭倅，公以诗寄谢。”冯京诗曰：“尝思鹏海隔飞翻，曾得天风送羽翰。恩比丘山何以戴，心同金石欲移难”(80)。南宫诚死后，冯京仍不忘其恩德。史载：“始，(冯)京乡居，受恩通判南宫诚(“诚”原作“成”)，迨贵，以郊恩官其子。”(81)治平二年(1065)，冯京出任陕西安抚使，与正在知渭州(治今甘肃平凉)任上的王素相逢。周煇《清波别志》卷下载：“后，冯(京)使关中，王(素)方帅渭，宾燕甚欢。冯(京)贻以诗。”冯京诗云：“吞炭难忘当日事，积薪深愧后来恩”(82)。
三、两娶相女
冯京的婚事均非以感情为基础，而是以利益为归依，都着眼于个人的前程与家庭的兴盛，具有政治婚姻的性质。以下三点颇为引人注目。
其一，不婚外戚。《冯京墓志》载：“公皇祐元年及第，时张尧佐介外戚势，欲以女妻公。即使吏卒拥公至其第。以金腰公，曰：‘此出自上意。’公辞曰：‘老母尝议王氏矣。’顷之，中人以酒肴来，微示公妆奁数。其一曰金五百两。公笑而掩之。出，僦马归。即纳采于王氏。”据钱公辅《翰林学士冯公妻王氏夫人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王文淑墓志》)记载，张尧佐对冯京软硬兼施：“张氏之人奔华驷，拥健从，挟而归于其家，饮之酒而迫促之。”而冯京的态度异常坚定：“吾婚决矣，奈何屈我以势？吾头可截，婚终不可易！”(83)张尧佐者，宋仁宗所宠爱的张贵妃之伯父也。张贵妃死后追封为皇后，谥温成，史称温成皇后。此事因被作为“榜下择婿”的典型而加以渲染，几乎尽人皆知。冯京不婚外戚，不难理解。虽然张尧佐“势重倾天下”，但其社会形象极差。《宋史·张尧佐传》称：张尧佐“以戚里进，遽至崇显，恋嫪恩宠，为世所鄙”(84)。正如冯京所说：“彼张氏炎炎，炙手可热，吾敢以足蹈其焰而富贵权豪之诱哉！”(85)不仅如此，宋代吸取前朝教训，对外戚实行虽“崇爵厚禄”，但“不畀事权”的政策(86)，外戚任职受到种种限制，关键在于不给实权。按照当时的规定，“后妃之家毋得除二府职位”(87)。冯京一旦联姻张氏，很可能成为他日后晋升路上的绊脚石。
其二，联姻文臣。冯京拒婚张氏，而娶王文淑为妻，实属较佳选择。冯京说：“吾闻王氏女贤且有容德，吾诚欲室之”(88)。其实，关键在于王文淑有个“好”家庭、“好”父亲。《王文淑墓志》载：其“父讳丝，官至尚书兵部员外郎、三司盐铁判官，以清节闻于时”(89)。王丝与范仲淹同为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其《墓表》为范仲淹所作(90)。他历任衢州(今属浙江)通判、袁州(治今江西宜春)通判、荆湖南路安抚使、广南东路转运按察使等职，所至政绩卓著。如在广南东路，博得“金珠御史”的美誉。叶廷珪《海录碎事》载：“会稽王丝以侍御史为广南东路转运使，兼提举市舶。旧，番货(税)(91)之来，十税其一，必择精者。丝令精粗兼取，夷人悦之，目为‘金珠御史’”(92)。其声誉与张尧佐迥异。难怪冯京“归心于王氏”，并斩钉截铁地宣称：“吾头可截，婚终不可易！”冯京说：“吾自度一书生，犹以其台省家，势位不吾敌”(93)。他攀上这门婚事，或许与王文淑的长兄王霁是其同年进士有关。《王文淑墓志》称：“于是京师士大夫翕然以贤于公，而称王氏之女得其归。”王丝喜得状元为东床，冯京一跃而为贤士大夫家中的乘龙快婿，两家可谓双赢。就冯氏来说，这门婚事的决策者是冯京之母朱氏。《冯京墓志》载，冯京称：“老母尝议王氏矣。”朱氏可谓颇有心计，一心为儿子日后的飞黄腾达开路架桥。
其三，“两娶相女”。此说并不完全确切。元人所编《氏族大全》将“两娶相女”解释为先“富弼妻以女”，后“再娶晏殊女”(94)，更是与史实不符，且辈分混淆。在冯京的夫人中，无宰相晏殊之女。在晏殊的女婿中，无冯京其人，而有冯京的第二位岳父富弼。欧阳修《侍中晏公神道碑铭并序》载：晏殊“女六人，长适戸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富弼，次适礼部侍郎、三司使杨察，其四尚幼”(95)，即是其证。所谓“两娶相女”，是指冯京有两位夫人，均系宰相富弼与其晏氏夫人所生。《富氏墓志》载：“翰林学士冯公京两娶富氏，皆今枢密使、检校太师、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富公(即富弼)之女，赠侍中元献晏公(即晏殊)之外孙”(96)。应当指出的是，前富氏夫人在世时，富弼尚未拜相，仅官至枢密副使。严格说来，冯京仅“一娶相女”(97)。冯京首婚于皇祐元年，王文淑19岁时，与冯京成婚，次年便去世。他再婚于至和元年(1054)，王陶《故太和县君富氏墓铭》载，富氏“年二十二，归冯氏。当翰林(指冯京)为太常丞、直集贤院时，奉薄族众，几无以赡朝夕。夫人斥卖其服饰玩好之物，一无爱惜。故旨甘享祀，以时不阙”(98)。她次年即病故。冯京三婚于嘉祐三年(1058)，据记载，“前富氏卒，其妹再与冯京续室。年二十归冯，至元祐三年(1088)四月十三日不起，享年五十”(99)。后富氏夫人作为冯氏主妇，时间最长，达30年之久。蔡骃《宋故安化郡夫人富氏墓志铭》称：“方是时，文简公(指冯京)官未显，族众禄微，用不给。而夫人日捐奁箱所有，以佐其阙”(100)。可见，她对冯氏贡献也最大。
