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翻译学建构理路略论——《文学翻译学》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路论文,当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3X （2001）01—0009—05
写文章或著书有三种境界值得一提。这三种境界不妨用三个字来简化一下，谓之述、批、创。“述”的境界是初级的境界，多半表现为介绍或梳理别人的理论，包括翻译或编译或以自己的话宣传西方人的理论（不过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在此例，因为这是另一种功夫：语言艺术技巧的运用功夫）；“批”是进一步的境界，表现为批评前贤的理论，推翻千古陈说，或考据出他人注意不到的地方；“创”被许多人看作是最高一级的境界，表现为独出机杼、无所依傍、创建自成一家的理论。在一门学科的草创期，需要引进或梳理前人或域外的研究成果，这是述的阶段，不少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颇大的成果，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时至今日，许多中国学者写书，仍然只是侧重从西方人那里东抄抄、西凑凑，名为专著，实则为抄袭（编译式抄袭）。有的人以为只要把西洋文章重新排列组合一下，弄成汉字，有了中国特色，出自自己的笔下，署了自己的名，并且别人也不容易看懂，就是自己的科研成果了。这样干，日出万言，倚马可待，年产量100篇文章，或10本所谓论著，岂不快哉！但这其实还是在初级圈圈里打转，等于编了些拙劣的讲义，自己弄得不明不白，也苦了那些正正经经把这些劣作当经典阅读的读者。糟就糟在有些出版社（甚至是相当有名的出版社）一直在推波助澜地拼凑些什么编委会不断推出此类所谓的学术著作。明知这些东西是长不了的，但也要为过一把出版瘾而晦了良心把出版业搞得沸沸扬扬的。
当然，我指的主要是其他学术界，其实中国翻译出版界的情形还没这么严重。虽如此，也是值得引以为戒的。大体上说，中国的翻译理论建设在近二十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全国性的翻译理论研讨会此起彼伏，蔚为壮观。翻译理论著作和翻译技巧性著作比肩接踵、不断面世，其中自不乏独树一帜的新花。郑海凌博士的《文学翻译学》就是这样一部著作。
总括起来，《文学翻译学》这部书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引起译界同仁重视：其一，追求高度的理论性；其二，追求有机的系统性；其三，追求以民族性为立足点的中西合璧性。下试分述之。
追求高度的理论性构成此书的最大特点。书名“文学翻译学”，“学”字意味着一整套概括性很强的概念系统及独具学科特点的知识框架，因此人们理所当然地期望这样一部书具备应有的理论性。要具备高度的理论性，意味着作者须准确地抓住该学科的核心概念，以高屋建瓴的姿态，对整个理论体系进行剥茧抽丝的陈述和阐释。既要能客观估评出前辈及时贤的理论贡献，又要能独出机杼、和盘托出自己的创见；既要有精确界定概念的能力，又要有爬罗剔抉、从陈言看出新意的眼光。在这些方面，《文学翻译学》都做得相当出色。作者的视野是开阔的，横跨文艺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等诸学科和不同角度，对若干复杂的翻译现象和命题都做了颇为精彩的理论勾勒。读完这样的理论书稿，人们一般会清醒地知道自己确实从中了解、学习到了什么东西，感到作者确实对所论的问题有周密的研究与理解，并能清晰地用自己的明白晓畅的话语将之披露于纸。与此相反，一些学术文章或所谓的专著则往往流于术语（尤其是洋术语）的炫耀，或动辄虚张声势，人名书名一大串，注释一大堆，主义思潮一大摞，叫人感到好像说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掩卷一思，空无所有。
追求有机的系统性构成本书的第二个特点。当然，这也是一门称为“学”的著作应有的特质。但是，要真正做到有机的系统性，却并非易事。因为翻译学作为一种时代性的新学科，具有一种转轨期的特点，其概念和术语都相当芜杂，前此的专著又不多见（张今先生的《文学翻译原理》有铺路奠基之功，必须提及），因此，要将它们梳理成一个系统，使之具备相互联系传承的有机脉络，同时又要顾及语言学、美学、心理学、诸学科的横向枝蔓与影响，这当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体。如果只是罗列出一大批概念术语、编词典似地加以定义诠释，章节之间，未曾贯通一气，恰如散沙零落，则学之为学，岌岌乎危哉！在这方面，我以为《文学翻译学》作出了引人瞩目的努力。目前中国锐意创立翻译学的学者，还大有人在。