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叙事：关于异性爱与同性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与论文,异性论文,同性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妇人杀夫
——性政治与一种叙事原型
小说《杀夫》原名《妇人杀夫》，是台湾作家李昂自己“十分喜欢”的命名（注：引言见李昂《写在书前》，《杀夫——鹿城故事》第9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相对于李昂的喜欢，改名者（据作者透露为“评审”）显然认为“杀夫”用语则更为简洁。可是，作家李昂为什么反倒喜欢赘语式的“妇人”在此小说命名中的出现呢？最直观的解释似乎只有一个：作者极不喜欢主语“妇人”哪怕是在语表层面上的匮乏。相对“杀夫”来说，“妇人杀夫”是一个语言结构意义十分完整的陈述句，它不但陈述了一个两性尖锐对峙的极限状态，而且还陈述了一个反传统秩序的颠覆状态。如果从《礼记》“妇人，从人者也”的定义，从《女诫》“夫者天也”的定义始看妇人与夫的关系，便从来是妇人“事夫如事天”的关系。在这个关系秩序里，从“人”＝正面展开为“大”＝加上成年男子的冠冕为“夫”的男性＝的人类潜移意识中，可以清晰看到父权父系下的男性本位意识取代两性意识对符号给予意义的文化过程。流落在“人”的表形概念之外的（也意味着流落在历史主流文化之外的）妇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可能才是其两性关系的真确写况。然而，事实则是，以“妇人杀夫”命名的故事却长叙不衰。那么，人们在“妇人杀夫”这个反传统审美价值的陈述句中，究竟填充了一种什么样的叙事，才使它仍然达到具有传统审美价值的叙事价值呢？当然，回答这个问题是如此轻而易举，试问，我们在其中除了能看到一个又一个淫妇谋杀亲人的叙事外（如叙述“潘金莲杀夫”的“淫妇药鸩武大郎”）还能看到什么？即便如李昂叙事的“妇人杀夫”事件，最后不也在民间叙事（社会舆论？）中又成为一桩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同时又最是让人在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无奸不成杀”的“情杀案”么？
林市就是这又一起《妇人杀夫》中的那位杀夫妇人。这桩“无奸不成杀”的“情杀案”是如何形成的呢？作家李昂把我们带进她对这桩事件的叙述之中，于是我们看到这桩“情杀案”的整个酿成过程：叙事中的林市，祖上原薄有资产，当家门衰微时，灾难便首当其冲，落在身为女性的林市母亲与林市身上。母女赖于栖身的一间瓦房被族亲以无男丁传宗接代而未亡人的可能改嫁予以剥夺。从此她们只得流露街头。当女性生命赖以寄存的最后一点物质基础都不再具备时，女性生命的予取予求的命运悲剧便就无可逃脱地上演了。林市母女只有栖身于本家祠堂中潜夜。具有悖谬意味的是，正是在这座象征着封建宗法统治秩序仍旧存在的、曾经辉煌而今破残的祠堂中，一个被秩序要求贞节同时又被其秩序挤逼得不得不失去贞节的女人，为了一握白米团，在“不知道发生什么”的情况下发生了被性侵犯情景，发生着她对性的麻木或曰寡廉鲜耻的情景，发生着她最不能发生的关于一个女人，尤其是由丈夫直接监管底下的女人转移到由公众直接参与监管的寡妇的节操丢失的情景。林市母亲那夜穿着她的出嫁红衣，“被捆绑在祠堂一人合抱的大柱子上，是林市对母亲的最后一个记忆。隔天早晨醒来，林市就不曾再见到阿母。”林市母亲卑微已极的价值，被判定为“不贞”的行为所彻底抵消。从此她作为一个生命物体，从林家族祠堂中消失，从所有的故事情节中消失。
