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无责任构造”畸形心态成因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成因论文,畸形论文,心态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作家丸山真男在《超国家主义的论理与心理》一文中写道：德国法西斯战犯在接受审判时，一般能坦诚地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战争责任，而日本战犯总表现出转嫁和推脱战争责任、美化战争理由的倾向。他把日本民族的这种责任意识淡薄的特性称为“无责任构造”。① 自“明治维新”至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东亚乃至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可是时至今日，“在日本所有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② 不仅如此，日本民族的“大和民族优越”论、大国意识和军国主义思潮在新的世纪大有复活之势，甚至连日本国内的普通民众也产生了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不认账”的心态。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日本民族会有这种“无责任构造”的畸形心态？或者说，是什么原因导致日本民族的责任意识淡薄？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予以探讨。
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把态度视为道德问题”；“他们并不感到有固守老主义的道德必要”；“日本人不需要包罗万象的伦理戒律”。③ 因此，日本人不习惯恪守绝对的准则，他们往往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状况进行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思考和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相应的反应。可见，日本民族特别善于随机应变、相机行事。他们在吸收外来文化和科技成果的时候，考虑最多的是它们的用途，而不是它们可能产生的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影响，因此他们很少运用伦理标准对它们评头品足。堺屋太一说：“日本是一个可以为现实利益而调节正义极便利的国家。”④ 滨口惠俊认为：“日本人在生活中重复显示的行为模式，也可以称为状况中心型。这是因为日本人所考虑的行为第一基准，是自己身处的‘状况’。”⑤ 因此，日本人在进行价值判断时，不是以个体的自我为原点，而是以客体对象为坐标轴，他们的价值判断标准往往建立在“他者指向”的基础上。
由于日本民族的相对主义价值观排除了伦理标准，因此，日本人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就极其自由与随意。他们不相信世界上有善恶、好坏和真假之分，只相信世界上有强弱之别。日本人大多崇尚这种信念：日本民族身处的环境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生存，只有强大才是根本。在大多数日本人看来，强者欺凌弱者不是丑恶的事情，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日本的著名漫画《浪客剑心》就集中表达了这种思想：这个世界是属于强者的，弱者只能被强者统治、蹂躏和欺凌。在日本人看来，弱肉强食是一条永恒不变的“真理”，弱者若不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处境，使自己由弱变强，他就永远不值得同情和尊敬。日本人所崇尚的“强”，不仅指物质方面的“硬实力”，而且指精神意志、文化思想等方面的“软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人“是一种单细胞的精神动物”，⑥ 他们一旦形成某种信念，便会固执地甚至痴迷地坚持下去，同时也会做出无法理喻的事情来。而要想改变日本人业已形成的信念，单靠伦理道德的约束是很难奏效的。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其面积大约为37.8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丘陵占80％左右。日本地处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火山活动频繁。日本的资源匮乏。正是这种险恶的生存环境使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危机感。为了生存，日本先民不得不使自己变强。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因为集体的力量更强大。日本先民很早就树立了崇尚强者的意识和观念。随着历史的演绎和岁月的更替，这种意识和观念在日本民族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并且还不断地被强化，甚至走向偏执。由于日本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异族文明很难大规模地向日本渗透，日本先民所创造的文化也就难以与异族或异域文化发生“涵化”与“勾兑”。这样一来，日本民族文化的单一性就得以存在和延续，日本民族片面、狭隘地崇尚强者、鄙视弱者的观念也就变得根深蒂固。
