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清代北京通俗小说的出版与说唱业的关系——以侠义公案小说的形成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案论文,小说论文,侠义论文,为例论文,说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054(2012)05-0068-08
北京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辽代统和八年(990)的《上生经疏科文》，其卷末有“燕京仰家寺前杨家印造”的题记。元、明、清三代，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印刷业比较发达。通俗小说的出版始于明代，据嘉靖间周弘祖《古今书刻》记载，都察院刻过《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嘉靖间晁瑮《宝文堂书目》也记载武定侯郭勋刻有上述二书。此外，明末刘若愚《酌中记》卷十八还载有司礼监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些通俗小说，都是官刻或半官方刻本。
一、清代北京书坊及刊刻的通俗小说
北京的民间书坊在明代就已经很发达了，刊刻过许多通俗读物，如金台鲁氏刻有《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和《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永顺书坊成化年间刊刻过一批说唱词话等，但未见有通俗小说的出版。坊刻通俗小说兴起于清代，现把以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刊刻通俗小说的情况统计如下(见下页表)。①
从表中可知，清代北京共有51家书坊刊刻通俗小说，共计版本133个。北京的书坊主要集中在琉璃厂一带。琉璃厂地处北京东，金代称海王庄，元代在这里建造琉璃窑，始有琉璃厂之名。因城市的发展，清代的琉璃厂已位于城市中间。由于烟雾污染，自清中叶以后，已不从事大量生产，逐渐转移到西琉璃渠村(今属门头沟区)，琉璃厂渐成为喧闹的街市，刻书业也在此时发展起来。刊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的《帝京岁时纪胜》记载了乾隆初期琉璃厂的繁荣：“琉璃厂在正阳门外之西。厂制东三门，西一门，街长里许，中有石桥。……门外隙地，博戏聚焉。每于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籤，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更有秦楼楚馆遍笙歌，宝马香车游士女。”②(P9)琉璃厂书坊早期主要由江西人经营，咸丰后，因太平天国同清廷的战事，“交通不便，其故乡弟子因路远来者甚少”，[3](P196)故所收学徒渐以附近地区如河北冀州、南宫等地为主，以后河北籍坊贾“彼此引荐子侄，由乡间入城谋生。偶有他县人插足其间不若南宫、冀州等处人之多，若外省人，则更寥寥无几矣”。[4](P16)自此，冀帮书贾垄断琉璃厂书业直到民国初期。
据笔者统计，从通俗小说刊刻的时间来看，主要集中在雍正以后。有明确时间记载的刊本，顺治1个，乾隆8个，嘉庆8个，道光8个，咸丰1个，同治2个，光绪56个，宣统2个，由此可知北京刊刻通俗小说的繁盛时期是在光绪年间。[5]刊刻的方式主要是雕版印刷，活字印刷集中在聚珍堂。从刊刻的版本数量来说，英雄传奇小说最多，有33个，其次是历史演义小说30个。此外，侠义公案小说19个，才子佳人小说18个，话本小说和世情小说12个，神魔小说11个。尽管版本众多，但绝大部分都是翻刻本或话本小说选本。这说明北京并非通俗小说的创作中心而是出版中心，仅有侠义公案小说例外，《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彭公案》等作品都产生于北京。