林市在族亲的监管下长大了，象母亲被族亲掠夺了占有了的房屋价值一样，族亲也把林市以猪肉的交换价值嫁给杀猪仔陈江水；象母亲用性器官交换白米团，让饥饿的食欲战胜性欲、本能的生存欲战胜道德廉耻一样，女儿林市与丈夫的关系也是这种原始的交换关系。林市用自己两次遭受丈夫强奸造成“鲜红的血……潺潺滴流着”的少女初夜，换来一大青碗的隔夜饭菜。饭菜果腹的欲望与需求压倒了一切，“林市在饥饿中吞咽下有记忆以来吃得最饱的一餐饭。吃完后才留意到陈江水一直以怪异的目光看着自己，林市低下头来，发现下身衣裤褪到足踝，自己竟是赤裸下身吃完这碗饭的。”母女俩几乎同出一辙的性感觉与食感觉的表象演示，高度概括了失去经济地位的女性生存的本质形式。女性在这里被塑造成、被强制成、被扩充成一个性容器的形式，由此她才获得价值，获得维持生命存在的基本物质的保证。一旦主人专有的性容器形式因各种生理的（如年老色衰）、心理的（如专有者的喜新厌旧）、道德的（如林市母亲被认为是淫妇）诸种因素而被认为价值消失的话，那么操有精神与物质双重给予大权的男主人，便会随之撤去他提供给她赖以生存的保障。因此她实际上无法不处于被其任意驱使与摆布的奴役的地位。
作为妻子的林市每天的日子便被这样的场景所充斥：
他在晨间到猪灶杀猎后回来要她，这已经成为习惯……他总是在她不备中要她，……则至引得她连声尖叫。
林市当然也会本能的抵挡过，只不过陈江水的力气远非她能对抗，最后，她仍得被压在下面，……看着他咪细陷在肉里的眼睛，闪着兽类般的光。
他还每次弄疼她，……痛楚难抑使得她只有大声呼叫和呻吟。
还好不管怎样，时间再长再短，这事情总会过去……因而，几近是快乐的，林市走出房间，赶向灶前。这已经成为一个定例：在陈江水要她的那一天，他会带回来丰富的鱼、牡蛎，偶而还有点肉片……
林市，妇人，就是这样成为一个以婚姻形式确定下来的性奴隶，成为除了关心三餐果腹的饭食外，一无用心的非人非兽。叙事剔除了种种蔓生在女性身上由于只能被动而接受的苦难，最直接地以林市的生活形式暗示女性在夫妻中的传统地位尤如屠夫丈夫与他刃下任其宰割的猪仔一样，只不过他对它发泄源于“人”的食欲享受，而他对她的发泄源于“人”的性欲享受。叙事中的林市母亲不断地在林市身上被人看到，这种情景强烈地暗示着林市母女的生存方式表征着一个从未被间断的、或者说是一直被父权制意识所保证着的连贯历史，一种命运之链，母亲与女儿，不停地沉淀、传送、与承继。母亲不断在女儿身上复活、重现漫长的历史——这是一个只在一种视角中存在的历史，男性视角，不管它的讲叙人的性别是什么，因为大量的女性也介入这种讲叙，就如林市周遭以阿罔官为首的妇女介入男性社会对林市的塑造一样——对女性的播弄与塑造过程。
如果说，被新婚初夜如此施暴的林市没能“杀夫”的话，那么，习惯（麻木？）了以后每一天被施暴的林市几乎在叙事中丧失了“杀夫”的冲动与可能。但李昂的叙事使事物朝它自己的逻辑演变一路发展下去：一是林市作为被动接受性虐的一方，叙事用强调她负痛而锐叫的声音，来揭她负痛而锐叫的声音非人非鬼，常常传至“二三里外”，众人皆以为是“猪嚎”。而这种惨叫声却被施虐的一方当做必不可少的性快乐享受而重复制造。这个在两性秩序中的性爱常态，经过李昂几近客观的叙事，也掩饰不住它的畸态。它使阅读能够达到这样的思考：如果说，林市象被宰猪一样的嚎叫也算是一种“声音”的话，这种声音所能表达的意义只有一种，那就是性受到强权的肆意侵犯与创伤而作为生存交换的真相的声音。小说顺理成章地刻划这种非人的声音被“人”听做“猪嚎”的声音。但是，如果作为对性的肆意侵犯与创伤是一种非人道的背离了人的文明的兽行行为的话，那么，林市的声音实际上是作为一个人所能做出的最正常的反应之声，而那施行性暴力的一方才是非人，是兽类，把这种声音听做异类之声而无动于衷的“人”才是非人。