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文化属于“耻辱感文化”，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文化属于“罪恶感文化”。具有“耻辱感文化”的民族缺乏明确而恒定的是非标准，它们真伪不辨、是非模糊。具有“耻辱感文化”的人认为人犯罪之后“只要坏行为‘不为人所知’，就不必烦恼，自供反会自寻烦恼。因此，耻辱感文化就是对神也没有坦白的习惯”。“真正的耻辱感文化靠外部的约束力来行善，而不像真正的罪恶感文化那样靠内心的服罪来行善”。“耻辱感……要求有旁观者，至少是想象出来的旁观者”。⑦ 而以“罪恶感文化”为基调的社会则是“以道德作为绝对标准的社会，依靠启发良知的社会”。⑧
应该承认，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有崇尚强者的倾向，但是它们大多以合理的伦理标准作为支撑。而在日本民族的价值观中没有建构起合理的道德标准、善恶标准和伦理标准，所以日本民族难免会走进偏执或极端的死胡同。这是导致日本民族的责任意识淡薄的深层原因。
戴季陶曾在《日本论》一书中这样写道：“日本人向来也有一个迷信，以为他们的国体，他们的民族是世界上哪里都找不出来的，是神造的。皇帝就是神的直系子孙，所以能够‘万世一系天壤无穷’”；“日本人迷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无比的国家，他们的皇室，是世界无比的统治者，他们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神选民族’，这种思想，都是从神教的信仰产生出来的，其实也不过是宗法社会里面崇敬祖宗的道理”。⑨ 应该承认，世上大多数民族都具有关于自身渊源的神话。当一个民族尚处于愚昧时期时，这些神话往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当近代科学将知识的迷雾逐一揭开之后，这些神话就越来越失去原有的意义，它们顶多也只能成为一种文学创作的模本。而日本民族在这一点上却与其他民族不同，它即使处于科学技术极度发达的现代，也“把这些神话照样认为一点不错的事实”。⑩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一方面“脱亚入欧”或“脱亚入美”，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又强化神话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神话作为日本民族的意识形态建构起了日本人的精神魂魄。因此，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对于这些神话，绝对不用实证的考古学上的研究，只一味用自己的思索，在上古传来的神话上，加些自己的哲学理论，使那些神话，更加神秘些”。(11)
综观日本近代教育的全过程，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教育仅仅出现在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当自由主义教育昙花一现之后，有关“皇国史观”的虚无主义的教化便取而代之，成为日本近代教育的核心内容。“皇国史观”是一种以维护天皇制为宗旨的历史观，它具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宣扬天皇主义的思想，维护天皇的“神圣性”和“绝对性”；第二，鼓吹征服世界的“合法性”，宣称“天皇应是地球上之真主、总帝”，日本应“安抚亿兆，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措天下于富兵之安”。(12)
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颁布了《学制》这一具有改革意义的教育法令。然而，面对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日益高涨的自由主义运动，日本统治阶级深感有必要在学校和军队中灌输充满虚无主义的“皇国史观”，以此来强化学生乃至全体国民的“神国”观念、“天皇崇拜”思想、“民族优越”论调和“忠君”意识。1879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了《小学校教学规则纲领》，规定历史课以培养“忠君爱国”精神为目的。1890年，由日本天皇亲自颁布的《教育敕语》则从根本上扭转了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方向。
《教育敕语》全文仅有319个字，其中有汉字179个，分为三段。第一段说：“天皇祖先在古昔创造了日本国，自那以后，以仁德统治国民，而国民是世世代代一心一意尽忠尽孝，这就是‘国体的精华’。”这一段所说的正是日本“教育的基础”。第二段则强调“在发生重大事件之际，舍身扶助与天地同样无限的皇运”。第三段则说：“以上所述是天皇祖先们留下的教导，你们臣民必须与自己的祖先一样来保卫它。这是通古今通国内外，即超越时向、空间而奉行于天下之公道——它具有历史基础和理论基础。”从此，日本教育便以此为“基石”，本着“扶翼天皇天壤无穷之皇运”的宗旨，沿着培养天皇之“忠良臣民”的歧途前进。于是“受到《教育敕语》教育的国民不断增加，以至把它升华为日本国家的结晶”。(13)
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为了适应对外战争的需要，日本政府进一步向学生和军人全面彻底地灌输“天皇至上”、“尽忠报国”的理念。在学校，“修身”课乃各科之首；历史课专门讲授天皇神话的历史；体育课注重军训并伴有武士道教育，有的体育老师甚至这样对学生说：“你们的身体不是你们自己的，而是天皇的。”(14) 在军队内部则进行“武士道就是死，离开死非武士道”等说教，用武士道精神培养军人冷酷无情的处世态度和攻战杀伐的好战习性。