《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根据道咸时期著名艺人石玉昆的说书改编而成。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长期在北京演唱，其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包公案》。现在还有一些说唱本《龙图公案》(《包公案》)传世。后来文良等人根据《龙图公案》以及其他人的演说，整理、改编为长篇章回小说《龙图耳录》，又经问竹主人、入迷道人增删补辑成一百二十回，题曰“忠烈侠义传”。《忠烈侠义传》最早刊本为光绪五年(1879)北京聚珍堂活字本，光绪八年(1882)重刊，改题《三侠五义》；光绪九年(1883)北京老二酉堂又有木刻本。《三侠五义》于光绪十五(1889)年被大学者俞樾修订，改题《七侠五义》，石印本极多。此外，还有续书《小五义》和《续小五义》相继问世。
《小五义》最早刊本为光绪十六年(1890)北京文光楼本，前有文光楼主人序：
《小五义》一书，何为而刻也？只以采访《龙图阁公案》底稿，历数年之久，未曾到手。适有友人与石玉昆门徒素相往来，偶在铺中闲谈，言及此书，余即托之搜寻。友人去不多日，即将石先生原稿携来，共三百余回，计七八十本，三千多篇，分上中下三部，总名《忠烈侠义传》。原无大小之说，因上部《三侠五义》为创始之人，故谓之《大五义》。中下二部五义，即其后人出世，故谓之《小五义》。余翻阅一遍，前后一气，脉络贯通，与坊刻前部略有异同。[6](P1552)
据文光楼主人所说，《小五义》《续小五义》与《三侠五义》都是石玉昆原稿。是否如此呢？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7]据风迷道人《小五义辨》云，通行的前套《忠义侠义传》，即《三侠五义》，与文光楼主人获得的石玉昆原稿详略不同，不是出自一人之手。[8]然而这详略不同的《三侠五义》并没有被文光楼刊出，无从与正续《小五义》比较，故很难判定。此话有人认为是伪托，但也有可能，如传世的说唱本《龙图公案》就有不同，文光楼主人获得版本与通行本不同也不足奇。然而不管是否为石氏原稿，文光楼主人确实抓住了出版良机，在《三侠五义》受到欢迎之时推出了续书《小五义》，并且“刷印五千余部”，[9](P1553)数量不可谓不多，并在第二年又出版了《续小五义》。
另一部公案侠义小说《彭公案》，是写清初清官彭朋在众侠客的辅佐下除暴安良的故事，最早的刊本为光绪十八年(1892)北京本立堂本。书前有孙寿彭序：“《彭公案》一书，京都抄写殆遍，大街小巷，侈为异谈，皆以为脍炙人口。故会庙场中谈是书者，不记其数，一时观者如堵，听者忘倦。……壬辰馆于京师，友人刘君衡堂持此编以示，展读数回，悉其始终……衡堂更把握不置，遂有付梓之议。汇辑成编，无不争先快睹，因不惜重资，付之欹劂。”[10](P1616)可见该书原是在北京地区以说唱形式流传，后被人整理加工而成。这种形式也是其他公案侠义小说成书的方式，因此不少学者称之为“评话小说”。“从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形成机制与文本形态来看，它的产生和繁荣与当时北京曲艺业的发展尤其是说书艺术有十分重要的交流借鉴关系”。[11]此话很有道理，下面就这个问题再加以论述。
二、清代北京的说唱艺术与侠义公案小说的形成
清代北京说唱艺术的繁荣兴盛是从乾隆年间开始的，经过了顺、康、雍三朝一百多年的发展，清王朝已经攘除了内忧外患，国家安定、社会富裕，各种休闲娱乐活动应运而生，并形成了天桥这样的活动中心。[12]清代北京出现过多少种说唱技艺，迄今还无人统计，但仅在北京兴起的新的说唱门类就有子弟书、相声、双簧、岔曲、梅花大鼓、八角鼓、快书、单弦、石派书、莲花落、数来宝、太平歌词等十几种。各种技艺争奇斗艳，各施所长，竞争激烈，侠义公案小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孕育产生的。如苗怀明所言：“说书艺人们根据听众的兴趣和口味，不断调整说书内容和形式，出奇创新。显然，这是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合流的直接动力。……稍后，著名说唱艺人石玉昆将传统包公破案题材与侠义题材结合起来，推陈出新，极受推崇。”[13](P98-99)
