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长篇小说给女性文学的启示——兼论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的风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文学论文,长篇小说论文,风貌论文,两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位女性教授作家在1993年不约而同地捧出了两部长篇力作：王晓玉的《紫藤花园》，马瑞芳的《蓝眼睛·黑眼睛》。
1993年是一个颇为奇特的文学年代，神圣的创作开始变成被“炒”的对象，某部长篇像地皮、股票、花园别墅、歌星影星一样炒得滚热发烧，尚未问世之前，就要炒出一部当代的《红楼梦》来；然而，炒风一过，文学界终于发现它就是它，而不是《红楼梦》。看来，炒并不能提高文学作品的价值。同样地，不炒也不会降低作品本身的价值，《紫藤花园》和《蓝眼睛·黑眼睛》的悄然来到就是最好的证明。
是的，它们悄悄地来到了，当人们发现后，便不能不注意，不能不欣赏，不能不赞叹。它们是文学的景观，更是女性文学的景观，是继《沉重的翅膀》与《玫瑰门》之后，女性文学向长篇进军的标志和收获。晓玉是一位有着鲜明的女性意识的作家，她的《紫藤花园》明确说明“叙述一名女子的坎坷、奋斗的命运”。瑞芳的《蓝眼睛·黑眼睛》描写大学校园内的老中青知识分子，有男有女，而写得最好的是几个女性人物，极其需要从女性文学的角度去解读。因此，本文着重阐释两部长篇力作为女性文学所提供的新内容、新视角，以及由它们所显示出来的中国90年代女性文学的风貌。
女人与永恒：走出单一的悲剧模式
80年代的女性文学留下了张洁那句名言“你将格外不幸，因为你是女人”，女人的不幸和不幸的女人曾经是女性文学崛起之时的一种审美模式，一个共同母题。这样的审美模式和文学母题无疑是有生命力的，只要对女性歧视和由性别给女人带来的格外痛苦存在着，那么，它就不会消失。但是，如果女性文学仅仅局限于此，总是在女性的命运中去寻找不幸，总是将不幸与女性联系在一起，那么就会陷于偏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魏玛莎认为那种悲剧性的女主人公会使人产生沮丧感：“还有种劳累一生、又不幸的女人，如《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虽然我很同情，也非常敬佩她，但她们活着的报应只是自我毁灭，这令我沮丧。”①的确如此，过多的悲剧并不美妙，不能把美好女子的毁灭视为西西弗斯的神话——一种永远的无休止的反复。女性文学不等于悲剧文学，正像女性不等于悲剧一样，只看到不幸的女性文学是不完整的。在经过了具有沉重悲剧色彩的文学年代以后，女性文学需要走出单一的悲剧模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紫藤花园》和《蓝眼睛·黑眼睛》作出了贡献。
这两部小说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摒弃了悲剧意识，尽管前者所表现的生活背景是30年代的上海，所刻划的女主人公是个女佣；而后者所表现的生活背景是80年代的城市，所刻划的女主人公是大学女教师和女学生。两位女作者在女主人公身上寻找的不是女性的不幸，而是女性的永恒美德。
有没有女性的永恒美德？女性的永恒美德是什么？女性的永恒美德对于人类有什么意义？最早注意这些问题并从中获得某种感悟的并不是女作家，而是男作家。康德认为：“女性的智慧同男性的智慧不相上下，差别只在于：女性的智慧是美的智慧，我们男性的智慧是深沉的智慧。”②而歌德则为自己的巨著《浮士德》题词道：“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飞升。”曹雪芹更把女性永恒的精神光辉推向极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③就是说，女性的永恒美德是人性散发出精神光辉的那一部分，可以荡涤污泥浊水，可以提高升华精神的境界。这种观点高度地重视和评价女性美德的精神力量，与歧视女性的西方第二性的价值判断和中国“三从四德”的道德规范相抗衡，它的深刻思想在于从人类学的角度肯定女性自身所蓄积的美，启发妇女在争取客观环境的转化、改变的同时，应该最大限度地去释放内在的精神能量，发挥美的智慧，影响人类的精神整体，从而将妇女的独立和解放导向对永恒的追求。
