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物化与剥夺性积累 *
——大卫·哈维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
刘 丽
内容提要 在后福特制时代，大卫·哈维承袭列斐伏尔开辟的“空间的生产”的分析道路，通过对资本积累的一般机制的揭示以及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描绘了城市重构的理论图景，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哈维认为，空间生产作为剥夺性积累的手段，其实质是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最终结果则导致了空间本身的物化。要打破资本主义的物化，必须揭示并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诸种矛盾，进而寻找“可能的世界”以便进行社会主义的空间再生产。由哈维所开启的一种面向未来的乌托邦规划为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政治学开启了新的可能性空间。
关键词 空间生产 新自由主义 空间物化 剥夺性积累
自卢卡奇开始，经由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就其理论而言主要包括两个向度：一是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二是对可能的革命道路的探索。这两个向度落实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那里则非常鲜明：一是对由资本引起的空间物化的批判，二是对新自由主义及其灾难性后果的批判，以及对辩证的乌托邦叙事话语的图绘。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哈维以其独特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为分析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理论图绘。通过对哈维诸多文本的再次阅读与深度耕犁，可以发现哈维地理学视角最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其批判理论是从空间入手的，而且空间生产作为剥夺性积累的手段，其实质是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最终导致了空间本身的物化。那么，如何才能打破资本主义的物化？哈维指认，这就需要揭示并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诸种矛盾，寻找“可能的世界”，并以此来替代新自由主义乌托邦，以便带来全新的空间生产——社会主义的空间再生产。
空间生产：剥夺性积累的手段
在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中，剥夺性积累既是资本积累的一种过程，亦是资本积累的一种结果。正是这两种不同的含义并存，使我们对资本积累的认识才够完整。哈维正是在看到剥夺性积累与资本积累的内在关系后，直接将视角聚焦于剥夺性积累是作为“资本积累的一种过程”这一理论命题，进而探究空间生产是如何成为剥夺性积累的手段的。客观地说，哈维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是异常细微而复杂的。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具有不断增殖的要求，而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只是资本增殖的一个载体，且往往是打着乌托邦的名义去进行创造性破坏。在全球化的视域下，全球不同空间的不平衡发展给予了新帝国主义进行“剥夺性积累”的机会，当然这种“剥夺性积累”是以土地资本私有化、固定资本投资和金融信贷等新的非生产性架构和形式实现的。从批判角度来说，把它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来回应，这是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旨趣所在。
由于轨道交通线路上的参比电极数量众多，如果杂散电流监测装置不能对参比电极出现的异常进行告警，则当参比电极出现损坏或本体电位数据异常时，运营维护人员将不能及时了解故障情况，这样将会对线路运营时的杂散电流数据的正确性造成影响。
在后福特制时代，哈维承袭列斐伏尔开辟的“空间的生产”的分析道路，通过对资本积累的一般机制的科学分析，透视了资本主义全球布展所产生的不平衡的历史地理发展。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基于地方性知识的解放政治学的一个构建方案，进而图绘出一种辩证乌托邦的叙事话语，以期为当前替代资本主义的运动提供一种社会理论的想象。乌托邦，既蕴含着人类创造美好世界的价值追求，又给人带来无限的想象力。哈维运用这一概念是为了把未来的图景表现出来，从西方现代性发展史观之，则主要体现为一种理想空间的规划，而这种空间的规划带有一种永恒性、开放性特征。哈维笔下的辩证乌托邦，既与20世纪之前的传统乌托邦具有很深的联系，同时又受到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新乌托邦理想的激励，是一种“综合社会过程和空间形式”的理想空间规划，并作为“人类欲望的能指”而无处不在。其实，我们只有在对以托马斯·莫尔为代表的传统乌托邦理想的充分把握的基础之上，才能弄清哈维所言的辩证乌托邦是否给我们带来新的东西。
