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淮南鸿烈》对汉大赋审美倾向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淮南论文,倾向论文,汉大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491(2006)03-0063-05
通观汉代美学，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基本上是依次发展的三大思潮。第一是以《淮南鸿烈》为代表的、从道家思想出发的美学，第二是直接和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美学传统相联系的司马迁的美学，第三是由董仲舒开始，扬雄、王充、《毛诗序》继之的儒家美学。最能代表汉代美学总体特点的，是前两种思潮。[1](P424-425)在这几种美学思想当中，《淮南鸿烈》的美学思想充分体现了汉初尤其是武帝初年向上的时代精神，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同时又与赋家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它对当时赋的审美倾向的影响也最大。
一
《淮南鸿烈》成书于武帝初继位时，其时儒家思想尚未定于一尊，五经博士尚未成立。刘安集合宾客，“因阴阳之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而成此书，是对当时思想的一大集结。其中的道家思想，颇不同于汉初的黄老道家思想，而是更多地来自原始道家，尤其是庄子的思想。这对于汉初思想及辞赋，产生很大的影响。《汉书》本传谓“淮南王安为人好书……时武帝方好文艺，以安属为诸父，博辩善为文辞，甚尊重之……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重之。”明人陆时雍说：“《淮南子》幽吸帝座，赜及马捶。当时天子，雄才大略，喜善乐推，而公孙弘、卫青、霍去病之徒，曾自不谙鸟迹，越人适鲁，睹章甫而矍然有以也。……候芭服勤，桓谭扼腕……《淮南》之于当时，岂直雷电鬼神云尔哉！”[2]《淮南鸿烈》之见重于当时，于此可见一斑。
淮南宾客多为赋家，因而《淮南鸿烈》的文章具有“赋化”的倾向，这也是它见重于时人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人徐复观指出《淮南鸿烈》的撰写与辞赋创作的密切关系，他说：
《庄子》一书，从另一方面讲，实系一部伟大而浪漫的文学作品。《天下篇》说：“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其书虽瑰玮，而连炞（宛转貌）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淑诡可观”，正说明了这一点。此一文学作品，对刘安时代流行的作赋的表现方式，实含有启发、润泽、充实的作用。刘安及其宾客，多是对赋有偏好，甚至也是作赋的能手，便自自然然地陶醉在《庄子》这一伟大文学作品之中，用上了他许多奇诡的辞汇，并力追《庄子》表现的想象能力。[3](P119-120)
《淮南鸿烈》的作者们受庄子影响，而在为文时追求文采的繁富，因此表现为与辞赋相同的特点。明人许国谓其文“引物连类，藻思生风，操觚之士，沾匄膏馥，往往有味其言。杨雄氏至谓《淮南子》一出一入，字直百金，斯亦足奇矣！”[2]指出辞赋家扬雄很推崇淮南之文。高诱《淮南子注叙》说淮南书“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喜好言大说细，崇尚世间奇异之事，以宏大博富为美等，是《淮南子》对庄子审美倾向的继承。这一倾向借着武帝朝辞赋创作中心由藩国向宫廷的转移，而对大赋的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大赋结构宏伟、体制庞大、规模巨衍。体物赋形也常用“四至”的手法，力求做到全方位、高密度、巨细结合。这些特点的形成，除了继承前代文学外，应该说也与《淮南鸿烈》的审美思想与文体特点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作家以之为准进行创作，迎合了上层社会的审美需求，而上层社会的读者群对于闳衍巨侈之美的偏爱，又刺激了创作。二者的共同张力，是大赋美学倾向得以形成的内在动因。
道家认为宇宙的根源在于“道”，“道”又名之为“大”①，或者又称“大象”，进而又说“天地有大美”，在这里哲学观念的“道”、“大象”、“大”与审美的“大美”，即美的最高境界是一致的。道家崇尚的“真人”，努力地“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就是对宇宙终极真理，也是对世间至美的追求。《淮南鸿烈》产生在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时期，面对多样丰富的客观世界，充分地肯定其无比广大、丰富、多样的美，而且主张“下揆三泉，上寻九天，横廊六合，揲贯万物”、“逍遥于广泽之中，而仿佯于山峡之旁”、“处大廊之宇，游无极之野”（《原道》），人应该到广阔的外部世界去探寻美、占有美。李泽厚认为，“《淮南鸿烈》把对美的追求从先秦儒道两家所强调的内在人格精神的完善引向了广大的现实的外部世界，非常突出地表现了处在上升时期的汉代统治阶级力求要占有、支配广大外部世界的那种热切的渴望、坚毅的信念和强大的力量。它充分地表现在汉代艺术中，而其理论的说明则正是首先见于《淮南鸿烈》。”[1](P424-425)