以此类推，那个维持林市夫妻关系，实际上也就是维持陈江水可以对林市任意施虐的生活环境，一个被默许、支持性暴虐存在的社会才是非人的，才是非常态的。但既便如此，历史叙事（或曰社会成规）表明，如果没有其它极限压力使这种交换内容变形，以至于造成交换中止的话，这种不平等的惨无人道的交换形式仍会一直运行不止。正如李昂叙事中的林市不也是在默默地接受、忍受，并努力习惯中“几近是快乐”地活下来吗？但男权秩序对女性的无以复加的苛刻，反而毁坏了这个原就极不平等的交易。林市被虐而本能发出的“猪嚎”声，被老太阿罔官听到，阿罔官对林市的“猪嚎”做如是评论：
那里要每回唉唉大小声叫，骗人不知以为有多爽，这种查某（妇人，引者注），败坏我们女人的名声，说伊还浪费我的嘴舌。
……都是林市贪，早也要晚也要，真是不知见笑，那有人大日头作那款事情。……每回都要唉唉叫，三里外的人都听得见。
我们作女人，凡事要忍，要知夫与天齐，那可一点点小痛疼，就胡乱叫，再来败坏查埔（男人，引者注）人的名声。
……你们知否十多年前伊阿母，私通一个兵，伊阿叔赶到去捉奸，两人还压在一起，不肯分离……女儿跟阿母学看样……
由于阿罔官发言的正统性与权威性（守寡几十年并曾以上吊赴死明“贞节”），更由于林市已以“几近是快乐”的感受，接受了夫妻之义中非人一方的地位而标志她对正统社会观的归顺，阿罔官如是评论，便对林市的精神制约非同小可，从此林市为自己被迫接受的性虐与本能痛叫而感到羞耻。如果说，林市的叫声表明着一桩人性与兽行之间的两性交易真相的存在的话，那么，阿罔官的对“唉唉叫”的实质的歪曲与指责，无疑起着抹杀与掩盖这桩非人交易事实存在的作用。阿罔官的言论活动及效应，几乎就是父权制下产生的所有历史发言人活动的缩影。李昂杰出的叙事揭穿了一个事实，社会舆论是如何颠倒黑白，粉饰这桩强制性血腥交易中的真正罪犯的一方。林市们只有哑巴吃黄连，为了不再被代表正统的舆论所指责，当天晚上，饭饱酒足的陈江水，在饭桌边“一把抓住林市，……兴起的将林市压在厅里的泥土地面。林市先是惊恐的闪避，再看无从逃离，终于逐渐放弃挣扎，只自始至终，林市始终闭紧嘴不曾出声……陈江水在有一会后方发现林市不似往常叫喊，兴起加重的凌虐她，林市却无论如何都不出声，在痛楚难以抑遏时，死命的以上牙咬住下唇，咬啮出一道道齿痕，血滴滴的流出，渗化在嘴中，咸咸的腥气。”林市不敢再痛呼，人们自然也就听不到林市的“猪嚎”了，一切又处于常态之中，尽管性虐在无声与黑暗之中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更“加重”地在进行。
但林市被迫以更大的痛苦换取的沉默，却打破了为夫者交换均衡：陈江水供给林市食住，林市必付出“被虐的性+痛呼声”。现在林市的痛呼声被社会正统舆论噤声了，尽管为夫者陈江水由此“每每陷入疯狂的狂暴怒意中。”“揍她、掐她、拧她，延长在她里面的时间，林市咬紧牙关承受，只从齿缝中渗出丝丝的喘气，咻咻声像小动物在临死绝境中喘息。”——由此亦可见一个做“人”与做“动物”的根本区别：精神上的控制与攻击往往比肉体上的控制与攻击来得奏效。这个现象还呈现了另一个事实：林市越想做“人”，进入常态社会中“人”的范畴里，她便得越加忍受、越象动物一样生活——为夫者得不到原有的享乐，便理所当然断绝了对林市的食物供应：“你先像过去哀哀叫几声，我听得满意，赏你一碗饭吃。”“林市惊恐着后退几步，看着白米饭困难的摇摇头。”林市母亲就是在一次一团白米饭与付出寡妇贞操的交易中而消失的，当阿罔官说破这个联系点时，象母亲一样从“妇人”中消失的恐惧，令林市顿然拒绝母亲式的“失贞交易”。那么，林市还有没有别的生存出路呢？