《紫藤花园》与《蓝眼睛·黑眼睛》所显示出来的人文精神是与此一脉相承的，旨在发掘女性的美好精神及其价值。只要深入体味一下，那么还会进而发现，“紫藤”、“黑眼睛”都已经成为中国女性美好精神的体现、凝聚、象征和指称。在《紫藤花园》中，植物紫藤的形象与女主人公紫藤的形象是相重合的。紫藤，“那种色彩和香味都极淡雅幽静的紫花”，被作者用来作为自己所褒扬的女主人公的名字，暗示出人物形象具有紫藤的品性、紫藤的精神；作者对植物紫藤所作的多次描绘，也融进了人物紫藤的性格在内。两个形象的重合寄托着作者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追求。“黑眼睛”也蕴含着丰富的美学内涵，《蓝眼睛·黑眼睛》的作者把“黑眼睛”给了自己最喜爱的两位女主人公——米丽和丛雪，她们都有一对“黑珍珠似的眼睛”，也同样都有美丽的心灵。黑眼睛，中国女性的骄傲，外在美和内在美的结晶，这就是作者赋予“黑眼睛”的独特内涵，体现着她对永恒女性的探求。
《紫藤花园》的女主人公紫藤是个丫头，但从她陪着出嫁的大小姐李可心到沈家花园以后，就用她的机灵和智慧、善良、正义去对待、关怀周围的人。她善解人意，善于体察别人的痛苦和不幸，善于为人排忧解难。完全是出于同情和怜悯，她才接近沈家花园的主人沈源，因为他是个被欺骗的丈夫，是个在日军的刺刀下办厂的实业家，是个在家里厂内都感到孤立无援的男子。紫藤那“明达事理、从容沉着、温和体贴”的优秀品性，不仅支持了沈源，而且支撑了沈家，就像那枝在沈家花园里栽活了的紫藤渐渐覆盖了整个花园一样。也正是这些品性，使她始终堂堂正正做人，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和尊严，使得沈源爱她、尊重她，在自己心中、在设计图上把“沈家花园”改成“紫藤花园”。虽然紫藤的女仆身份始终没有改变，然而她的精神世界却一直散发着女神的光彩，不但在沈源心目中，而且在司机田大勤、黄包车夫林水根的心目中，她都像一尊给人以美和善的命运女神，永恒的女神。
作者在全书中着力突出的是紫藤精神的永恒性，而不是时代性。在历尽沧桑的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在战乱动荡、生离死别和贫穷、批斗的人生骇浪中，紫藤所表现出来的处变不惊、随遇而安、运筹帷幄的生存能力，令人叹为观之，这是一种由个人的智慧品德和原始母性混合酿成的生存能力，因此是永恒的。作者有意点明紫藤不是新女性：“她整理着她（指李可心）的书桌。有一本书的题名引起了她的注意：‘新女性的出路在何方？’在何方？紫藤想。谁是‘新女性’？紫藤又想。她觉得这两个问题对她紫藤来说，未免都太遥远太不着边际太于己无涉了。”可见紫藤没有浸染在时代的潮流之中。然而，不是新女性的她，却不失为一个好女子，作者对她的审美评价所用的尺度显然不是历史的、时代的尺度，而是永恒的、人性的尺度。她在紫藤身上挖掘的是女性所有的亘古不变的美好的人性，始终存在于人类生存中的女性的活力。紫藤并没有走入妇女解放的社会圈，不是现代女性的楷模；然而，她的真善美的精神光华却是现代女性所应该具有的。如果一个获得了解放的现代女性，摒弃了紫藤精神，那么她就不可能是一个好女子。新而不好的女子何其多也！作者之所以为紫藤唱赞歌，大概也有感于此吧？