上述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赋家的想象力，也深刻地影响了作家的文学观。司马相如《大人赋》说：“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弥万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轻举而远游。”又说：“邪绝少阳而登太阴兮，与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转兮，横厉飞泉以正东。悉征灵圉而选之兮，部署众神于瑶光。”这里描写的“大人”，就是庄子笔下的“真人”。王褒《洞箫赋》中描写的“性昧之宕冥，生不睹天地之体势，
于白黑之貌形，愤伊郁而酷梕，愍眸子之丧精。”极类庄子笔下的“奇人”；东方朔《答客难》当中的“处士”，其精神气质则与道家的“隐士”类似。大人之美，在于其与道同体，形充天地。“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廊而五天。视玄眠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乘虚无而上假兮，越无有而独存。”而这种美对赋家的影响，则在于激发他们在创作中，将想象的触须伸向无限的久远与广漠的时空，去发掘并表现具有终极特色的“大”、“多”等。
“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②这里的“赋家之心”者，实与《淮南鸿烈》中发挥《庄子·知北游》等篇思想的《精神》、《原道》中的真人、圣人趣味相同。由此可见，大赋作家与道家所谓“真人”、“至人”一样，都是追求天地宇宙的“大美”，追求“终极”、“穷尽”者，所不同者，一为哲学的方式，一为审美的方式而已，其精神气质是相通的。
明人汪一鸾评价《淮南鸿烈》之文有“巨丽”的特点，并说其内容“精之而无朕垠也，大之而不可圉也，缤纷茏苁而不可缕指也，奇正变幻而莫定其伍也”。[2]《淮南鸿烈》的这种对时代审美心理要求的近乎实际的“理论说明”，和在文辞方面的典范作用，必然会导致辞赋创作中的特殊的审美倾向。史载“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雄，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汉书·艺文志》诗赋类序）；扬雄也认为大赋状物，追求“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汉书·扬雄传》）。“闳”、“巨”、“衍”都有大的意思，所不同者，“衍”侧重于空间之大；“侈”有多的意思。闳侈巨衍，就是宏大博富。
上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雷蒙德·威廉姆斯《关键词》（《levwords-Avocs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一书，揭示了负载社会文化信息的关键词内涵的变化与文化变迁的对应关系。这一点对于汉赋审美倾向的探讨颇具启发意义。在文学作品中，对于某一类内涵相同或相似词汇的偏爱，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的审美意趣。通过汉代大赋中的“关键词”的归纳，可以看出作者对外在空间的拓展与铺排的偏爱，和闳衍巨侈之美的追求。
二
汉赋所表现的闳衍巨侈之美，从作品中来看，又可归纳为“大”、“博”、“奇”、“丽”四种倾向，这些特点，与《淮南鸿烈》的美学思想有惊人的一致性。
（一）以“大”为美
《老子》云：“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早期道家这种肯定人自身的思想，也为《淮南鸿烈》所继承，《本经训》言：“帝者体太一，王者法阴阳，霸者则四时，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笼天地，弹压山川，含吐阴阳，伸曳四时，纪纲八极，经纬六合”。这种体“道”以驭物、游于无穷的思想倾向与汉初向外扩张的时代精神相结合，导致了汉赋中以“大”为美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作品的题材内容方面，就是作者对具有“极”、“至”、“巨”、“高”、“深”等特征之事物的偏好，和对外部空间的努力开拓；表现在写作手法方面，就是夸张，尤其是夸大手法的大量使用。枚乘《七发》，写龙门之桐制而为琴：“百尺之树”，生“千仞之峰”，临“百丈之溪”，险绝至也；“湍流逆波”、“烈风漂霰”、“雷霆霹雳”，气候之极也；而“野茧之丝”、“孤子之钩”、“九寡之珥”，又天下之至物也。这些具有极致特点的事与物的横向铺排，就形成对龙门之桐所在的现实空间的夸大。此下所写六件事中，观涛的部分，在场面描写方面，也表现出以“大”、“巨”为美的倾向。
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等赋进一步发展了上述审美倾向。据《三辅黄图》所记，上林苑本是秦时旧苑，武帝建元三年扩建后在苑内放养禽兽，供射猎之娱，并有离宫别馆七十馀处。苑南傍终南山，北滨渭水，西至周至县，方圆三百馀里。苑林规模本已天下无双，其中草木鸟兽品类庶众，山光水色美不胜收。《上林赋》把它写得更加闳大巨丽，“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人在其中可以“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周览泛观”，则“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于西陂”。奇花异草，“布闳泽，延曼太原”，“离靡广衍”。赋中描写的上林苑，真是大同天地了！实际的苑林和赋中的苑林都表现出武帝时代，意欲尽统宇内，并包天下的宏大气魄，表现了人征服占有外部世界的胜利和乐观精神。
（二）以“博”为美