林市痛定思痛，在为夫者断绝了她的食物供给多日后，出现在集市上，她要买十只母鸭仔来养，自力更生，走出一条用自己的劳动创造物质来取代作为性奴隶换取被饲养位置的路。可是人们几乎就在林市实施自给计划之始就能看到这个计划的破产：林市买生产资料的钱恰恰来源于为夫者赏她：“这个臭贱查某（妇人）开苞钱。”林市用于包裹这几个开苞钱的小油布包，正是阿罔官送她涂抹被“开苞”所创伤的伤口。叙事中的这两个细节，大有深意。林市用于开始新生活的钱的屈辱来历，象一张巨大的不祥之网，网住了林市唯一一次对自己的生存设计。它似乎暗示着林市计划不能实现的根本隐患所在：她是在没有自主的情形下自主的，因此她所做的一切都不可能在她的权势者、主宰者的控制之外——鸭仔被林市带回家了，在一个明确的希望中被林市精心饲养。然而林市没能等到鸭子长大，为夫者陈江水出现了，一段殴打与砍杀之后，便只有又添伤痕的林市与残骸遍地的鸭仔。林市根本无法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这是李昂叙事中揭示性政治的真正尖锐之处，在性虐的痛呼声被禁止之后、在因无呼痛声而被断绝供给之后，在因断绝供给而自谋生路又被斩断之后，她在那个常态秩序中实已走投无路，最后，她只有发疯，神经错乱，才能摆脱在“常态”秩序下没有出路的状态。反之，林市的不正常，才是叙事逻辑最正常的发展。于是，在“失常”状态中，林市拿起屠宰刀，“正常”地完成了她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成功的自主行为“杀夫”。（注：以上小说引言均出于李昂小说《杀夫》。）
至此，李昂叙事也成功地颠覆了自古以来关于“妇人杀夫”这类阿罔官们归结为“无奸不成杀”的“情杀案”的既定叙事。揭开了又一个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自我道德感的性传奇所掩盖的司空见惯的性政治血腥内容。在李昂的“现实”叙事面前，人们开始有可能从“奸夫淫妇”的传奇叙事惯性中滑出。它的成功滑出，提供了讲述自古以来的众多异性爱悲剧故事的另一种原型。它的变体在当代叙事中触目皆是：她们用性交换招工招干进城表格，用性交换好单位编制名额，用性交换好日子，用性交换成功机会，用性交换……当代的林市们开始在叙事中表述她们无法摆脱的性政治之天罗地网的境遇，她们比从前的林市稍稍进步一点的似乎只在于她们在“杀夫”时，能够表示更“女性主义”一些的清醒。（注：李昂在“女性主义限制了我的小说吗”谈到欧美女性主义者以为林市的“杀夫”是在失常状态下完成的，是非女性主义的。大陆的女作家林白在其小说《致命的飞翔》里，叙述了一个也是因性交易不公而导致的在清醒状态下的“杀夫”行为。前者参见《女性与文学》第65页，岭南学院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1996年版。后者参阅《花城》1995年第1期。）
二、双镯——
性政治另一种叙事原型
你……这样优美地站在海天之间
令人忽略了：你的裸足
所踩过的碱滩和礁石
于是，在封面和插图中
你成为风景，成为传奇
舒婷《惠安女子》
在中国福建崇古城中生活的惠安女的形象，可谓举世闻名。她们几乎就是中国传统女性的经典本文，在她们身上，集中了所有传统女性的美丽与美德。自从她们被“发现”的那天起，她们就成为“男性视角＝社会视角”下的女性最佳体现物。所有的塑造工具趋之若鹜，层出不穷，变化莫测地探窥着、塑造着永恒的她们。她们是从来就被观照、被书写的一群的焦点，是被以地名命名的女性群体的显影，如湘西女人，如阿里山姑娘，如米脂婆娘……她们是如此的美，从里到外，她们被人在观看中啧啧惊美，赞不绝口。但当代杰出的女诗人舒婷却注意到观景的人们是如此容易忽略了她们那双被碱熬礁剜的双足。而把她们的优美制作为封面、插图、风景与传奇，点辍在美术馆、图书馆、历史博物馆……在所有文化充盈的地方，展示着制做人的高超智慧与杰出技巧。她们无疑是他们的骄傲。