除了上面提到的作品在出版前以说唱形式流传外，最早的公案侠义小说《施公案》同样如此。该书现存最早版本为道光四年(1824)本衙藏本，但在嘉庆初年成书的说唱鼓词《刘公案》中就已经提到过它，其中记载了《施公案》成书前就被艺人黄辅臣在北京广为讲说。然而黄辅臣到底是以何种曲艺形式传播施公故事呢？可能是评话，但仍然不很清楚。事实上，《三侠五义》的成书过程也有同样问题。据时人及后人记载，石玉昆通晓多种曲艺，但《三侠五义》是以哪种曲艺表演的呢？又是以哪种形式记载下来的？现在还有诸多疑问。
生活在乾隆至道光时期的富查贵庆曾有一首专门吟颂石玉昆的诗，其诗序云：“石生玉昆，工柳敬亭之技，有盛名者近二十年。”[14]按，柳敬亭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评话艺人，评话又称为说大书，说书人讲说时全是散说，不用吟唱，道具只需用醒木一块或纸扇一把、方巾一幅，无需弦索等乐器伴奏。陈汝衡先生认为，由于时人对柳敬亭的评价都是涉及“说”的艺术，丝毫没有涉及“唱”的部分，因此他绝不是擅长弹唱的艺人。[15](P175)这是很有道理的。富查贵庆把石玉昆比作柳敬亭，似乎他也长于评话。
近人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石玉昆也表演弹词和单弦，其云：
音乐中丝竹合奏谓之弹套。……此技惟瞽师能之，道、咸间有王馨远者，士大夫多延之。盖与石玉昆之说书(亦弹词也)相并也。[16](P8)又说：
道光朝有石玉昆者，说《三侠五义》最有名，此单弦之祖也。贵月山尚书(庆)尝以柳敬亭比之。[16](P9)
弹词是明清时期流行于南方地区的一种说唱艺术，清代一般用琵琶或三弦伴奏，演出时有说有唱。而北方地区则流行鼓词，鼓词演出形式多样，艺人有自击鼓板说唱的，有自弹三弦说唱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鼓板击节而唱的艺人和弦子书艺人逐渐拼档演出，形成近代艺人自击鼓板并有三弦伴奏的大鼓书，最为流行。鼓词说用散体，唱为韵文，其唱词一般为七言和十言句，其十言句与弹词之三、四、三的节奏截然不同，采用三、三、四的形式。崇彝把石玉昆之说书称为弹词，可能即是指鼓词。而单弦则又是另一种曲艺艺术，又称单弦牌子曲，是乾隆、嘉庆年间，从北京的满族子弟中流行的八角鼓演变而来。单弦的演出形式最初是一人手持八角鼓(八角鼓是满族的一种小型打击乐器，鼓壁为八面，七面有孔，每孔系有两个铜镲片，以手指弹鼓或摇动鼓身使铜片相击而发出声音)演唱，一人以三弦伴奏，时称“双头人”。光绪初，旗籍艺人随缘乐自编曲词，自弹三弦演唱，轰动一时，自此单弦就有以上两种演出形式。今能见到的较早的单弦曲词，是清嘉庆九年(1804)华广生所编《白雪遗音》卷三中之《酒鬼》。崇彝既称石玉昆为“单弦之祖”，应是指他为早期艺人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则石氏在嘉庆间即已开始演出单弦了。
此外，石玉昆还是演唱子弟书的著名艺人。如蔡省吾未刊稿《北京艺人小志》云：“(石玉昆)博学善辩，西派之超绝者，自著《三侠五义》等书，谈唱皆雅。出而声价便高，当时有接待神仙之目。殁后有《赞昆》子弟书，名重一时。”[17]西派是指子弟书的西韵唱腔。子弟书是清代雍乾时期北京兴起的一种曲艺，因其始创者、作者、演唱者和听众多为满族八旗子弟，故称为“子弟书”。其语言以七字句为主，可以自由加衬字，一句可多达三十字者，每两句押韵，韵用北方曲艺常用的十三辙。
子弟书《赞昆》又名《叹昆》《叹石玉昆》《评昆论》或《石玉昆》，其中有对他表演场景的记载：“则见他款定三弦如施号令，满堂中万缘俱寂鸦雀无闻。但显他指法儿玲珑嗓音儿嘹亮，形容儿潇洒字句儿清新。令诸公一句一夸一字一赞，众心同悦众口同音。”子弟书表演时只用一把三弦，自弹自唱，因此又称弦子书。其唱腔分为东韵、西韵两种，东韵慷慨激昂，西韵则缠绵柔媚，节奏舒缓。正因为如此，观众们在表演中才能注意到他的指法玲珑，才有足够的时间一句一夸一字一赞。可见石玉昆无论是技法还是唱腔都十分出色。不仅如此，他还开创了一个新的曲艺门类——“石韵书”。“石韵书”，又称石派书，虽然脱胎于子弟书的西韵唱腔，但已经不属于子弟书。从现存的石韵书来看，它是有说有唱、韵散交错的文体，与子弟书只唱不说的体例大不一样。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石玉昆至少表演过评话、单弦、弹词(可能是鼓词)、子弟书和石韵书。但以何种形式演出过《龙图公案》(《三侠五义》)呢？