但我以为，在创立一门学科之前必须练就的硬功夫，就少不了这种条分缕析地架构有机系统的能力。而且，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相对于西方学者），此种能力的提高尤为紧迫。前年我在北大召开的“文化与翻译国际研讨会”（1999.8.24—28）上宣读的论文《论玄理翻译学》就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希图引起国内外翻译界同仁的注意。我之所以强调此种能力的培养对中国人特别重要，是因为西方人由于受惠于其逻辑性语言文字（主要是印欧语系语言文字），对此种能力的陶冶几乎从呀呀学语时便已开始。所以，尽管中国人在理论深度上常常高于西方人，而在条分缕析的系统性方面却往往劣于西方人，也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制于其语言文字的。我把语言文字的这种性质叫作语言的诱导暗示效应。（注：辜正坤.互构语言学纲要[J].北京大学学报·英语语言文学专刊，1993，（1）.）关于中西语言差别与中西译论态势的关系，下文还要提到，此不赘。
《文学翻译学》这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追求以民族性为立足点兼采西学的中西合璧性。如果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境，那么借用一下此种说法，我们不妨说：当代中青年学者著书立说的化境，就在于能以民族性为立足点兼采西学而另铸新辞、不落窠臼而自成一家。达到这种境界之所以不那么容易，是因为当代中青年学者中能够用中国人自己的头脑来写作的人，已弥足珍贵。不少中青年学者写出来的虽是中国文字，骨子里却只是西方时髦理论的图解。从洋务派运动以来的一百多年来，西化之风普被神州。五四风潮期间，此风尤为炽烈。此后流风所及，华夏后裔，莫不浸淫于其中。仅就文学创作而言，五四以来的许多新文学作品，都曾严重地受到欧化式句法的侵袭。究其原因，就多来自那些别别扭扭地翻译出的西方文学译作的影响。不仅如此，人们的思维模式，心理定势，也不同程度地受西方文明结构的模塑。人们不知不觉地凡事要搬用西方的风俗、西方的理论、西方的种种主义来观照称谓中国的事物，无形中总认为西方的理论、至少某些西方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忘记了中西文化两大系统实质上是各有其根、各有优劣，虽不少相互贯通处，但不同处亦多，而恰恰是这些不同处构成中西文化各自的基本特色。当然，以这样的眼光估量中西文化价值的同时，我们自然不会忘记提醒国人注意到中国文化自身的种种劣势，例如近代崛起于西方的“德”“赛”二先生，就是当代中国人应多多研究学习的楷模。但是，在人文科学的若干其他领域，中国文化至今能抗衡乃至领先于西方文化者，实不在少数。就理论阐述而言，中国理论的优势在于：由于汉语言文字自身在表意上的综合立体性和形象简洁性，所以在宏观理论的阐述上往往长于高度的理论概括，常能高屋建瓴、一语中的、直逼真理。但是缺点也就正好在产生优点的地方显示出来。中国理论（尤其是古代理论）往往弱于条分缕析的量化陈述，流于模糊、抽象的定性概括，在具体论证上显得草率。这是中国在西式理论科学的若干方面落后于西方的最关键的原因之一。关于这一点，我在70年代末就曾专门论述过，此不赘。与此相反，西方理论的优势则在于：由于其语言（主要是印欧语系语言）自身在表意上的精密性和条理性，所以往往能在微观阐述、尤其是在具体论证时，显得明白易懂，精细实在，从而也就增强了说服力。但是，其缺陷是往往见树不见林，易犯钻牛角尖式的琐碎毛病或一叶障目的片面性错误，弱于综合概括。一部哲理极其深奥微妙的《道德经》，在老子手里，五千来字就足够了；落到亚里斯多德手里，至少要推衍成五万字的论著；落到近代西方学者如黑格尔或海德格尔手里，则必然推衍成上百万字的宏篇巨制。而这也是西式理论科学发达的最关键的原因之一。顺便一提，字数的多寡并不一定于其包含的真理的多寡成正比。中西翻译理论各自所处的情形即同此理。显而易见，新时代的译论，无疑是要发挥中西译论优势互补的原则，在核心理论上挖掘发扬中国译论的长处，在具体论证上借鉴西方条分缕析的研究理路。某些西方学者由于缺乏对中国译论的深入研究，误以为中国翻译理论远远落后于西方；另一些中国学者也追随这种说法，这都有失于偏颇。事实上，只要人们拨开纷繁杂乱的中西翻译理论术语的迷雾，就能发现：在最重要、最关键的翻译理论概念上，西方人并不曾比中国人走得更远，有时实际上远远落后于中国人。