另一位女作家唐敏由此发现了一桩可以说是女性形象制作的秘密：这男人当权的古城，却向外部捧出了他们的女人。那些没有文化、洗衣做饭当苦力的女人，却成了外部人好奇探索的内容，她们的照片、绘像、文章在世上灿烂地炫耀……。与舒婷指出公众的忽略部位一样，唐敏由此也意识到一种被灿烂绚丽所遮蔽的可能内容，形成了如此切近事物本质绝伦妙喻：
我在农村插队时，学会了给柿子催熟。柿子摘下来硬如顽石，要用铁锤把铁钉敲进柿子的心里，再拔出来，在伤口里灌进醋或石灰水，再插进竹签。就这样残害了柿子后，把它们放进瓦罐里、缸里，用盖子盖上，还要用沉重的粮食口袋或石头压住盖子，让柿子们在窒息的黑暗中，互相靠呼吸同伴的气味来度过时光。如果同情了它们，让新鲜空气进进出出，柿子就不会成熟，永远是硬的、涩的、苦的，不能吃的。为了让它们熟得快，还要在柿子的心脏边再插四条细竹签，不用几天，它们都变软了，甜了，红了。成了人人喜爱的甜水果。
如果有一只柿子写文章，说它的坚硬、苦涩是多么可爱，说在树上成长的光明日子，说夜空中落下的露水，说阳光的焦灼，或许还有人赞同。但是它把铁钉、竹签、石灰水和醋说成是酷刑，把缸和瓦罐说成是地狱，就没有人会赞同。因为柿子是这样甜蜜、美丽，怎么会是从地狱中来呢？
柿子的核不知从什么年代开始，不会发芽了。（注：以上引言引文均出于唐敏散文《霜降柿子红》，见《生命的标志唯有灵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成熟、甜蜜、美丽、可享用的柿子，是这样在“残害”中被制成了。成熟、美丽、甜蜜的女人，究竟是怎样制成的？她的被“残害”性，有谁能觉察、有谁能说？如果她自己说了，那么有谁会在听、会“赞同”？这是一个关于两性关系的、同时也是被历史刻意抹杀与藏匿而变得神秘的沉重命题。80年代重新复活滋长的人道精神与人性思想，使人们，特别是女性自身对自身所处的两性关系中的内容实质开始审查并认定，它当然地呈现在女性自己的书写中。显然易见，女性文化的被动历史状况，经由女性主义话语的渗透与激活，在这里已相当明确地被言语者表达。柿子好看又好吃了，谁又在乎她受了重创的心核与肉体已远离她的本性；惠安女和她典范下的被以地名命名的女性们好看又好用了，谁又在乎她们被扭曲被异化了本性？如果没有“惠安女”现象对作家的刺激，也许她还并不能写下这足以概括女性气质形成的全部奥秘的象喻文字，它简直是西蒙·波伏娃那句著名的口号式论断“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变成的”最妙形象注释。
一桩一些女性主义观察家、考查家们更难言说、书写的，或者说是更为离经叛道、更隐晦的一种真相，这就是女同性爱。这些女性主义思想家们认为（注：参见玛丽.伊格尔顿编，胡敏等译《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26页——27页。湖南文艺出版社会1989年2月版。）：这种独特的世界观形成的原因之一是它“对异性爱观念的批判意识”（注：引言见埃利.巴尔金：《光下吻：女性同性恋者诗歌一瞥》，载《急进派教师》第10期第8页。）。而异性爱则是父权历史以男性本位构成的，作为强迫女性接受这样一个统治秩序关系的又一谋略。女性身处于这一谋略之中，身受着这一谋略的荼毒，以针对异性爱、排斥异性爱为存在的女同性爱——一种远比男性兄弟情谊表现得更真挚更强烈的姐妹情愫的发生，尽管它不免常常也要遭受“正常”或曰正统秩序的间断与破坏——的确能表明女性对两性关系不平等、不自由现状的不满意向；表明对统治秩序的最根本的一种批评态度。