在《希望的空间》中，哈维指认莫尔所建构的作为空间游戏的乌托邦是一个人工制造的孤岛，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莫尔排除了诸如“货币、私有财产、剥削、内部的商品交换、资本积累和市场过程”等具有潜在破坏性的社会力量。从哈维的立场观之，“空间形态的乌托邦”之所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空间形态控制着时间，一个想象的地理控制着社会变革和历史的可能性”①。尽管莫尔所展示的“空间形态乌托邦”，在某种程度上从众多可能的空间秩序安排中，选择了一种作为表现和固定某种精神秩序的方式，且这种空间秩序安排的无限可能性为社会世界的无限可能性提供了前景，但遗憾的是，莫尔没有意识到“任何复兴乌托邦理想的计划都要考虑它在历史地理学中作为建设性和破坏性变革力量是如何运作的，并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②。哈维认为，“空间形态乌托邦”排除了社会过程的暂时性与社会变革的辩证法，具有封闭独裁性，其设计的方案在实施过程中，蕴含其中的批判和反抗力量容易堕落为对统治秩序的顺从，故而只能算得上是一种空间游戏。
伴随着追寻“空间形态乌托邦”理想陆续破灭之后，人们开始寻求与之相对的“社会过程的乌托邦”理想，进入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在哈维看来，这又陷入资本积累的怪圈，人类激进追求的对未来世界的理想规划，并不是为我们提供解放的道路，而是为我们布展了现实本身。因此，某种程度上我们说哈维对新自由主义空间生产的实质及其未来走向的批判性考察，正是对上述问题的回应。
作为人类追寻的一种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应该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③。然而，在当代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实践中，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化的进程所带来的“创造性毁灭”，哈维意识到新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并不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建立在自由市场与资本积累基础之上的社会解放只能是一个美好愿景。
我对这女人充满了好奇，她是来走亲戚的？她的亲戚是谁，她会在这里住下吗？我兜了个圈子，跑回家，装作刚起床的样子，走到门前。
值得强调的是，列斐伏尔早在《资本主义的幸存》中已经寻找到答案，即资本主义是通过空间生产而存活下来。但列斐伏尔并没有能够精确地解释“为什么空间生产对资本主义的生存至关重要，它又是如何发挥这种重要作用的”④。对此问题，列宁和卢森堡一致认为，帝国主义是空间生产的某种形式，并且是资本主义继续生存下去的答案。鉴于上述背景，哈维沿着马克思的思路，对资本积累内部矛盾的危机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进而提出“时间—空间修复理论”来对列斐伏尔所遗留的问题给予详细解释。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经历多次危机后存活下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新自由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推行“新帝国主义”这一特定的全球空间生产和利用方式，并通过“时间—空间修复”机制进行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来获得“剥夺性积累”，随后，“剥夺性积累”反过来又推动着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不断地循环往复，直至持续的资本积累遭遇到“资本的限度”。行文至此，我们亦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和剥夺性积累是互为手段的。这是哈维对新自由主义空间生产的运行机制作出的自己的理解。依哈维的见解，通过这一机制，新自由主义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历史地理学，并在短期内被公认为是一种化解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有效方式。
接下来，哈维又从超长期过程来反观这一理论现象，他指认由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空间生产推行掠夺性活动，充满活力的新自由主义空间将不断生产出更大规模的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为了让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有充分发挥的空间，资本主义国家将通过地理扩张并以投机的方式来寻求吸收这些剩余。因此，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再度破坏了稳定，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新的矛盾将会不断涌现出来。
