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西域与吐火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域论文,唐代论文,吐火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8-0148-11
“吐火罗语”、“吐火罗人”，是19世纪80年代以来，西域历史研究中难以避开的一个课题。不少国内外的语言、历史、考古学家关注此问题，彼此观点亦多种多样。就此课题展开讨论的论文、专著甚多，但仍没有取得统一结论。仅此历史文化现象，就足以说明相关研究的复杂与困难。
近30年中，随着新疆考古事业发展，又获得了一些新的古代回鹘语佛教文献、众多保存较好的古尸，使得相关问题的研究，从一度沉寂进入新一轮的高潮，在古代西域与吐火罗语、吐火罗民族关系问题方面刊布了不少新的论述。在这些论著中，美国学者梅维恒(H.V.Mair)与英国爱尔兰学者马洛瑞(J.P.Mallory)合著的《塔里木古尸》(The Tarim Mummies)最值得关注。梅维恒教授是知名敦煌学家，对于敦煌白话文有许多研究，近些年对新疆考古、塔里木古尸、西域古代文明也做了极多的研究探索；马洛瑞则是世界知名的印欧语研究专家，在西方学术界深具影响。他们利用一些新疆出土古尸资料、时代比较晚的一些佛教文献资料，对青铜时代以来的古代西域居民情况作出了十分积极的推论，认为塔里木盆地内的早期居民是“吐火罗迁徙者”，龟兹绿洲王国“是吐火罗人的主要中心”，只是回鹘西迁，才出现了“吐火罗语以某种形式消亡”①。也就是说，直到唐王朝统治西域阶段，“吐火罗”才因回鹘的西迁消失了痕迹。2011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会议主办人梅维恒认为，根据这样的新观点，可以重构欧亚文明历史的新篇章。但是，这实际上是一个需要认真分析、审视的新观点。
西域自汉代开始正式进入中国版图。到唐王朝时期，对西域大地的统治，也有了较西汉更为成熟的模式。唐王朝的统治层，根据西域居民中不同的民族、政治、经济、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对主体民族政治、经济、文化认同的程度，因地制宜，将广袤的西域大地划分为不同的几个大区块，实施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在新疆东部，今吐鲁番、哈密、准噶尔东南部，设置伊、西、廷州，由中央王朝直接派员管理，政治、经济制度，几乎同于唐王朝统治的腹心地区；在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唐朝设安西大都护府，在不同绿洲王国设置了都督府、州，驻军、屯田，都督府及州的官员由唐王朝任命、认可，主要由原来的王国统治者充任，管理相关绿洲内部民政。至于更大范围的地域如帕米尔以西，阿勒泰山内外一些地区，唐朝则实施更宽松的羁縻政策。在这样的形势下，对新疆地区居民的民族、语言、经济生活、历史文化，唐王朝自然应该是比较了解，也自然会留存有大量的文字记录。
据相关文献，吐火罗在唐代中亚仍是有相当影响的王国，地域主要在今阿富汗。王国在形式上羁属于唐王朝，唐朝曾在此设“月氏都督府”，实际是基本独立的性质，原国王任都督，军、政制度如旧，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这是中亚研究学界都大概了解的史实。
《塔里木古尸》，将吐火罗人放在了新疆塔里木盆地，活动时间下迄于唐朝，不仅是对大量保留至今的、可以信从的唐代文献记录提出了挑战；也是向研究新疆历史、考古、语言的学者们提出了新的问题。使得我们必须以一个新的视角，关注相关文物和考古资料，破解问题的真谛。
不论说“吐火罗”迄止于唐，仍是塔里木盆地主体居民；或如唐代文献记述，吐火罗是葱岭以西500里以外的中亚古代王国。在近数十年收获颇丰的新疆唐代历史文物中，应该是可以找到可资说明的相关资料。
循此思路，翻检材料，稍有所获。
主要收获之一，见于吐鲁番盆地出土的唐代官文书。
在《塔里木古尸》中，吐鲁番盆地被认为是操吐火罗语A古代居民之集聚地。因此，这里出土有关吐火罗的唐代文书，对我们深入一点认识前述吐火罗族居民在西域活动的实际情形，就具有更不一般的研究价值。
1964年，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县阿斯塔那晋—唐墓地中，发掘过一座唐代墓葬，编号为64TAM29。墓葬形制作斜坡墓道掏洞墓室，夫妇合葬，尸体保存完好。男主人身着纸质腰带，女尸头戴纸冠。拆开纸质腰带、纸冠，获文书24件(组)，其中4件涉及吐火罗拂延等人，在唐垂拱元年(685年)向西州高昌县申领过所事。②可以明确看出：在公元7世纪80年代，唐代西域人们的概念中，所谓“吐火罗”，与葱岭以东塔里木绿洲内的住户并无关涉。彼此语言不通，文字不同，所在地行政管理制度有别；他们是来自葱岭以西吐火罗王国的居民，与传世唐代文献中对吐火罗的概念是完全一致的。
相关文书资料，引录如下：