在这里有必要提出“同性爱”概念可能包涵的对象范围，以澄清男性同性爱与女性同性爱在本质上具有的差别。考虑到男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所占有的历史、社会、生活主人的地位，男性对性对象的选择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生活方式”的享乐性质，就如在中国历史上，无论皇帝大臣、豪门贵族，官吏商贾，都有象蓄养妻妾一样蓄养男嬖的行为与记录，美其名曰：“雅好男风”。相对于这种“同性爱”之间所包含的强制式内容，不被记录的女性同性爱更象是一种出于政治性意味及意愿的组织联盟——出于对异性爱的恐惧与抵制。努力不懈地寻找女性自己传统的邦尼·齐默尔曼发现，异性爱主义是一套完整的价值和结构观念系统，它认为异性爱是唯一自然的性行为和感情表达方式。她注意到为父权制的文化环境提供感性帷幕的异性爱主义的观点充斥各种文学本文。譬如在仍然也有异性爱主义观点存在的描写女性同性爱为目的女性文学选集中；在只提男性亲密者而不提女性亲密者的女作家传记中；在不采用具有历史意义的女性同性爱作家的作品的选集中；在只选用作家的异性爱作品或非性爱作品，而撇开以写女性同性爱或女同性情谊的选集中；只谈妻子、母亲、性欲对象、少女、老妇及开放型妇女，避而不谈女性同性爱的专集中。基于女性同性爱现象的存在及其政治重要性，邦尼认为：“女权主义文学选集中的的异性爱主义——如同男性中心选集里的性歧视——起着抹掉女同性爱存在的作用，起着隐饰谎言的作用——妇女只能从男人中寻求感情的和性的实现，或者就根本不寻求。”
在父权封建制历史更为悠久与稳固的中国，更为强大的社会道德伦理观使女同性爱“本文”更沦为边缘的边缘，充满叙事的贬意或根本不被涉及。但从“五四”时期及稍后出现的女性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会被作为一种女性对异性爱前景的悲观、恐惑、或抵触的对立情绪产物，而终于冲破清规戒律得到呈现。如卢隐的《海滨故人》《或人的悲哀》系列中出现的那些不是不由自主聚集在一起、意气相投、志趣相谐、发泄对现实不满，对今天拥有的姐妹联盟将在免不了的人生程序中被安排解散的可知未来感到忧心仲仲，苦闷痛苦，无以出路的悒闷少女们；就是那些被社会、被婚姻逼迫得不得不劳燕分飞，但仍通过女作家最为偏好的个人抒情形式书信与日记，字字咽哽、句句怀旧地抒发了那种认为从前曾有过的同志姐妹相处时光，是自己生命中最为快乐与最有意义的时光观点的描述，无不流露着对同性比异性更为爱恋的心理痕迹。在人们熟悉的女作家丁玲自传中，我们也能看到她与二年形影不离的女友间的那种异乎寻常的姐妹情谊，以及异性爱对这种情谊的损害与破坏的迹象。
而在小说《绣枕》中就已披露女性内部之间存在着某种共通与传统的女作家凌叔华，更是笔力独具，奋勇写了一个理所当然被正统文学史所忽略的女性同性爱故事《说有这么一回事》。两个在舞台上扮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女孩子，在舞台下热烈地相爱起来——在如此叙事下，她们当然地会被阅读理解为她们畏惧于现实的异性爱结果，而宁肯在舞台下的现实中继续扮演着舞台上那以赴死作为真正平等与高尚的异性爱角色与异性爱关系。也可以说，经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塑造而传颂千古的罗朱式异性爱，极有可能潜伏着文艺复兴时期这位大师对异性爱观点的隐喻：一种真正平等自由的两性爱情，只存在在死亡中。