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规划整合——对“大旅游”内涵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旅游论文,内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规划是对未来事务的合理组织与安排[1]。旅游活动产生之初并无规划可言，直至20世纪60年代，旅游规划的理论和实践才在英、法等欧洲国家逐步深入发展。我国国家级旅游发展规划的编制始于1979年，8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将旅游业确立为正式的产业部门[2～3]。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旅游业发展已经从城市拓展到乡村，旅游需要规划的思想开始为更多人所接受，旅游规划编制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有较快发展。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旅游业对区域发展的综合协调和促进作用并未得以充分发挥，旅游规划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引导作用也未得到充分重视，尤其是对于亟待发展的落后地区来说，在保证社会、环境可持续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旅游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而“大旅游”为此提供了一个可持续的思想前提。
2 旅游规划概述
旅游活动刚刚出现时，旅游仅是人们自发前往风景胜地进行的一种观光游览活动，旅游地也未经过规划。随着旅游人数的急速增加，尤其是19世纪中期喷气式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问世以来，旅游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旅游活动对旅游地及当地居民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已经非常明显，同期，旅游需要规划的思想开始被广泛接受并首先在英国、法国、爱尔兰等欧洲国家付诸实践，并逐步普及到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
2.1 旅游规划的时代特征及其层次性
旅游规划具有时代特征。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时代特征，受时代限制。不同历史时期和旅游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不同规划理念的指导下，旅游规划也始终在不断发展和完善。1959年的夏威夷州规划被认为是现代旅游规划的开端。最初的旅游规划更准确地应被称为旅游资源规划，规划师们结合资源特色，提出一定时期内希望出现的某些最终状态，进而编制规划方案[4]。之后，一些相关部门开始进行旅游规划，如林业部门的森林公园规划，建设部门的城市旅游发展规划等。同时旅游规划的思想也在逐步完善，如墨菲（Murphy）认为旅游系统是动态变化的，所以规划亦应是一个连续的操作过程[5]；亨特（Hunter）认为旅游规划要使旅游及其相关部门目标均能实现[6]。在这些规划思想里，都体现了旅游业的交叉性、边缘性、综合性等特征，旅游规划包含的内容愈来愈完整。同时，结合旅游规划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我国的旅游规划研究工作也日益深入，经历了资源导向、市场导向、产品导向等不同发展阶段[2]。
旅游规划具有层次性。就其内容来说，旅游规划包括概念性规划、总体规划、控制性详规，以及修建性详规等[7]；从规划区覆盖的范围上来看，旅游规划有旅游资源规划、旅游景点规划、旅游风景区规划、区域旅游规划等层次划分；我国亦有国家级旅游规划、区域旅游规划、省级旅游规划、地市级旅游规划，以及县乡级旅游规划等不同的层次。旅游规划的对象从系统中的简单要素到整个复杂系统，规划的方法也由单一的美学形体规划方法，逐步发展为资源导向、市场导向和产品导向相结合，形体规划方法、经济理论、环境方法、数学模型方法等综合参与。不仅根据资源和市场进行调节，还充分重视生态环境和社会的响应。当前，应用系统科学和可持续发展思想来指导旅游规划已成为一种备受瞩目的方法。
2.2 旅游规划中的系统论方法
我国学者钱学森对系统的定义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这个系统本身又是它所从属的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系统内各单元间、系统间都存在物质、能量、信息等的流动，系统以外的部分称为该系统的环境[8]。
随着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理解的日益深入，系统科学思想在众多的研究领域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而系统科学与旅游学相结合，使人们对旅游系统的概念有了更为深入、准确的理解[4，9]。借鉴国外旅游系统理论和旅游系统规划方法，我国很多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如吴必虎从旅游者角度将旅游系统分为客源市场系统、出行系统、目的地系统和支持系统四个部分[10]；王家骏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营销系统等。在旅游系统理论的指导下，旅游规划由对单个旅游要素（如服务设施、旅游景点）的规划，逐步发展为对整个旅游系统内各要素的统一协调规划，规划中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全面，旅游地形象等无形因素对旅游系统良性发展的贡献，以及系统整体的协调、持续发展越来越受注目（见图1）。
