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均”、“易”哲学关系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哲学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方以智“均”与“易”二者在内涵上有一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从方以智哲学内在逻辑上探究，“均”论或称为“均的哲学”，是方以智易学思想的深化和发展，更具有思辨性和系统性，但“均的哲学”是以易学为根据的，即“中土以易为均。”（注：方以智著：《东西均》，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页。）
一、何谓“均”
“均”的含义是什么？如何界定“均”，怎样赋予“均”以哲学意义？这是方以智撰写《东西均》时首要考虑的问题之一。方以智从文字学和哲学方面考察了“均”，明确了“均”的哲学概念。对于“均”的文字学和哲学含义，许多研究者都有论说，蒋国保先生说：“‘均’字，于《东西均》一书中共七十九见，……作‘平’解，……作‘同’解，……作‘泯’解，……其基本含义，应解作‘旋’与‘和’。”“哲学含义的‘均’字，实际就是指‘物物而不物于物’的‘道’。”（注：蒋国保著：《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287页。）张岱年、陈来先生则认为“‘均’指道、真理、学说，……均本身即有调和、均衡之意”。（注：见《江淮论坛》1984年第4期，第81页。）庞朴先生《〈东西均〉注释》对“均”也作了精辟分析，认为“‘均’具有变易、不易两端，复贯两端而中之，一均而有三义”。（注：庞朴著：《〈东西均〉注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页。）这些论述都很深刻，我现结合《东西均》一收剖析“均”的文字学和哲学含义，提出“均的哲学”概念，并进行解析。
1.“均”的文字学含义
方以智对“均”首先作了文字学解析。
方以智在《东西均·东西均开章》第一节云：“均者，造瓦之具，旋转者也。董江都曰：‘泥之在均，惟甄者之所为。’因之为均平，为均声。乐有均钟木，长七尺，系弦，以均钟大小、清浊者，七调十二均，八十四调因之（古‘均’、 ‘匀’、 ‘韵’、“妁”、‘钧’皆一字）。均固合形、声两端之物也。古呼均为‘东西’至今犹然（《南齐·豫章王嶷传》：止得东西一百，于事亦济，则谓物为‘东西’）。”（注：《东西均》，第1页。括号内文字为作者原注。括号内引文见、《南齐书》卷22《豫章文献王嶷传》“嶷谓上曰：‘古来言愿陛下寿偕南山，或称万岁，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怀，实愿陛下极寿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复何可得，止得东西一百，于事亦济。’”）方以智首先从传统和日常意义上使用“均”，一，把“均”解作“造瓦之具，旋转者也。”相当于英语的“revolution”和“transfer”。“均”作为陶工使用的转轮，造瓦器的用具，犹《管子·七法》“不明于则而欲出令，犹立朝夕于运均之上”“均”的用法。二，把“均”解作“古乐器的调律器”。“均钟”其引语源于《国语·周下》“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句韦昭注。“均声”，调谐乐器，语出《太平御览》卷五六五引《乐书》：“是故乐之制器、法度、均声，得之毫厘，失之千里。”三，综合以上两点，解“均”为“东西”(stuff,thing)，这是由于作为“造瓦器的转轮”，即陶均和调节乐器的用具（调律器）的均钟木，以及计量标准用的御器（均平，“均平”，语出《周礼·地官·贾师》“各掌其次之货贿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价，然后令市”），都可统称为“器具”或“器物”，而“器具”、“器物”俗称“东西”。四，解“均”为“调节”(accommodate)、“调整”(adjust)、“调和”(unison)、“调谐”(tune)，如“以默均语，以语均默，汝其均之”，“矜高傲卑，几时平泯？吾无以均之”，“步之积移，犹有岁差，望后人之均之”等；五，解“均”通“韵”(rhyme)，《文选》晋成公子安（缓）《肃赋》“音均不恒，曲无定别”注：“均，古韵字也。《鹖冠子》曰：‘五声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六，解“均”为学问(knowledge)、学说(theory)、道理(principle)等，如“空均”、“大成均”等；将“均”作“同”(same)解的，如“土木之皆均质，城郭川原之均宅”等，将“均”作“皆”、“都”、“全”(all,entirely)解的，如“高幡一教，别驰一术，或能取千万人之食以为食，或能食千万人以自取食，或以不苟食而公然可以乞食，均不免乎食”。（注：《东西均》，第122、4、1、2页。）