唐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康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一(录文一)
唐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康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二(录文二)
(二)64TAM29：108(a)
[前缺]
据上引四件出土唐代请过所文书，逻辑推论：
(一)文书出土在阿斯塔那墓地，属唐直辖之西州高昌县。可判定它是高昌县曾经受理、而后又被“捡除”的废弃公文。四件文书，性质相同，个别人名相同(如一号文书中的“
义罗施”与四号文书中的“康尾义罗施”；二号文书中的“纥槎”与四号文书中的“康纥槎”；处理之相关官员均为连亨，处理时间均为垂拱元年四月十九日等)，可以连同展开分析。文书虽已部分残缺，但文意是基本清楚的：“西来”之一行商胡，“欲向东兴易”、“入京”，但没有过所，违背了唐朝政府“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之规定，而被阻禁在了高昌县。行旅人员不少，姓名完整者计有“吐火罗拂延”、“吐火罗磨色多”、“康尾义罗施”、“康纥槎”、“曹伏磨”、“可婢支”、“突蜜”、“割逻吉”、“莫贺咄”、“颉”、“何胡数刺”、“曹延那”、“曹野那”、“安莫延”、“射鼻”、“浮你了”、“桃叶”、“
潘”等，近20人；随行牲畜至少有驴26头，马1匹、驼2头等。运载物资，应该不是小数。
(二)如此一支规模不小商胡，随身没有过所类文书，却已行进到了西州高昌县内，自然引发注意。在审查中，相关人员申述，他们不是“压良、该诱、寒盗等色”。所以没有唐朝过所，原因在“潘等并从西汉官府，所以更不请”，(二号文书)或辩“其人等不是压良冒名假代等色”(四号文书)；“但罗施等并从西来，欲向东兴易，为在西无人遮得，更不请公文”。(一号文书)措词小异，但理由相同；因为所出发之“西”地，没有“汉官府”“无人遮得”，“更不请公文”。表明他们之所以没有“来文”，是事出有因，故而“请乞责保”，求高昌县允许他们求保申领过所；而如果申报情况不实，他们甘愿“受依法罪”。审查、申述过程中，每个申领过所者、当地请得之保人，均划指线为押。
(三)关于“西来”后面的历史实际。相关文书中，均有“并从西来”之文意。在第二号文书中，更有“潘等并从西汉官府，所以更不请”等文字。推究缺失文字，似为所来之处并未设置“汉官府”“所以更不请”相关过所等；如这一判定大概可从，则所来之地，肯定是在设置了“安西大都护府”、“龟兹都督府”、“疏勒都督府”这些府州以外的葱岭以西之地，并没有设置归唐王朝政府直接辖管、按唐制实施交通管理的政府机构。二号文书中，““潘”一行，看来是初涉西州，不知唐王朝统有西域已近半个世纪，竟仍以传统观念之“汉官府”相称。他们远在葱岭之西，更可据此而得说明。
(四)“西来”之地，从来人姓名为“康×××”、“吐火罗××”，可以推见，他们应该来自“吐火罗王国”、“康居”等地。吐火罗，虽说龙朔时曾受唐之册封③，毕竟，只是十分松散的羁縻。内政种种，是一仍其旧制的。康居自然也是如此。居民中的勇敢者，尤其是商人，虽有远涉东土兴贸求利之心，但毕竟又不可能了解东方唐朝的交通管理制度细节，所以进入西州后受阻，是很自然的一种现象。
(五)经过西域大地，“东向兴易”。因物质文明差异，物质生活资料互补性强，因此有巨大的获利空间；但语言殊异、文字不同，即使在西域、高昌，也绝不是一个可以凭吐火罗语、康居语就可以自由交流、彼此了解的世界，也绝对不是一个如今天不少学者想象的当年的吐鲁番土著居民中，就是一个以吐火罗语文为主体文化工具的世界。这就自然生发了许多难以想见的困难。审查中，即使说清自己的身份、随行人员、驼、马、驴之来路，东行的目的等等，也成为一个巨大的障碍；所好，高昌县还可以找到了解吐火罗、康居等中亚东伊朗语系语言的译语人。在这件文书中显示其姓名为“翟那你潘”。(第一号文书作“翟那你潘”，第三号文书中作“你那潘”。看来，用汉文记录的书吏，文化背景不同，对译语人的名字并不熟悉才出现如是笔误。)为译语准确无误，译语人在文书中也以划指痕为凭，以示负责。这种译语人及其翻译工作，在人种有别、民族众多、语言殊异的唐代西域大地，是社会生活中十分必要的一环；而且转译准确，也是不能疏忽的环节。因此，译语人必须签字划押，对译意负责，具显着责任精神。
(六)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吐火罗拂延、康尾义罗施等一行，由葱岭以西进入唐王朝统治下的西域，行至西州高昌，总已有1000公里之遥。缘何在疏勒、龟兹、焉耆等州竟始终未受查验，直至吐鲁番才被发现审查?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现象。
唐代经西域交通西方，据《隋书·裴矩传》，有天山北麓、天山南麓、昆仑山北麓三道。吐火罗的位置，主要在今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交通西域，正常路线是“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也就是从和田，入叶城，进入塔什库尔干高原，经由瓦赫基里山口，入瓦罕走廊，进入阿富汗。这是裴矩经由调查、记录在案的一条路线。从方位、旅程看，是比较合理的。但上引文书却显示：这批吐火罗商旅明显走着一条少为人注意的径道，竟可以避开唐王朝在南、北大道上设立的诸多关隘，与可能为康居国人的康尾义罗施等昭武九姓胡等一道，突然出现在了西州高昌县境。这表明，实际生活中，肯定还存在一条吐火罗、昭武九姓胡们由葱岭、中亚两河流域一带东行进入吐鲁番盆地的便道。