富弼作为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宰辅重臣，在北宋中期的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权位与影响绝非王丝可比。就冯京择偶来说，如果王丝之女是其较佳人选，那么富弼之女堪称最佳人选。特别是在后富氏夫人出嫁之初，冯京“官未显”，但富弼已拜相，其财力、势力、影响力都更大。《宋故安化郡夫人富氏墓志铭》载：“岁时，文忠公(指富弼)或遣人问遗，物无多少，悉归之堂上，弗以自奉”(101)。足见富弼何等疼爱其女，自然爱及女婿，并且绝非仅限于物质。冯京此后的仕宦前程，都与他的这位宰相岳父关系颇大。总之，探究冯京的仕进与冯氏的兴盛，王丝尤其是富弼不失为一个重要因子。
四、平弱大臣
宋人说：“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102)；“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103)。其实，进士乃至状元在宋代不过是晋升的必备条件，官场险恶，要平步青云还得靠奋斗和善处。冯京与并世的王安石、司马光以及吕惠卿、蔡确、章惇、曾布等人明显不同。蔡确、章惇等人得意时，皇上言听计从；失意时，惨遭贬逐。而冯京入士之路不乏险阻，为官以后相当顺当。在他数十年的宦海生涯中，最大挫折莫过于熙宁八年(1075)正月，因受郑侠案牵连，宋神宗迫于来自吕惠卿等人的压力，解除冯京参知政事，守本官，知亳州(今属安徽)。这在宋代很常见，算不上多大的处分。元丰四年(1081)正月，年逾花甲的冯京被解除枢密使，纯属自愿，应视为荣退。史载：“(冯)京数以疾求解机务”，神宗批准其请求，并下制褒奖，其中有“始终眷遇，出入显荣”(104)等语。冯京的为官之路何以较顺当(105)，与其两大从政作风关系极大。
其一，苟且执政。冯京可谓考场内的高手，政坛上的庸才，从政才干很有限。宋神宗对冯京的总体评价不外乎“平”、“弱”两个字。他说：“(冯)京如何，似平稳”(106)。又说：“京弱”(107)。所谓“弱”者，平庸也，低能也。宋神宗的评论相当中肯，冯京实属“平”、“弱”大臣。以下两“无”，即是其证。一无明显政绩。《宋史》本传对于其政绩，记载相当笼统，无非是“其为郡守，诸县公事至，即历究之”(108)云云。恰恰表明，冯京政绩平平。他仅有一事略显才干，即熙宁九年在知成都府任上，用修好的办法平息了茂州(治今四川茂县)少数民族事变。难怪王安石说：冯京“充位耳”(109)。邓绾亦称：“冯京预政日久，殊无补益”(110)。二无突出政见。宋人赵汝愚所编《宋朝诸臣奏议》及明人黄淮、杨士奇所编《历代名臣奏议》均未收录冯京奏议。很清楚，从赵汝愚到黄淮、杨士奇都认为，冯京的奏议质量太差，充数而已，无收录价值。冯京是个多栽花、少种刺，遇到棘手问题绕道走的官僚。御史中丞杨绘将冯京与王珪相提并论，上疏请求宋神宗“指挥冯京、王珪等，令各振其职，无苟且焉”(111)。如所周知，王珪绰号“三旨相公”(112)，而冯京或可称为“苟且执政”。总之，冯京政绩不突出，但政治地位突出；为官平庸，但仕途坦荡。庸官少风险，能臣多坎坷，这在传统时代很常见，不足为奇。
其二，争而不力。南宋史家吕中指出：“当(王)安石变法之时，……力与之争者，唐介也。争而不力者，赵抃、冯京也”(113)。此说相当中肯。冯京并非旧党首领，只是个较为理性的旧党人士，有以下三点可证。一是并不一概否定新法。他主张对新法予以适度肯定：“朝廷立法，本意出于爱民。然措置之间，或有未尽”(114)。其态度并无偏激之嫌。冯京说：“天下事，不可急。”王安石反驳道：“有一日行之，而立见效者，亦不可不急”(115)。冯京说：“此等事不宜仓卒。”王安石的回答是：“因循至今，所以不免仓卒”(116)。冯京与王安石之争在一定程度上是轻重缓急之争。二是党派偏见并不太深。冯京与新党人士并非一概势不两立。如新党薛向在元丰三年(1080)九月，被解除同知枢密院事时，据《冯京墓志》记载，冯京曾“从容开说，以为可惜”。即使与王安石，冯京至少也能对话。如熙宁五年底，“(王)安石固求罢，上不许。”宋神宗“令冯京、王珪谕旨，于是安石复入视事(117)。冯京与旧党中人，也并非无争执。如他与旧党孙固“同在枢府”，“屡于上前争论”(118)。御史中丞吕诲作为旧党人士，竟高调弹劾冯京：“所至嗜利，西人目为金毛鼠。”(119)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冯京居然将其次女许配新党中坚蔡确之子蔡懋(原名蔡渭)。与冯京关系更为融洽的则是号称“中立无与”(120)者，如熙丰宰相吴充，他与王安石同中有异，与司马光异中有同，是位较为理性的新党。冯京《赐宴史院和首相吴公(即吴充)》诗云：“天密丛云晓，风清一雨余。三长太史笔，二典帝皇书。”(121)他对吴充可谓敬重有加。三是王安石尚可接受的人物。冯京先任枢密副使，后任参知政事，宋神宗都同王安石商量，并取得其赞同。熙宁三年七月，神宗问王安石：“令作枢密副使，如何？”王安石说：“欲用之，何不可！”(122)冯京于是出任枢密副使。王安石甚至排斥其儿女亲家吴充而容忍冯京。神宗“初欲用(吴)充参知政事”，王安石说：“充岂能忘形迹，若论议之间，顾形迹则害国事。”冯京因而在熙宁三年九月，取代吴充，任参知政事。史载：“充性谨密，在两府数乘间，言安石政事不便。上以其中立无私”(123)。可见，王安石之所以不认同吴充，关键在于政见。至于王安石何以尚可接受冯京，其主要缘故在于冯京能力较弱，又无坚定立场，不碍事。当时人说：“冯京、王珪同列预政，皆依违自固，不扶颠持危”(124)。又说：“冯京知而不言，王珪曲事安石，无异厮仆”(125)。总之，冯京并非态度偏激的旧党。