《淮南鸿烈》虽推重道家思想，但处处显示出对人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肯定。这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统治者醉心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人们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心征服自然，并进而认识和欣赏享受外在的物质世界中的事物。《坠形训》描述了各种自然之美：
东方之美者，有医毋闾之珣玗琪焉。东南方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有华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昆仑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东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谷桑麻，鱼盐出焉。
四面八方，推类而言，不厌其烦地列举作为认知对象的物类，肯定物质世界的美，实际上是对人自身的能力的欣赏。所以刘知几说：“《淮南子》牢笼天地，博极古今。”这和汉赋中以博富为美的倾向是一致的。
以博为美，说明西汉人从事物多聚的姿态中得到了美感。《西京杂记》卷二载司马相如“为《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其中写田猎，用“千乘”、“万骑”、“满泽”、“弥山”，用以表示齐王士马之众，表现出对以多众广博为美的偏好。下文对云梦泽中鸟类、草木的赋写，也是分东、西、南、北、上、下，尽可能多地罗列，以至于穷尽：
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岑崟参差，日月弊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罷池陂陁，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琨珸，瑊玏玄厉，瑌石碔砆。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芎昌蒲，江蓠蘪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菰卢，庵闾轩芋。众物居之，不可胜图。
罗列物类的这些词，总摄分叙，总是浸染着喜悦、庆贺、满足、自豪的昂扬情绪，洋溢着人的胜利和对国家实力的自信与赞美。《上林赋》也是如此，写上林苑中珍奇物产之多，据统计，赋中提到的鸟兽名称就多达百种以上，植物则更是种类繁多。比之《子虚赋》，以富博为美的倾向更加明显。
（三）以“新奇”为美
明人茅一桂称《淮南鸿烈》“华夷诡异瓌畸之事，靡所不具。”[2]黄震《黄氏日抄》曰：“《淮南鸿烈》者……旁搜异闻以成之。凡阴阳造化，天文地理，四夷百蛮之远，昆虫草木之细，瓌奇诡异，足以骇人耳目者，无不森然罗列其间，盖天下类书之博者也。”是说其书以殊方异类、新奇之物为美。这在《天文训》、《坠形训》、《览冥训》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不仅如此，其文辞亦如“昆仑之枝斯，莫比其奇”。[2]《淮南鸿烈》全书辞藻尖新、极富文采，一些篇章如《说山训》、《泰族训》等还大量运用韵散结合的方式说理，其中个别段落三言句、四言句、五言句及长句杂出，表现出辞赋家的文风。
汉大赋也具有以新奇为美的特点，而且也表现在题材内容和语言形式两个层面。关于其语言之奇，前人论述颇详，此处主要讨论前者。
汉赋当中的状物，体现出对一些少见的，或新奇的事物的特殊偏爱，说明了作者和读者对“新奇”之美的追求。具体表现在赋中，就是作者对神怪类物象、珍奇类物象的描写。这在《子虚赋》、《上林赋》、《甘泉赋》、《长扬赋》、《羽猎赋》等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据我们根据《文选》李注所作的统计，《子虚赋》、《上林赋》赋当中所列的“兽类”多来自《山海经》，“花草类”则多出自《楚辞》，“山石类”、“地名类”则杂采《山海经》、《楚辞》、《淮南鸿烈》等其它神话传说。扬雄的《长扬赋》、《羽猎赋》中描写帝王出猎时役使天神鬼怪，令它们执杖持械的场面屡见不鲜，这些内容有的也与《淮南鸿烈》中的神话传说相合。
此外，在京都、田猎等题材的大赋中，常常有天子游乐场面的描写，其中涉及到的宫殿、舞乐、女色、杂技、饮食等事象，有的是来自异国海外，有的则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加以艺术的夸张，这些事象，也与《淮南鸿烈》中同类记载一样，带有以新奇为美的倾向。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读司马相如的赋，“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汉书·王褒传》载汉成帝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之有绮彀，音乐之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都把辞赋比作“郑卫之声”。《法言·吾子》载：“或问景差、唐勒、宋玉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曰：淫则奈何？”孔子说“郑声淫，放郑声”。“淫”就是过度，郑卫之声之所以受到儒家的非议，主要是因为它表现了能够产生强烈情感体验的新奇之美，这有违于儒家的中正和平的美学标准。汉代以来的文人把汉赋比作“郑卫之声”，并加以批评的原因，也是因为赋中的搜奇猎怪的倾向，有眩人耳目，惑人情志的作用。王充《论衡·谴告篇》云：“孝武皇帝好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上乃仙仙有凌云之气。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这正是大赋中“妙称神怪”，搜奇猎怪的倾向，在读者的接受方面与郑卫之声类似的地方。而这种倾向也与《淮南鸿烈》中《泰族训》、《精神训》等篇所记述的神仙方术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以“丽”为美