从已获考古资料，这条便捷可行的通路，应该就在天山之中。
天山是一条东西长达4000公里、南北宽达400公里的巨大山系。东段近2000公里在新疆境内，西段则在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天山是由北、中、南三条山脉和山系中众多大小不等的山间盆地、谷地组成，其间冰川、河道连绵④。西部天山，是古代昭武九姓胡各王国居民驰骋活动的舞台。天山东段，是古代塞、匈奴、月氏、乌孙、突厥活动的理想天地。唐代西州高昌县，从地理空间观察，其实不过是中天山山系中的一块不大的山间盆地。如此的地理形势，以马、驼代步，在天山中间东行西走，并不存在困难；而且，检索以往文献记录、查验现今考古文物遗存，这是可以肯定、也值得进一步分析、研究的历史古道。
新疆考古所考古队1976年至1978年间，在天山阿拉沟、鱼儿山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者曾穿行在乌鲁木齐、吐鲁番、和静、阿拉沟、乌拉斯台沟之间，最后进入伊犁河流域新源一带，对天山地理地势及历史文化故实，提供了生动的素材。阿拉沟东口，是由天山进入吐鲁番盆地的隘口之一。王炳华先生曾发掘并论证了唐王朝设置在这里的鸜鹆镇游奕所故址，发掘出土的第八号唐代文书，残纸上仍可见“给使者首领康……六品官一人”等字，为鸜鹆镇游奕所曾供应过来自康居的康姓使者的具体记录。虽然只是一件过分残损、难窥全貌的文书，但说明沿古道穿行于天山谷地、草原，从中亚康国进入唐王朝之西州的路线应该是存在、并可供交通往来的⑤。
上引文书中的康尾义罗施、吐火罗拂延、吐火罗磨色多、康纥槎、安莫延、曹野那、曹伏磨、曹延那、何胡数刺、割罗吉等人，与昭武九姓王国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所以，他们对古道的认识应该是了然于心的。从天山中穿行进入吐鲁番盆地，到达高昌县，并不存在困难。他们的如是行进，增进了我们对这条路线的深入一步认识。昭武九姓胡居处在西部天山谷地，与新疆交往比较方便。因此，吐火罗拂延、康尾义罗施等虽没有相关证明身份的文件，在高昌县申领过所，“请乞责保”时，还真没有遇到困难。众多保人随即被找到，这中间有“庭、伊百姓康阿了、伊州百姓史保、庭州百姓韩小儿、乌耆人曹不那遮、高昌县史康师”等，都是居留在高昌、庭州、伊州境，已经归化、入籍成为了唐王朝子民的昭武九姓胡；定居在焉耆都督府境内的曹国人曹不那遮，虽非唐王朝直接管辖下的百姓，但定居在焉耆州内，也是合法身份。由他们出面作保、画指为信，保证相关请过所者及随身牲畜，“不是压良、该诱、寒盗假代等色”，是可以为据发给过所的。因为如果申报情况不实，保人是要承担责任，“受依法罪”的。这些细节，具显昭武九姓人在伊、西、庭州数量不小，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可以凭信作保。
这批包括了吐火罗、康姓商旅在内的一行东向“兴易”、“入京”的过所，出土文书中未见；但经过如是一番手续后，取得过所的条件是充分具备的。具体过所虽未见，由此而呈显的唐代西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诸多细节，已可大大深化我们对西州高昌县人民社会生活实况的了解。仅以新疆文物考古工作所获文书资料计，已达4000件以上，几乎全部都是汉文资料。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唐代吐鲁番地区，我们确是一点也没有感受到这里当年是吐火罗语 A通行地区的。这启示我们：通过有限佛经文字，在吐火罗语研究中，想象的空间虽可以无限；但实际的景况，如佛经文字与世俗语言文字是否一致?是很需要斟酌的。根据大量出土了的表现着唐代高昌居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实况的汉语文书，可以肯定，在唐代吐鲁番大地，展开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确实是看不到什么吐火罗A语、文字之痕迹的。
涉及唐代西域与吐火罗，不能不重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的相关记录。《大唐西域记》，对关注吐火罗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而言，这实在是太普通的资料，大家都是曾经注意、耳熟能详的。但在面对如《塔里木古尸》这样的大著，论及吐火罗人历史，又有那么多引人思考的论述，令人禁不住要重提玄奘在公元7世纪中叶观察到的“睹货逻”，提及到的吐火罗语文、吐火罗及其与周邻地区的关系。