附图
图1 目的地旅游系统构成
2.3 可持续发展思想对旅游规划的影响
1972年，达尼拉和丹尼斯·米多斯（Danella and Dennis Meadows）的《发展的极限》一书震动了全世界，人类开始反思不合理的发展方式对资源和环境带来的灾难性影响。随即，保护自然与自然资源国际联盟出版了《世界保护战略》（IUCN，1980），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共同未来》的报告（WCED，1987），推广可持续发展理念。同一时期，全球旅游业飞速发展，大规模、大众性旅游时代的来临使旅游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凸现。既然旅游业“是个资源型产业，有赖于自然的馈赠和社会遗产”（Murphy， 1985），因此，旅游业必然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11]。1990年，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召开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旅游会议，明确定义旅游可持续发展是“引导所有资源管理既能满足经济、社会和美学需求，同时也能维持文化完整、基本的生态过程、生物多样性和生命支持系统的旅游”[12]。
可持续发展思想对旅游规划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在以往景观美学思想、产业思想、经济学思想等主导下的旅游规划中，旅游规模和旅游经营者的经济收益均大大增加，但随之出现的一系列资源、环境、生态和社会问题却使人们一度对旅游业的发展产生了困惑。而可持续旅游为旅游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困惑和问题找到了一条有效的解决途径。旅游规划中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给予了更多的重视，为了建造人文景观或宾馆饭店而不顾资源和生态的行为大大减少；旅游规划目标由仅仅追求美感和经济收益转为寻求经济、资源、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等多种利益的协调和统一。
2.4 概念性旅游规划
顺应旅游需求以及社会发展需求的新趋势，针对旅游规划界出现的困惑，新的规划设计理念层出不穷。借鉴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理论，刘德谦提出了概念性旅游规划的概念。它是指根据对旅游开发地的SWOT分析提出规划地域旅游发展的前瞻性设想，同时也是一种在理想状态（不考虑可能限制规划实施的各种主客观条件）下对开发地旅游业未来发展的创造性构思[13～15]。概念性旅游规划操作简便，并使规划者的想像空间和创造性思维得以充分发挥，能弥补规划中战略策划的不足。但概念性旅游规划是一种对旅游地发展的“战略思路和构想”[7]， “更富于大区域的适应性”[13]，适于对较大区域的旅游业发展进行前期研究和总体控制。但对于一些拥有良好的生态旅游资源，但生态脆弱、经济贫困的边缘地区（如西部县级区域）来说，概念性旅游规划难以满足其通过发展旅游业尽快摆脱贫困的目的，其现实可操作性可能会大大降低。
2.5 小结
可持续旅游发展在为旅游产业谋利益的同时，也注重区域生态环境、自然和人文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但无论系统论还是可持续发展思想，都没有就旅游业对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应起的协调带动作用作更深一步的强调，仍是从旅游业角度出发，更多的关注旅游业自身的发展，对通过发展旅游业带动区域生态—经济系统整体发展、改善居民生活等方面的关注仍显不足。同时，就我国现有的旅游规划机构来看，既有隶属旅游部门的，也有隶属城市规划系统、风景园林系统、林业部门的，还有的属于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不同的行业及专业背景使其旅游规划各有侧重[16]。比如旅游部门编制的旅游规划更注重旅游需求和旅游市场的分析；园林部门多注重景观设计的美感和欣赏性；城市规划系统多注重建筑实体的美观度以及各种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而地学和环境方面的机构对旅游资源的评价和利用，以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每个部门的设计都有所偏重，也就同样都有所不足。不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建筑设计等方面力量薄弱，就是对旅游市场、旅游需求的研究不足，或者旅游规划中对区情考虑不充分，与地方实际脱节，从而对地方发展的实际指导性差等。
我国的旅游规划已经从城市发展到乡村、从大区域推广到小城镇，越来越多的地区把旅游业作为拉动地区经济增长、增加居民收入的一个有效途径，尤其是对于那些具有相对优势资源但社会经济发展极为贫困的地区来说，经济目标仍然是其制定旅游规划、发展旅游业的首要目标。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旅游规划必须以当地社会、环境、经济的实际状况为依据，与地区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密切联系，使得通过发展旅游业能够切实增强地方发展能力，在保证生态环境可持续的基础上拉动地区经济增长。