第一，有可能是子弟书。《赞昆》云：“惊动公卿夸绝调，流传市井效眉颦。编来宋朝包公案，成就当时石玉昆。”但子弟书只唱不说，并不长于表现离奇曲折的包公故事。也许正因为如此，石玉昆才在演唱时加上散说，创造了石韵书这种门类。
第二，有可能是鼓词。传世的说唱本就有鼓词，但内容与石韵书差别较大，因此有学者认为并非传自石玉昆，其实也很难判定。其余的门类则缺乏文献的记载或传世作品的支持。
说唱本《龙图公案》主要有鼓词和石韵书传世。先说鼓词，在刘复、李家瑞编著的《中国俗曲总目稿》中著录两种。首都图书馆也收藏有两种，一种名《包公案》，一种名《三侠五义》。苗怀明仔细研究后认为“它们在《龙图耳录》或《三侠五义》的基础上重新创作，抄录时间当晚于《三侠五义》的刊行”。[18]还有一些收藏在个人手中，如解放前王虹在冷摊上购得的北京黄化门帘子库涌茂斋出租书《龙图公案》，日本大木幹一以及阿部泰记收藏的《龙图公案》。石韵书流传下来的也比较少，而且多是短篇。清代乐善堂抄卖的带赞石韵书《书目》最后一种，就是《龙图公案》，可惜现未见。清代张氏百本堂《子弟书目录》中也附载有石韵书，有关《三侠五义》的共十八种，傅惜华旧藏。另外，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购藏了五十多本百本堂抄的石韵书《龙图公案》，但抗战期间船沉被毁，仅有只言片语保留在《中国俗曲总目稿》中。此外，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中收藏有六种石韵书《龙图公案》故事，即《全本报主盘盒打御》(上本)、《全本小包村》(二本)、《全本铡庞坤》(下本)、《全本天齐庙断后》(二本)、《全本南清宫庆寿》(二本)和《全本三审郭槐》(上本)。
鼓词和石韵书《龙图公案》哪一种更接近石玉昆的原稿呢？这个问题很难说清。石玉昆是否编有原稿，或是否存有说唱底稿，现在都没有文献证明。即使石玉昆有底稿，不同表演形式的底稿也当有所不同。后人据不同表演形式来记录《龙图公案》，也肯定不同；即使是同一种曲艺形式，由于著名艺人表演时并不会执一不变，[19]不同时间的记录也会有所差异。
由于《三侠五义》是在《龙图耳录》基础上增删润饰而成的，因此据学者们研究，《龙图耳录》所据的是石韵书《龙图公案》。李家瑞先生说：“拿《龙图耳录》和石氏唱本一对，可知道《龙图耳录》于石氏唱本所有事迹之外，毫无增添，不过把许多废话，斟酌删除就是了。”[20]鲁德才先生认为：“(双红堂文库藏本)石韵书的故事贴近《龙图耳录》。”[21]经笔者仔细比较，《龙图耳录》的编撰者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删去回头诗和韵文唱词。如《全本报主盘盒打御》开头即有回头诗：“清晨早起一炉香，谢天谢地谢三光。所求处处田禾熟，但愿人人寿命长。国有忠良安社稷，家无逆子恼爹娘。八方宁静干戈息，我纵贫来碍何妨。”这首诗可能是说话人的套语，《小五义》第一回卷首也有该诗，只是略有不同。《龙图耳录》删去，《全本小包村》的回头诗也是如此处理。但并非每种石韵书都有回头诗，《全本天齐庙断后》《全本南清宫庆寿》和《全本三审郭槐》都没有，《全本铡庞坤》仅存下本，不知上本有无。
石韵书因是说唱本，体例是说一段，唱一段，韵散结合。其唱词形式主要是三字句与多字句的杂合，比较自由，如《全本报主盘盒打御》开篇写宋真宗刘、李二妃的一段：
六宫粉黛，虽然是倾城之色。宋真宗，倾心注意却在二妃。自从中宫无人执掌，刘妃的主意要施为。只因他，素日居心多险诈，嫉妒的心肠从没让过谁。就是那，贤德的李妃也得容让。由着他，金华宫内作福作威。也因为，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灰。
唱词的三字句也比较多，如《全本小包村》写包公少时放羊遇到雷雨：