玄奘，从虔诚的青年佛教徒始，求法西行，19年中，巡行中亚、南亚大地，饱经磨练。撰著《大唐西域记》时，已不仅是一位佛教思想家，而且成长为一位深谙梵文，对李唐王朝、唐属西域大地的政治形势，突厥、中亚、南亚星罗棋布的大、小一百多个王国的地理、历史、民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民情，都深具学养的大学者。他在游学过程中，凡所“游践之处，必究方言，镌求幽迹”，在如是实践基础上，唐代学界就不能不称赞他“陋博望之非远，嗤法显之为局”。相关资料，“无劳握椠已详油素”，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因此，他在应李世民之命撰著的《大唐西域记》中，留给我们的文字不仅呼应着唐王朝代表人物李世民的希望、要求；有直接考察、体验、认识的基础，具体而准确。当年人记当年事，其学术价值是一般著述难以匹配的。
《大唐西域记》，涉及吐火罗，有两组资料不能疏忽。
其一，是他对直接观察到的吐火罗王国诸多方面的记录：它的地理位置、交通、山川形势、民族形体特征、语言、文字、佛教信仰、政治分裂的现实、突厥的统治影响等，无不涉及。这里，应强调一句，玄奘在介绍相关情况时，遣字落笔是十分认真、严谨，可以说一丝不苟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表现在他对“吐火罗”汉译名称的计较上。他认为对此古代王国名，正确的汉译应该是“覩货逻”；大家习惯用着的“吐火罗”三字，是错误的，“讹也”⑥。仅从此点，就不难看出他在落笔行文时，态度是何等认真!
据《大唐西域记》，唐代吐火罗王国，“其地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扼葱岭、西接波剌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缚刍大河中境西流。”“自数百年王族绝嗣，酋豪力竟，各擅君长。依川据险，分为二十七国，虽画野区分，总役属突厥。”“模样异于诸国。”“语言去就，稍异诸国，字源二十五言，转而相生，用之备物。书以横读，自左向右。文字渐多，逾广窣利，货用金银等钱。”这些叙述，与主要地域处西天山与兴都库山之间，东扼帕米尔，西邻波斯的阿富汗，是完全吻合的。这里山地纵横、部落纷杂、不相统属，吐火罗族居民形象极富特点，形象与中亚诸国有别。阿富汗出土的用希腊字母书写的吐火罗文碑铭，正是“字源二十五言”，“自左向右”横读。他在这片地区见到的巨型“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与高五十多米的巴米扬大佛，可以说是十分相符。种种细节记录，相当朴素、准确。
行文中，对曾经或仍受吐火罗控制、影响的其他小王国，也都没有疏忽，给予说明。但是却绝无一字提及吐火罗与邻境的龟兹、焉耆以及他西行前曾滞留相当长、且深得支持、帮助的高昌等，有任何瓜连。须知，《大唐西域记》本来就是秉承关心唐王朝西部世界景况的李世民的旨意而书撰的。吐火罗语言、文字，如果与唐王朝属下的龟兹、焉耆、高昌相同、相通，这一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按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的行文风格，他是不可能不予提及、不事剖析的。这里有一个意境相同的实例，也可以帮助说明问题。在《大唐西域记》中他曾提及有一个支那朴底国，与华夏故国存在历史文化关联。他就颇费了一番文字，进行介绍，说是贵霜王国时期，势力强大，“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这些质子，最后在伽腻色迦王时期，建立了一个“至那朴底国”(唐言汉封)，“质子所居，因为国号”，“土无梨桃，质子所植。因谓桃曰至那尔(唐言汉持来)，梨曰至那罗阇弗
逻(唐言汉王子)”。诸多细节，都不忘详细说明原委，并称“故此国人深敬东土”，连见到玄奘，“更相指语，是我先王本国人也”⑦的情形，均娓娓道及。两相比较，是可以深入一层认识吐火罗与塔里木盆地龟兹、焉耆之实际关系的。
其二，是玄奘提及在他最后返回长安途程中，沿昆仑山北麓东走，在尼壤与且末之间，曾经过“睹货逻故国”。不少学者在研究吐火罗人历史、文化迁徙等问题时，无不引用此条文献，作为吐火罗曾居停在塔里木盆地的重大根据。在剖析西域与吐火罗的历史关联时，这自然也是一个绝对需要深入剖析的问题。
关于这个“睹货逻故国”，玄奘记录原文是，离开尼壤后，“行四百余里至睹货逻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从此东行六百余里，至析摩驮那故国，即沮末地也”⑧。考察塔里木盆地南缘地理形势、已获考古调查资料，所谓的“睹货逻故国”遗址，只能是安迪尔河畔的安迪尔古城。它地处尼雅遗址、且末古城废址之间，彼此空间距离与玄奘记录也切合。而且在这片空间范围内，再无其他较大河流、绿洲、古代城镇遗址。因此，要在这范围内觅求玄奘提及的“睹货逻故国”，只有安迪尔古城可以相当。
玄奘在提出安迪尔废城为“睹货逻故国”废墟时，除上引文字外，如为什么它为睹货逻故国遗址?睹货逻何时在此活动?何时、又缘何废弃等，并没有一字一词做出任何具体说明，似乎是一个不必涉及的常识。但此条文献资料，却确实成为了今天读者们深深悬念、也无法简单索解的难题。