面对不断涌现的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哈维所言的“掠夺性积累”的政策，其主要措施包括“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强行驱逐农村人口；各种形式的财产权(公有、集体、国家，等等)转化为排他性的私人产权；镇压公共权利；劳动力商品化、压制替代性的(地方的)生产形式和消费形式；资产掠夺(包括自然资源)的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过程；交易和税收的货币化，尤其是土地的货币化；高利贷、国债，以及最致命的——利用信贷系统作为掠夺性积累的激进手段”⑤。这些措施的运用在一定时期内尽管可以解决资本流动的积累问题，然而，从另一方面而言则直接导致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加速，所有形式的社会凝聚力和国家权力遭到破坏，整个文化和为日常生活提供坚实基础的那些“情感结构”被毁，更为严重的是导致生态危机，全球环境进一步恶化，最终使得地球上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越来越少。正如哈维所指，新自由主义空间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创造性毁灭，不仅“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归属和情感习性”⑥。
结合当前小学体育教学发展情况来看，整体的素质教育效率普遍较低，不仅在体育技能以及体育知识方面有所欠缺，特别是在德育培养方面还有一定差距，这点则是广大体育教师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在进行德育知识的讲授中，大部分教师同传授传统知识一样进行课堂讲解，并没有实现体育教学和德育教育相互结合，自然不利于学生的理解和消化，使小学体育教学中的德育教育效率普遍偏低。
新自由主义是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社会大萧条的情况下吸收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撒切尔—里根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鼓吹自己是化解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危机，治疗资本主义制度疾病的近乎完美的方案。然而，现实与理想总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甚至背道而驰！随着新自由主义向全球范围的布展，过度积累危机将难以避免。那么，资本主义是如何解决过度积累危机而生存下来的？它又是如何解决新自由化资本主义在运作时所遭遇到的固有矛盾？
既然新自由主义存在诸多不足，并在实践中给人类带来一系列灾难，为何还能得到一般民众的支持呢？哈维解释道，之所以对新自由主义达成共识，并且相信它是“唯一出路”，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动荡加剧，使得某些地区可以惊人地发展，代价则由其他地区承担”⑦。第二，“从上层阶级角度出发，新自由主义进程而非其理论确实是巨大的成功：它要么重建了统治精英的阶级力量(如美国和某种程度的英国)，要么为资产阶级形成创造了条件(如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地)”⑧。媒体在上层阶级利益的操控下宣扬了一则神话，声称一些国家之所以会在经济上遭遇失败，其缘由无外乎是没有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故而在国际舞台上缺乏竞争力。在特定的区域内，社会不平等的增加亦被解释成了一种必要，似乎它可以鼓励企业家式的冒险和创新，从而带来竞争力并刺激经济增长。倘若底层阶级的处境较以前恶化了，那就是因为他们出于个人的或文化的原因而没有能够(通过投身教育、遵守新教的职业伦理、服从劳动纪律)增进自身的人力资本。总之，无论出现什么特殊问题，皆归因于缺乏竞争力，甚或是由于个人的、文化的或政治的失败。
不幸的是，由于新自由主义被自身的内在矛盾深深地撕裂了，故而未能刺激总体的积累，更没有实现增进社会的总体福祉的诺言。在哈维看来，新自由主义是一项不能成功的乌托邦计划，其实质是“旨在实现国际资本主义重组的理论规划，或将其解释为一项政治计划——旨在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⑨。故而，我们有必要厘清其机制，对投机性掠夺进行阐明，方可为打开资本主义替代方案进行图绘。
空间物化：资本剥夺性积累的产物