2.“均”的哲学含义
方以智对“均”的使用并没有局限在传统和日常意义上，而是加以引申使用，赋予其玄妙的哲学意义，把“均”看成是合“交、轮、几”为一体的范畴，认为“均”自身具备金、木、水、火、土五行，又与宫、角、商、征、羽音相合，它所作的“旋”“和”运动，不是用言语就能说出的，只能领悟，方以智为此花了十五年时间。“均备五行而中五音，所旋所和，皆非言可传”。“十五年而得见轮尊”。（注：《东西均》，第122、4、1、2页。）“均”有“旋”、“和”两重特点。“旋”有盘旋、旋转、返还、归来和圆周形回旋及转运等意思，相当于“轮”，“和”则有和顺、谐和、调和及应和等意思，相当于“交”和“合”，“旋”、“和”运动背后不能言说的便是“几”。从“旋”、“和”之意思便引申出“均”的哲学含义：“均固合形、声两端之物也”，（注：《东西均》，第122、4、1、2页。）“均”的作用就是将不调和的相对的两端加以和合，“均”有统一两端的意思。“白（月亮）本于赤（太阳），二而一也”。（注：《东西均》，第122、4、1、2页。）“赤者平起而高中白，白者能白、能黑而满轮出地之时本赤”。（注：《东西均》，第122、4、1、2页。）另一方面，“均”有运转的意思，指运动过程中的前后相续、首尾相衔，形成“轮”，即“东、西之分，相合而交至；东、西一气，尾衔而无首”。（注：《东西均》，第122、4、1、2页。）在方以智看来，“代而错者，莫均于赤白二丸”，（注：《东西均》，第122、4、1、2页。）日月有规律、和谐协调的周而复始的运行，昼夜更替，最能体现“代错”这一运动特点。（注：“代错”语出《中庸》“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时之错行”语。）把“均”的两层含义结合起来看，方以智认为：“两间有两苦心法，而东、西合呼之为道。道亦物也，物亦道也。物物而不物于物，莫变易、不易于均矣。”（注：《东西均》，第1页。）方以智把“均”、“物”、“道”贯通起来看待，“均”就是“物物而不物于物”的“道”，是动态中的平衡。“均的哲学”就是重“旋”与“和”、合“交、轮、几”于一体而富于辩证性的学说。
3.“均的哲学”创立的基础
方以智“均的哲学”的创立，并不是凭空创造的，其“均”的含义和“均的哲学”意蕴都有传统文化背景。“均”的“和合”意思，是对中华源远流长的和合文化的继承、利用和改造。在上古汉语系统中，“和”字有两种左右组合造型。一种是从龠禾声的“龠禾”字，最早见于甲骨文。“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注：许慎著：《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8页下。）“龠禾”的本义是指从三孔（或六孔，七孔）定音编管内吹奏出来的标准乐曲，以便调和各种音响。“和”，“调也”（注：《说文解字》，第48页下。）另一种是从口禾声的“和”或“口禾”字，最早见于金文。其本义是指音声相应和谐，旋律合韵。“和，相应也”。（注：《说文解字》，第48页上。）“和”所映射的哲学意蕴就是合谐、调和。关于“合”字的本义，许慎的《说文解字》认为是“
口”，其上半部分“”按照传统文字学的六书理论，“谓似会意而实相形也”。（注：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段注》（上、下册），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版，第234页下。）“”为“三合也……象三合之形”。（注：《说文解字》，第108页上。）段玉裁以为“三口相同是为合……引伸为凡会合之称”。（注：《说文解字段注》，第234页下。）相当于古文“集”字，“合”字的总体含义就是：广泛采集，汇合、会合。方以智正是利用“和”、“合”的字义形成“均的哲学”集大成特点。