对安迪尔古城遗址，中外学者曾做过部分考察工作。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A.斯坦因曾对安迪尔进行过不止一次调查，并进行过简单发掘。相关资料刊布于《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西域考古图记》之中。1989年11月，长期从事新疆考古工作的王炳华先生及肖小勇、刘文锁一行，作为塔克拉玛干沙漠综合考察队考古组成员，也曾进入沙漠，步入安迪尔古城废墟，在遗址实施了全面踏查，随后还刊布有调查报告⑨。本文的分析，也是依据此报告。
安迪尔古城废墟，位于安迪尔河下游，已沦入沙漠。具体位于安迪尔牧场塔库木村东南20多公里处，居于安迪尔河东岸。遗址位置大概在北纬37°47′34″、东经83°49′36″附近一片沙碛中，海拔1305米左右。遗址包括俗称的夏羊塔克古城、道孜立克城堡及佛塔等，遗迹绵延展开在数平方公里内。风蚀、沙埋，沙丘漫布，植被稀少。加上相当严重的人为破坏，保存情况并不好。但古城墙垣仍约略可循，部分建筑木柱仍出露在沙尘地表。陶、铜、铁、木等不同材质的文物，也都散见在沙尘低凹处。
遗址的中心，是夏羊塔克古城，城墙已残缺不全，依断垣走向，可以大概把握：城垣基本为方形，边长100米左右。城区范围内，陶片集中。从城墙断面可以清晰观察：城墙下部为夯筑；上部为土坯块、河泥(杂碎石粒)交替垒砌，清楚表明这是两个时段的遗存。城垣最高处，仍达8米(从风蚀之地表计算。因为风蚀，目前地表已大低凹于当年地面。因此，当年城墙高度会较8米为低)。城门，具体位置已难判定，但可能在南墙上开门。因为南墙外，是一片比较开阔平整的空间。城墙围垣内，约略可见废弃的房址，可见不少铁块、炼渣、陶片、铜片、铜镞、五铢钱、玻璃片、汉佉二体钱、磨石等物。
夏羊塔克古城北郊，距约200米，为一区佛塔。以土坯砌筑。塔基方形，边长达8.2米，三层。塔体作圆柱形，直径4.9米。通高仍达7米，顶部已残。外观与尼雅精绝遗址佛塔、楼兰古城佛塔相似，显示了同一时代特征。
夏羊塔克古城东约1.5公里处，为另一区较大型建筑遗存，多佛教建筑。当地现称“道孜立克城”。斯坦因当年称其为“Tang Fort”、“唐堡”。据斯坦因当年之测图，堡墙保存基本完好，为向南开门的圆形，直径近90米。堡墙用土坯砌就，外抹草泥。圆形围垣内木桩柱排列有序，多方形，或显回廊状，明显是汉晋时期塔里木盆地南缘多见的佛教寺院遗址。斯坦因曾在这里发掘出佛教寺院屋宇，残存壁画、泥塑像、梵文佛经、写着汉字的薄纸片、吐蕃文佛学文献(据称，为早期大乘舍利娑坦摩经)，还发现过一幅绘有象头神的木板画⑩。在佛寺西北角土墙上，留有唐代汉文题记，可见出“贞元七年”、“大蕃”、“四镇”、“秦嘉兴”等字样，是公元8世纪末，吐蕃入据塔里木盆地后，唐王朝官员留下的字迹(11)。塑像底座前还有一些信众献祭的绸、布条。
在“道孜立克”遗址附近沙地表面，王炳华等曾采集到一件以胡杨木雕就的小型立佛像，有椭圆形身光，佛像着通肩式外袍，圆领，衣褶下曲，线条流畅，通高达43厘米。可见十分典型的贵霜风格。
通过这些资料，可以获得基本清楚的概念：安迪尔古城及其周围遗存，不仅规模相当大，而且延续时间比较久长。夏羊塔克古城下部夯筑城墙、汉佉二体钱、犍陀罗风格的木雕立佛像、汉五铢钱、三棱形铁镞、大量早期灰陶罐残片等，具有明显的早期特征，时代应在公元4世纪前。由大量陶片中观察到的陶器风格，与且末那勒克遗址、楼兰、尼雅晚期遗址中的陶器特征相似。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发现的这一线早期遗址，更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判定它废毁在公元4世纪以前的结论(12)。玄奘东归，路过安迪尔时，说这里“国久空旷、城皆荒芜”，与通过遗址中出土相关早期文物，结论也可以统一。玄奘是公元645年经此东返的，遗址既是两晋、南北朝时废毁，自然会呈现一种久久空旷的景观。玄奘据此而称它是“睹货逻故国”遗存，彼此可不悖。
南北朝以后，入隋，炀帝杨广重视与西域的联系，“西域诸国悉至张掖交市”，南道上自鄯善西行，安迪尔河绿洲，是一处不能不伫息、补充饮水、粮食、草料的站点。因此，自然会重新设置戍堡、城镇，以利交通。在夏羊塔克废城上重新坂筑新城，在西侧不远处建置了“唐堡”，修建了佛教寺院，都是情理中事。因此，隋唐时期，安迪尔绿洲重又恢复了生机。遗址中出土的吐蕃文书、藏传佛教典籍、汉文残纸，土壁上贞元七年秦嘉兴题字等，显示了公元七八世纪唐、吐蕃在这片地区角力、活动的遗痕。玄奘东归在公元7世纪中，他没有在遗址区见到吐蕃的任何信息；而一百多年后，安迪尔绿洲在唐与吐蕃的冲突中，遭遇了再一次废毁的噩运。因此，安迪尔绿洲上的唐、吐蕃遗存，应该是公元7世纪后期、8世纪末的文化鳞爪。唐代以后，安迪尔绿洲没有再在原来废墟上重生，而是改易在了安迪尔河西岸、直迄今天的安迪尔牧场(13)。这不仅是河道之改易，而且，社会政治变动，对这类沙漠中生态十分脆弱的绿洲的存续，影响都是不可轻估的。