忽见天色变，狂风刮。雷声响，雨又大。三官人，寒毛乍。寻长顺，不见他。举目留神四下里。远远的，见空洼。有古庙，隐人家。忙忙跑，不顾乏。
这种形式与鼓词唱词多用七言、十言不同，也许就是石韵书的特点之一。石韵书的唱词很多，写景状物、人物对话、铺叙故事、评论情势，几乎无所不有。《龙图耳录》则把这些内容全部删去，变成了纯粹的散文体，也就成了真正的白话小说。
第二，删去说话人的插叙和评论。如《全本报主盘盒打御》写钦天监文彦博因见天狗星犯阙，恐对储君不利，因此献上张仙画像以避邪祟，说书人于此插叙道：“这可就是张仙的出处起于宋朝真宗天子，若照着史书所说的张仙，却又与《包公案》不同可也，是起于大宋年间。只因宋太祖平了蜀主孟昶，把蜀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收入宫内，那花蕊夫人手中有孟昶打围的小照，被宋太祖看见追问此画来历。……总而言之，张仙这位仙家在可有可无之数就是咧，如今即在此处用着他咧。”这里介绍张仙的来历，《龙图耳录》删去。再如该本写太监陈琳慨然答应宫女寇珠愿意救护太子时，说书人有一段评论：“忠义之事，人人都有此心，然而人多不能为忠臣孝子者，非忠臣孝子之心奸邪之人不秉之也。……君子观于《盘盒救主》一书，未尝不三复与而生慨也。”《龙图耳录》亦删去，这种情况还有很多。
第三，叙述内容大致相同，但细节有删改，繁简有差异。如《龙图耳录》写陈林(石韵书写作“陈琳”)救幼主只有一句话：“寇珠便将始末情节说了一遍。陈林闻听，吃惊不小。又见有玉玺龙袱为证。二人连忙转入销金亭上，不待商量，顺手将妆盒打开，把太子装入里面。”[22](P4)而《全本报主盘盒打御》却写了陈琳园中所见景色、陈琳的心理活动，以及他对寇珠再三的试探，包括问她为何不去真宗那里去自首等，用了大约三、四千字的篇幅来描写，其中既有拖沓冗长的地方，也不乏精彩之处，如有些细节更能表现出陈琳的精细。《全本报主盘盒打御》(上本)相当于《龙图耳录》第一回的前半部分，但《龙图耳录》仅用了两千余字，而《全本报主盘盒打御》则有一万二千余字，是前者的六倍。总的说来，《龙图耳录》不仅删去了石韵书的游词余韵，还省略了部分情节，但也使故事更为紧凑、语言更加精炼，也更具可读性。
以上六种石韵书虽然都是单篇抄卖，但相邻的故事彼此连接，如《全本铡庞坤》(下本)写包公斩了庞坤之后，又勉励秀才田启元，而《全本天齐庙断后》(上本)在一段开篇议论之后，又云：“当下这文正公又劝勉了田启元几句。”正接《全本铡庞坤》。可以说，石韵书《包公案》诸本并不是一个个独立的故事，而是一个长篇故事的一个个片段。[23]但是否构成《龙图耳录》的全部故事呢？答案是否定的。谢蓝斋抄本卷首云：“《龙图公案》一书，原有成稿，说部中演了三十余回，野史内读了六十多本；虽则传奇志异，难免鬼怪妖邪，今将此书翻旧出新，不但删去异端邪说之事，另具一翻慧妙，却又攒出惊天动地之文。”[24]说部中三十余回的作品可能是与《龙图耳录》相关的小说，现已不见；而“野史内读了六十多本”当指石韵书《包公案》故事了。从现存石韵书来看，二本相当于《龙图公案》的一回，则六十多本最多三十多回，即使与说部中三十回的小说并不重合，两者相加也仅六十回，相当于现存《龙图耳录》的一半。另外的一半，当只能是听而录之，即“耳录”之意。苗怀明的推测是不错的：“《龙图耳录》的编著者想改编整理《龙图耳录》小说，但手中所据资料不足，短缺较多，所以才去听记说唱艺人的演出。由于一部书的演唱时间较长，个人精力有限，所以众人轮流记录，大家相互补充，完成此书。正如崇彝所说的‘每日听评书，归而彼此互记，因凑成此书’。”[18]
由此可见，《龙图耳录》的编撰者们是花了很大功夫才完成该书，从而完成了包公故事从说唱文学到散文体小说的转化，而稍后的《三侠五义》不过是在《龙图耳录》的基础上进一步雅化和精简而已。然而经过这一番大的改动之后，《三侠五义》说唱文学的特征已经非常淡薄了，这与其续书《小五义》很不相同。鲁迅先生曾评价《三侠五义》系列作品时云：“是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25](P255)其实用在《小五义》身上比《三侠五义》更合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书中不少回前面有入话，和话本小说类似，有些是故事，有些是其他内容。如第八十九回云：“光绪四年二月间，正在王府说《小五义》，有人专要听听孝顺歌，余下自可顺口开合，自纂一段，添在《小五义》内。另起口调，将柳真人所传之敬孝，焚香说起，曰……”[26](P442)这是说书人为了满足听众的需要而加上去的。《小五义》为我们保留了说书时的原貌。二是书中还插入了一些赞语，其中有人物赞，也有景物赞，还有对某一情节所作的赞语。
