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淑萍[1]2004年在《两宋孟学研究》文中认为两宋时期是孟子和孟学命运转变的关键时期,孟子地位在两宋时期急剧上升,孟学成为当时显学。研究两宋孟学对于探讨中国儒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的发展都有重大价值,但是,学术界对两宋孟学的研究还十分薄弱,迄今为止尚无一部专着问世,专门的研究文章也屈指可数。有鉴于此,本文对两宋时期的孟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考察两宋时期的孟学的演进过程,剖析两宋学人对孟子思想的诠释,研究两宋孟学对中国思想发展的影响,力求对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和研究以及祖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在两宋时期孟子的升格运动中,有四种力量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这就是柳开、宋初叁先生为代表等宋初学人、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家、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宋代帝王。宋初学人紧承韩愈进一步肯定了孟子道统传人的地位,理学家则确立了孟子为宋以前孔子道统唯一传人的地位,将《孟子》一书合为四书,使《孟子》成为初学教育的必读书;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派则将《孟子》升为兼经,悬为科举功令,确立了《孟子》在学官中的地位,使《孟子》成为士人弋取功名之路,从而在士人知识分子中迅速普及。宋室皇帝对孟子的推崇,使孟子升格运动获得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撑。所以,两宋孟子的升格运动实际上是朝野上下合力共举的结果。 孟子地位之所以在宋代得以提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孟子思想是两宋时代急需的思想资源。孟子的心性论、道统原型、辟异端,为两宋儒家学者振兴儒学、排击佛老提供了思想理论的支持。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的疑《书》观,予以宋人破出迷信经典文本、笃信经典权威陋习的勇气和力量;孟子“以意逆志”的解《诗》观,对宋人急于摆脱丛脞繁冗的章句训诂的桎梏而以“心”解经方法的形成有着非凡的启示作用;孟子王道论中的井田说则为两宋政治家抑制兼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孟子“以小事大”的弱国外交原则为两宋力主以金钱换和平的君臣以难以言喻的心理支撑。此外,先于两宋孟学而兴起的《中庸》学对于孟子的升格以及孟学的发展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疑孟思潮是两宋孟学发展中的不和谐音,其中李觏、司马光、叶适叁人是这股疑孟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们非孟的理由基本相同,即孟子背离孔子君臣之道、背叛六经,孟子不能续道统;孟子心性说无验,孟子仁政说迂阔,孟子辟异端失于苛责;但是非孟的的方式和动机则各不相同,李觏非孟是出于自由的学术批评,司马光非孟则主要是针对王安石变法而发,在学术之争中羼杂进政治意气;叶适批孟则是借批孟进而批朱陆,否定理学家的道统说,认为唯有自己儒家道统的合格承传者。 两宋学人在对孟子思想的诠释中,坚持、继承、发展孟子的人性论、养气说、井田论、民本思想、心官贱耳目的认识论。他们大多都从本体论的高度俯瞰人性,突破了孟子仅从人自身论人性的狭隘视域,理学家将“气”加入人性论思想体系,吸收佛家的净染说及其思辨方法,为“恶”找到了落脚点,弥补了孟子人性说的缺陷;理学家还将“气”范畴融进孟子的“养气”论,认为“养气”的过程就是变化气质之性的过程;视民心为天理之公,对孟子民本思想进行了理学化的解释和发挥;弱化了孟子民本思想以及君臣之道中的激进观念;异化了孟子的“寡欲”论,将其中发为“禁欲”以至“无欲”;孟子张扬个性的“浩然之气”的理想人格被演绎为无欲、无我、