空间物化是哈维以地理学语言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科学批判的关键词，这一话语原型来自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与资本积累之间关系的基本论断。哈维基于地理学视角将之重构，旨在揭示资本积累的内在机制。哈维那种马克思式的“人类的财富颠倒为资本以后使用价值如何转化为固定资本”的追问，在当代西方激进话语中构建起一种异质性的社会批判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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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伴随着20世纪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资本积累在全球领域的动态变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统治不仅在全球呈现出普遍化趋势，而且空间本身亦成为资本积累及其统治的重要手段。既然资本积累与人类通过商品化的方式满足日常生活有关，且是以一个剥夺性过程呈现出来，那么，影响到的不仅仅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还对人的精神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地理学家哈维直面社会发生的诸多变化，从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展开强有力的批判，并直接把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通过阅读哈维的文献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存有两个既相互独立又内在关联的逻辑质点：对资本所导致空间物化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想象。从对资本的批判而言，哈维摒弃了后现代主义对左派的敲诈，承接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使用价值出发分析了作为“类存在”的人在空间和资本建构中的双重角色，从而为社会革命或者说解放政治学找寻到了“已经消失的革命主体”。
对于这一问题，哈维做了较为完整的阐释，并将自己的批判集中于三个层面。
基于上述思路，我们人类就存有重新考虑自己设计地理景观和生活样态的可能性。而这便是哈维所言的乌托邦政治学。
在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中，卢森堡明确指出了资本循环过程中资本积累和生产关系的不平衡图式，从简单再生产到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着不平衡，所以资本主义越出国界对外扩张是资本生产逻辑的必要结果和内在要求。在批驳巴拉洛夫斯基的平衡论的观点时，卢森堡明确指出，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的发展不平衡是资本积累生产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在此过程中较不发达国家被动地被带入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进程中，随着这种不平衡发展的加剧，资本积累的矛盾随之加剧，最终会导致资本积累过剩的结果，资本的利润率下降，生产性过程中的积累危机就自然出现。哈维在卢森堡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平衡发展既是其产生的原因，同时又是其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基础条件，是一种辩证的循环。马克思曾指出商品生产和资本积累是通过时间来消灭空间，哈维则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进一步指认，在资本循环和积累过度的情况下，城市空间的创造性破坏是其必然的逻辑结果。尤其在过度积累的情况下，由于资本增值的需要，固定资本的更新必须持续进行。因此，在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中，城市景观的重新塑造以及地理空间重新规划则构成资本主义自身资本积累的必然要求和内在动力。
第二，分析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过程中资本积累的界限，指出资本在建构空间过程中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在《资本的限度》一书中，哈维阐明了劳动力和资本在空间中的转移是通过固定资产的投资而实现资本的增殖。当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又会发生地理上的转移，进而在新的地点通过城市和空间建构实现资产增殖的目的。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创造性破坏就成为资本增殖必须的手段和途径。更进一步而言，资本不断向外地理扩张的过程亦伴随着全球化的发生。
机载双基雷达构型不同，其杂波的距离依赖性的强弱不同。加权系数在不同构型下应该能灵活调整，使得在较强距离依赖性的构型下，加权系数随训练单元与目标单元距离的增大而快速减小，也即较强距离依赖性的构型下，加权的高斯曲线的方差较小。考虑到高斯函数的普遍适用性以及高斯函数可以通过方差参数方便地控制对称轴两侧曲线的下降速度，仿真中加权系数选取了高斯函数对称轴两侧的点，如图5所示。
城市群、都市圈发展背景下，北京城市主副中心应该站在一体化及协同共享的角度考虑智慧交通系统的构成，重点考虑多方式立体化交通数据采集共享、交通大数据融合及交通特征数据提取、系统软硬件资源云化管理、交通态势实时监测交通问题自动诊断交通对策方案自动生成、智能化可视化指挥调度、主副中心一体化智能管控、一站式出行服务7个方面内容如图6所示.