若槻泰雄认为，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国民教化并没有达到日本统治阶级的预想目的，却造就了一代一代“无思想、无信念、无责任感的人群集团”。他说：“真理、正义、人性、合理性等等，这些对于人类——起码是现代人类，属于基本之物。在缺乏维护这些基本之物的勇气和良心的一种无思想、无信念的社会里，如果每日每夜都重复着‘令人诚惶诚恐、万邦无比之我国国体……’、‘万世一系之天皇陛下之御言……’这样的语句，加上拳打脚踢的暴力现象，那么完全能够相信，这样的社会将是何等不合理、何等无聊。但一旦作为信念，其后果可以充分想象得到。因为‘拥有某种信念者’要使没有任何信念者相信某种信念，原本比像‘已拥有其他信念’者，或坚信‘这个世界不存在值得相信的东西’者灌输某种信念要轻松得多。”(15)
二战后，尽管随着日本法西斯势力的灭亡，“皇国史观”的神话也最终破灭，但是“日本民族优越”论、“神国”观念、“天皇崇拜”思想却依然深深地扎根于日本的国民意识中。“冷战”后，日本出现一股“新国家主义”思潮，这实际上是“日本民族优越”论的翻版。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日本极右翼势力主张，日本民族是“优等民族”，应该团结在天皇周围，对亚洲和世界“负起责任”。2000年5月，身为日本首相的森喜朗发表讲话：“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16) 有的日本学者甚至如是说：“日本国民对天皇是普遍有好感的。这种态度从战前到战后几乎没有改变。”(17)
孙立祥认为，日本民族的“皇国史观”是一种类似于宗教感召的观念意识，“它比一般的政治学说更具有煽动性和迷惑力，成为驱动部分日本国民战时盲从侵略战争和战后仍持错误‘战争史观’，以及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图谋重温军国主义老路的历史的心理层面的因素”。(18)
日本战败以后，美国独占了日本，并于1945年9月开始在美国主导下进行日本的战后改革。美国连续发布《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投降后初期对盟国最高司令官占领及管理日本的基本指令》两个文件，阐明美国占领和改造日本的目标与政策。前一个文件表明：“保证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或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最终建立起一个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并支持反映在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之中的美国的目标的和平和负责任的政府”；后一个文件表明：“尽可能确保日本不再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而且要培养各种条件，使日本最终作为负责任的且是和平的一员参加国际社会”。(19) 这两个文件在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和经济方面均做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正是在这两个文件的指导下，美国对日本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改革：第一，在政治上，废除“明治维新”以后制定的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新的《日本国宪法》；褫夺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审判战犯；实行言论与新闻自由；废止战争时期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实行政教分离；解除党禁，放松对工人运动和成立工会组织的控制。第二，在军事上，解散军队，废除战争机构，废除与法西斯战争有关的军事法令。第三，在经济上，令其进行战后赔偿；进行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切断财阀家族对下属企业的控制。
然而，由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1948年5月26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劝告》，即所谓NSC13号文件。随后于10月9日正式形成NSC13/2号文件。因为这个文件是美国军、政两方经过协调后形成的，所以它大体上确定了美国对日占领的新的基本政策和目标。该文件是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它大大缓和了二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和管理日本的政策。