郑国娟[2]2011年在《苏辙孟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孟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在历史上与孔子齐名。但是在宋代之前,孟子还仅为诸子身份。而在宋代,他与他的学说却一反从前,受到了文人学士的热情追捧。孟子地位的上升,也引起了其学说的被重视,宋代文人纷纷采撷,用以架构自己的理论框架。两宋文人对孟子学说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以宋代新的学风来审视孟子,大胆质疑,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在对孟子的评价中,自然地形成了尊孟、非孟两大阵营。他们建构自己的学说,相互攻讦,难免会陷入对孟学研究的主观片面性。而苏辙,特立独行的一代文人,以客观的角度研读孟子,提出了很多不同于两派文人的见解。首先,苏辙对孟子的人性论有其贡献。孟子认为,人与动物皆有自然本能,而人不同于动物之处,则在于人有四心,皆为善心,即四德的萌芽。由此,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论。苏辙则不同于孟子的看法。首先他肯定孟子是知性的。但在关于性善问题上则有了分歧。他指出孟子的人性论是片面的。人有四种善心,当然也有与之对应的四种不善之心,这八心不分主次,同为人性中的一部分。孟子论性善,则完全忽略了四种不善之心,也就是将恶性从人性中剔除,这是不符合逻辑的。苏辙从对孟子“故”的理解出发,认为人性是纯粹的,是本,它超越善恶,“故”有善恶,是性之所待,它以利为本,趋利便会故盛,故盛而性灭。但要认识性,还是要依赖于故。然而苏辙对“故”的理解是错误的,也就造成了他的理论与孟子原意的分歧。其次,苏辙对仁政的思想在文中也多有论述,与孟子思想具有一致性。他推崇孟子的民本思想,并强调要爱民保民,要敦教化,施仁政,去佛老,使民复归于儒家忠义孝悌的美德。在土地问题上,他认为要制民之产,给百姓提供足够的生产生活资料,使民摆脱被役使的境地。并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端,主张国家应回收土地所有权与信贷权,防止地方豪强借此掠夺百姓,也能收百姓之心。对于国家土地与劳力分布不均的状况,苏辙主张应在荒年迁徙多余的劳动力于地广人稀之地,国家贷给其必要的生产生活资料,保证人民的安居乐业。苏辙还对君子的道德修养作了一番论述,认为天子修德,不需强求,天下便会归顺于他。强调了德对治国的重要性。苏辙还强调以文治天下,以柔治天下。再次,苏辙对孟子的“浩然之气”也有自己的见解。以往理学家都认为“浩然之气”是实际存在的,具有物质属性。苏辙将“浩然之气”解释为人的意气、情绪,并且与子思的“诚”为同一物,具有精神属性。在养气的方式上,苏辙不同于宋代其他人围绕孟子“集义”而谈,而是从心与气的关系上,指出了养气应先养心,养心重于养气。并从文与气的关系上谈论了如何在实践中养气,即在社会经历中涵养“浩然之气”,这是对孟子养气说的发展。最后,苏辙《孟子解》中还有其他一些孟学观,由于篇幅少,论述较为简单,本文将这些观点合于一章。其内容为：辟异端、义利观、君臣关系、税法及天命观等。这些观点中,有很多对孟子的理论有所发展。如义利观,孟子认为义与利是对立的,但在苏辙看来,只要躬行仁义,二者可以兼得。再如政治观,苏辙批驳了孟子的“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的观点,以史实为依据,并得出结论：不仁之举并不有损于仁。
查昌国[3]1994年在《两宋孟学与慧能心性论之相成相通》文中研究表明两宋孟学与慧能心性论之相成相通查昌国禅宗六祖慧能的心性之学，曾风靡唐宋；孟子是先秦儒家性命之学的集大成者；唐韩愈推尊孟子学说，以抗衡慧能的性命之学。孟子、慧能的心性论，在方法论上相反，在价值上相对，但在其相反相对中，则也包含着相成相通。这一点使它们成...