3 “大旅游”——旅游规划思想的新进展
3.1 “大旅游”研究进展
在系统科学理论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旅游系统规划和可持续旅游等现代旅游规划理念在实践中已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对“大旅游”规划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李立华认为我国的旅游规划正处于从“无规划”阶段向“市场导向”阶段的过渡时期，而与之对应的旅游规划思想则处于由“小旅游”向“大旅游”转变的阶段[1]。乔力等则系统地解释了“大旅游”的内涵，他们认为在传统旅游、 生态旅游、可持续旅游的发展均面对一些困境的情况下，不能单纯就旅游来谈旅游，就旅游产业来谈旅游业的经济效益，大旅游包含有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在旅游资源上，它涵盖了自然、人文，城市、乡村，包括了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各个行业；它注重旅游经营者利益与旅游者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以及环境效益等多方面的统一[17]。这个概念强调了大旅游在资源和产业上的扩展，但对旅游业与区域经济的联系讨论较少。李建军等提出，现代旅游必须建立一种大旅游意识，即将整个旅游地的每一要素都作为旅游业的一部分来看待，包括旅游景点、旅游服务设施、旅游从业人员、其他相关企事业部门及从业人员，以及当地居民。在进行旅游规划时要将整个旅游地建设成为一个大旅游区，使这些复杂的组成要素有机地构成为一个协调运作的整体[18]。李建军等将这一思想贯穿到番禺旅游规划实践中，在提高旅游资源的规模化和整体性、开拓客源市场、促进行业间互动、树立整体旅游形象，以及网络化经营管理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虽然我国旅游业自启动不久就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但仍未改变旅游资源调查——资源评价——旅游规划的基本程序。规划中涉及到地方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内容的部分论证多不充分，对地方旅游业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研究多不深入。而旅游业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产业，旅游业发展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与资源、气候、交通区位等自然地理条件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密切相关，需要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大力支撑。因此，应继续深化对“大旅游”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加强旅游规划与区域经济、经济地理等学科的交叉，强化规划中对传统产业（尤其是传统工、农业）升级、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引导规划，从而使旅游业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带动作用得以最大发挥。同时，在规划的区域范围、促销市场等方面，尊重资源的完整性，深化区域合作，合理配置、充分利用旅游资源。
3.2 “大旅游”内涵解析
系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思想力求旅游业的发展既能满足人类休闲享受、美学欣赏的需求，又能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还力求维持旅游地生态和文化的完整性。综合前述各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大旅游”则是多种现代旅游规划思想的最佳结合和进一步提升，是更为成熟的规划思想，它包含多个方面的内容（见图2）：
附图
图2 “大旅游”内涵解析
首先，是大资源。“大旅游”是对旅游产品核心——旅游资源概念的扩展。在人类价值取向、消费意识等呈现多元化趋势、个性化消费颇受青睐的情况下，旅游资源，即旅游吸引物也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它可以涵盖从天空到陆地到海洋，从城市到乡村，从古代城镇到现代都市，从风景胜地到远古废墟……，凡是现代人感兴趣、想了解的，都可以成为旅游吸引物。甚至在某些时期被认为是“穷乡僻壤”的贫困农村，如今借助其相对良好的生态资源，通过开展“农家乐”等活动，也使其成为城里人热衷的度假胜地。与此同时，旅游地整体形象对增强旅游吸引力的贡献越来越大，目的地各旅游要素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强度越加紧密。
其次，是大产业链。“大旅游”要求旅游规划充分体现产业间的整合。它不仅包括旅游业同与其直接相关的交通、通讯、商贸等服务业规划的整合，而更强调提高旅游业与地方传统一、二产业的关联度。虽然建立大产业链已是旅游界的共识，旅游业的发展因其乘数效应也会对传统产业起关联带动作用，但在旅游规划中还往往是就旅游来谈旅游，对与旅游业直接相关产业的内在联系关注较多，而对于通过旅游业发展带动地方传统产业升级、提高当地居民福利水平方面的具体措施探讨较少，缺少旅游业与当地社会经济融合的组织规划。而“大旅游”强调通过“大产业链”，同时满足游客、供给者、旅游地居民等多方利益和福利，更符合全面小康、和谐社会等战略目标。
