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证据法与先秦史研究四题（专题讨论）——“爰田”是什么样的土地制度？——兼论银雀山竹书《田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题讨论论文,先秦论文,史研究论文,土地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爰田”(一作“辕田”)是春秋战国时期一种重要的土地制度，在《春秋左传》、《国语》、《汉书·地理志》等史籍中均有记载。春秋时晋国“作爰田”后，很快强盛起来，至晋文公时就成为号令中原的霸主。自此，晋国长期左右春秋的局势，几度登上霸主的地位，国富兵强，雄踞中原，这与“爰田”制的实施是分不开的。至于战国时商鞅在秦国“制辕田”，更使秦国在西方迅速崛起，成为头等强国，“东雄诸侯”，为此后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那么，“爰田”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地制度？它在晋国和秦国实施的情况如何？对此，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有的学者研究，关于“作爰田”的解释，从古到今，共有“九种说法”[1]。实际上，在这九种说法中，主要有两种：一说“爰田”为“赏田”，一说“爰田”为“换田”。近年来，由于银雀山竹书《田法》的发表，主张后说者逐渐增多，但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合理解决。今特作如下剖析，并陈述自己的研究心得，以此求教于方家。
一、释“爰田”为“换田”，矛盾重重，无法自圆其说
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爰田就是换田”[2]，“爰田制即定期换地换房”[3]。这种解释，一经结合历史记载，便无法自圆其说。
第一，各种历史记载都说春秋时晋国“作爰田”，“作”有开创、造作之意，而“定期换地换房”是一种古制。《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解诂叙述“圣人制井田之法”云：“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硗确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财均力平。”这种“三年一换土易居”的制度，到春秋时已不再实行。如果晋国要恢复这种“定期换地换房”的古制，在语词上应该用“复”，怎么可以称“作”呢？
第二，按照一般的历史规律和发展趋势，春秋战国时期的土地制度应该从交换或轮换向固定转变，从国有或公有向私有转变。如果把“爰田”解释成“换田”，就与历史发展的规律或趋势相矛盾。《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废。商鞅相秦，复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复易居也。”孟康这里的解释，自相矛盾，越说使人越糊涂。按照孟康的意思，“三年爰(换)土易居”的古制后来不实行了，到商鞅相秦时又恢复“爰田”的制度，显然他认为“爰田”就是换田；但商鞅恢复的“爰田”规定：“上田不易”、“不复易居”，即土地和居室由使用者长期固定下来，不再交换，这怎么能讲商鞅是“复立爰田”即恢复换田呢？虽然田地有“中田一易，下田再易”，可以“爰自在其田”，即在自己的土地上换来换去；但若耕种者所得是“不易”的“上田”，如何换法？
第三，如果把“爰田”解释成“换田”，与当时的历史实际情况完全对不上。晋国“作爰田”是在韩原之战被秦打败、晋惠公被俘即将释放时施行的。《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述：
晋侯使郤乞告瑕吕饴甥，且召之。子金(瑕吕饴甥字)教之言曰：“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惠公子)也。’”众皆哭，晋于是乎作爰田。
《国语·晋语三》亦记其事说：
公在秦三月，闻秦将成，乃使郤乞告吕甥。吕甥教之言，令国人于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将归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且赏以悦众，众皆哭，焉作辕田。
由上述可知，晋国“作爰田”是晋惠公为了稳定国内局势、讨好有权大臣，而委托其亲信“以君命赏”、“赏以悦众”的。“以君命赏”，显然不可能是“换田”。也许有人会说，一部分本来得坏地的人换到了好地，这不是受“赏”了吗？那么，必有一部分本来得好地的人换到了坏地，他们一定会产生不满情绪。再说，那些换到好地的人过一段时间又要换回去，这怎么能说是“赏”呢？关于秦国“制辕田”的情况，《汉书·地理志》曰：