君不见，莎翁有前车之鉴：比莎翁远早两千来年的古希腊悲剧大师欧里庇得斯根据希腊神话创作的《美狄亚》中的公主美狄亚，不惜背叛至亲家族，舍身忘死，帮助爱人伊阿宋重返家园，登上王国，演出一幕可歌哥泣的异性爱正剧，但最终却以伊阿宋的见异思迁，另娶新欢，而由此丧失一切，走投无路的美狄亚的疯狂复仇的悲剧而落幕。美狄亚身前身后，究竟有多少无名的女性在生活中上演这出经久不衰的异性爱悲剧。凌叔华的两位女主人公，的确只有躲在舞台上死亡的罗朱异性爱中——现实中活着的同性爱中，抵制现实强迫人们陷进历史造成的角色并非平等的两性婚姻关系中去的异性爱，品尝真正平等自由的爱情芬芳。但是，众所周知，异性爱成规是如此正常地不可避免地来到，并注定会拆散她们的不正常同性爱联盟（即使是当事者本人，也一直要处在如此难境之中：一方面是当事人源于同性爱自我满足的美感与乐感，一方面是当事者源于异性爱道德现实下的罪孽感与不洁感），她们最为快乐无邪的人生便就此画上休止符。一个身心健康、精神健全有活跃独立之生命的自我也随之崩溃成异常人。凌叔华以异性爱的到来，毁灭了她的主人公那纯真无邪的、平等友爱的同性爱，毁灭了她的主人公的鲜活正常的生命的叙事，表明了自己对异性爱与同性爱所包含的复杂历史内容实质的认知与倾向，是为“五四”时期众多女性本文中所含蓄涉及的姐妹友爱情谊的直白。
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中国文学，寥若晨星般出现了又一正面呈现女同性爱真相的小说《双镯》。这篇小说的素材便是来源于很具有中国传统女性典范意义的惠安女实际生活。她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当然也是极具典范意义的中国传统男尊女卑观盛衍不衰的地区。她们生下来就被视为父母的欠债鬼，娘家的陪钱货，是人家传宗接代的工具。于是，她们很小就被用一双银镯预订给人家当媳妇，人家用一年年的节礼，来确认这桩女人与货物之间的买卖。天下没有甘心亏本的生意，天下也没有白花钱买的女人。女人将用她终生奴属的命运来偿还这笔代价。她们出嫁了却只能长住娘家为娘家父兄卖命，直至怀胎生子才能重返夫家，做名正言顺的妇人，为夫家继续卖命。严酷的性别压迫习俗下必有相对强烈的性别反抗习俗诞生。《双镯》里已订给人家的少女惠花从她嫂子的命运上（准确说是从祖母、母亲、姐妹、祖祖辈辈的女性身上），看到自己已走过来的又将要走去的被注定在以“夫妻”名义为两性关系中的悲惨命运。在正常的异性爱与异常的同性爱之间，若她们能够正常地选择，她们会——
惠花轻轻说：“咱们姐妹要是都不嫁人，就这么亲热，也不枉生来这趟。”
“姐你说，你说夫妻能有咱这情意？能比咱姐妹亲？”……
她们猛然搂成一团。这是一种本能的冲动，任何一个男子也未曾引起她们如此冲动，她们搂抱着痛苦！……她需要的也不单是姐妹情，还有其它，那双镯所给予她的梦想，以及那双镯所不能给予她的爱。秀姑也这么需要着。她们的心灵，是彼此畅通的，在长夜里、黎明前，她们在枕边什么话没讲过，什么事没有议论过？那是一种永存的可怕而又不可抑止的诱惑啊！
这当然不是简单地由同性间的性来往而构成的“同性恋”行为。它包括着更多的由女性历史与女性心理整合而成的复杂行为。她们之间产生着在外部压力下同一性别内部才产生的强烈感情，她们共同分享着丰富的内心生活，她们友爱互助，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劳动中、生活中。她们还图谋结合起来，以反抗男性藉婚姻的名义，理所当然地侵犯、蹂躏她们。当然，她们不可能有自己的正常选择（对社会选择来说是异常），只有社会的正常选择（对她们选择来说是异常）。惠花作为被人预订的货，终于也象她的姐妹伴秀姑一样身不由己地出嫁了。“送嫁的行列在哭声中行进，犹如送葬，历来如此。”这大概是苦命的女儿藉此发泄自己内心的恐惧情绪吧。但“迎嫁的男人们喜欢听这些哭声，他们时不时地，带着骄傲和欣赏的神色回过头来倾听。”（请比较《杀夫》中“为夫者／施虐者”“喜听为妻者／被虐者”的“猪嚎”声）洞房之夜，惠花在买主丈夫“充满欲望的命令”下，“决心象那些不称心的新嫁娘，直站到鸡啼头遍就逃之夭夭。”洞房里理所当然爆发了一场接一场的性侵占与反性侵占战争。好在只要顶过三个新婚夜，新嫁娘便可回娘家长住了——重续姐妹情缘。