伴随着全球化过程，一系列诸如建筑、道路、工厂、文化教育设施等地理景观被创造出来。资本主义按照它自己的“空间定位”所创建的独特的地理景观具有内在矛盾性：一方面它是按照资本增殖需要而产生的，并且在拜物教意识支配下，人们将之视为物，当成目的来崇拜；另一方面它也是劳动者的消费手段和劳动者自身再生产的手段，作为手段，它们服从于人的发展目标。哈维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境况，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具有高度的活力和无可避免的扩张性。它是由为积累而积累的引擎所发动的，它的燃料则是对劳动力的剥削；它构成了一种永久革命的力量，会无休止地重塑我们所居住的世界”
。
面对这一两难困境，哈维深刻洞悉当前呈现出来的各种现代社会问题和无序的城市化，其根源正在于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为了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地理重组和资本过度积累危机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哈维将目光倾注到“灵活积累”上。作为一种全新的积累体制，“灵活积累”的基本特征是“出现了全新的生产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各种新方式、新的市场，首要的是商业、技术和组织创新得到了极大强化的比率”，“它导致了不平衡发展模式中的各种迅速变化，包括各个部门之间与各个地理区域之间的迅速变化”
，以及新一轮的“时空压缩”。更进一步而言，“灵活积累”体制意味着资本循环与周转速度较之刻板的“福特—凯恩斯主义”体制更快，且打破了空间壁垒，从而使得资本的活动空间真正具有了全球化意义。然而，地理扩张的力量存在着某种界限，不能无限制永久性发挥作用，否则，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社会主义革命同样有可能在地理上扩大。
对于哈维而言，他在这本书中提供了一系列有趣的想法。在《资本主义的十七个矛盾及其终结》这个新的文本中，哈维的隐性逻辑是试图连接科学与价值之间的裂痕，模仿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从资本的内在矛盾出发，分析出资本主义必然被更先进的社会形态所替代的宿命，进而从科学的角度阐明这个可替代社会的可能性和现实可行性。在哈维以前的文本中，这两个方面的逻辑断裂是显而易见的，能指不能指向确定的所指，但在这一文本中，哈维非常努力地试图去缝合二者。他从基础的、动态的和危险的这三个层次的矛盾着手，试图诠释自己从空间的视角对资本的分析同样具有强大的战斗的唯物主义效力。
从《资本论》中我们即可获悉身体是如何被资本循环和积累的外部力量所塑造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断言，资产主义的历史使命是“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这就意味着资本家要想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必须将他们所占有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变为新的资本，并将之用于再投资，以便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然而，这对于没有任何获得生产资料机会的工人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为自己生产任何东西，因而，工人的生存完全依赖于资本家对他们的雇佣，换言之，为了维持生存，工人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身体为资本家劳动以换取工资，并以此购买资本主义制造的商品来维持存活。此时，工人必然是异化的，因为他们的创造力被资本家当作劳动力商品而占有。一旦劳动力作为商品被卷入资本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受局部劳动市场的时空约束的，并导致了世界舞台上的资本积累。为了洞悉其运行机理，哈维还借助马克思的“可变资本循环”这一术语对生产性消费、交换以及个人消费等不同环节进行探讨。哈维发现，资本在不断地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塑造身体的同时还在进行着展开劳动者的身体欲望、需要、需求和社会关系的活动。
地球沿自己的轴心转动，并以24小时制式显示时间；细看下小巧的月球伴着地球，沿着轨道每29.53日完成绕地球一圈，与天上的明月无异，围着地球的精准月相运作显示是Grand Récital机心五项技术专利其中之一，运行122年只会有一天误
野生动物的存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财富，也是促成生物链健康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很多稀少的野生动物濒临灭绝，这是由于人们对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视程度不够造成的。许多人还没有具备保护野生动物的思想意识，认为保护野生动物是国家以及有关部门的事情，其实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人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野生动物的存在不仅可以保持生物链的平衡，还可以促进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我国应该呼吁人们高度重视对于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不能仅仅为了一己私利，而破坏整个生态系统。
可能的世界：通往克服资本主义矛盾的道路