无独有偶，对紫藤精神的钟爱之情同样也在《蓝眼睛·黑眼睛》中有着浓浓的流露，这部长篇小说的女主人公恰恰是具备紫藤精神的知识女性。子午大学中文系女讲师米丽和女学生丛雪是一对境界相同，互为补充的女性形象，“黑眼睛”的代表者，两个由中国古典文化造就的女子，纯净如水，执着如山，超凡脱俗，淡泊自若。她们有的是真才实学、真情实意，绝不与嫉妒、虚荣、献媚、取巧为伍。米丽豁达开朗，立志“做什么就要出类拔萃、精益求精”，即使做一棵小草，也要把大道装点得更加美丽；丛雪典雅自重，洁身自好，追求完美，即使死，也要在爱中死去。在她们的优美品性中，熔铸进中国文化的精华，这是永恒的“黑眼睛”的美，因而赢得“蓝眼睛”的敬重和爱情。在塑造这两个女性形象的时候，作者努力表现中国文化的背景、中国文学的熏陶对培养女性美好品性的作用，这种表现还不能说很充分，但这种努力十分可贵，是中国女作家进入“中国文化和中国女性”的小说母题的尝试。通过文化去写女性，从中寻觅永恒的女性，应该是女性文学的一种进步，因为文化是认识女性存在的一个全方位的、根本的视角。女性的永恒美德本身就是文化积累的一个方面，而文化对女性自身发展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的生存和发展既有反传统反文化的一面，也有与文化和传统认同的一面。这认同的一面往往是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财富。只有深入到文化层次中去，才可能挖掘到女性的永恒美德。
女人与女人：走出单一的性别对抗
8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的性别对抗姿态是很明显的，对男性与女性的矛盾表现得较为充分。许多作品往往将男性的跋扈与女性的痛苦相对照，将男性的孱弱与女性的强悍相对照，将男性的压制与女性的奋争相对照，有时，未免失之偏颇，招来一些非议和指责。然而，这些作品对社会所产生的震撼力无疑是很大的，也为女性文学的崛起争得了一席地位。这些作品也许有不成熟的地方，但是它们那深刻的锐气和女性叹息却永远扣人心弦。
当然，这种性别对抗的姿态并不是没有检讨之处的，正如女人本身不无检讨之处一样。张抗抗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那么真实的女人究竟是怎样的呢？女人深层的女性潜意识对女人行为的干扰和制约是否也导致作为社会的女性某种难以克服的缺陷与局限呢？从生理特点来说，女人的母爱是伟大的，但女人的虚荣、依附性、嫉妒心等等使得女人同男人一样，具有与生俱来的弱点，现实生活中女人不完全是那么可爱和完美的。……‘弱肉强食’是生物进化的原则之一，‘肉’与‘食’不一定都表现为异类的消灭与被消灭，还有同类之间的欺凌与被欺凌，索取与被索取。”④张抗抗对女性弱点的警觉，对女性之间矛盾的体察，都在提醒女作家们不要被性别对抗遮住自己的视线，惟有立足于人类生存的高视点才能不致于陷入盲目的泥淖，女作家们需要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去全面地真实地认识女性、表现女性。
《紫藤花园》和《蓝眼睛·黑眼睛》没有让这种期待落空，两位女作家都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去描画女性的众像，她们的笔毫不留情地伸向自私、狭隘、虚荣、卑下的女子，写出女性的弱点，写出女性之间的对抗与矛盾，女性对女性的排斥与挤压，由此走出单一的性别对抗，呈现出放松性别姿态的创作趋向。女子与男子并肩站在一起去共同面对生存的艰难，以及女性之间的对照，成为这两部作品结构的内核。
在《紫藤花园》中，与紫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可心，“她读过十来年前风行一时的鼓吹‘新女性’的作品，倾心于那新女性的自由恋爱大胆私奔非法同居，却并不向往独立谋生投身革命改造社会”。这位案头上放着《新女性向何处去》的女性，其独立精神远不如靠自己双手谋生的紫藤，反而有着很强的依赖性，从依赖父母到依赖丈夫，从向父母索取到向丈夫索取。她对爱情的追求可以称得上主动、大胆、热烈、专一，甚至因爱情而发疯，变态致死，然而伴随着这种追求的是算计、欺骗、伤害、谎言，并不像紫藤建立在相濡以沫基础上的爱情那样美好动人。对这样一位具有二重性格、十分复杂的女性形象，作者刻划得入木三分，几乎是不动声色地把她的内心世界和盘托出，使我们深深地认识到，一个心地狭隘、工于心计的女性，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新女性的，是不可能获得完整的幸福的。