试以人所尽知的严复“信、达、雅”论为例。国人有谓严氏此论可能受西方翻译理论家泰特勒（Tytler，1747—1814 ）三原则（注：关于“三原则”，可参见郑海凌《文学翻译学》有关段落。该书由河南郑州文心出版社出版。）或15、16世纪某些西方学者的影响，暗示严论不过拾西人唾余。但如果我们稍稍了解一点古代中国翻译理论，则知信、达、雅的思想，早见于至少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中国佛经翻译家的理论。钱钟书先生提到，三国支谦的文章中已见信、达、雅三字，但未细论。（注：钱钟书.管锥编（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9.1101.）现不妨逐一将支谦有关此论处稍加剖析。查支谦《法句经序》中有“传实”、“贵其实”、“勿失阙义”、“因循本旨”的提法，这就是主张注重传输原作实质性内容，也就是严复所谓的“信”。同处还引证老子“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观点，为“信”这个翻译标准张目。而这“信”字在唐代译家尤其是玄奘的翻译实践和理论中长期被奉为圭臬，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支谦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他最初不赞同另一译者将炎的译法，说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注：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2.）嫌别人译得“不雅”，显然支谦最初也认为“雅”是翻译标准之一，后来才有所更改。由此也可见出关于“雅”这个翻译标准即使在当时，就已经在中国翻译界争论不休了。支谦接着转引了另一译者维祗难的观点，认为“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这“易晓”不用说就是晓畅通达的意思。所以当时和支谦在一起的人也主张“今传胡义，实宜径达。”因此，这个“达”的翻译标准，对当时中国的佛经翻译家而言，也已经是常识一样的东西了。由上可知，信、达、雅这三字经一样的论点，即便在1700年前支谦的一段不足300 字的文字中就已能逐字拈出，在后来的中国译论中，亦有多人多次重复，何需严复到1500多年后的18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家泰特勒那里去抄袭？姑不论严复是否抄袭泰特勒，实际上因泰特勒比支谦诸译家晚了1500多年，逻辑上倒是有抄袭中国译家理论的嫌疑。不过，中国人以宽厚为本，不致于对西方译家倒打一耙。但泰特勒在西方却着着实实被他的同时代人坎贝尔（George Campbell,1719—1796）告了一状，指控他剽窃了坎贝尔的研究成果。在比较了二者的三段式理论之后，我以为坎贝尔的指控差不多是铁证如山。可是这场公案没有结果，中国学者今天知道或引证的总是泰特勒的三原则，而绝非坎贝尔的三原则。坎贝尔若地下有知，怕也会引为大憾。不过学术史上的这种纠葛我们还是不去理会吧，君不闻“剪不断，理还乱”的诗句么？然而，回达头来，还得为严复先生说句公道话，信、达、雅三字或信、达、雅的思想虽可从前贤文字中寻出，将这三字单挑出并以一种轻重主次的序列排比出来从而加以系统阐述者，仍以严公最为特出，此为不易之论。严氏持论有故，既承传先贤，又兼顾当世，斯论一出，直如石破天惊，使译界学人近百年来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若非借汉语之综合简洁高度概括之功用，安得如此？此又是西方学人或学界难以明白的学术奇观。需要提到的是，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因为这似乎意味着：原文不达，也可以故意使之“达”；原文不雅，也可以故意使之“雅”。那么，这样和“信”字“岂不自相矛盾？如果把“信”理解为有些人喜欢使用的“忠实”标准，那么，照理原文不达，译文也就应该不达；原文不雅，译文也不必无原则的雅。否则怎么会是“忠实”呢？要弥合这一三字经一样的标准的内在逻辑矛盾，只好借助于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即信、达、雅这三个标准在不同的时空条件、社会背景、读者译者的多层次、多种需求和人类审美趣味的多样性等条件下，也可以相辅相成发挥特定的作用，毋须全然否定。不过关于此点，我在别处已经具体论述过，这里亦不再讨论。
以上的简单考辩意在证明，在重大翻译理论概念上华人比之西人，自有其独特的优势。不过作为一篇序言，不便在此展开太多的题外讨论。更多的例证我已经以拙文《论玄翻译学》（又云《前导翻译学》Metatranslatology）中加以较详细的讨论，此不赘。 我之所以强调民族性的重要性，是因为我相信，越是艺术性的、不可摹仿的东西，往往越是民族性的。此理移用到翻译理论上来，我们就容易看出，由于中国翻译史的源远流长，由于中国翻译规模的无与伦比的宏大，由于汉外对译现象的无与伦比折复杂错综，或简言之，由于汉语言文字与印欧语系语言文字在音、形、义、语法等方面的特殊差异，由于中国文化沾溉于翻译业的独特历史构成……这一切已经热不可免地内蕴着中国翻译理论在世界翻译理论界独树一帜、无可替代的必然性。