俗话说：“树大招风。”冯京在朝廷里不是扶颠持危的中流砥柱，而是个较少作为的“平”“弱”大臣；在旧党内不是个呼风唤雨的领军人物，而是个依违自固的普通成员。正是由于他不露锋芒，以致其仕进之途既晋升较快，又无大起大落。
结语：无百年之家
北宋时期的名门望族往往骤然而兴、倏然而衰，这是当时社会流动的一大表征。张载说：“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126)。冯氏骤然而兴，可以冯京皇祐元年中状元为标志。至迟到南宋初期，冯氏已无闻人。其兴盛时间至多七八十年而已。
《冯京墓志》载：冯京“凡三治产，皆捐诸宗族。”“荫补自兄弟始，次其侄，次其子。”他试图将一个家庭的兴盛扩展到整个宗族。在宋代，一个家庭或家族要发达兴旺，其主要手段有应试为官、联姻高门、花钱买官等。(127)冯氏起家时，这三大“妙”法运用得近乎极致；发家后，仍在科举与联姻两大方面继续努力。
就科举而言，冯氏并不成功。冯京五个儿子，两个夭折。在他三个长大成人的儿子中，未发现有考取进士的记录。其长子冯谌在崇宁年间，任职于讲议司，担任盐泽检讨官；五子冯询在两宋之际曾知庐州(治今安徽合肥)。其三子冯诩只知起初荫补为右承奉郎。可见，从冯京的下一代开始，便呈现出明显的衰败迹象。
至于其联姻对象则高第多、高官多，情况相当可观。在冯京的儿媳中，既有宋仁宗朝参政程琳之子、宰相贾昌朝之婿程嗣弼的女儿，又有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宰相韩琦的长子韩忠彦之女。在冯京的女婿中，既有宋初宰相赵普的后人赵思恭，又有熙宁执政、元丰宰相蔡确的儿子蔡懋。在冯京的孙女婿中，既有宋哲宗朝执政、徽宗初年宰相韩忠彦的次子韩澡，又有元祐六年(1091)进士第二朱谔(原名朱绂)，还有元祐元年状元马涓。其中，朱谔大观元年(1107)官至尚书右丞，当年便去世。马涓曾任秦州(治今甘肃天水)签判、应天府(治今河南)少尹，崇宁二年(1103)入《元祐党籍碑》。蔡懋宣和六年(1124)同知枢密院事，靖康元年(1126)任尚书左丞，建炎元年(1127)贬英州(治今广东英德)(128)。他们或因疾病，或因党争，或因劣迹而均不得善终。
总之，冯京及其家庭不失为北宋时期社会流动的一个典型事例。当时较为具体的“由商而士”的实例虽然不多，但社会流动的例证则不少。梁庚尧说：“科举考试成为塑造宋代社会性质的一项重要因素。科举社会的特色是社会上下阶层的流动性较以往增加，平民子弟仕进的机会大增”(129)。李弘祺则说：“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单线社会流动’的社会，除了通过考试制度晋升科名之外，可以说没有其他有意义的社会流动。”“由于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单线上升的社会，上升的机会十分有限”(130)。两种说法虽然强调的方面不同，但不是非此即彼，都颇有见地，实可互补。
(成荫、陈鹤两位学友纠正了文稿中的若干错讹，谨表谢意。)
注释：
①分见宋晞《宋代富商的由商而士》，《中央日报·文史周刊》第69期，1947年11月24日；漆侠《宋代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邓广铭、郦家驹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朱瑞熙《论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张邦炜《两宋时期的社会流动》，《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②王应麟《困学纪闻(全校本)》卷二《书》并注，翁元圻等注，栾保群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③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三《记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④《宋史》卷四六八《阎文应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景德元年正月乙未：“刘氏始嫁蜀人龚美，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贫，欲更嫁之”。
⑥《宋史》卷四六三《刘美传附子从德传》。
⑦《宋史》卷四六三《刘美传附马季良传》。
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二元祐七年四月戊午。