哈维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直接承接着马克思的思路，同时在逻辑上坚持并深化了卢卡奇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核心方面。作为一个地理学家，他试图将一种批判的地理学纳入到改造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而非局限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持下，解释资本主义空间构型生产的某些问题。哈维的逻辑依存根基是马克思的观念，在不同场合亦公开承认他极其关注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作品。然而由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空间维度的不足，所以，哈维在《希望的空间》中论述由资本积累所带来的空间物化时，开篇就直接论述《共产党宣言》中的不平衡地理发展问题，这意味着哈维是在不平衡地理发展这样一个语境之内，展开他自己的非常独特的空间批判理论，进而发展出一种辩证的空间乌托邦理想。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哈维试图在《资本的限度》所论述的总体框架中，以整体主义的和辩证的方法，来将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的两个因素——“空间规模的生产”和“地理差异的生产”——整合起来，以便使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地认识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中所出现的诸种矛盾。哈维认为，人类如今生活在全球、洲际、国家、区域、地方或家庭等各种不同等级规模的空间中。为了能够规范自身行为、理解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人类创造了“一个嵌套的空间规模的等级制度”
，并且还在这一等级制度中通过变化着的科技、人类组织的模式以及政治斗争，来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组织自己的行为。其实，这些相互作用着的不同规模的空间之间并没有固定的、明确的界限，它们在相互流动中制造了不同的地理差异，这些地理差异创造出了一张涵纳“生活方式、生活标准、资源运动、与环境的关系以及文化和政治形式”
等多个方面的“地理拼嵌图”。其实，两种不同规模的生产都是围绕着空间生产的逻辑运转，但是，“地理差异远远大于纯历史—地理的遗产。它们总是不断地被当前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过程所再生、维持、破坏及重构”
。故而，哈维努力坚持将“不断变化着的空间规模的生产和地理差异的生产”结合起来，进而将之纳入到对资本主义的改造过程中，这在全球化语境下，既是设计新的全球秩序这一宏观乌托邦政治诉求的依据，也是重新安排个人生活规划这一微观乌托邦政治诉求的依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维构建出能够包容不同生态、性别、种族以及各种亚群体的不同政治诉求，并为进一步使得当前世界状况变得更加完美的乌托邦理想提供理论依据。而在现实指向上，特别是在前苏东社会主义受挫之后，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背景中，为人们提供乐观主义的话语。因此，他反对我们把自己固定在一个唯一的思考规模(如全球或地方)上，把那种规模上的差异当作是政治分裂的根本分界线，主张在不同规模上思考和行动。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对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内在运行机理的透视，我们才能洞悉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矛盾机制，从容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的诸种矛盾斗争，进而找寻到政治行动的可能的方向。
第一，承袭由列斐伏尔所发端的思路，指出了人所生活的空间的生产是一个资本的生产，从而体现了资本主义物化空间的历史生成性。列斐伏尔弥补了资本的生产从空间中的商品生产走向空间本身的生产这一问题，并指出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已经威胁着自然本身的彻底性转换，威胁着自然空间的新技术和科学能力的快速增长，“这些建设性和破坏性力量的结果在所有的方面都感觉到；它们经常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与世界市场的压力结合在一起。在这种全球框架中，或许如期待的那样，列宁关于不平衡发展的原理最大限度地发挥着作用”⑩。沿着列斐伏尔开创的道路，哈维走得更远，他指出从一般的商品生产走向万物商品化的过程中，“对资本力量存在着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低估，在通过雇佣劳动和市场交换而实现的全面同质化中，资本具有粉碎、分割及区分的能力，吸收、改造甚至恶化古老文化差异的能力，制造空间差异、进行地缘政治动员的能力”
。从哈维的上述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理论能够创造并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包含的特殊多样性。
高校机关在高校发展中所起作用的主要衡量标准就是师生对机关工作的满意程度，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学习将这一理念不断灌输给机关工作人员，要使机关工作人员有大局观，树立“校兴我荣”的信念，把工作的重心集中到为师生服务上来，强化机关工作人员的服务理念。可以参照服务类企业的管理和培训方式，每年利用假期参考专业教师企业现场挂职的方式，分批安排机关工作人员进入服务类企业相应岗位挂职，学习企业的服务和管理经验，结合各部门的实际情况，将服务理念融入到日常工作中。
“怎样的乌托邦理想是可能的呢？或者更直接地说，有关正义社会的人类想象力怎样才能在反资本主义政治中发挥积极作用呢？”