玄奘称公元4世纪前废毁的安迪尔古代城堡为“睹货逻故国”，行文中一笔带过，未作任何说明。实际表明，这个概念在唐代当年，是不必多费笔墨的常识；只是时过境迁，大夏、月氏、贵霜、吐火罗等概念，已因时空变化、相隔辽远、再不清晰之后，才成为了今天学术界必须详斟、仔细分析的问题。(14)
公元前1000年中的中亚大地，是多事之秋，许多影响深远的变化，都曾在这段时间和这个舞台上展开。
兴都库什山、西天山之间、阿姆河流贯其中的土地，是中亚大地上南北交通的要冲地带。早先曾被希腊殖民，称之为巴克特里亚(Bactria)；公元前140年前后，巴克特里亚为塞人灭亡。波斯大流士一世贝希斯敦铭文所见塞人，包括了Asii、Tochari、Gasiani、Sacarauli。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地理志》(Ⅺ.8)中也有相关记录。这一历史变动发生后不久，在匈奴追逐下，原处中国西部的大月氏西走、南下，先到伊犁河流域，旋又南走，进入巴克特里亚地区。《汉书》中称此为：“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自此，《史记》、《汉书》中留下了不少“大夏”王国的信息；月氏，成为了这片土地上影响巨大的新统治者，或主要统治者之一。建立了盛极一时、影响远近的贵霜王朝。
大夏，上古汉音为“dat-hea”，近同于“吐火罗”。与早先灭亡了巴克特里亚的塞人四部之一的“Tochari”人发音近同。月氏入主这片地区，建立贵霜王国后，中西学界不少学者称月氏为贵霜，同吐火罗，应该与这一历史背景存在关联。(15)因此，月氏、贵霜与吐火罗又有了十分密切、难以割切的关联。这里，吐火罗是族称，又曾是王国名；月氏是族称，以它为主建立的“贵霜”，是王国名。但在一些情况下，又往往彼此交结、互相取代。公元4世纪中叶，贵霜亡于嚈哒，历史展现新的一章。
公元2世纪后，贵霜王国势力一度盛大，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在中亚大地曾显示过重大影响。从古代和田、尼雅东行，至安迪尔、且末、楼兰，曾发现过数量不少的佉卢文简牍，而佉卢文，曾是贵霜王朝官方文字之一(16)；楼兰城中发现过贵霜国王阎膏珍的钱币(17)；上述不少遗址中见过汉文、佉卢文并书的“汉佉二体钱”(18)；在和田地区热瓦克佛寺、若羌米兰佛寺所见塑像、壁画，尤其是有翼天使画像，具有鲜明的犍陀罗风格(19)，这种种，无不与贵霜文化在这片地区展现之影响密切关联。贵霜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这种种关联，关注中亚史研究的学者曾有不同的解读。英国学者布腊夫认为，这是贵霜王朝一度统治过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说明(20)，中国学者不少人持不同观点，认为这只不过是贵霜王国失国过程中，有失败之贵族、军侯难民流徙入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文化表现(21)。对贵霜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存在，究竟应作怎样的判定，是中亚史上一个大问题，本文暂不置论。在此，只是着意强调一点：东汉以后，魏晋时段，贵霜文化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存在，是中外学界都认可的。废弃于公元4世纪前的安迪尔古城，作为贵霜文化集聚的一个点，在玄奘东返路过时，贵霜遗存之风格应该是特征还比较显明的。贵霜的主体民族是月氏，月氏又被认为是吐火罗王国的主要族体，这些大概于唐代文化知识界是常识性概念。种种因素混集一道，终使得玄奘将这凝集了贵霜文化特点的古城称呼为“睹货逻故国”(一个绿洲、一个小城，在古代西域就是一个小国)，在唐代，应该是一个相当自然、并不突兀的概念。
所以如是说，唐代文献中有众多记录可以佐证：在隋唐时期，当年的文化知识界、包括唐代统治阶级文化上层，确实是将月氏与吐火罗在文字中互称的。这几乎可以视为一个时代中的文化现象。
试举数例：
(一)“挹怛国，汉大月氏之种。大月氏为乌孙所夺，西过大宛，击大夏臣之。治蓝氏城。大夏即吐火罗也。”(《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二)“吐火罗，或曰土豁罗，曰睹货逻……显庆中，以其阿缓城为月氏都督府。”(《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吐火罗》)
在吐火罗王国设都督府，却定名为月氏都督府。足证，在唐王朝统治集团心目中，所谓吐火罗，与月氏是可以混同，视其为表里的：吐火罗是国名，而居民实体，则是月氏，故而都督府，就能以月氏为号。
(三)“月氏都督府，以吐火罗叶护阿缓城置。领州二十五。……蓝氏州以钵勃城置。大夏州以缚叱城置。……”(《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
在吐火罗王都阿缓设置的都督府名“月氏都督府”，其下有“蓝氏州”、“大夏州”，可以说明唐代对吐火罗、月氏、大夏这些政治、地理概念的认识，是重叠、混同在一起的。
