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15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选择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社会发展论文,战略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未来15年，特别是“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基础的时期。这个时期，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
一、机遇和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但这个发展趋势今后能否延续下去，经济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前期改革面临的“特殊环境”发生了变化，今后保持高速增长的难度加大，经济发展可能出现转折。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可以再延续30年，创造一个持续50年左右的发展长波。
我国疆域广阔，人口、劳动力多，区域要素禀赋多样，市场容量大，回旋余地大，持续增长的空间也大。在高速增长26年以后，略有减速难以避免，但在“十一五”和今后15年，继续保持7％以上的较快增长，还是有潜力的。
1.计划生育政策为今后发展创造了“人口红利”。过去30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取得巨大成就，使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婴儿和学龄人口比重逐渐下降，社会抚养系数明显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上升。这一“人口红利”仍然可持续到2020年左右，是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和劳动力大国在这一阶段所特有的优势。
2.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这一优势尽管在东部发达地区会逐渐变弱，但可以避免像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样的在高速增长过程中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的矛盾。比如，当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劳动力供给趋紧，劳动力价格上升时，中西部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就会向东部移动，或者东部地区的企业会把一部分资本、技术和设备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去。这种区域间生产要素转移将持续下去，直到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为止。因此，不会出现因部分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而使国内资本大量流到海外，导致经济停滞的现象。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在区域间交叉移动，繁荣在地区间渐进渗透、辐射，可以减缓“边际生产力递减”的趋势，使经济的较快增长具有可持续性。
3.城市化是经济实现较快增长的重要源泉。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发展史表明，城市化一般呈“S”型的轨迹。城市化率在30％以下时，发展速度比较缓慢；超过30％时，进入加速阶段；超过60％时，进入稳定发展阶段。我国城市化率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突破30％后，出现加速趋势。这个趋势要延续到本世纪20年代达到60％后才会改变。城市化加速可以扩大城市消费群体、城乡消费规模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进一步拓展需求空间，带动经济增长。
4.结构升级是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快速变化，“生存温饱型”生活模式将向“发展享受型”生活模式转变，恩格尔系数进一步下降，更多的消费支出将用于居住、旅行、文化教育、卫生保健和其他服务。这种消费结构升级又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农业稳定增长的基础上，促使工业、建筑业规模扩大和质量提高，特别是有力地促进了服务业的加速发展。
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可以进一步释放体制效率，激活总体经济。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强化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党的“十六大”和《宪法》修正后，进一步明确提出和确认了“两个毫不摇”，我国体制改革的目标更为明确。在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同时，大力发展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全面推进电信、电力、航空、铁路、邮政、金融、保险、证券、教育和城市公用事业等垄断行业的改革，所有这些改革，都将从广度和深度上促进竞争，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以效率提高带动经济持续较快增长。
6.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和提高开放水平，将扩大我国的资源和市场空间。尽管目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很高，但随着我国与世界经济融合的加深，竞争力的进一步提高和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我国外贸增长的空间仍然较大。特别是随着“中国影响”日益增强，从以往单纯接受、执行国际规则逐步转变为参与、制定国际规则，会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贸易、投资、技术、安全以及全球政治决策中的影响力，可以获得比以前更为有利的国际地位和外部条件，可以更为方便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
二、新的矛盾和挑战
未来15年，特别是“十一五”时期，国内体制改革和结构转换的速度加快，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会进一步加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也会增加，外部冲击引发国内经济波动和社会震荡的可能性也在加大，将面临更为突出的矛盾和挑战。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要将发达国家在过去上百年发展历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用几十年的较短时间来克服和解决，难度可想而知。
1.政府和市场合理分工的调节机制尚未形成，经济仍存在大起大落的风险。由于缺乏预算硬约束和持续内生的增长机制，政府利益“地方化”和“部门化”倾向依然较为严重，国家宏观调控的机制还不够健全，保持宏观调控成效的体制基础还有待加强，政策选择稍有不慎，或者措施操作不当，就有可能导致较大的经济波动。我们应予高度警惕，做到未雨绸缪。
2.“二元结构”转换加快，深层矛盾凸显。近年来，通过向农民直补、减免税，加快城市化，推进“二元结构”转换等政策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从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既符合农民利益，又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今后这条路要继续走下去。但如果不抓紧对农村基层政权实行精兵简政，不给精简后的行政机构运行提供足够而稳定的财政来源，不及时妥善解决好庞大的县乡债务问题，就有可能引发地方债务危机，影响基层政权的建设和农村的稳定。同时，如果城市化速度过快，产生非理性的城市发展泡沫，也可能出现因基础设施短缺和高通货膨胀而引起的城市化进程中断，产生大量的城市贫民。