(秦)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阡陌，东雄诸侯。
《汉书·食货志》也说：
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倾邻国而雄诸侯。
从上述记载中可见，秦国“制辕田”，也完全是为了“急耕战之赏”，因而实施后称雄于诸侯。如果“辕田”是“定期换地换房”，把好地和坏地定期换来换去，这怎么能说是“急耕战之赏”呢？
第四，“爰田”和“换田”实施的对象显著不同。晋国“作爰田”施行时，据《左传》记载，是“朝国人而以君命赏”。瑕吕饴甥后来又点明其意说：“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忧，惠之至也。”《国语》亦载晋国“作辕田”时，“令国人于朝”，“告二三子”，“赏以悦众”。可见“爰田”所赏的对象是“国人”和“群臣”。其“众”的范围不会很大，所以又称“二三子”。这里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国人”的身份。《国语·齐语》载管仲“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其中“士乡十五”。韦昭注：“此士，军士也。十五乡合三万人。”显然，“军士”是“国人”的主力。《孟子·滕文公上》记孟子复古的经济主张曰：“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足证“国人”和“野人”在经济上有不同待遇。“国人”尤其对国君的废立、卿大夫的存亡、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都可以进行干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史记·周本纪》载：周景王崩，诸子争立，“国人立长子猛为王”；《左传·定公十三年》记：晋范氏、中行氏伐公，“国人助公，二子败”；如此等等。由上分析可知，晋国“爰田”所赏的对象，是在“国”(国都)中居住，在军事、经济、政治上有特殊权力的“国人”和“群臣”；而“换田”或“定期换地换房”所实施的对象，主要是在田野耕作的“野人”和“庶民”。两者施行的对象如此不同，怎么可以混为一谈？
把“爰田”和“换田”混同起来的做法，历来有不少学者察觉其谬误，指出其不是一回事。清人俞樾申述：“古田三岁一易之制，与《左传》‘辕田’无涉。”(《茶香室经说》卷十四)张文
也辨正说：“晋之‘作爰田’，并非三岁一易之法。”(《螺江日记续编》卷一)当代学者杨伯峻进一步指明：“昔人以爰田与古人之休耕强为比附，故不得其正解。”[4]可惜这些学者的辨正和申述，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二、“爰田”的意义及其实施情况
“爰田”的“爰”，它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在《说文解字》中已讲得很清楚。《说文·
部》释“爰”曰：“爰，引也，从从于。”段玉裁注：“此与手部‘援’意义皆同。……者相付，取相引之意；于亦引词，与爰双声。”《说文》同部释“”谓：“，物落上下相付也，从爪从又(手)。”段注：“以覆手与之，以手受之，象上下相付。”从上引《说文》与段注的解释可知，“爰”是“援”的本字，与“援”的意义完全一样；它的意思是“引”，由“从爪从手”的“”字构成，与“”(“上下相付”)的意思当亦相近。同时，《说文》释“爰”又补充道：“籀文以为车辕字。”段注云：“此说假借也。‘辕’所以引车，故籀文车辕字只用‘爰’。”由此明白，在大篆书写中，“辕”往往用“爰”代替，因为“辕所以引车”，而“爰”的意思也是“引”，故可通假，因而“爰田”也可做“辕田”，它们都是互相援引、“上下相付”的田。晋惠公为了与“国人”、“群臣”结“援”，乃用公田“以君命赏”，这就叫“作爰田”。此后，吕甥更点明其意，号召群臣“征缮以辅孺子，以为君‘援’。”(《国语·晋语三》)秦国商鞅为了“引”导耕者多产粮食、战士勇敢杀敌，也以公田为“赏”而“制辕田”。从《说文》对“爰”字的阐解、与“辕”字的通假，再结合晋、秦的历史实际，所谓“作爰田”和“制辕田”的实际意义，其背景和目的，难道还不清楚吗？