殷商“和”与“合”只是单一概念，尚未联用。至春秋之时，才将“和”、“合”两字连用并举，构成“和合”范畴。“和合”一词最早出自《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韦昭注：“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商契能和合五教，使百姓安身立命。《国语·郑语》还记述了史伯关于“和”、“同”的论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乃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和合”不是纯粹的同一、合一，而是包含有事物差异的、多样性的统一。“和”就如同五行中的土与金、木、水、火相杂，以成百物，烹饪中五味调合以成美味，音乐中宫音与角、商、征、羽音相配合才能形成和弦。（注：参见《左传·景公二十年》。）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注：《老子·四十二章》。）认为万物都包含着阴阳两个对立物，阴阳相互作用便构成“和”，只有阴阳调和，才能生成万物。
孔子把“和”作为其人文精神的核心。孔子弟子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之，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注：《论语·学而》。）能否“和”是君子和小人的重要区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注：《论语·子路》。）
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把“人和”看成比天时、地利更重要的因素，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注：《孟子·公孙丑上》。）
荀子提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注：《荀子·礼论》。）认为万物化生、事物的运动变化、天下的治理，都是“和”、“合”的结果。
方以智深受易学和儒学影响，他把和、合概念用于“均的哲学”，形成调和、集大成的特色。
方以智“均的哲学”关于“旋”的思想直接受到庄子思想的影响，正是在批判改造、庄子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均的哲学”调和、循环的特点。
庄子利用“天均”、“天倪”、“道枢”、“圆机”等概念，强调道既生出万物之后，万物便周行不殆，人们的言论是非也是旋转无定的。他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注：《庄子·寓言》。）
种有机。得水则为
，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蠙之衣……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注：《庄子·至乐》。）
万物以不同形态相传衍，如旋钧、如磨盘，周行不已，没有止时，事物的变化，象“环”似的首尾相接，“生”、“死”是一个永无终始的“环”，至于人们的议论，在庄子看来，就更是如此：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注：《庄子·齐物论》。）
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注：《庄子·齐物论》。）
何谓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于无竟（境）。（注：《庄子·齐物论》。）
万物的变化周而复始，认识的角度各有不同，且彼且此，亦是亦非，可然可否，最终都要归于大道。所以圣人观照于事物本来的样子，用自然的分际调和一切是非，处于环中，等万物，齐生死，一是非，任其周行。方以智进行剖析说：“上天之宰，本不远人，揭出人道，即天均也。毛犹有伦，故曰莫得其伦，皆种相禅，我曰环无非伦。”（注：方以智著：《药地炮庄》，卷八，第11页上。清康熙此藏轩刊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有此刊本和1932年成都美学林排印本。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续修四库全书·子部·道家类》。）认为人道源于“天均”，人道与天道一样，是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