(四)“龙朔元年，以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以其属部为州县。”(《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
(五)“六月癸未，以吐火罗、噘哒、罽宾、波斯等十六国(……)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并隶安西都护府。……吐火罗国都为月氏都督府……”(《资治通鉴》卷二零零“龙朔元年”)
(六)“龙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远进《西域图志》，并请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仍以吐火罗立碑以记圣德。诏从之。以吐火罗国叶居遏换城置月氏都督府。”(《唐会要》卷七三)
(七)“(永徽)三年……所以理阿缓大城为月氏都督府……以乌涅波为都督。”(《唐会要》卷九九《吐火罗国》)
(八)“吐火罗国，唐永徽三年列其地为月氏府，以其叶护阿史那乌湿波为都督。”(《册府元龟》卷九六六《外臣部·继袭》)
(九)求那跋摩(Gunavarman)译本，兜呿罗=月氏，《吐火罗语考》，77—78页。(22)
如是等等，都可以说明，在唐代文化知识界，将月氏与吐火罗联系在一起，用以分析、认识政治、地理、文化、翻译诸多方面的问题，确实是相当普遍，得到社会认同的。因此，玄奘称存在贵霜文化影响的安迪尔古城为“睹货逻故国”，不仅是十分平常；而且，当年不如是叙述，反倒会是难以理喻了。
除文首提及的《塔里木古尸》中关涉吐火罗 A语、吐火罗民族外，近三十年来，研究吐火罗者，还有《吐火罗史研究》、《古族新考》、《吐火罗人起源研究》等专著多部及更多数量的论文，这里不一一具列。研究中，涉及吐火罗语言、历史、考古、民族迁徙，甚至分子人类学等不同学科；关乎中亚古代历史、新疆古代民族、历史、考古、语言研究，是一个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现实意义重大的研究课题。
本文切入点很小。只是涉及一组近年出土的唐代吐鲁番文书；还有国内外均有过关注，但又总未展开具体剖析的安迪尔古城。也就是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提及的“睹货逻故国”；也联系到玄奘游学印度途中，直接观察过的“睹货逻”故国。这些考古、文献资料，时代均在唐王朝时期。可以清楚结论：
(一)在唐王朝时期，人们的概念是明确的，所谓吐火罗，就是古史中的希腊大夏王国，领地就在巴克特里亚，主要在今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
(二)其次，这片土地，位置冲要，是中亚交通的十字路口。中亚大地任何重大的民族迁徙、冲突，几乎都会波及这片土地上相关王国历史命运的沉浮、变化。公元前2世纪，大夏先是亡于南下的塞人；随后，又为南下的大月氏人所统治，并建立了新的贵霜王朝。公元4世纪，贵霜亡于嚈哒；6世纪后，又沦于西突厥的统治之下。因此，在唐代史家的笔下，既循传统称这片土地为吐火罗王国，又因汉代月氏是这片土地上的新统治者，也称之为“月氏”，唐王朝政府在吐火罗置都督府，府址选在阿缓，是吐火罗突厥叶护的驻地，但取名却十分明白地称之为“月氏都督府”，这展现着唐代对巴克特里亚这片土地居民、历史的认识、尊重；针对西突厥统治的现实，可能还有另一层政治的含意。不论如何，这表现着占统治地位的唐王朝政治文化领袖们的主流观点。玄奘所以称具有贵霜(月氏)文化影响的安迪尔古城为“睹货逻故国”，根源、根据就在于此。
(三)中亚的昭武九姓王国子民，包括兴都库什山下、波斯东境的吐火罗国人，在丝绸之路上东行至西州、河西地区、甚至长安兴易经贸，是汉唐时期一种普遍性存在。分析上引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唐代文书，可以看出，已定居在唐王朝直接统治下的西域伊、西、庭州，成为唐王朝在编百姓的昭武九姓胡人，并不在少。他们对通过丝路积极进行的商业活动是了解、熟悉的。因此，就都敢于担保新来西州高昌县的吐火罗拂延、吐火罗磨色多、康尾义罗施等一行近20人的清白身份，为其申领过所承担责任。这对没有过所“西来”的吐火罗拂延等人，自然是十分重要的帮助。吐火罗拂延等人，不谙唐王朝的交通管理制度，不通语言，只能通过专职译人翟那你潘才能交待清楚个人情况，东行目的。请求高昌县能允许“责保”、颁给过所。这表明，在7世纪中叶的唐代西州高昌县，只通自身的吐火罗语，是无法与当地交流信息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可以说明许多问题的语言、文化现象。完全可据此推论，唐时西域绝不是吐火罗语流行、吐火罗人所在多见的地区。因此，一些学者，仅仅根据少数佛经译文上的“Toχr
”题记，就判定西域高昌、焉耆、库车地区通行吐火罗语、吐火罗文，是混同了佛经翻译语言与世俗通行语言的关系，这两者，其实不是一个概念，是不能彼此等同的。而从吐火罗语文，又推演出吐火罗民族，更不是同一个概念。《塔里木古尸》作者，认为是由于公元840年回鹘西迁，才导致了“吐火罗语以某种形式消亡”。现在看起来，此观点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