《小五义》虽然保留了更多的说唱文学的特征，但并不意味着写得更好。恰好相反，《小五义》人多事繁，枝节芜蔓，缺乏对人物性格细致的刻画与表现，还存在着口头文学的随意性和草率性，显得比较粗糙，远不及《三侠五义》凝练生动。例如，《三侠五义》第一百二十回写智化给钟雄讲其女儿被武伯北劫持时的情景：
钟雄忽然改变面皮道：“这厮意欲何为？”众人听了也为之一惊。智化道：“是小弟急急赶去，又遇见两个采药的将小弟领去。谁知武伯北正在那里持刀威吓侄女。”钟雄听至此，急的咬牙搓手。鲁英在旁，高声嚷道：“反了！反了！”龙涛、姚猛二人早已立起身来。智化忙挡道：“不要如此，不要如此，听我往下讲。”钟雄道：“贤弟快说，快说。”智化道：“偏偏的小弟手无寸铁，止于拣了几个石子。第一石子就把那厮打倒，赶步抢过刀来，连连搠了几下。两个采药人又用药锄刨了个不亦乐乎。”鲁英龙涛姚猛哈哈大笑，道：“好呀！这才爽快呢。”众人也就欢喜非常，钟雄脸上颜色略为转过来。智化道：“彼时侄女已然昏迷过去，小弟上前唤醒。谁知这厮用马鞭，将侄女周身抽的已然体无完肤，亏得侄女勇烈。挣扎乘马，也就来到此处。”钟雄道：“亚男现在此处么？”陆彬道：“现在后面，贱内与沙员外两位姑娘照料着呢。”钟雄便不言语了。[27](P691)
加点的句子从表情、动作、语言诸方面表现出钟雄情绪的变化，开始有些担心，接着十分着急，然后略为轻松，最后终于放下心来。这个变化是随着智化的叙述展开的，配合着众人的反应，整个过程显得错落有致，高潮迭起。《小五义》也有这个情节，但只是说智化跪下来，把“救钟麟、武国南，杀武国北救小姐，武国南落水丢公子，国南上吊遇胡七解救，艾虎捉奸，娃娃谷杀狼讨儿，这些事细说了一遍”，[26](P200)就一句带过。《小五义》虽然篇幅漫长，但主要是一些冗赘的概述性的描写，缺乏生动传神的细节。或许这与它草率成书分不开，据庆森《小五义序》云：“予友振之石君，为文光楼主……尝阅《忠烈侠义传》，知有《小五义》一书而未见诸世，由是随在物色，不知几经寒暑。今春竟于无意中得之，因不惜重资，延请名手择录而欹劂之。……梓成，而问序于予。”[28](P1554)序署“光绪十六年岁次庚寅中吕月”，中吕月即四月。从光绪十六年(1890)春得到稿本，到请人择录，再到四月出版，前后最多三个月。除去雕版刊刻的时间，修订之仓促可想而知，连文光楼主人石振之也承认，该书“难免字迹模糊，鲁鱼亥豕，校雠多疏”。[9](P1553)这也正如鲁迅所说：“草创或出一人，润色则由众手，其伎俩有工拙，故正续遂差异也。”[26](P252)
三、小结
北京是晚清最重要的出版中心，以传统的印刷方式(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出版的通俗小说之多，仅有广东地区可以相比，这表明北京是通俗小说重要的消费城市。出版的新书主要是侠义公案小说，这与清代北京曲艺的繁荣以及高素养的文人参与分不开，《三侠五义》能成为精美的艺术品，就是这样的例子。《小五义》虽然经过整理，但仍然保存了说唱文学的许多特点，因而显得粗糙有余，精致不足。清代北京出版的新书虽然不多，但《三侠五义》却为北京出版史上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注释：
①本文主要根据王清原、牟仁隆、韩锡铎编纂《小说书坊录》、大塚秀高《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增订本》、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等书目，以及《北京志·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卷·出版志》《河北省志·出版志》等出版印刷志进行统计.