方以智说：“吾故曰：《庄子》者，殆《易》之风，而《中庸》之魂乎！方圆同时，于穆不已，森罗布濩，既无待之环中也。”（注：方以智著：《浮山文集后编》，收入北京出版社印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见《清史资料》第六辑，“向子期与郭子玄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凌明标点，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页。）认为庄子体现了《周易》周行不殆、循环发展、超越是非的风格和《中庸》执中、调和的神韵。这正是他利用、吸收庄子思想的原因所在。
方以智提出的“均”的思想吸收和利用了这些因素，不仅如此，方以智也明确地谈到了“和合”的作用：“万古所师之师，惟有轮尊，轮尊无对而轮于对中。见所为因缘和合，成器而适用者，皆方老之所为也。”（注：《东西均》，第2页。）
方以智运用“和”与“旋”的方法作为形成“均的哲学”的一种手段，他说：“成均、空均与众均之所以为均，皆与我同其大小偏全，我皆得而旋之和之。”他试图采用烹、煮，反因对治的方法，调和众学说，以达到集大成的“全均”。从以上分析可知，“均的哲学”是强调变化、和合又具有调和、辩证性质的学说。
方以智“均的哲学”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崇实，他提出了“三均说”，“三均”即“公均”、“隐均”、“费均”，“三均”相互否定，又互相贯通，呈现为一实二虚：有藏无之“费均”为实，回答何以为“均”的“隐均”及所以为“均”的“公均”是虚；二虚皆藏一实中。（注：参见《〈东西均〉注释》，第2页。）他说：“两端中贯，举一明三，所以为均者，不落有、无之公均也；何以均者，无摄有之隐均也；可以均者，有藏无之费均也。相夺互通，止有一实，即费是隐，存、泯同时。”（注：《东西均》，第1页。）可见“均的哲学”是建立在实有基础上的。这里所说的“公均”是不落有无、两端中贯、举一明三的“道”，相当于太极，而“隐均”、“费均”则是有、无相对的两端，相当于无极与有极，方以智认为，“费均”为实，是可睹可闻的“现象”，称之为“费”或“显”；“隐约”是不可睹不可闻的“本质”，称之为“隐”或“密”。“公均”则“不落有无”，超越现象和本质。由于现象不可能脱离本质，本质只有通过现象才能得到反映。现象和本质必须同时存在，透过现象才能认识本质。
方以智还强调了本质决定现象，又不离开现象，即“所以然生不得不然，而与之同处”。（注：《东西均》，第1、107、108、98页。）他还进一步否定了外因说，强调从事物内部探求原因。“考其实际，天地间凡有形者皆坏，唯气不坏。人在气中，如鱼在水；地在天中，如豆在脬，吹气则豆正脬中，故不坠”。（注：《东西均》，第1、107、108、98页。）
生生者，气之几也，有所以然者主之。所以者，先天地万物，后天地万物，而与天地万物烟煴不分者也。既生之后，则所以者在官骸一切中。（注：《东西均》，第1、107、108、98页。）
自然岂非所以然乎？所以然即阴阳、动静之不得不然。（注：《东西均》，第1、107、108、98页。）
明其所以然，而安其不得不然，所以然即在不得不然中。（注：《东西均》，第1、107、108、98页。）
这些论述实际上揭示了“道不离器，道在器中”这一命题。可见，方以智“均的哲学”又是一种崇实不废虚、虚实合一的哲学。
二、“均”与“易”
方以智“均的哲学”与易学思想相通。他认为“均”亦具“易”之“变易、不易、简易”的特点，即前引文“物物而不物于物，莫变易，不易于均矣。两端中贯，举一明三。”“物物而不物于物”，语出《庄子·山木》，方以智借以指“均”能均物而不为物均、变易不易。旧谓“易”有三义：易简一也，亦易二也，不易三也。方以智认为“均”既具有变易、不易之性，又两端中贯，持守中道，一“均”也具“易”之三义。“均的哲学”主要是以易学为根据，它与易学具有并立和包含的关系。
既然“均”与易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必须对方以智的易学进行了解。
方以智的易学思想十分丰富。他在承续三世家传易学的基础上，融贯象数、义理诸家之说，鼎薪炮药，创一家之说，企图集我国古代源远流长的易学思想之大成。方以智的易学思想贯穿其哲学研究的始终，形成了完整的理论系统，成为其“均的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易学渊源