⑨朱彧《萍洲可谈》卷一，《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⑩沈垚《落帆楼文集》卷二四《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岁寿序》，《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1)(20)《漆侠全集》第8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27页。
(12)洪迈《夷坚志》补卷二《吴任钧》，何卓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
(13)《夷坚志》支庚卷五《武女异疾》。
(14)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二八《宋故陆公(九叙)墓志》，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
(1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一三《训门人一》，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
(16)邓小南《剪不断，理还乱：有关冯京家世的“拼织”》一文(黄宽重主编《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第1册《政治思想》，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8年印行)中，拨开了冯京家世的不少迷雾。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初稿与《剪不断》一文大致同时完成，在探讨过程中得到邓小南教授指教。两文着眼点不尽相同，个别认识也不尽一致。
(17)祝穆《方舆胜览》卷四一《庆远府》称：冯京“生长于宜”，宜州乃“冯三元毓秀之邦”(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3年版)。宜州于咸淳元年(1265)，升为庆远府，其治所在龙水县。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九云：“冯京字当世，鄂州人”(邓广铭、张希清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宋史》卷三一七《冯京传》载：“冯京字当世，鄂州江夏人”。其实，江夏(即今湖北武昌)仅是其寄居应考之地。
(18)毛晋《六十种曲》第2册《三元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19)冯京两次官至执政大臣，第一次：自熙宁三年(1070)七月至熙宁八年正月，历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第二次：熙宁九年十月至元丰四年(1081)正月，先知枢密院事，后任枢密使。
(21)(70)(75)(76)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四《冯三元》，王瑞来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22)(32)杨慎《丹铅续录》卷三《考证·冯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文物保管所《密县五虎庙北宋冯京夫妇合墓》附录《宋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致仕赠司徒谥文简冯公墓志铭》，《中原文物》1987年第4期。以下凡引《冯京墓志》均据此。
(24)张邦炜《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读后》，《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2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三绍兴五年九月乙亥，中华书局1988年版。
(26)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九四《沈内翰墓志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27)(46)(50)(57)(59)王珪《华阳集》卷五五《永寿郡太君朱氏墓志铭》，《四库》本。
(28)邓小南《剪不断，理还乱：有关冯京家世的“拼织”》。以下凡引邓小南语，皆出自此文。
(29)不著撰人《群书会元截江网》卷三○《国史·时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30)王安礼《王魏公集》卷二《制勅》，《四库》本。
(31)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41、263、591页。
(33)(68)金鉷等《广西通志》卷一○八《艺文》，《四库》本。