明人汪一鸾说《淮南鸿烈》之文有“巨丽”的特点。“巨”如《坠形训》描述“九州”、“八统”、“八极”之大，从东、西、南、北分头说起；“丽”如《本经训》描写建筑物：
大构架，兴宫室，延楼栈道，鸡棲井干，标枺欂枦，以相支持，木巧之饰，盘纡刻俨，嬴镂雕琢，诡文回波，淌游瀷淯，菱杼紾抱，芒繁乱泽，巧为纷挐，以相摧错……
这部分写亭台楼阁的华丽，之后还描写了园林溪谷之美、声色之美、器物之美等等，虽是对一心沉溺于追求这些物质享受的作法持批评态度，但客观上却像汉赋一样体现出对“巨丽”之美的欣赏，其批评也正如汉大赋的“曲终奏雅”。
司马相如《上林赋》开头说：“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巨丽”，既是总括所要描述的天子上林苑的特点，也是他的赋在语言上所努力追求的一个美学特点。《史记·太史公自序》：“《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扬雄《法言·吾子》评价司马相如赋说：“文丽用寡，长卿也。”都是对司马相如赋中表现的“丽”的特点所作的概括。扬雄自己也承认他是学习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极丽靡之词，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汉书·扬雄传》引扬雄语）；尽管后期有所反悔，视赋为“雕虫篆刻”，但始终认为赋的特点是“丽”，只不过有“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的区别。《汉书·扬雄传赞》称“辞莫丽于相如。”
“丽”最早用于形容人的外貌、服饰的美好。《楚辞·抽思》：“好姱佳丽兮。”王逸注：“容貌说美，有俊德也。”又《招魂》：“被文服纤，丽而不奇兮。”王逸注：“丽，美好也。”宋玉《神女赋》形容神女“其状甚丽。”《登徒子好色赋》：“玉为人体貌闲丽。”都是说人的外貌之美。
汉赋的“丽”也表现在景物或建筑物的构形、姿态之美。如上引司马相如《上林赋》所说的“巨丽”即是说上林苑中的自然景物和人造的宫殿馆舍、亭台楼阁之美。再如班固《西都赋》：“世增饰以崇丽。”这里的“丽”，用来形容汉之西都建筑高大巍峨，气势宏伟，而且繁华美丽。张衡《南都赋》形容南阳郡：“於显乐都，既丽且康。”又形容宫室之丽说：“于是宫室则有园庐，旧宅隆崇崔嵬。御房穆以华丽，连阁焕其相徽。”可以看出，建筑物之“丽”，在于其外形的崇高、装饰的华丽。
汉代人论赋常用“丽”，也主要是指外在形式之美。当然，在一些文人眼中，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对此多持批评的态度。如王充《论衡·超奇》云：“何言事之卓殊，文之美丽也。”《论衡·定贤篇》亦云：“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王符《潜夫论·务本》也说：“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也是同样的态度，但“丽”字实开六朝之文风。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武宣之世政治文化的和合态势影响下，大赋继承了先秦北方文学的讽颂双重主题，又吸取了南楚文学中的灵秀与宏丽之美。而在美学倾向方面，则深受《淮南鸿烈》的影响，因而表现出对“大”、“多”、“奇”、“丽”的自然和文化事象的喜好。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种交织着宏大与秀丽、昂扬与沉郁、浪漫与谨严的全新的美，真正体现了际会南北、熔铸众体的特色。
注释：
①《老子》论大道，《庄子·逍遥游》论逍遥以鲲鹏为喻等，均有以大为美的倾向。
②《西京杂记》卷二。馀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卷十七，洪业《再说〈西京杂记〉》（收《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及今人程章灿《〈西京杂记〉的作者》（载《中国文化》第9期），均认为《西京杂记》为晋人葛洪所编。故学者多疑其中所载司马相如论赋之语。周勋初先生《〈西京杂记〉中的司马相如赋论质疑》（收作者《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据《淮南子》等书的记载，认为《西京杂记》中所记司马相如赋论中的“綦组”、“锦绣”在汉人观念中是贬义，当时不可能以此论赋，由此推断赋论出于葛洪假托。但王充《论衡·定贤篇》说：“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辨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已经以“锦绣”、“弘丽”等词论赋之特点；“言眇而趋深”，已涉及言、意关系。不待魏晋时才有此观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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