方以智“均的哲学”与易学有紧密联系，可以说“均的哲学”直接来源于易学，是对易学的利用和改造，方以智的易学具有家学渊源，《周易时论合编》（以下所引该书简称《时论》）白华堂刊前识语说：“桐山方氏四世精易。”胡宗正在方中通《数度衍》跋内有云：“先生家屡世传《易》，《易蠡》、《易意》、《时论》、《易余》，诸书盈尺，类皆发前人所未发。”四代渊源和屡世传《易》指的是：方以智及其曾祖方学渐、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方以智以家传《易》学会通其外祖和老师之言，成集大成的易学，方以智说：“小子半生虚过，中年历诸患难，淬砺刀头，乃始悟三世之易，虚舟之河洛，宗一公之疑信。”（注：方以智著：《冬灰录·双选社传语》。安徽省博物馆藏有此书抄本。）“三世”指其曾祖、祖父、父亲，虚舟即其老师王宣，宗一公即其外祖吴应宾（1564～1634，字尚之，号观我，又号三一老人，著有《学易斋集》、《宗一圣论》、《三一斋稿》）。
方氏累世以易学相传，其曾祖、祖父、父亲均有易学著作，根据方以智《时论后跋》所言：“家君子自辛未庐墓白鹿三年，广先曾王父《易蠡》、先王父《易意》而阐之，名曰《时论》。”《易蠡》是方学渐的著作，共十卷；《易意》是方大镇的著作，有四卷。关于《时论》，方以智在《时论后跋》内有说明：“家君子……又会扬（雄）、京（房）、关（郎）、邵（雍）以推见四圣，发挥旁通，论诸图说。自晋以后，右王（弼）左郑（玄），而李鼎祚集之，依然皮传钩釽也，至康节乃明河洛之源，考亭（朱熹）表之。学易家或凿象数以言占，或废象数而言理，岂观其通而知时义者哉。一有天地，无非象数也。大无外，细无间，以此为征，不者洸洋矣。观玩环中，原其始终，古今一呼吸也。杂而不越，旁行而不流，此《时论》所以折衷诸家者乎！”
《时论》是“折衷诸家”而成的，尽管方氏家学有所衍变，但是《时论》的宗旨，继承和体现了方氏前二世释《易》的宗旨。马其昶在《桐城耆旧传》卷六中说：“方氏自先曾祖明善（明善为方学渐死后后人所谥之号）为纯儒，其先廷尉（方大镇）、中丞（方孔炤），笃守前钜，至先生（方以智）乃一变为宏通赅博，其三子中德、中通、中履，并传父业，于是方氏复以淹雅之学世其家矣。”（注：马其昶著：《桐城耆旧传》，卷六，第17页上。转引自《方以智晚节考》，余英时著，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70页。）方孔炤释《易》，“笃守前钜”，继承了其祖其父解《易》的宗旨，而方以智广采众说，成为“宏通赅博”的集大成易学。
方以智继承了家传三世之《易》“折衷诸家”的主要的学术传统。方以智在“悟三世之易”的同时，又会通其外祖和老师之言。“吴与钱谦益同是名僧憨三德清的门人，吴、钱都曾作憨三的塔铭。憨三是一个融合儒、道两家的释者……是一个主张三教合一的学者。”（注：方以智著：《通雅》，清光绪六年桐城方氏重刊本，另见侯外庐主编：《方以智全书·前言》，《方以智全书》第一册（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吴观我对方以智佛学和三教合一思想有很深的影响。方以智在《膝寓信笔》内曾说：“外祖吴观我宫谕，精于西乾，与廷尉公（指方大镇）辩证二十年，小子未尝深入其藏，未敢剖也。”（注：方以智著：《膝寓信笔》，《桐城方氏七代遗书本》第25页上。）方大镇、吴观我学说在方以智早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后来得以继承、改造和发挥。“墓下数年，重烹教乘。反复外祖观我公之旨，自合四世之易。”（注：方以智、施闰章合编：《青原志略》，卷八，第8页上，“致青原笑和上”，收入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志汇刊》第三辑第14、15册，台湾丹青图书公司1985年印行。）方以智对吴观我赞赏备至：“圜三宗一，代错弥纶，集大成，破群疑，其功大矣！”（注：《冬灰录》卷首，《金谷葬吴观我太史公致香语》。）再看老师王宣对他的影响，王宣，字化卿，号虚舟，著《风姬易溯》。方以智这样评价王宣的《易》学：
智年十七八即闻先生诸论，旷观千世，间引人闻道，深者征之象数。其所杂著多言物理。是时先生年七十，益深于《河》、《洛》，扬（雄）、京（房）、关（郎）、邵（雍）无能出其宗者。智方溺于词，得先生之必传，心重之，自以为晚当发明……。（注：《浮山文集后编·虚舟先生传》。见《清史资料》第六辑，第18页。）