(34)(39)(69)(71)汪森《粤西丛载》卷五《冯京》，《四库》本。
(35)迈柱等《湖广通志》卷七三《流寓志》，《四库》本。
(36)(44)范镇《东斋记事》卷五，汝沛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版。
(37)(45)王称《东都事略》卷八一《冯京传》，《四库》本。
(38)汪森《粤西文载》卷六八《人物》，《四库》本。
(40)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一《古诗·四民诗·商》，《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1989年重印本。
(41)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一○《朱陈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42)祝穆《方舆胜览》卷四一《庆远府》。
(43)汪森《粤西诗载》卷五《五言古》，《四库》本。
(47)迈柱等《湖广通志》卷七三《流寓志》载：“(冯)式本宜州龙水人，寓咸宁金城乡，为著作郎”。冯式曾“为著作郎”，不知所据，待考。
(48)王曾瑜《宋朝卖官述略》，载《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并参看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五之30-32，中华书局1957年版。
(49)《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五之39。
(51)夏竦《文庄集》卷二八《赠刑部侍郎朱公(昂)行状》，《四库》本。
(52)称冯式为给事，是由于他死后曾赠官给事中。
(53)(56)《宋史》卷二七七《许骧传》。
(54)(94)不著撰人《氏族大全》卷一《一东·冯·两娶相女》，《四库》本。
(55)刘清之《戒子通录》卷六《教子语(家颐)》，见《治家格言·戒子通录》，吴敏霞等点校，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
(58)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一《冯一》，《四库》本。
(60)(79)《能改斋漫录》卷三《辨误》。
(61)《粤西文载》卷三七《碑文(祠庙)》。
(62)《宋史》卷三一七《论曰》。
(63)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考五·举士》，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
(64)“杨审贤”原作“杨审言”，误，据《四库》本改。《宋史》卷四四三《文苑传五·孙唐卿传》附《杨寘传》载：“杨寘，字审贤”。
(6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三《取士·国朝三元》，徐规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版。
(66)所谓“连中三元”，通常是就进士科而言，不包含明经科。《宋史》卷三四二《王岩叟传》载：“(仁宗)初置明经科，岩叟年十八，乡举、省试、廷对皆第一”。有学者认为王岩叟“连中三元”，不确。
(67)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一)》，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下册，第351页。
(72)(74)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辑《全宋诗》卷五七八《冯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73)方勺《泊宅编》卷上，许沛藻、杨立扬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77)(82)周煇《清波别志》卷下，《笔记小说大观》第4辑，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
(78)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二五《仕进部·监试主盟》，《四库》本。
(80)文莹《湘山野录》卷中，郑世刚、杨立扬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
(81)(108)《宋史》卷三一七《冯京传》。
(83)(85)(88)(89)(93)(96)(98)《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一)》下册，第347-348页。“势”原作“执”，误，以意改。
(84)《宋史》卷四六三《外戚传上·张尧佐传》。