受美国转变对日占领政策的影响，日本政府于1949年2月专门成立了一个整肃甄别委员会，开始陆续解除对十几万名军国主义分子褫夺公职的处分。1948年10月，远东委员会同意美国关于结束审判甲级战犯的提案，设于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仅仅进行了对第一批战争嫌疑人的审判便草草收场。包括岸信介等战犯在内的其他在押嫌疑人此后大多被陆续释放，这些战犯在未对战争罪行做任何反省和认罪的情况下很快重返政坛。关于战争赔偿问题，1948年3月21日，美国陆军即公布了“斯特瑞克报告书”，该报告书重新确定了日本的赔偿数额，比原来的“鲍莱方案”减少大约1/3。实际上日本最后的赔偿数额只及“鲍莱方案”的7％。(20) 关于二战后日本的经济改革问题，美国从1949年2月起实施“道奇路线”，具体实施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并制定单一汇率，改革税制，使日本经济很快便走上正常的恢复与发展之路。与此同时，美国开始修改二战后初期对日本实行的解散财阀和反垄断政策，加紧培植日本的垄断资本。就在美国不断地放松对日本的改革与占领政策的同时，“冷战”仍在不断地激化。到1950年6月，“冷战”终于演变为“热战”——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战争促使美国进一步改变对日本的占领政策。1951年9月8日，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决定美军在与日媾和后长期驻扎在日本。从此日美关系变成了同盟关系，二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所进行的各种改革以虎头蛇尾而告终。
战后美国对日本改革的不彻底性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由于对日本法西斯分子惩罚的力度不够，对日本广大国民的宣传教育不够，导致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对其发动侵略战争的悔罪和反省意识淡薄。第二，尽管在日本宪法中有放弃战争的条款，但是由于占领后期美国要求日本重整军备，给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留下了隐患。第三，由于美国的“单独占领”，特别是由于“冷战”和“热战”的发生，日本与亚洲许多国家特别是日本的最大邻国和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中国恢复邦交的问题未能在改革中获得解决。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对外扩张就严重威胁着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亚洲国家是日本法西斯对外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在日本投降后未能解决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问题，未能消除日本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威胁，这是二战后改革的最大不彻底性。第四，战后改革造成了日本经济中的“二重结构”，从而带来竞争不足、体制僵化等一系列问题。(21)
日本二战后改革的不彻底性至今严重影响着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正如张健所说：“历史是连续的，在改革没有触及的角落，一旦国际国内条件成熟，还会沉渣泛起，造成影响。即使是在50年后的今天，一部分日本人还是不肯就对外侵略的罪行认罪，少数右翼分子甚至还从根本上否认日本发动过侵略战争；自卫队早已被派往海外，日本正在向军事大国的目标迈进；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日本市场经济结构的僵化和反垄断不力的弱点日益显露，成为80年代发生泡沫经济和90年代经济萧条的重要原因；一些日本人依旧看不起亚洲人，日本与亚洲各国的纠纷不断，亚洲各国人民对于日本的警惕和不安正在增加。所有这些，都是战后改革的不彻底性给当今日本造成的恶果。”(22)
正是以上原因导致了日本民族“无责任构造”畸形心态的形成。
注释：
①参见《丸山真男集》(第三卷)，东京，岩波书店，1995年。
②《朱总理与日本民众对话实录》，载《东亚经贸新闻》，2000年10月16日。
③〔美〕本尼迪克特著、孙志民等译：《菊花与刀》，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5、167页。
④〔日〕堺屋太一：《日本是什么》，讲谈社，1992年，第154页。
⑤〔日〕滨口惠俊：《“真实日本”的再现》，日经新闻社，1977年，第11页。
⑥张立：《日本民族“强者意识”释析》，载《日本学研究》(第14期)，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335页。
⑦〔美〕本尼迪克特著、孙志民等译：《菊花与刀》，第188页。
⑧同上，第187页。
⑨戴季陶：《日本论》，九州出版社，2005年，第5—7页。
⑩同上，第5页。
(11)同上，第6页。
(12)吕川：《日本传统文化与军事观念》，载《日本学刊》，2004年第5期，第140页。
(13)以上转引自〔日〕若槻泰雄著、赵自瑞等译：《日本的战争责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69页。
(14)〔日〕藤原彰：《日本民眾史·8·战争と民眾》，三省堂，1983年，第121页。
(15)〔日〕若槻泰雄著、赵自瑞等译：《日本的战争责任》，第83页。
(16)〔日〕《森喜朗讲话之事越来越严重》，载日本《朝日新闻》(社论)，2000年5月18日。
(17)〔日〕西田毅：《从天皇制的变迁看日本政治连贯性与非连贯性》，载《中日关系史研究》，1998年第1期。
(18)孙立祥：《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34页。
(19)张健：《试论日本战后改革的不彻底性》，载《日本学刊》，2004年第4期，第103页。
(20)参见杨栋梁：《日本战后复兴期经济政策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8页。
(21)参见张健：《试论日本战后改革的不彻底性》，载《日本学刊》，2004年第1期，第117页。
(22)张健：《试论日本战后改革的不彻底性》，载《日本学刊》，2004年第1期，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