再看晋国“作爰田”的实施情况。晋惠公在未当上国君而作为公子夷吾流落于秦国时，为了与晋国中有权势的大臣结“援”，就曾答应以“田”酬谢。他对人说：“中大夫里克与我矣，吾命之以汾阳之田百万；丕郑与我矣，吾命之以负蔡之田七十万。”(《国语·晋语二》)这当是“作爰田”的开始。韩原之战后，晋惠公为与“国人”、“群臣”结援，乃正式“作爰田”并付诸实施，用公田“赏以悦众”。自此，晋国历史上“爰田”之事不断。如晋景公“赏士伯以瓜衍之县”，告之曰：“吾获狄土，子之功也。”(《左传·宣公十五年》)因功结“援”，“付”之以田，这就是“爰田”。晋卿赵鞅率师与支持范氏的郑军战于铁，下令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左传·哀公二年》)公家拿出大批田地赏众，以结援战斗中的有功者，鼓舞士气，这当是“爰田”制的继续。由于晋国“作爰田”，把大批公田赏给有功之臣，以致有人议论：“韩赋七邑，皆成县也。”(《左传·昭公五年》)晋国的韩氏有七邑之赋的收入，这七邑都是大县。到春秋末年，晋国的形势变成“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银雀山竹简《孙子兵法·吴问》)。其公田被有权势的卿大夫瓜分殆尽，公室岌岌可危。这是晋国“作爰田”所始料未及的。
战国时秦国商鞅“制辕田”，其实施情况则出现另一番结果。《商君书·徕民》记商鞅制定政策曰：“今利其田宅……然则山东之民无不西者矣。”商鞅为“引”导山东其他诸侯国之民到西方秦国来，以增强秦的国力，主张“利其田宅”，即多“付”给他们田地住宅。这种为“引”导和结“援”而多“付”的田地，就是“辕田”。《商君书·境内》又规定：“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为“引”导战士杀敌立功，以“援”助国家多打胜仗，而“益田”即多“付”的田地，显然也是“辕田”。秦赵长平之战前夕，赵豹称秦国的军队，“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战国策·赵一》)，即秦军中作战勇敢者都能得到上等的田地。这种以“援引”为目的而“付”的“上地”，就是秦国“制辕田”的施行实况。战国后期，荀子议论秦国的军队，“忸之以庆赏”，“功赏相长”，因而“最为众强长久”。秦军所“赏”的，当然包括田宅，亦即“辕田”。荀子接着又说：“(秦军)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荀子·议兵》)杨倞注：“利其田宅，故多地也；以正，言比齐、魏之苟且为正。”秦国因为“辕田”制的实施，士兵勇敢杀敌可以“多”得田宅，“列之上地”，故在诸侯国中“最为众强长久”。荀子论述说：秦国已经“四世有胜”，这不是他们“幸”运，而是有“数”即技术，赏罚得当啊！显然，“辕田”制的施行，是秦国强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应该说明，赏赐田地之事，自西周以来早已出现。西周金文中就有“锡(赐)于队一田”(《卯簋铭》)、“锡女(汝)田于野”(《大克鼎铭》)等记载。到春秋时期，赏赐的田地仍相当多。如《左传·闵公元年》记：“(晋献公)赐赵夙耿，赐毕万魏”；《左传·僖公元年》载：“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晋“作爰田”和秦“制辕田”，与以前的“赐田”相比，又有如下一些特点：
(1)所赏对象甚多。晋“爰田”赏给“国人”和“群臣”，后又发展为战争立功者；秦“辕田”赏给西来之民和大批作战勇敢、立军功者。
(2)赏赐有专门的用途。如晋惠公被俘在外而“作爰田”，是为了求得国内有势力者的援助；商鞅变法“制辕田”，是为了引诱东民西来和奖励军功，提高军队战斗力。
(3)赏赐时集中划出一定的范围。因为赏赐的人数较多，数目较大，总得有个统筹安排。所谓“作爰田”、“制辕田”的“作”和“制”，当就是规划、安排的意思。
总之，春秋战国时代晋“作爰田”和秦“制辕田”，是在新形势下一种有计划、有目的、规模较大、涉及人数较多的田地赏赐制度。它的实施，对当时的历史发展曾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土地制度发展史上也有极重要的意义。
三、银雀山竹书《田法》与“爰田”无涉
近年来，银雀山竹书《田法》发表。《田法》中有云：
……巧(考)参以为岁均计，二岁而均计定，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民毕易田，令皆受地美亚(恶)□均之数也[5]。
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是“我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早期的法律规定”[6]，记述“春秋战国时代爰田制”[7]，“表明田齐时代仍然实行定期交换耕地的政策”[3]。由于上述观点，与历史事实有较大出入，因此不能不再作专题辨析。
首先，《田法》不是“法律规定”，而是学者论著。综观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其中有许多与今传学者著作相合，有许多是议论性文字。如“《王兵》篇与《管子》中的《参患》、《七法》、《地图》等篇文字相合”[8]；“《兵令》篇与《尉缭子》的《兵令》上下相合”[9]；《守法》篇“内容多与《墨子》之《备城门》及《号令》等篇相近”[5]；《要言》、《市法》、《王法》等篇多议论性文字。如《要言》：“治家莫如穑(啬)，治官莫如公以直矣”；《市法》：“王者无市，霸者不成肆，中国利市，小国恃市”；《王法》：“臣闻之，大国行仁义，明道德，中国守战，小国事养，天地之礼(理)也。”[5]上述这些文字，都不可能是“法律规定”。就拿《田法》来说，其议论文字也不少：