3.能源资源供求矛盾更为突出，可持续发展的压力增大。未来15年，随着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扩大，能源资源需求快速增加，在全球能源资源供给趋紧背景下，我们有可能碰到任何别的国家历史上从未碰到过的能源资源矛盾，即便是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未来能源资源消耗的规模也可能超过历史上任何别的国家，这会带来不断增大的外部压力。由于重要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上升可能成为一种长期趋势，日益扩大的生产和消费规模将产生更多的消耗和排放，我国未来的发展将要付出更大的能源资源代价，面临更大的资源和环境制约。
4.社会各方面利益摩擦增加，保持社会稳定的难度加大。经济增长从“数量推动”逐步转向“效率推动”，在劳动力需求增长赶不上供给增长的情况下，势必造成城乡就业不充分，失业规模不断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短期内难以缩小，部分社会成员难以公平参与并分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成果，公民权益保障不足问题更为突出；利益多元化后，各种利益群体间的整合协调机制还未形成，深层利益调整造成社会摩擦增加，潜在冲突加剧；在物质生活要求逐步满足后，人们对民主政治权利的要求更高，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要求更高。这些问题如不认真研究解决，不尽快建立利益整合协调机制，不扩大改革开放和发展成果的惠及面，不采取更为主动的方式抵御“西化”、“分化”势力的冲击，潜在的矛盾和冲突就可能显性化，导致社会震荡。
5.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进一步加深，来自外部的冲击增加。由于对外经济活动规模愈益扩大，我国对世界经济和外部市场的依赖度不断提高，与其他国家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利益摩擦和外部风险输入也可能增加，竞争对手会通过各种手段干扰、阻碍、遏制我国的发展，引发国内市场动荡和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增加。特别是随着银行、保险、证券、汇率和其他金融领域加快改革和开放，资本流动性快速提高，市场投机因素必然增加，外部冲击加大，诱发市场和经济波动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加。
为了处理好各种矛盾和挑战，把握好难得的发展机遇，需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和灵活有效的政策应对。只要我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足够的智慧和科学理念，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科学发展观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并用改革的办法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就能够有效地化解危机，变矛盾、挑战为机遇。
三、新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
1.从早期发展战略探索谈起。
关于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我们党有过多次重要探索。3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过按“农轻重”顺序来实施的发展战略，并且用“多快好省”来概括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四个字的后两个“好”和“省”讲的就是质量，就是要效益，要节省，要用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这是经济学的精髓。遗憾的是，无论是1958年的“大跃进”，还是后来的“文革”，都没有按照这个发展思路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当然，计划经济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好“多快好省”的问题。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三步走战略”。随后的20多年间，我们成功地走完了头两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对如何走好第三步作了进一步设想和部署。到今天，党中央在全面继承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关于发展战略的思想精髓基础上，更富创意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这个发展道路和发展目标的统一，就是“十一五”和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战略。
实现发展道路和目标的统一，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协调发展。在防止出现“过热”和“过冷”的循环交替，避免大起大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协调。产业方面，主要是实现农业由弱变壮、工业由大变强、服务业由慢变快，通过技术和市场联系，在三次产业间建立相互联动机制。城乡方面，重点是在加快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建立支农、惠农、强农的新机制，使城乡居民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区域方面，关键是具体落实中央已经明确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鼓励东部率先发展”的总体部署，打破地方分割，促使国内市场一体化，实现人口、生产要素和其他资源自由流动，在区域间建立分工协作和良性互动格局。经济和社会方面，重点是调整再分配机制，进一步完善反贫困机制，在合理确定国民福利水平的基础上，逐步创建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所有社会成员间构建公平互惠体系。在资源、生态和环境方面，要更加注重合理开发资源、节约使用资源，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加强生态恢复和环境治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对外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强调对外发展的途径和方式是和平的而不是战争的，是合作的而不是对抗的，是多极协商式的而不是单极独霸式的。在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时，努力寻求和扩大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经济发展空间。这就要求既不当头，韬光养晦，但又不能忽视大国意识，要有所作为，尤其是要强调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大国意识和国际交往能力，有意识地逐步扩大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包括通过中国哲学文化的独特力量来削弱西方在国际事务中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并参与国际规则的修订，创造公平有利的国际软环境。在国际行为准则方面，从过去单纯的被动接受者，逐渐转变为具有影响力的制定者，前瞻性地谋划我国在未来国际格局中的定位。