(86)参看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政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262页。
(8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九皇祐二年闰十一月己未。
(90)《范文正公集》卷一四《权三司盐铁判官尚书兵部员外郎王君(丝)墓表》。
(92)“货”，原作“税”，据范仲淹《权三司盐铁判官尚书兵部员外郎王君(丝)墓表》改。
(93)叶廷珪《海录碎事》卷九下《愁乐门》，《四库》本。
(95)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二二《侍中晏公神道碑铭并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97)(128)参看邓小南前揭文。
(99)蔡全法《冯京墓志考释》，《中原文物》1987年第4期。
(100)(101)《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一)》下册，第352页。
(102)沈括《(新校正)梦溪笔谈》卷二三《讥谑》，胡道静校注，中华书局1957年版。
(103)陶宗仪《说郛三种·说郛(宛委山堂本)》卷一一《宜斋野乘(吴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04)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八“元丰四年正月辛亥冯京罢枢密使”，中华书局1986年版。
(105)笔者在《冯京的角色定位与熙丰党争》一文(《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中已涉及，此处仅简而言之。
(106)(119)(122)洪业等编《琬琰集删存》卷三《冯文简公京传(实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07)(10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壬辰。
(110)魏泰《东轩笔录》卷五，李裕民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111)(11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熙宁四年二月甲子、二月丁丑。
(112)(120)《宋史》卷三一二《王珪传》、《吴充传》。
(113)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一七《神宗皇帝·罢市易法》，《四库》本。
(114)(117)佚名《宋史全文》卷一二上熙宁七年四月己丑、熙宁六年正月辛亥，李之亮校点，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1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一熙宁七年三月壬寅。
(118)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四。
(121)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一《神宗诏史院赐宴，史官就席赋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
(123)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一三《神宗任用安石》，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
(124)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一六《财赋门·新法八·上神宗分析曾布札子(刘挚)》，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25)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一九熙宁五年八月“贬唐垧”，许沛藻、金圆等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版。
(126)张载《张载集·经学理窟·宗法》，章锡琛点校，中华书局1978年版。
(127)参看漆侠前揭文。
(129)梁庚尧《中国社会史教学有关宋代的讲题》，赵雅书主编《宋史教学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3年印行，第56页。收入梁庚尧《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下册，第652页。
(130)李弘祺《宋代教育散论》，台北东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