这个问题一直贯穿于哈维的论述，这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问题是马克思反资本主义政治学探索中的中心主题。而回答这个问题，则需要依据过程辩证法的相关理论。坚持过程的观点，哈维把具体的时空构型(如城市)，各种不同的社会物(如资本)，以及阶级等社会组织形式，都理解为一种过程，而不是物、实体或“永恒的东西”。
资本不断地按照它自己的需要来塑造身体，然而嵌在一个诸如可变资本循环这种社会过程中的身体从来就不被视为温驯的或被动的。作为资本循环过程中的政治人，在争取最低生活工资的斗争中，存在着一种革命冲动，既“要求从资本循环的嵌入性中解放出来”，又“要求在那种循环过程中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
。如争取劳动场所的尊严，争取适当的生活机会，争取最低的生活工资，争取更广泛的人及市民和政治权利概念，这样的斗争成了最低限度的政治规划。但是，一旦政治人就自身的身份和利益而选择相应立场并采取行动时，他们的主张往往因得不到认可而遭到遏制。在哈维这里，作为“万物尺度”的身体既是一个“积累策略”，同时也是政治抵抗的场所，正如他所生活的城市——巴尔的摩所发生的争取最低生活工资运动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劳动者之所以组织起来进行政治抵抗，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劳动力这个商品不同于其他的商品。一大批道德、社会、历史和地理情境干扰了它的表达和评估”
。在资本进行剥夺性积累过程中，劳动者是以具有道德主张的政治人这一存在物而呈现出来，且有能力变革处于任何市民社会中心地位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因此，哈维发出呐喊：在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条件下，工人可以表达自身渴望获得尊重、需要以及一些与自己对社会公益所做贡献相对等的权利。倘若劳动者的这些诉求在资本主义控制的劳动过程中得不到实现，那么一种意在寻求社会关系变革的身体政治学将提供一个替代性方案。
在总体上，哈维的中心问题是以“可能的世界”概念表达出来的空间乌托邦，这种空间乌托邦以差异为起点和归宿，以历史地理的不平衡发展为依据，之所以说是乌托邦，那是因为它试图超越当代新自由主义以及教条马克思主义所共同分享的那种同质性目标(同质性社会中的同质性个人)。而从这一角度来看，哈维重提乌托邦，并非简单地延续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颠倒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论断，把20世纪的社会主义道路视为“从科学到乌托邦”。他坚持的是历史进程中的时空构型的相对性。所以，他把“可能的世界”观念归之莱布尼茨，在他看来，这一观点突出时空的相对性，为打破(牛顿的)绝对空间观念提供了便利的工具。对于乌托邦来说，核心问题不在于乌托邦理想本身，而在于它想象的依据，传统乌托邦具有与绝对时空观并行的结构，它们都是形式的乌托邦理想，这些乌托邦理想破灭之后，人们并没有充分重视过程的乌托邦理想。哈维的做法恰恰从后一点出发，强调：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解放、自我实现、个人自由、自由和正义的斗争，加上解放空间、释放时间、解放地方的政治斗争，甚至加上把自然从人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斗争，在人类历史地理的进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过程乌托邦最终成为资本规划世界的冲动。而在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基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辩证乌托邦。在哈维看来，这种乌托邦综合了社会过程和空间形式，它蕴含在资本不平衡发展的历史中，作为一个替代图景而存在。在当前，它是解放政治学所要真正寻求的东西。正是在这里，哈维把阶级斗争、社会正义和差异地理学联系起来，基于“战斗的特殊主义”来探寻资本主义替代方案。
理解上述特点，我们能够理解哈维强调的是乌托邦理想而不只是乌托邦，因为前者是一种具有现实依据的动态过程，后者是一种绝对的固定时空构造。当然，这种操作并不能在改变现实的资本主义斗争中产生预期效果，只能体现其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姿态。这一思路，从城乡规划等领域的世界各国实践来看，具有其现实的基础。当然，其“乌托邦”意味便在于，目前为止，仍然不能设想在目标、理念和指导思想上，把社会主义完整地植入规划过程，而如果达不到这一点，那么通过规划改变世界仍然是一种美好的想象，从英国的霍华德之“田园城市”到今天的规划实践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总体上，我们说哈维只是通过地理学的想象为我们提供一种乐观主义政治学，而要达及这种政治学的目标，路还很长很长，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仍然存在着需要我们克服的各种巨大困难。
2014年，哈维公开出版其新作《资本主义的十七个矛盾及其终结》，在这一文本中，哈维对雄心勃勃的当代资本主义作了非常广泛的描写，并试图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寻找出路。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哈维对资本主义的审视是从17个矛盾这一视角进行的。在更直接的意义上，它也是哈维对新帝国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以及资本主义政治空间的矛盾作的一个纲领性总结，提出“革命人道主义的承诺”。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之视为哈维理论的某种退缩。“我们说哈维之所以这样做，其目标就是要将当代激进想象的一个旨趣，落实到对当代的现代性的或者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城市化的进程研究，并且通过这样一个城市化过程中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矛盾运动来打开一个新的空间。”