韩丽[4]2013年在《陆九渊的孟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孟子》是陆九渊思想体系建构的主要理论来源,陆九渊自承其学说是“因读《孟子》而得之”。陆九渊思想体系中的基本概念“本心”即来自于孟子的“四端”说；“辨志”之说中也吸收了孟子“先立乎其大者”的概念；还对孟子“求放心”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其以“发明本心”为核心的修养工夫论；而其人性论更是直承孟子“性善”论而来。本文主要从叁个方面来论述论述陆九渊的孟学思想。首先,介绍陆九渊孟学思想的形成,主要从时代背景、二程的影响,佛学的影响叁个方面来介绍；其次,阐述陆九渊孟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从本心、辨志、发明本心、心善论四个部分加以详述；最后,阐述陆九渊孟学思想与其心学思想的关系。
梁涛, 杨海文[5]2012年在《20世纪以来的孟学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孟子研究包括孟学、孟学史两大部分。20世纪以来,随着孟学研究的长足发展,孟学史研究亦取得不小的成绩,出版了两部通史性专着、五部断代性专着,发表了一批较有质量的专题论文,有望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孟学史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相关研究大多寓于经学史(四书史)、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之中,专门成果相对较少;文献与义理二者较好结合的成果较少,一些断代还没有孟学研究专着;研究义理性着作的较多,关注考据性着作的较少。因此,今后孟学史研究要获得突破性的发展,就须特别注重:多学科结合,尤其强调文献学对其他学科的基础作用;史论结合,尤其强调哲学观念史进路对历史思想史进路的理论支持;宏观微观结合,尤其强调宏观视野对个案研究的整体通观;古今结合,尤其强调传统资源对当代社会的人文提升。有史料、有观点、有主线、有关切,方是孟学史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
李文斌[6]2016年在《陆九渊对孟子思想的阐发与践履》文中认为任何一种思想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陆九渊之学亦如此,其思想与其所处之历史文化背景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陆九渊出生于南宋初期,其时整个南宋社会还算稳定,这为当时的南宋士人提供了一个比较良好的读书环境。陆九渊家就是一个一直保持着耕读的传统大家庭,其家儒风甚浓,酌先儒礼法行于家,陆九渊亦从小就读圣人之书,并立志于圣学,又因其时学界尊孟,士人多习孟子之学,陆九渊当时也习孟子之学并对圣人产生了无限向往之心。后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又目睹南宋社会种种积弊,因此他希望能够根据自己所思所学救治社会弊病,他的学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陆九渊之学之形成既有这样的历史文化之背景,亦有其学脉之渊源,关于其思想之学脉渊源,陆九渊自己就说过,是“读孟子而自得之于心也”,因此陆九渊之学是在继承孟子思想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的。陆九渊对孟子思想之继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对孟子之继承是继承孟子之精神,并结合社会现实之所需而又有所阐发的。关于陆九渊对孟子思想之继承与阐发本文主要是通过叁个方面来论述的。其一,四端与本心,陆九渊继承了孟子的四端之说,认为四端即是本心,并结合二程所体贴出来的“天理”,提出了“心即理”的思想,希望通过把理融入心中,以此来挽救世道人心。其二,辨志与立志,陆九渊认为为学的入手处即是辨志,他继承孟子之义利思想,期望通过辨志辨明义利,使士人立志为义、为公。其叁,尽心与发明本心,孟子提出尽心尽性知天,陆九渊继承了孟子之尽心思想,并提出了发明本心的简易功夫。这种简易工夫直指人心,通过辨志立志即可明得本心,本心既明,则人之善性自显矣。陆九渊之学还是朴实之学,他之学问背后都有践履的工夫做支撑,他对孟子思想之继承与发明,并不单是理论上的,而是用一生来实践着的,他从小就对孟子之学涵养学习,参加科举做官之后期以得君行道,但终没有得到皇帝重用,虽然他的建议没有得到皇帝采纳,但通过这一系列社会实事的磨练,他的心学思想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凝练。而后便退而讲学,在讲学期间陆九渊之心学思想得到了很好的沉淀,并广泛传播。后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到荆门执政,在执政期间他的心学思想得到了实践的机会,使得荆门大治,心学之效验显露无疑。所以说陆九渊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与阐发就是在他一生的践履中进行的,他的思想之路径,即是他的人生之实践。