与如此不由自主的强迫性异性爱相比，那种发生在亲密姐妹之间的主动自由的感情组合显然要有吸引力得多。而惠花“真怕那个男人，要从此夺去她的姐，这知寒知暧、贴心贴肝的姐姐”，几乎就是半个多世纪前凌叔华笔下发生在洋学堂中的“罗朱”姐妹联盟的恐怖，就是她们对异性爱会剥夺她们联盟存在的恐怖。这种恐怖景象一步步朝她们理所当然地迫近。女同性爱联盟在“庄严的传统和习惯的惰性”下瓦解，不肯屈服以婚姻为表征的异性爱强权，惠花只能走向死亡。死亡被历史规定成女性唯一能够成功地从父权规范秩序中脱身而出的不归路。当然，这还得不考虑传统文化给她们备好的比阳间歧视成规更为严酷的阴间法律。
具有深刻讽刺意味的是，惠花死后，秀姑接到由村委会转来的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信中夹着两张彩照：
相片上，秀姑和惠花腆腼地笑着，秀姑的一只手，搭在惠花的肩膀上，惠花娇憨地用另一只带银镯的手，勾住秀姑的手指。银镯放着白光，她们也容光焕发。
……从信里知道，这张相片将在一家画报上发表，题目叫“幸福的微笑”，这是风尘仆仆的摄影家们抢拍的风情佳作。（注：以上小说引言引文均出于陆昭环小说《双镯》，《福建文字》1986年第4期，《小说选刊》、台湾《联合文学》、美国《时代日报》等选载。）
惠安女作为中国有关于女性题材的典范性作品，同时也意味着其中典范性制作。新时期的女作家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从“惠安女”现象上引发的对性命运思考尖锐的也是深刻的，舒婷关于她们被忽略的苦难与被置放在观赏位置上的优美的揭示；唐敏对她们被制成甜蜜、美丽的非人过程的洞察，都是出类拔萃对女性自身的考察行为。但有一种现象，也许仍是中国特定历史的产物，某种富有开拓性的革命行为，其先行者必定为男性。即使在有关女性问题的领域。这种难于理解的现象在特定情形下却很好理解，就如在惠安，文化背景造成的两性差异，使它竟还没有产生出一个具有足够发言力量的女作家。于是，一个在惠安土生土长的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对女性问题充满息息关怀心的男作家陆昭环，便不能不充当了这样一个在本文中反男性叙事的角色，讲述出她们在男性观赏之下的重要生存真相——女同性爱。考虑到女同性爱是作为一种抵制强迫的异性爱而出现的女性间带有政治意味的组织与联盟，它的存在“包括打破禁忌和反对强迫的生活方法，它还直接或间接反对男人侵占女人的权力”（注：引言见艾德里安娜.里奇《强迫的异性爱和女同性恋的存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第39-40页。）的意义，我们实在不能够忽略《双镯》的叙事意义，它使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诸如以《一根绳子与五个女子》（注：小说，作者叶蔚林。）《果园姐妹》（注：诗歌，作者傅天琳。）等语言形象为表征的众多或含蓄或朦胧地涉及女性同性爱联盟的本文，有了不可忽略的原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