序文到此，似已蓄足收尾的气象。突然记起郑海凌同志曾特别要求我在序文中就他的有关翻译标准的文章谈谈想法，只好再多说两句。他的论文登在《中国翻译》上，（注：中国翻译，1999，（4）.）同时收入本书第4章。在翻译理论领域， 翻译标准问题无疑是最具历史意义的论题。可以说翻译者对翻译标准的讨论，几乎从一有翻译现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因此，这个古老的论题吸引了如此众多的理论家的注意，是不足为奇的。1987年在青岛召开的“全国首届翻译理论研讨会”上，拙文“翻译标准多元化”（后更名为“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注：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88，（1）；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J].中国翻译，1989，（1）；北京社会科学，1989，（1）；杜承南、文军.当代翻译百家[C].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杨自俭.译学新论[C].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辜正坤.中西诗鉴赏与翻译[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以《中西诗鉴赏与翻译》一书中收的内容最全。））曾引起轩然大波，几乎使有关翻译标准的讨论成为大会的主旋律。自那以后，对翻译标准的讨论似乎就告一个段落，有份量的同类文章渐渐少起来。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文学翻译学》一书试图有所突破，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和谐，这种努力是值得注意的。为了说清楚我对这一新标准的看法，我不得不简述一下自己有关翻译标准的最主要的看法。第一，具体的翻译标准应该而且必然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我的理论依据是1）翻译的多功能（包括多目的性）；2）人类审美趣味的多样化；3）读者、译者的多层次等。顺便说一下， 有的同志误以为我所提出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的理论依据是把原作作为绝对标准，这是不对的。把原作作为绝对标准只是因为1 ）不可能找到别的可用来权且作绝对标准的东西；2）出于一种理论需要；3）古已有之。例如古人的“案本”说，即类似以原作为绝对标准。第二，翻译标准可分为抽象标准和具体标准两大类。第三，这两大类标准构成一个互相制约和补充的有机系统。第四，抽象标准具有一元性，具体标准具有多元性。抽象标准主要具有抽象的统摄、指导性制约作用，实际作用不大；具体标准主要具有具体的实践性指导作用，不抽象从而有很强的实际作用。若无一大群具体标准作支撑，抽象标准往往形同虚设，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又要顺便说一句，有同志认为说抽象标准“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是犯了哲学上否认共性的错误。这种批评也是不对的。这是由于批评者不看上下文语境，孤立地去理解一个判断命题而产生的误解。只要肯多读一遍拙文，自不会发生此种错误。此外，翻译标准的抽象标准群之所以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也可以从德国大学者马克斯·韦伯的一段话得到应证。韦伯说：“对于具体性的历史现象知识来说，那些最普遍的规律，由于缺乏内容，便显出极小价值。一个概念的有效性（或适用范围）越是广泛，它就越是引导我们离开现实的丰富性，因为，为了包括尽可能多的现象的共同要素，它就必须尽可能地抽象，由此便脱离了内容。”（注：转引自陈建远，施志伟.现代西方社会学[M].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154.）第五，抽象标准中的最高标准是“最佳近似度”。只说“近似”是不够的，须得说“最佳”。只说“最佳近似”也还不够，非得有一个“度”字，才能指明它是一个较为确实的至少可以从语义上把握住的有相对稳定性的点，否则怎能作为“标准”用？何为标准？标准是一种可据以衡量它种事物的比较固定的类似于点或线段一类的东西。只说“近似”或“化境”，范围太大，如何据以为“标”，握以为“准”？（注：辜正坤.中西诗鉴赏与翻译[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248—250.）