第三，从空间生产的层次性来审视全球空间中的身体和政治人，进而为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政治学开启了新的可能性空间。资本由于其自身积累的需要，不但建构了我们生活的空间，建构了我们生活的“自然”，甚至还塑造着我们的身体。为了理解具体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哈维通过资本积累这条主线将身体的特殊性(特定时空与地点的具体劳动)与全球化(调节着具体劳动的普遍性的劳动量)这两个表面孤立的问题直接联系起来。哈维认为，全球化作为一个过程，是“资本空间生产和全球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
，而人的身体则是“万物的尺度”，是一种“最深刻的积累策略”。在资本主义向全球布展的进程中，由于资本的逐利倾向所导致的空间物化，最终将其落脚点定位于人的身体。同福柯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一样，哈维肯定了作为最小空间单位的身体具有其独特性：身体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们能获得传播能力或信息流，并将之聚集成复杂而有序的形式。以“欲望机器”这一面目存在的人的身体，除了能够在它自身内部创造秩序外，更为重要的是还能够在它的周边环境中创造秩序，在生产、维持和消融它的那些过程中，它是积极主动且能起改造作用的。
其实，哈维在对全球资本主义展开批判的时候思路非常明确，他并非简单地从马克思的抽象劳动这一概念出发，恰好相反，他是从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出发来对全球资本主义展开批判。在当下全球化资本主义社会情境中，资本和劳动力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概念，马克思的阶级也似乎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随着资本全球化的逐渐布展，国家、阶级、生态和民族等关键术语似乎有待重新定义以便去适应新的历史情境。在新的情境下，空间具有新的重要的理论特质和社会行动的可能，从而出现了在空间视域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前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哈维，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从空间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的潜力，无论是其所指称的空间生产，还是乌托邦想象，都是哈维在理论和实践旨趣中对马克思的坚持和传承。与其他理论相比，我们认为，哈维所代表的这种路向能够更加准确而细致地说明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实践难题。〔本文受到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空间正义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内涵和规律研究”(项目号：2018SJZDI005)资助〕
①②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155、39、115、116、72、74、74页。
③⑤⑥⑦⑧⑨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3～184、3、180、180、22页。
④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
⑩H.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 ,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1991, p.65.
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263页。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91页。
王雨辰、张佳：《哈维对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4页。
无独有偶。前几日，妻在菜市场买回两条又大又粗的黄鳝孝敬岳父岳母，看着肥嘟嘟，懒洋洋的大黄鳝，我想，以这般大的黄鳝红烧烹饪，味道一定好极了。可是一端上桌，学水产学的岳母就告诉我们，这黄鳝发育快，运动少，肉质疏松，是催肥速生的。听着她的话，我浑身起鸡皮疙瘩。面对餐桌上“早熟的美味”，吓得不敢动筷子。
陈磊、刘丽：《话语辩证法视域中的城市权利与空间营造——兼析大卫·哈维解放政治学的基本架构》，《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通过对渔民CP电镜下电切术患者进行有针对性知识宣教，有效改善了渔民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减少了术后并发症，降低了术后复发率，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大卫·哈维空间批判理论研究”(项目号： 19YJA710024)、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大卫·哈维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及其当代意义研究”(项目号： 18MLB0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丽，1978年生，哲学博士，淮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冯 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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