曹喜博[7]2018年在《孟子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孟子是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代表。在历史上,孟子被尊为“亚圣”,与孔子并提,“孔孟之道”是儒家思想的代称,孟子成为儒家思想乃至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标志性人物。伦理思想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战国中后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深刻变革,群雄逐鹿,天下“定于一”的历史大势正在酝酿,诸子百家都在力图为变幻的时代提供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案。孟子述仲尼之意,其思想虽然在纵横家大行其道的战国时代颇为不合时宜,因迂阔而不见用,但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迄今仍在继续。本论文由绪论、结语和七章的主体内容构成。论文系统梳理和阐释了孟子伦理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哲学基础、主要内容以及现代意义。孟子伦理思想博大精深,对人的存在问题及人性问题的探讨是孟子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孟子通过“人禽之别”命题,认为人是道德的存在,是人伦关系的存在,是精神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孟子王道仁政论、人伦论、义利论、道德修养论,构成了具有内在联系的伦理思想体系。孟子的人伦论通过强调人伦关系、人伦规范和人伦教化,试图将家庭、家族和政治、国家联结成为统一整体,从而将道德规范应用于社会治理层面,将当时无序而混乱的社会环境改造成为规范有序、和谐稳定的理想状态。孟子的义利论主张公利为义、私利为利,利循于义、以义导利,义利相权、必择于义,表现出孟子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价值导向和约束君王的政治伦理意图。孟子的王道仁政论倡导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提出“制民之产”、“取于民有制”,关注民生疾苦,蕴含着民本主义的思想精华。孟子的道德修养论从人之成善何以可能,人如何成善,人之成善何以必要和人之成善达至何种程度四个方面,倡导日新不已、浩然挺立的“大丈夫”人格。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孔孟共同塑造了儒家伦理思想的精神气质。孟子思想注重心性,开启了儒家伦理思想的超越路向。孟子提出一系列概念命题,完善了儒家伦理思想的规范体系。当然,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孟子思想不可避免地表现出道德决定论的倾向。但是,孟子思想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的独特基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来源,具有超越时代的思想价值与恒久魅力,可以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何蕊[8]2011年在《吕祖谦《孟子》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吕祖谦是南宋时期着名的理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学家,与张拭、朱熹齐名,并称“东南叁贤”。他出身于官宦之家,是金华学派的创始人。吕氏深受时代、家学传统及其众师友学习交流的影响,其学术思想具有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博杂”特色,他所诠释的《孟子》文本,就充分体现这一特性。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吕氏《孟子》学进行客观、全面研究,因此,本文尝试对其进行较为全面而客观地分析和研究,为孟学乃至吕学研究进献微薄之力。本文从吕祖谦及其重视《孟子》一书的缘由、吕氏诠释《孟子》的方法和特点、对孟子思想的研究等方面入手,对吕祖谦《孟子》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肯定其价值,并指出其不足。本文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简要说明选题缘由、意义及其研究现状、思路和方法,突出本课题研究的价值所在。第二部分是吕祖谦及其重视《孟子》一书的缘由。具体从吕祖谦的生平、家世和师友之谊,以及他重视《孟子》的时代背景等入手,为下文深入研究奠定基础.第叁部分是吕祖谦《孟子》学诠释方法和特点研究。诠释方法共归纳七种,即概括大意法、介绍背景法、举例诠释法、分析文意法、阐发义理法、引经文诠释法和辨证诠释法；诠释特点总结有叁：其一,诠释方面以概述要义、解读语句为主,兼有释词、补叙制度等；其二,在求经文本意的基础上,作义理阐发；其叁,论述紧贴《孟子》原文,分析详尽,语言通俗。第四部分是吕祖谦《孟子》学思想研究。具体从人性论、义利观、教育观和仁政论这四个方面,研究吕祖谦对孟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第五部分是结语。总结吕祖谦《孟子》学的价值和不足。具体从发展趋向、内容和思想以及学术多元等角度总结其价值；从治学方法和时代背景等方面总结其不足。