王宣所著《物理所》对后来方以智《物理小识》多有启发。方以智在《时论后跋》内说：“余小子少受《河》、《洛》于王虚舟先生，符我家学。”方以智中年以后在给张自烈的信中则明确说，“年五十则专心学《易》，少所受虚舟先生河洛象数，当推明之，以终天年，人生足矣”。（注：方以智著：《浮山文集前编》，卷八《岭外稿》中《又寄尔公书》，此又见《桐城方氏七代遗书本》的《稽古堂文集》卷下。）在《通雅》卷首之一《音义杂论·考古通说》中说“王化卿先生长于吾桐，最精河、洛”。由此可见他对王宣的推崇和王宣易学思想对他的影响。
方以智继承了从其曾祖到其父渊源相传的“三世之易”的精髓——“公因反因”说和王虚舟“中五”说、吴观我的“三一”说，方以智正是将这些学说熔为一炉，并折衷诸家，构成了他那庞杂而又包含丰富辩证思维的“均的哲学”体系。方以智的易学思想本身就是运用和合、折中的方法形成的集大成易学。方以智以“公因反因”说为核心，将诸家之说融贯为一，构成了一个以《易》学为核心内容的“均的哲学”体系。这与时代自然科学进步也是分不开的。
方以智的《易》学思想，在他专门的著作《五位纲宗》、《图像几表》、《学易纲宗》、《易余》、《易义》、《易筹》、《易图》等中都有反映。《图表几象》八卷，根据侯外庐先生的研究，就是《图考》。方以智在 《通雅》自订《凡例》中说：“少受河洛于王虚舟先生，又侍中丞于法司（指方孔炤在崇祯庚辰1640年被杨嗣昌诬逮诏狱），闻黄石斋先生之易，别有折中论说。”“此天人大原，象数历律之微，尽本诸此。《通雅》类中，或偶举大概，不敢细述，别作《图考》。”《图像几表》附于《周易时论》，是方以智阐发家传“象数”《易》的精心之作，不仅搜罗了丰富的《易经》象数，而且给予了详细的文字说明论证。《易余》之目，见于朱彝尊的《经义考》卷六十四，马其昶的《方以智传》内亦有著录。目前研究方以智易学只有以《易余》、《东西均》、《周易时论合编》为主要根据。
《周易时论合编》共23卷；包括《图像几表》八卷，及“周易上、下经八卷，系辞上、下传四说卷，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各一卷”十五卷。顺治十七年（永历十四年，1660）刊本；白华堂根据余飏所藏秘本，由李世洽鉴定梓行。白华堂刊前识语记述了刊刻动机、全书主旨和对该书的高度评价：
桐山方氏四世精易。潜夫先生研极数十年，明此一在二中、寂感同时之旨。邵、周、程、朱是为正铎，而理寓象数、中旁皆通。近代王阳明、焦弱侯、管东溟、孙淇澳、高景逸、黄石斋、倪鸿宝诸先生之说，万派朝宗矣。一切生成、天然秩序、元会呼吸、律历征几、通志成务、体用神明、兼该悉备，实造化人事之橐龠，百家九流之指归也。本坊特恳季芦先生手授秘本，公诸海内，诚古今之奇书，识者珍之。
“桐山方氏四世”即指方学渐、方大镇、方孔炤、方以智。“潜夫先生”即方孔炤。“季芦先生”即余飏（字赓之。），方以智乡试中举的座师，为《时论》作序。“一在二中、寂历同时”为全书主旨。
余飏晚年给方以智的一封信中说：“《周易时论》，此君家四代渊源，门外汉何能窥见。”（注：《青原志略》卷八，《寄药地尊者》，第12页上。） 《周易时论合编》是方孔炤、方以智及其家传易学的集大成。其主要部分虽在方孔炤生前完成，但未竟之业却是由方以智命三子合编完成。方以智《时论》“后跋”、“又跋”云：
家君子自辛未庐白鹿三年，广先曾王父《易蠡》、先王父《易意》而阐之，名曰《时论》，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又八年抚楚以议剿谷城，忤楚相，被逮。时石斋先生亦拜杖下理，同处白云库中。阅岁有八月。两先生翛然相得，盖无不讲易朝夕也。肆赦之后，家君子特蒙召对，此两年中又会扬、京、关、邵，以推见四圣。发挥旁通，论诸图说。……忽忽十五年，老父归卧环中堂，《时论》又再易稿矣。……合编未竟，遗命谆谆。时当病废，墓庐碌趚，命儿子德、通、履合前后稿而编录之。
由此可见，《时论》不但是方孔炤、方以智两个人的精心杰作，同时也是方氏易学之集大成，其中蕴涵着方以智的许多哲学思想。《时论》，根据彭迎春的研究，“此书乃方孔炤、方以智二人合著”，“孔炤与密之父子二人，均为《时论》的编撰者”，“《时论·图像几表》与《时论·经传部分》都是我们研究密之易学思想的重要材料，至少是，凡明确标以‘智曰’、‘智按’之类者，我们都可以放心地把它作为密之的议论来加以研究、引用。”（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3卷第4期，第72页。）
2、易学与“均的哲学”