可心与紫藤，同是女性，同样有爱情，同样有智慧，但由于品性的不同，不仅成为迥然有别的两个女子，而且对周围人物的命运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紫藤的爱情与智慧，施惠于人；可心的爱情与智慧，剥夺于人。从她们的鲜明的对照中不难看出，作为具有特定人格的女人，女性的个体之间所存在的品性差异决不亚于两性之间的差异。在《蓝眼睛·黑眼睛》中，丛雪和毛媛媛，一对双胞胎姐妹，容貌相同，而价值观、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却绝然不同。以相同衬出其不同，一个看重知识和爱心，另一个注重权和钱；一个对抗世俗，另一个认同世俗；一个执着爱情和人生，另一个游戏于权钱之间。然而，如果将毛媛媛与另外两位女性——汪弋和何宇相比，那么又有品德的差异：媛媛直率得有几分可爱，尚存爱心而不伤害别人，尚有自尊而不出卖自己；而与米丽相对立的汪弋和何宇，则是两个把女性的歪门邪道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女人，虚伪得可怕，其破坏力与堕落的程度令人心悸。她们胸无半点文墨，却有浑身钻营解数，到处制造流言蜚语，极尽献媚讨好之能事，凭着女性的那点媚态和手腕，居然谋取到了本应属于别人的职务和职称，在子午大学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作者能够以特有的女性对女性细致入微的认识和了解去刻划她们，从而达到逼真具体的表现，使得这两个女性形象跃然纸上。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又尤其不能容忍女性的弱点和丑陋，对她们的讽刺和鄙夷的透纸背。
汪弋和何宇都是已经获得了就业工作、男女平等权利的知识女性，在子午大学那样的人文环境中，并不存在性别歧视问题，她们没有被视为“第二性”，然而其人格的卑下却把自己降到了“第二性”的地步，也给女性群体蒙上尘埃和耻辱。可见，高尚的人格、自身素质的提高对于妇女解放是何等的重要，和外部环境的改造是相辅相成的，女性人格的完善与人格的独立是密不可分的。汪弋和何宇这两个形象的塑造给予女性文学的启示正在于此。
表现女人与女人的差异，表现女性的弱点，呼唤女性人格的完善，这些都标志着女性文学摆脱了对女性的偏爱，能够更加完整地去认识女性，更加清醒地去审视女性，更加真实地去塑造女性。这也意味着女作家们正从一个新的视角去肯定女人是人，她们企盼着女人和男人并肩站在同一地平线上时，都是大写的人。
女人与世界：走出单一的情感天地
80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对于爱情的呼唤十分强烈而真切：“爱，是不能忘记的”。女作者们叙说了一个又一个爱情婚姻家庭故事，表现纯真、细腻、缠绵的感情，从中探求妇女的命运，发出自立奋斗的妇女解放的心声，从而显示了鲜明的女性风格和创作优势，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支奇葩。然而，风格和优势本身就意味着局限和定势，女作家们的所长也往往露出她们的所短，使人感到女性文学总体的文学世界和女性主人公的生活世界有些狭窄，缺少宏大的背景，缺少广阔的生活，缺少社会的综合，缺少历史的概括。之所以有这样的缺陷，也许与女作家多为文学新人有关，毕竟她们中的许多人是初试锋芒，对生活概括力和表现力尚欠火候，写的亦多为短篇，直到张洁写出《沉重的翅膀》、铁凝写出《玫瑰门》等长篇以后，才大为改观，充分证明女作家创作天地并没有局限，创作潜能还大可发挥。《紫藤花园》和《蓝眼睛·黑眼睛》作为90年代长篇力作的出现，更大大拓宽了女性文学的社会层面、加深了女性文学的历史层面，标志着女性文学走出了单一的情感天地，不再是单纯的爱情吟唱，不再是单纯的婚姻探索，不再是单纯的家庭解剖。