又以西方当代健在的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先生等所标举的“等值”（Equivalence）或“动态等效”（Dynamic Equivalence）论为例。此论一出，虽不如严复的三字咒语利害，但也可谓压倒译界群雄。近二十年来，中国翻译理论界学人，往往言必称奈达的“等效”论如何如何。我个人对奈达先生数十年来在翻译理论上的辛苦耕耘成果极表尊敬，他在运用当代语言学与文学理论建构翻译理论框架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是巨大的，他的成果对许多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都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但同时我觉得奈达先生和许多西方翻译理论家一样，有时也犯了在重大翻译理论概念的使用上不精审的毛病。首先，“等值”的“等”这个字就最易使人误入歧途，犯了在理论上用语太绝对的毛病；如果仔细辩证，还会发现这种提法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凡搞过一点翻译的译者都知道，在翻译中，不但一篇文章，一段文章，一个句子难以找到等值的译文，就是一个字、 词要找到“等值”的译文， 也是难以办到的。 英文的translation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变化、迁移”等意思， 表示只要一动手翻译就要发生变化，明明变了，怎么还能“等”得起来？同理，“动态”的提法则明显昭示着变动不居，却还要硬使之“等值”，岂非徒劳无益？如果说改为“动态近似”，还可以算作一个有意思的抽象标准，但也就和普通的“近似”说和“化境”说差别不大了。尽管“动态”二字不失为对翻译方法的一种较为准确的描述，但也不过说出了千百年来许多普通翻译家们本来就一直在实践的翻译方法，即译者们在具体翻译活动中，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采取多种翻译手段，以求整体效果尽量趋近于原作。所以，“动态等值”的提法可以作为一种较好的翻译手段的经验描述和总结，但无法作为一个标准来使用。现在我们回到“最佳近似度”这个标准上来，就可以明白，虽说这也是一个抽象标准，但它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作为一个具有有机联系的相辅相成的标准群中的一环而处于较高位置上的。而且，作为翻译的最高标准，“最佳近似度”这五个字一个字也不能省，不然难以统摄具体的翻译标准。现在再回到翻译标准是和谐的命题上来，我们就容易看清楚这个命题的真义所在。简言之，和谐论显然属于抽象标准，与“信”、“似”、“化境”、“神似”、“动态等值”等属于同一层次的概括性很高的标准，尤其和“化境”说很接近。同时要注意，和谐作为一种价值标准，不仅适用于翻译，也适用于其他诸多领域，例如艺术、政治、经济、文学、伦理，甚至科学技术的若干领域。一个概念如果适用面太宽，就必然降低其具体的针对性。在郑海凌博士这里，“和谐”作为翻译标准的提法显然比较侧重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的审美特征，从这一点上来看，这当然是有价值的。另一方面，我以为，“和谐”仍然要以“近似”为主要指标，才不至于离谱：因为我们主要是在谈翻译，不是谈创作，离开了对原作的尽可能最佳度的摹仿、近似，任何翻译标准都有较大的局限性。其次，根据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有了抽象标准，若无具体翻译标准群，仍然缺乏可操作性。但和谐标准作为一种新的提法从另一个角度加深了人们对于翻译标准的认识，尤其是强调了文学翻译区别于它种翻译而更需要的审美要求。我想，“和谐”标准的意义就在于此。
最后，我想说的是，《文学翻译学》这部书又一次表明，中国翻译界的学者已经能摆脱前期过多模仿西方理论模式的桎梏，不沉溺于简单介绍西方的译学理论，而是立足于民族自身的特定文化历史积演遗产，有选择地大胆采撷若干西方成果，推陈出新，写出具备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专著。不用说，单人独马地撰写出理论要求甚高的《文学翻译学》，是相当困难的。《文学翻译学》所显示的整体学术含量，足以在某一方面证明中国学者的理论实力并不在西方学者之下。唯愿这部书的出版，能引来更多更有特色的翻译论著，使中国译论在世界译坛能产生应有的重大影响！
是为序。
1999年12月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收稿日期：199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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