方以智往往把“易”泛指，将伏羲之《易》、文王、周公之《易》、孔子之《易》统称为“四圣人之《易》”。他认为，诸圣人之《易》，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圣人注解天地自然的变化运动，所以他又称为“天地之《易》”。“天地之《易》”才是最根本的“易”，是“四圣人之《易》”的本源，先天易学为《周易》之根源。他说“天地露泄之，马体变龟用，而人不悟，此天地之棘栗蓬也。伏羲露泄之，以奇浑偶，而人不悟，此伏羲之棘栗蓬也。文王露泄之，转东西为南北而轮回之，反对相续，而人不悟，此文王之刺栗蓬也。孔子露泄之，杂上、下经而交易之，取三互之《大过》而颠之，天何言而代错，而人不悟，此孔子之大棘栗蓬也”。（注：《东西均》，第146页。）“四圣人于《易》之冬至，见天地之心，此推论呼‘心’之始矣”。（注：《东西均》，第106页。）所以他说：“愚曰：《易》者，尽情之书也，圣人之情见乎词，而天地万物之情见矣。”（注：方以智著：《易余·薪火》，安徽省博物馆藏有此书抄本。）这个说法，在《易》的起源问题上，继承了《易传》所谓“圣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作《易》的唯物主义观点。
“《易》以无是非示人”，方以智据此形成“均的哲学”的调和性特点。方以智一方面认为《周易》是一本占卜书，他在自己的著作里，对蓍法和策数多有谈及，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这部书所讲的占卜，只是“艺”，属于形式，而它的内容，却在于“立教”。他说：“《易》冒天地，为性命之宗，而托诸蓍策，以艺传世。”（注：《东西均》，第105页。）他认为《易》的宗旨是讲天地间的“性命”之道，而占卜只是它藉以传世的形式。方孔炤说：“一部全易，万世蓍龟，奉此圣论而已。”（注：《时论》卷十一，第5页下。）方以智说：“应对《诗》、《书》，皆揲灼也，玉帛钟鼓，皆蓍龟也。”（注：《时论》卷十，第60页下。）“中土以《易》为均，其道并包，而以卜筮之艺传于世”（注：《东西均》，第1页。），方以智曾经说过，《易》就是因为它“托诸蓍策”，而免于秦灾，从而流传下来。《易》是透过其占卜形式而发挥它对各类人的教化作用的。他说：“《易》故以天理其欲，而以蓍龟忘其法，以礼乐田其情，而以学畜其灵教。悟者眯悟，不教悟者真悟，逼揠之门不少矣。”（注：《易余·约药》。）正因为他把《易》看作圣人“立教”的著作，所以他将《易》视同《春秋》。他说：“知伦物切于《春秋》，《春秋》养于礼乐，礼乐载于《诗》、《书》，而《易》以统之，即以泯之。故曰《易》袭《春秋》，《春秋》律《易》。”（注：《易余·薪火》。）“《春秋》准《易》。”（注：《东西均》，第43页。）《时论·凡例》说：“故《易》冒天下之道而立仁与义，以宰其阴阳刚柔，政府既立，权统君民。”方以智还将《易》与《诗》作比，他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反复之，引触之，比兴而已矣。……言为心苗，有不可思议者，谁知兴乎？知《易》为大譬喻，尽古今皆譬喻也。尽古今皆比兴也，尽古今皆《诗》也。存乎其人，乃为妙叶，何用多谈？”（注：《通雅》卷首之三，“诗说”。）关于《春秋》的作用，方以智认为就是能评断是非，所谓“《春秋》则公是非之权也。”（注：《东西均》，第82页。）“权”即“衡”意。方以智著作中的“衡”，含义就是达到“不落是非，是非双遗”的所谓“至平”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易》以无是非示人，即以公是非告人”（注：《东西均》，第45页。）。“无是非”其意即指“公是非”，也就是不落是非，是非双超的意思。方以智据此形成“均的哲学”的调和性特点。
方以智《易》学思想中的辩证法内涵是“均的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易》最早体现了“合和”、“和合”的文化精神《乾卦》卦辞为：元、亨、利、贞。《周易·乾文言》称“元、亨、利、贞”为“君子四德”，“‘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君子四德”中就出现了“合”与“和”，“合礼”、“和义”是君子必备之德。