孙旭红[9]2011年在《居今与志古：宋代《春秋》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春秋》学史上,宋代是一个大放异彩的时代。要进一步寻绎中国经学对宋代社会的浸润和影响,以宋代《春秋》学为切入点无疑可以达到窥一斑而视全豹的效果。另外,宋代由于继五代乱世而建国,学者思有以拨乱反正之策,这思考反映在学术研究上,便是在抵制释迦教理入侵的同时,还逐渐舍弃了汉唐注疏之学,试图从中国传统经典中挖掘出符合时代需要的理想秩序的建设方案。因此,本文在架构与论述过程中,也力图反映宋儒对儒家经典思想资源的嫁接与利用,从中体现其精神折向,也即体现出“其时代的精神和灵魂”,将宋代《春秋》学作为“中国古代价值理想的思想脉动来理解”。整体性的思考需要局部实证加以支撑。本文探讨宋代《春秋》学,拟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向度来分析。具体言之,本文首先展开论述经学变古思潮的发展脉络,进而论证这种思潮的发展对理学、《春秋》学崛起的影响,以及在理学产生后,理学与《春秋》学之间是如何发生相互影响的。实际上,在宋代,许多注经着作中都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所阐发的内容也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是经学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具体到理学与《春秋》学的关系,则是包括《春秋》学在内的经学变古之风促进了理学的产生；理学在建立后,则又依傍《春秋》阐发义理,进而对宋儒关于《春秋》的解经方式、内容的理解等诸多方面以深刻的影响,宋代《春秋》学在理学的浸润下,也最终完成了理学化的过程。其次,本文对《春秋》的性质进行了历时性的梳理,从经、史相通的学术视野考察宋代学者对《春秋》性质之争的深层原因。为了清晰地梳理宋儒对《春秋》经、史性质的“前理解”,笔者不惜笔墨地概述了先宋时期学者对《春秋》性质的认识,然后重点转向宋儒对《春秋》经、史性质的讨论。从汉代经学初立,《春秋》学与政治联姻,因而被视为经的性质的倾向十分明显。从杜预到刘知几,《春秋》为史的观念被推向了极致,中唐啖助学派始视《春秋》为经、史合一的性质,这一点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虽然宋儒在承认《春秋》具有双重性质这一点上分歧不大,但在对待经、史具体关系上却又有所差异。孙复、刘敞等人是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则为以史证经合以史通经的代表,这些论证既反映了《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亦体现了经、史之学的历史姻缘。本文第叁章继而讨论宋代《春秋》学中的王霸之辨。虽然王霸观点向来属于中国古代哲学与思想史研究,但在《春秋》学中却体现了“经”与“史”的双重特征。即宋儒一方面描述了春秋时期的王霸盛衰的事迹,另一方面又以此事迹为突破口,重点以心术动机为契机,进而衍申出义利、理欲、名位等诸多问题的讨论,加之宋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对尊王攘夷的强调,一起构成了宋代《春秋》学中王霸之辨的主要特征。因此,本文于《春秋》学中寻觅宋儒对“王霸之辨”的思考轨迹,这个问题若放在经、史相通的《春秋》学视野中考察,既能加深对宋代“王霸之辨”内涵的认识。也可以以一个具体个案来分析宋儒“以史通经”的经解思想。另外,本文第四章主要讨论宋代《春秋》学的解经方法。虽有研究者概括宋儒解经乃“依经废传”、“舍传求经”、“会通叁传”等特征,但是,宋代《春秋》学的解经方法绝非仅限于此。如果后来的研究者仅仅局限于成说,则会产生一个误导：即至少汉、唐时期众多的解经传统至宋代全都断裂了,而宋儒则完全走上了不同于前人的解经“新路”,这种理解显然是十分片面的。例如《春秋》求情责实、原心定罪的解经依据,正名定分、别嫌明微的用心,反经行权的思量等等,都是《春秋》学独特的解经方法,这些都是当今的研究者所无法回避的宋代《春秋》经解问题。第五章讨论宋代学者对《春秋》起止与断限的研究。传统经学家强调所谓“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甚至连《春秋》的起始与断限都有其特殊意义。《春秋》于鲁隐公元年开端,却于哀公十四年终结,这一年既非鲁国某公的始年,亦非末年。这样,关于《春秋》的起止之争,在整个《春秋》学史上就没有停息过。另外,自孟子伊始,已经瞩意孔子作《春秋》的意图,宋儒对此问题的关注更是十分普遍,因此,孔子为何作《春秋》、《春秋》为何止于“西狩获麟”,这些已经是《春秋》学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这种争论自汉代发端,一直延续到宋代亦未能获得一致见解,因此,对其进行梳理和论证进而作出相应的评价,也是宋代《春秋》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以上为本文欲完成的目标和拟解决的相关问题的概述,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结论,也必然是对宋代《春秋》学的整体评价,因此,本文结论认为,宋儒将理学思潮融入《春秋》经解、辨明《春秋》的经、史性质、探讨《春秋》学中的王霸之辨以及追问《春秋》的起止与断限,其根本目的仍然是要通过对原典资源的重新审视和诠释,使儒家的价值理念获得进入历史的鲜活生命力,并转化为自身时代“所拥有的传统”。宋代学者开创的《春秋》学研究的新阶段是值得肯定的,但其恣意驰骋的思想空间仍然是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提供理论依据,且当其自身所处的时代已经远离先秦时期的宋朝,依然喋喋于陈陈相因的大义微言,这显然是时代精英们思想资源枯竭、难以创新的理论与现实境界之表现。