什八人作者王，什七人作者霸，什五人作者存，什四人作者亡。……王者一岁作而三岁食之，霸者一岁作而二岁食[之，存者一岁作十八月食]之，亡者一岁作十二月食之。……大国为本作，中国有便作，小国以便作为本作[5]。
由此完全可以肯定，银雀山竹书《田法》是一篇学者论著，它和《睡虎地秦墓竹简·田律》这样的法律规定，其性质是不同的。
其次，《田法》所述“更赋田”、“易田”，这不是“爰田”制。如上所述，把“爰田”解释成“换田”或“易田”，结合历史记载有四点讲不通，矛盾重重，无法自圆其说。“爰”字在《说文解字》释为“引”，是“援”的本字；从它的字形结构来看，上从“爪”，下从“又(手)”，象“上下相付”之意。同时，“辕”是“引”车的，与“爰”意义相近，故“爰田”亦作“辕田”。这种以结“援”、“引”导为目的而“上下相付”的“爰田”(“辕田”)，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晋国和秦国，有大量关于其实施情况的记载。而农户之间的“换田”或“易田”，只见于《公羊传》何休注、《汉地志》注引孟康说以及银雀山竹书《田法》等一些学者论著，它是一种传说、设想、主张和要求，在春秋战国的史籍记载中从未见其踪影。《周礼·大司徒》和《汉书·食货志》也未谈到农户之间的“易田”。因此，把它与春秋战国间大量实施的“爰田”制混为一谈，显然是不合适的。
再说，《田法》所论“易田”之事，含糊混乱，是不可能实行的。该文先说：“[一岁]巧参以为岁均计，二岁而均计定。”这似乎是对官吏的要求，在二年内定出均平的计划。接着说：“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民毕易田。”既然三年统一更换授田，怎么会十年“毕易田”？如果三年更换三分之一，应该九年更换完毕。这大概是个换田精神，三年换一批，十年全部换。下文又说：“山有木，无大材，然而斤斧得入焉，九而当一。……罟网不得入焉，百而当一。……蒲苇……石……百而当一。”这一段有关授田的计数标准，与《管子·乘马》大体相同，应该是稷下学者的设想。但这样把大批沼泽、荒地，成“百”倍的授予农民作为份地，恐怕是不能兑现的。关于“换土易居”的办法在周代是否实行过，清人孙诒让根据《周礼》的规定驳斥说：
授田既视人数，则不得分年易居。倘如许(慎)何(休)诸说，则是家七人受上田者，次年换受中地，更次年又换受下地，将不足以给其养。田庐改易，纷扰无已，更无论矣(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十九)。
陈立亦称这种制度，“年年更换，不胜其扰”，“窒碍种种，恐非久计也”(陈立：《公羊义疏》卷四十八)。我们可以设想，统一更换授田：若坏田换到好田，当然高兴；若好田换到坏田，必然怨恨。而且三年只更换三分之一，要十年才全部更换完毕。在这十年中，得好田者要慢些更换，得坏田者催快些更换；哪些地方先更换，哪些地方后更换；哪家换哪块田，如何达到公平合理：官吏百姓互相扯皮，必然闹得纷纷扬扬，国无宁日。有远见的统治者，必然不会采用这种主张。
综上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明晰的结论：
(1)“爰田”的“爰”，据《说文解字》，它的意思是“引”，是“援”的本字；其字形上从爪，下从又(手)，像“上下相付”状。同时，“辕”是“引”车的，与“爰”意义相近，故可通假。“爰田”(“辕田”)就是为了“引”导和结“援”而“上下相付”的赏田。这个解释与春秋时晋国“作爰田”和战国时秦国“制辕田”的历史背景完全符合，而且在《左传》、《国语》和《商君书》中有大量关于其实施情况的记载。
(2)把“爰田”解为农户之间的“换田”制，结合历史记载，有四个难点讲不通，矛盾重重，无法自圆其说，因而必须予以纠正。
(3)近年发表的银雀山竹书《田法》，是与《管子》、《尉缭子》同类性质的学者论著而非法律文件。其中论述的“三岁壹更赋田，十岁而民毕易田”，是齐国稷下学者的一种设想和主张。由于它只是定了一个大体的框框，没有进行严密的规定和论证，一旦实行会带来极大麻烦，因此不可能被哪个统治者首肯和采用。战国时代还有人主张“更赋田”和“民易田”，以保持庶民的“均平”，这在思想史上应该有其一席之地，但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认为它是战国时代施行的“爰田”制，更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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