2.实施新发展战略的核心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以来，经济发展很快，但付出的代价也很大，其中特别是资金、劳动力投入很多，资源环境代价很大，但总的效果不理想，国民总福利的增进与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及资金和劳动投入不对称，总的看，发展得不够好。要发展得既快又好，就要实施新发展战略，就要从根本上解决增长方式问题，彻底转变现行的经济方式。为此，需要作如下的努力：
（1）以体制创新改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环境。“九五”计划， 我们就提出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但我们至今仍未解决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质量效益问题。产出高，增长快，但付出的代价也很大，形成了“高投入推动高产出——高产出依赖高投入——高投入再推动高产出……”这样一个不良循环的增长格局。“有增长无发展”、“高增长低发展”的情形依然存在。这种过于依赖要素投入，特别是过于依赖能源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严重影响发展的可持续性。
为什么经济增长方式一直难以转变？原因很多，关键问题是体制存在缺陷，是改革不到位，体制机制不到位，没有形成以充分竞争和自动改进效率的市场机制。体制机制缺陷主要表现为：各种行政性垄断与自然性、经济性垄断相互强化，政企不分的情况还比较严重，市场竞争还不充分；各类企业发展的条件和规则不统一，国有企业的权责利不对称，外资和民营企业的增长行为缺乏严格的“外部性约束”机制；金融资源和公共资源的配置机制还不够完善，城乡、区域间仍然存在制度壁垒，严重影响要素的自由选择和自由流动；财税体制以及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划分不合理，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各地不顾条件的大干快上，以扩大本地的财力；包括公务员选聘在内的国有单位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及社会领域有关的管理制度，还保留着原有的经济体制痕迹。这些体制缺陷，是粗放型增长方式长期不能转变的症结。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经济运行中形成“内在稳定器”和内生效率机制，根本途径是改革体制、创新机制，是下决心、花大气力消除粗放型增长的体制机制缺陷。其中，最为关键的有三条：一是要加快企业改革，全面变革微观经济基础，建立健全企业破产机制，使企业有生有死、有进有出。二是要进一步完善统一市场，使全社会所有要素在城乡、区域、产业和企业间自由流动起来。流动性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充分竞争的条件，也是效率的前提。三是要加快政府改革，消除政府对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直接行政干预。政府的行为不再缺位、越位和错位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真正有了体制机制保障，经济增长方式就可以随之转变过来。
（2）以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技术进步特别是自主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在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经济持续发展和人均收入不断提高，越来越多地依赖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而不是单纯依赖土地、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以及各种自然资源的数量投入。近年来，我国产品的科技含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比以前有明显提高，国家的整体制造能力和技术素质提升速度也呈加快之势。但贴牌的多，花钱引进的多，自主创新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更少。对这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技术增长，国内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到底是自主创新好？还是引进吸收好？
从全局看，重要的是国家的技术总量增长和技术进步如何做到战略和策略相统一，如何协调好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的关系。过于依赖引进，会限制本国工业的发展，丧失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在全球竞争中受制于人，处于不利、被动的地位。反过来，如果脱离发展阶段的现实，过于追求全方位的自主创新，排斥必要的引进，由于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就可能错失发展机遇。因此，必须将短期的成本—收益比较和长期竞争战略结合起来考虑。
从一个动态过程来看，发展初期可以多引进、多模仿一些，在“学习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技术发明的相关性障碍减少后，就应当尽快转入到更多的自主创新阶段。在信息化使“学习过程”加速、学习效率提高、学习时间和技术生命周期缩短的新形势下，国家技术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后在继续坚持引进、消化和吸收的基础上，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性技术，以及应用前景广阔的高端技术，应当加强自主创新，尤其要在集成式的自主创新上努力。
实施“引进和创新相结合、加强自主创新”的国家技术发展战略，首先要提高全民的创新意识，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在全社会形成鼓励发明、勇于创新的氛围；其次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增加对战略性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涉及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技术，以及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的政府投入；其三要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完善产、学、研相结合的研发体制和机制，从财税、金融和人才方面，大力支持企业技术发明和应用；其四要加强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实现由单纯依赖引进向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相结合转变，尽快提高技术积累水平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3）以提升服务化水平带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国际比较看， 我国目前的工业还不强大，还只有以劳动力廉价为基础的低价优势，缺乏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核心竞争力优势。从长远看，我国工业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要走的路还很长，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产业发展现实。要完成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转变，就不得不让工业发展更多一些、更强一些。但是，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愈益增大的现实表明，目前这种粗放型工业增长难以为继，必然出现减速，而要在工业增长减速条件下保证经济较快增长和社会不断进步，就必须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发展服务业。工业发展不仅要以能源资源和环境为高昂代价，而且就业弹性也呈现下降趋势，“机器排挤人”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为了缓解能源资源和失业压力，不断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水平，应该在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础上，迅速改变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的现状，更加重视加快发展服务业。