屈博[10]2016年在《《孟子》教本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孟子》在中国教育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孟子》结集于百家争鸣时期,学术思想的激荡赋予《孟子》一书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孟子》也成为后世弟子、学人了解与学习孟子思想的重要教材,同时也形成了教授《孟子》的专门课程。汉代起,《孟子》的课程地位就在不断发生变化,从汉唐时期作为辅助“五经”教育的辅经课程,到宋元明清时期居于核心地位的兼经课程、专经课程,再到民国时期被边缘化的学科教材知识,《孟子》在“五经”、“四书”以及学科教育体系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也因不同性质的课程而形成诸多不同种类的教材。鉴于此种特点,本研究以“教本”一词来概括《孟子》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既是一本教材,又是一门课程,并细致探讨《孟子》作为课程与教材的发展演变,以期透过《孟子》教本来展现中国传统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与特点。文章主体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孟子》作为一本教学语录的“教育性”特点以及其成为私家教材的若干影响因素；第二部分探讨汉唐时期《孟子》因是“五经”之外的“子书”而成为辅经课程,在辅经课程影响下《孟子》教材的形式与内容发生变化,开始出现一系列注疏性质的《孟子》类教材,其注疏的内容与传授的方式也与汉唐时期教育、文化的发展需求相一致；第叁部分探讨《孟子》从辅经课程向专经课程的转变过程。在宋代《孟子》完成了“由子升经”的转变,在朱熹的构建下并入“四书”,在元代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这些都促使《孟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核心课程,与其核心课程地位相配套的教材不断涌现,传授的方式则多受理学思想的影响；第四部分探讨明清时期的《孟子》,其专经课程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与巩固,以《孟子集注》、《孟子节文》、《孟子集注大全》为代表的国选、国编教材占据主导位置,科举考试、心学思潮、实学思潮等对《孟子》的传授产生着重要作用；第五部分探讨在近代教育转型过程中,《孟子》等专经课程在学校教育中的核心地位逐渐丧失,并最终融入学科体系当中,成为学科教材知识的组成部分。总之,《孟子》作为课程与教材的发展变化,体现出社会变革对教育内容作出的选择与要求,《孟子》自身的价值、思想家的提倡以及统治阶层的推动是其成为经典课程与教材的关键因素。而《孟子》思想在后世得到不断地重新诠释,又使得其在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对社会现实作出回应,从而被构建出新的教育价值。无论是“五经”、“四书”、“十叁经”,还是近代学科体系,《孟子》在这些不同的价值体系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孟子》思想价值与时代价值的变化,深刻影响着士人阶层、普通大众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这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教育所走过的一条独特道路。
参考文献：
[1]. 两宋孟学研究[D]. 周淑萍. 西北大学. 2004
[2]. 苏辙孟学研究[D]. 郑国娟.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3]. 两宋孟学与慧能心性论之相成相通[J]. 查昌国. 安庆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
[4]. 陆九渊的孟学思想研究[D]. 韩丽. 南昌大学. 2013
[5]. 20世纪以来的孟学史研究[J]. 梁涛, 杨海文. 文史哲. 2012
[6]. 陆九渊对孟子思想的阐发与践履[D]. 李文斌.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7]. 孟子伦理思想研究[D]. 曹喜博. 黑龙江大学. 2018
[8]. 吕祖谦《孟子》学研究[D]. 何蕊.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9]. 居今与志古：宋代《春秋》学研究[D]. 孙旭红.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10]. 《孟子》教本研究[D]. 屈博.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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