马瑞芳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构思时说道“我觉得如果想比较深刻而全面地反思、回顾一个时代，长篇小说是最恰当形式，它具有较大容量，有郑重其事的气派，可以文思驰骋。让正与邪、善与恶、美与丑充分地交锋，我下决心营造长篇。”⑤因此，《蓝眼睛·黑眼睛》虽然以女主人公丛雪的异国爱情为故事线索，其内容却远远突破情爱的框架，给人以包罗万象之感，不但容纳了一个大学的万象，而且包罗进各种社会现象。研究古典小说造诣很高的作者，采用了《红楼梦》式的结构，从一个个人物身上引出一段段日常事件，将纷纭复杂的校园、家庭、社会的生活情状描绘出来。其人物又十分繁杂，从副省长到红歌星，从名教授到研究生，从老校长到资料员，从外国留学生到中国本科生，全书的主要人物共有32人，主要的女性人物就有12人之多，每个人都带来一段自己的生活、带出一个家庭、带着一团纠葛，将作品的生活面铺得很广很大。女主人公米丽的姓名即取其谐音“米粒”之意，米丽者，米粒也——“神州大地的沧海一粟”。这个名字暗示出女主人公的心胸，也透露出作者把人物放进神州大地的广阔背景中去刻划的构思。米丽作为子午大学一个教中国小说史的教师，面临着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困境和发展机遇，面临着中西文化交融和冲突，面临着知识分子之间人际关系的复杂矛盾和微妙纠葛。在她身上，更多地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生存困惑，而不是女性的感情困惑；更多地体现出时代的矛盾，而不是女性角色的矛盾。她的面影叠印出改革开放时代的面影，叠印出中国文化的面影。从总体来看，《蓝眼睛·黑眼睛》分明有一种描写社会全景的风格，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时代的校园的文化的风景，具有浓郁的时代的文化的氛围。
《紫藤花园》则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历史的都市的实业的风景，具有强烈的历史真实感。作品的“引子”一下子就把我们带进了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时局动荡，民族工业岌岌可危的历史情境中去，气势不凡，为故事的展开安排了一个纵深而广阔的背景。女主人公紫藤的命运始终与日本的侵略、时代的风云、工厂的变迁交织在一起，与外面的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许多翔实的历史资料都被作者有机地组织进虚构的故事，显示出重现历史的文学手笔。《紫藤花园》写出了一个女人的历史，也写出了一个工厂的历史，作者同时为饱经沧桑的女人和饱经沧桑的中国民族工业而扼腕叹息，用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从抗日战争写到改革开放，在沧桑中找寻到了永恒的女性，也找寻到了民族工业的生机。
《紫藤花园》也具有空间的广度，立足于国际大都会上海，空间延伸到美国、香港和台湾，收放自如，显示出放风筝式的叙事能力。女主人公紫藤的活动虽然很少离开紫藤花园，但是她的精神世界却不是一个封闭的小天地，与大千世界息息相通。就像作者用紫藤来隐喻的那样：“四十多年的老紫藤，年年都绽出许多分枝来。虽然早已在它的外围添了十六根水泥立柱，可是那新生的枝叶还是向四周幅射着，向蓝天伸展着，好似永远在觉得天地太小，那支撑着它们的地盘不够开阔似的。而虬曲的、苍老的、粗糙的主藤，正是因了它们，才显得永远生气勃勃。”女主人公生活天地的广阔犹如这棵老紫藤向蓝天的幅射、伸展，那无边无垠的蓝天象征着女主人公可以拥有的天空。
总而言之，这两部1993年的长篇小说都容纳进了更多的历史内容和社会生活，给予女性文学以新格局的启示：女性文学一旦走出单一的感情天地，开拓文学的新视野，前景必定更美好。
90年代的女性文学将会这样走下去吧。
注释：
①转引自《走向女人深处》第366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②《文学报》1989年3月16日。
③《红楼梦》第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④《关于“女性文学”的讨论》，《香港文学》第72期。
⑤《作家报》1994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