服务业是最具生机和活力的部门，劳动就业弹性大，流动性高，交易成本低。工农业对土地、水和其他自然资源具有很强的依赖度，而服务业主要依赖人力资源和知识，创造同量产出消耗的能源资源和对环境的影响明显小于工农业。它既对工农业起纽带作用，又对工业内部各行业起链条作用，能促进产业的专业化分工，有利于提高工农业的竞争力。从全球发展趋势看，服务业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它还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服务业发展程度的高低，服务化发展水平的高低，反映一国软实力的大小，服务业越发展，越能在国际产业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
为了加快发展服务业，首先要统一思想认识，加紧制定服务业长远发展规划；其次要降低进入门槛，取消各种不必要的行政性限制，建立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工商管理制度；其三要打破行业、部门垄断，建立服务业公平准入制度，形成规范有序的服务业自由竞争，全面激活服务市场；其四要构建服务业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体系，提供便捷有利的服务业融资条件；其五要突破影响服务业发展的科技、人才瓶颈，全面改革服务业人事制度，完善激励机制，创造人才、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的环境，为加快发展服务业提供良好的智力条件。
（4）以城乡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城乡关系和区域结构这两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几十年。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到邓小平的“两个大局”，再到江泽民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直到最近中央提出“五个统筹”，都做了创造性探索，形成了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思想。但由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体制长期分割，以要素自由流动为基础的城乡、区域发展机制还不健全，现实中出现了要么是平均主义，要么是城乡隔绝和区域结构趋同，要么是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形。解决这两个问题，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办事，从市场制度和政府政策两个方面来努力，市场制度解决效率，政府政策创造公平，构建城乡、区域和谐发展的新格局。
今后一个时期，城乡经济关系调整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城市化加快推进“二元结构”的转换，重点是在减少农村人口规模基础上解决好“三农”问题。如果未来人口以年率5.5‰的速度增长，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预计2012年前后，会出现城、乡人口的“交叉拐点”，届时13.6亿左右的总人口中城镇人口占50％左右，农村人口比现在减少7800多万人，年均减少1000万人左右。到2020年前后，农村人口将降到6亿以下，占全国14.2亿总人口的42％左右。要使这个预测成为现实，还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措施来保证，尤其是要像最近两年一样，把“三农”问题当作城乡经济结构问题的主要矛盾方面来解决。第一，要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保持1987年以来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以后的稳定趋势，不出现人口再度膨胀，不断减轻农村、农业的人口负担；第二，要采取持续性政策措施，实现对“三农”的支持、补偿，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形成农业特别是粮食的稳定增长机制，保证农民持续增产、增收；第三，要采取科技支农、强农、惠农的措施，解决好农业内部结构和效率问题，只有不断提高生产率，增加人均产量，才能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第四，要逐步改变城乡分割制度，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在城乡之间逐步建立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低保以及其他劳动和生活服务的公平分配体系，促使农村富余的人口和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并获得一个平等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在区域结构方面，中央已经对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的协调发展做了战略部署。进一步落实这个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关系。在我们这样一个资源禀赋分布极不均衡的大国经济中，要形成合理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其功能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的空间和区域协调功能，通过制定区域规划和空间规划，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合理确定各地发展的主体功能和发展重点，并按此引导建立区域分工协作新机制和功能性区域经济体系。二是通过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入和转移支付等方式，建立对弱势地区，如老少边贫地区实行持续性补偿和支持的政策体系。
但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能伸得太长，不能替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区域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要利用市场调节。县与县之间，市与市之间，省与省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既要利用市场的竞争价格调节，促使各地发展比较优势产业，生产特色产品，在区域间避免产品和产业结构趋同，又要打破地方市场分割，消除阻碍要素流动和市场竞争的壁垒，取消各种行政关卡，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在区域间实现充分的要素自由流动。这是优化区域结构的基础和条件。