②(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正月·琉璃厂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③(清)孙殿起.贩书传薪记[C]//.琉璃厂小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④(清)张涵锐.琉璃厂沿革考[C]//.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⑤咸丰、同治间刊本较少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有关。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长驱直入京城，咸丰帝逃到热河，京师文人惶惶不可终日，琉璃厂遂致萧条，直到光绪初才复苏。清人震均云：“光绪初，承平已久，士夫以风雅相尚，书乃大贵。于时南皮张孝达(之洞)学使，有《书目答问》之作，学者按图索骥、贾人饰犊卖珠，于是纸贵洛阳，声蜚日下，士夫踪迹半在海王村矣。”海王村指琉璃厂。见震钧《天咫偶闻》卷七，第16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⑥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都认为正续《小五义》是出自石玉昆原稿，宋克夫又有详细论述，见《正续〈小五义〉作者考论》，《文献》，1997年第3期。而胡适《章回小说考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等都认为并非石玉昆原稿，苗怀明《〈三侠五义〉与〈小五义〉〈续小五义〉关系辨》一文中有详论，见《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⑧风迷道人《小五义辨》云：“‘或问于余曰《小五义》一书，宜紧接君山续刻，君独于颜按院查办荆襄起首，何哉？’余曰：‘似子之说，余讵不谓然，但前套《忠烈侠义传》与余所得石玉昆原稿，详略不同，人名稍异，知非出于一人之手。’”引自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1554-1555页.
⑨(清)知非子.小五义序[C]//.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⑩(清)孙寿彭.彭公案序[C]//.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11)苗怀明.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繁荣与清代北京曲艺业的发展[J].北京社会科学，1998(2).
(12)张次溪.人民首都的天桥[M].北京：修绠堂书店，1951.
(13)苗怀明.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4)吴英华，吴绍英.有关《三侠五义》作者的一首可贵的诗[N].天津日报，1961-08-29.
(15)陈汝衡.说书史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6)(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17)赵景深.《三侠五义》前言[C]//.三侠五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8)苗怀明.《三侠五义》成书新考[J].明清小说研究，1998(3).本段关于鼓词和石韵书的介绍也参考了此文.
(19)董玉书《芜城怀旧录补录》记载：“(龚午亭)居扬州三十年，于《清风闸》岁必数演，而神明变化，不蹈袭一语，故闻者终身倾倒而不厌，虽村妇樵夫亦然。……后二十年有张捷三者，滑稽有口辩，号为午亭弟子，声音笑貌，颇似午亭。所至人争趋之，然执一不变，一再演，而人迹遂绝。”转引自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631-632页.
(20)李家瑞.从石玉昆的《龙图公案》说到《三侠五义》[C]//.王俊年.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卷(1919-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1)鲁德才.四种《三侠五义》说唱本与《龙图耳录》的异同辨证[J].文学遗产，2007(2).
(22)谢蓝斋抄本.龙图耳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3)这也说明当时讲唱《包公案》盛行，人们对该故事十分熟悉，才能任意购买石韵书的一册而不至于不知道前后首尾.
(24)谢蓝斋抄本·龙图耳录·出版说明[C]//.谢蓝斋抄本·龙图耳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6)小五义[C]//.古本小说集成.第4辑.影印广百宋斋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7)三侠五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6.
(28)(清)庆森.小五义序[C]//.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