第三，是大产业带。发展“大旅游”就是要树立大区域思想，加强旅游区域合作，以旅游资源特色而不是行政区划为背景来进行旅游产品的设计与开发。这既可以解决旅游业中“遍地开花”的低水平发展现象，还可以保持资源完整性，避免同类产品过度竞争导致的游客分流甚至是两败俱伤。虽然在存在行政划分的情况下完全根据资源特色进行旅游规划有一定难度，但通过区域协调加强合作仍是旅游规划发展的一个方向。
第四，是大系统和大市场。首先，“大旅游”规划思想对旅游区资源和环境的未来状况予以充分重视，要求规划者正确分析与预测旅游区各子系统的未来发展趋势，对目前尚不完全具备开发条件的旅游资源（尤其是古迹文物、文化旅游资源等）应暂时储备起来，以免对资源损害过大，影响后代人的使用，要保证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其次，“大旅游”不仅注重满足旅游者需求，还应通过旅游业发展，促进当地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包括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环境等各方面；再次，要积极开拓各类客源市场，扩大旅游产品的市场吸引范围。
第五，由于“大旅游”涉及到多个区域的多个产业，因此在规划组织结构上也应多元化，由主要牵头单位组织多个规划部门共同完成，实现包括科技、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俗等方面专家的优化组合、优势互补[19]。
3.3 “大旅游”对落后地区发展的贡献
相对于概念性旅游规划，“大旅游”更适于对较小区域的旅游规划。尤其是随着旅游活动在我国迅速扩展，旅游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在很多地区得以验证，因此，许多贫困落后的地区纷纷挖掘地方特色资源来发展旅游业。这些地区虽然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但相对较好的环境条件和自然生态的风景、物产也恰好符合当今的消费趋向。对于这类地区来说，其发展旅游业的目的很明确，即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先。旅游规划必须在考虑生态环境可持续的基础上，对当地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经济持续发展有所贡献，“大旅游”规划在此类地区更易于实施。
4 大产业链——“大旅游”指导下的旅游规划产业整合
4.1 延长产业链，促进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综合发展
以系统论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基础的“大旅游”规划，其性质必然是一种整合性的规划，它要求旅游规划作为各相关部门联系的桥梁，能够为其他各产业规划提供一个思考前提，成为各项利益综合平衡的中心。如国家在对风景名胜区规划所作规定中，指出除景区现状分析、资源评价、功能分区、风景游赏规划等等以外，旅游规划还要包括基础设施、游览设施规划，以及居民社会调控规划、经济发展引导规划等专项规划内容。但在多项旅游规划中，规划重点除景区发展规划以及与旅游业直接相关产业部门的规划外，对与旅游业间接相关部门的发展规划显得相对薄弱。从而使旅游业所谓的“乘数效应”难以充分发挥，即使由于旅游活动的开展对地方其他产业的发展有自发的带动作用，这种联动效应也是无序的。在这种情况下的行业发展和经济活动，往往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和优质产品，不利于产业的发展壮大。同时，由于可能会与原有工、农业发展规划等在某些方面不相符合，从而对各相关产业的发展速度和质量都会造成一定影响。
因此，在做旅游规划时，还应加强经济引导专项规划研究，通过制定旅游规划对当地一、二产业的发展给予指导性意见。尤其是对于一些拥有一定的特色旅游资源、但经济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的落后地区来说，通过“大旅游”规划，整合地方资源，在政府的引导下，通过开展“农家乐”、农业观光等旅游项目，把旅游业与地方农业发展有机结合；对地方农副产品等进行深加工，不仅可以通过出售旅游商品增加旅游收入，提升旅游消费结构，还可以有效促进地区现代生态工业、绿色农业的发展（见图3）。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增强地方的自我发展能力， 对当地生态—经济系统整体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附图
图3 “大旅游”规划对地方三次产业的引导作用
4.2 案例简析
如以甘肃省陇南地区的宕昌县为例，该县地处陇南山区西北部，秦（岭）巴（山）地区西部，北接陇中黄土高原，西接甘南高原，属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与西秦岭、岷山两大山系支脉的交错地带。该县2003年人均GDP仅1026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仅798元；产业结构（39∶22∶39）落后，农业人口占90％以上， 是我国典型的经济贫困地区之一（注：董锁成、李岱主持《宕昌县官鹅沟风景区旅游详细规划（初稿）》，2004；董锁成主持《酒泉市旅游经济总体发展规划》，2003。）。