（5）以充分就业和公平分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经济和社会各界关于收入分配问题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如何认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另一个是如何看待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有的学者主张继续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的学者主张“效率和公平兼顾”。我们认为，在改革的前一阶段，为了彻底打破旧的平均主义制度，引入竞争，激活经济，在分配政策导向上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促使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差距扩大导致“富者”和“穷者”的反差过大时，我们就应当更加注重公平，帮助、支持“穷者”积极参与改革、开放和发展过程，让社会全体人民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最终走向共同富裕。今后，收入分配的制度和政策，既要把蛋糕做大、做好，又要把蛋糕切好、分好，既要控制相对贫困，更要着力消除绝对贫困。但是，在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我们追求的公平，不是绝对的公平，更不是回到平均主义，而是以机会平等为条件，以鼓励劳动、促使每一个社会成员积极工作、自觉贡献为目的的相对公平。在不断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兼顾公平，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
如何看待收入差距扩大趋势？首先要看到，存在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因为人的素质和能力、企业的竞争力和效益、地区的发展条件都是有差别的，只要搞市场经济，有竞争，就会有差距；同时，如前所述，国际经验表明，在发展的一定阶段，收入差距存在着扩大的趋势，也是难以逾越的。我们实行追求相对公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只能最大限度地把差距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而不能也不应当人为地“消除”这个差距。人为地消除差距，可能要付出牺牲效率的代价。同时也要看到，造成差距扩大的原因，除了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引起的初次分配差距外，体制机制不完善也是导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分配的制度性缺陷造成分配秩序紊乱。今后“缓解”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制度和政策选择，重点应当放在：建立教育、就业和其他方面的机会均等制度；尽快消除城乡间、行业间及不同所有制间的“待遇”上的差别，打破各种形式的垄断；对全国公务员实行规范的薪酬规则；实施不损害效率前提下的公平税赋政策；健全弱势群体利益保障机制等等。解决了制度性缺陷造成的分配差距，既可以保证效率，又能够实现相对公平。
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在高基数基础上继续增长，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要求转移出来，工业吸纳的劳动量逐渐减少，国有部门改革需要分流富余人员，未来15年的就业压力会越来越大。这就要求国家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要使经济保持持续较快增长，增加就业机会，扩大总就业规模；要改善投资和创业环境，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拓宽就业渠道；要改进劳动供求信息管理，改变劳动力供求信息不对称状况；要促使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就业能力；要采取各种有效的改革和政策措施，为“农民工”在城里工作和生活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逐步实现城乡劳动者就业机会均等。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了，经济就能够持续增长，社会也就能够保持稳定。
四、实施新发展战略的体制条件
前期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是目前仍然有一些深层次体制缺陷问题没有解决。无论是从国内发展的要求看，还是从全球化趋势看，都必须加快体制改革。改革既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社会发展模式转换的前提条件，又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助推器。
与前期改革相比，今后的改革应着力于“立”，要在全方位制度创新上努力，特别是要在政府改革和企业改革这两个方面有实质性突破。改革重点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体现各级政府职能分工的新财税体系。按照公共财政的不同层级需要，合理划分各级政府财权和事权范围，完善各级政府之间的财税分配关系，在精兵简政、转变职能的基础上，改革各级政府财政的预算、决算制度，在财政性投资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除费完税，从制度上堵塞“跑冒滴漏”，逐步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建立透明高效、便于监督的新财政体系。
第二，推进金融体系改革，防范金融风险。既要加快银行、保险、证券业改革，逐步走向多元化、利率市场化，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构建民间金融发展体系，又要警惕国外金融资本对我国渐进实施金融控制，防范因金融体制创新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金融改革要稳妥谨慎，有计划，分步骤，选择好时机。在“十一五”这个发展阶段，更要注意金融市场稳定，防止出现信用过度扩张后的衰退和波动。
第三，全面创新微观经济运行机制，实现市场公平竞争。要建立健全国有资本预算制度，逐步缩小政府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的范围，重点加强国有经济对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领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通过进一步的产权化改革，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和经营效益。尽快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实现内外企业税赋统一，完全取消对国内民营企业的各种不平等规定，为各类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投资、贸易和经营环境。
第四，加快改革公共资源分配和管理体制。建立公共资源信息透明制度，完善公共部门的人事、干部管理和聘用制度，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增加国民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基础上，提高公共决策透明度，建立科学化、民主化的公共决策新机制，从制度上清除滥用公共权力、滋生腐败的根基。
第五，健全对外经济运行和管理制度。继续扩大对外开放，重点是提高开放的水平和质量。无论是货物与服务贸易、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还是劳务输出和技术引进，都要从国家利益出发，而不是一味地追求“量”的扩张。在国外反倾销压力不断增大，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形势愈益严峻的新背景下，有关部门和组织应当在对外经济管理上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从制度上改变对外经济活动中互不协调、竞相压价的现象，防止国家利益损失。国家的安全和国防战略也要适应经济外向度的提高，为对外开放提供强大的安全保障，形成一个协调、安全、有效的对外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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