《周易·象传乾卦》“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道出了“合”、“和”就是要合于自然，和于人。关于“合”于自然，《乾文言》的解释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关于“和”于人，《周易·象传咸卦》中这样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就是说，天地间阴阳之气合和交感，天下便能安康和平。圣人要做到与民众的合和交流，就必须顺应天地之间和合交感而产生的变化，“与天地合其德”，而“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就意味着生长变化。所以必须“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注：《周易·系辞下》。）圣人“和”人的要旨在“变”，顺应天地万物的变化而变化，就是要发展，不停留于原有的生产、生活水平上，有所创造。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至所以被称为圣人，就在于“合于自然，和于人”，有所创新。所以，《周易·系辞上》称“日新之谓盛德”。“变”和“新”也是“和”本身应有之意。方以智正是利用这一观念，形成“均的哲学”的进化论思想。
《周易》历来就被人们视为以阐发“简易、变易、不易”思想为宗旨的著作，方以智自觉地继承了这个传统，在论述“变易”与“不变”关系时，充满了辩证思维。对于《系辞》的“生生之谓易”这一著名论断，易家皆有注解，但只拘于作字面解，没有充分阐发，尚未形成系统的思想，韩康伯解曰“阴阳转易，以成化生”（注：转引自楼宇烈著《王弼集校释》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张载解为：“生生，犹言进进也”（注：张载著：《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90页。），朱熹诠为：“阴生阳，阳生阴，其变无穷，理与画皆然”（注：朱熹著：《周易本义》，天津古籍书店1986年版。）。方以智则对“生生之谓易”进行了发挥，其思想远比他们详细和深刻。
方以智说：“易者，征天地之几也”（注：《东西均》，第108页。）。“几者，微也，危也，权之始也，变之端也。”（注：《东西均》，第24页。）认为《易》是揭示天地运动变化之几微的著作。方以智“均的哲学”认为，运动根源于它自身的内在矛盾。方以智还是从广义逻辑意义上使用“矛盾”概念的第一个人，他说“设教之言必回护，而学天地者可以不回护；设教之言必求玄妙，恐落流俗，而学天地者不必玄妙；设教之言惟恐矛盾，而学天地者不妨矛盾”。（注：《一贯问答》。）他承认矛盾的实在性，这无疑是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史的一个杰出贡献。王永祥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早在黑格尔之前二百年，即十七世纪的中叶，生活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方以智，在继承古代朴素的对立面统一思想和思辨辩证法的基础上，改造了由韩非所提出的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否定性‘矛盾’概念，以直观的形式提出了朴素但又具有思辨意味的辩证的‘矛盾’概念，阐述了矛盾的辩证法，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朴素矛盾辩证法的集大成者。”（注：王永祥著：《中国古代同一思想史》，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400页。）方以智把矛盾普遍性的思想概括为“尽天地古今皆二”。“天地”指空间，“古今”指时间；而一个“尽”字，一个“皆”字，就表明矛盾无处不有，无时不在。他指出：“昼夜、水火、生死、男女、生克、刚柔、清浊、明暗、虚实、有无、形气、道器、真妄、顺逆、安危、劳逸、剥复、震艮、损益、博约之类，无非二端。”（注：《东西均》，第38页。）“二端”既相对又相依，故称之为“对待”，“夫对待者，即相反者也”，（注：《东西均》，第38页。）意即“矛盾”。“吾尝言天地间之至理，凡相因者皆极相反”。（注：《东西均》，第38页。）这个结论的得出，标志着我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是方以智对我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划时代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