注释：
①J.P.Mallory,Victor.H.Mair,The Tarim mummies,London:Thames and Hudson,2000.
②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第88—94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③[唐]杜佑：《通典》卷一九三，载“龙朔元年，吐火罗置州县”。北京，中华书局，1988。
④新疆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新疆百科全书》，第133—138页，“天山山系”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⑤王炳华：《阿拉沟古堡及其出土唐文书残纸》，载《唐研究》第八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⑥《大唐西域记》卷一，见[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⑦《大唐西域记》卷四，见[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365—367页。
⑧《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见[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031—1032页。
⑨塔克拉玛干综考队考古组：《安迪尔遗址考察》，载《新疆文物》，1990(4)。
⑩斯坦因著、殷晴等译：《沙埋和田废墟记》，第253—260页，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
(11)M.Aurel Stein,Ancient Khotan: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New York:Hacker Art Books,1975.P422,Chinese sgraffito of AD719,On wall of temple cella E.I,Endere Fort.
(12)塔克拉玛干综考队考古组：《安迪尔遗址考察》，载《新疆文物》，1990(4)。
(13)在安迪尔河西岸与安迪尔牧场相去6公里，有阿克考其拉克遗址，时代稍晚，据斯坦因报道，似有伊斯兰文化遗存。说明已晚到公元10世纪以后。
(14)季羡林等西域研究大家，在校注安迪尔“睹货逻故国”遗址时，对此未能置一词，可以见出这是笼罩在学术界十分深重的迷局。
(15)余太山：《古族新考》，第9—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6)林梅村：《沙海古卷》，1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17)新疆文物局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第26页，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
(18)夏鼐：《和田马钱考》，载《文物》，1962(7—8)。
(19)散见于斯坦因的《古代和田》、《西域考古图记》。M.Aurel Stein,Ancient Khotan: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New York:Hacker Art Books,1975.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21.
(20)G.Brough,Comments on third Century Shan-Shan and the history of Buddhism,BSOAS Ⅹ Ⅹ Ⅹ Ⅴ Ⅲ,1965。
(21)马雍：《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载《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王炳华：《贵霜王朝与古代新疆》，载《西域研究》，1991(1)。
(22)另外，伯希和认为“而此生长于龟兹(库车)之鸠摩罗什附注说即是小月氏。如此看来，四五世纪的中国人曾将印度名称吐火罗之民族名曰月氏”。见冯承钧译，伯希和、烈维：《吐火罗语考》，第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7。原文为伯希和撰《说吐火罗语》，原载《通报》，第259—284页，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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