但同时，境内山峦起伏、河流密布，以及地处亚热带到暖温带过渡地带的自然背景又富于宕昌县相对良好的气候条件（年降雨量633.8mm，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19.2℃），使得该县森林覆盖率高（城区近30％，大河坝森林公园高达75％以上）、生物资源丰富（其中仅药用植物就有近百种），境内的天然森林、石峡飞瀑、湖光山色、地质奇观等极具特色和区域比较优势。同时，宕昌历史悠久，既有古石器文化的悠远，又具三国蜀道文化的神奇，更有红军长征文化的伟大，特有羌族文化的神秘，具有过渡地带景观多样性的明显特征。从旅游吸引力上来看，此地丰富的植被、充足的水源、美丽的景观，与甘肃省内以丝路文化最负盛名的主打旅游产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甘肃省总体生态环境都较为恶劣的背景下，宕昌的旅游资源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区域获得进一步持续发展的关键，就是找到一个具有相对优势的主导产业作为突破口，并在脱贫致富、发展经济，以及保护生态环境和传统民族文化之间寻求平衡点。
为此，结合地区社会、经济条件及资源状况，规划发展生态旅游业。但若仅局限于纯粹的旅游开发，则很难形成对区域整体发展的推力，因此，根据“大旅游”规划思想，通过“以生态旅游业为主导的传统产业替代”发展模式，整合区内各种资源，促进产业联动，实现县域经济在旅游经济主导下的生态化转型，进而带动地方产业升级、新兴生态工业发展和生态型城市建设。真正实现地方生态—经济系统的持续发展（图4）。
附图
图4 宕昌县以生态旅游业为主导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
5 大产业带——基于“大旅游”的旅游规划空间整合
5.1 旅游地空间关系
“大旅游”的另一个重要内涵即以资源特色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展区域合作。董雪旺认为，由于旅游地与生物体一样也具备一定的生命周期和领域性（旅游吸引范围）等特征，因此，生态学中描述种群关系（如竞争、共生、共栖、寄生等）的相关理论也同样适用于对旅游地空间关系的分析[20]。与之对应，旅游地之间也存在诸如竞争、合作、寄生等种种关系。在旅游地资源类型、资源价值、交通区位等条件有别的情况下，存在竞争关系的地区可能会出现优胜劣汰、协调进化或两败俱伤等不同结果；寄生于一些热点旅游区的粗劣旅游景点会对其所寄生的旅游区产生危害。而通过合作，旅游区之间往往可以达到互相促进的目的。
在旅游开发中，在行政区基础上进行的旅游规划常会破坏旅游资源的完整性，引起同类旅游区间的竞争。但如果相关地区和部门能在资源共享、利益共享基础上实现协调与合作，则可以维护这种资源特色的完整性，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譬如，在山东省境内，《水浒传》中提及的阳谷、梁山、郓城、东平四县集中分布于鲁西运河沿线，分属聊城、济宁、菏泽、泰安四个市级行政单位，其旅游开发都围绕《水浒传》这部文学名著展开。但在国内外旅游市场促销中，四县都以“水浒旅游”作为宣传主题，这样就很容易在产品形象的宣传上互相打压，并使旅游者在旅游地形象认知上产生混淆，分割客源市场，限制了旅游区的扩大发展。
因此，根据“大旅游”规划思想进行旅游规划空间整合，通过区域合作变旅游地竞争关系为互相促进的互补共生关系，有利于促进各相关旅游区的共同持续发展。
5.2 基于“大旅游”的旅游规划空间整合
对旅游规划进行空间整合，要求各相关地区共性与特性并存。只有区域间的旅游资源具有一定的共性，才具备整合的基础；同样，只有各区域间的旅游资源各自具有一定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性，才有可能激发游客的旅游动机，实现各相关旅游区间的资源优势互补、客源共享、共同发展。
如上述以“水浒旅游”为开发主题的四县虽都以水浒文化为旅游开发和规划的基础，但其卖点又各有侧重：阳谷以景阳岗武松打虎、狮子楼为主要旅游吸引物；梁山则因是宋江农民起义遗址所在处而以英雄聚义、水泊梁山为开发主线，并于1985年被山东省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风景名胜区；而东平和郓城分别以历史上有名的“八百里梁山水泊”唯一遗存水域和宋江家乡。因此，在共同的主题（水浒故事旅游）背景下，四县区的旅游资源还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性，游客游览了一个旅游地之后还有去另一个旅游地的欲望与可能[21]。因此，从共同的旅游主题出发进行旅游规划整合，变旅游地间的竞争关系为互为补充的共生性关系，既能丰富各旅游子景区的旅游产品，又可以避免同类产品竞争所导致的两败俱伤及市场份额分散，实现客源共享、资源共享。从而由产品雷同的替代关系转化成互相辉映、特色突出、形成合力的互补关系，从而构造完整的水浒旅游空间。
5.3 旅游规划空间整合的实施尚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联合国环境开发署和世界旅游组织共同资助的“西藏自治区旅游规划”和四川省人民政府邀请世界旅游组织和亚太旅游协会所作的“四川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1998～2013）”已为我国进入区域旅游规划时期提供了范例。但从现实来看，虽然旅游合作现象在经济区域、行政区域、自然地理区域等各种不同的区域范围内均有发生，其合作却仍主要限于市场营销、监督协调等方面，研究者侧重于就具体区域内的总体旅游资源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以及区域文化的相对一致性等提出合作构想，或侧重于找出合作中所存在的问题，缺少对合作内在机制的理论分析[22]。薛莹对区域内部地区之间的旅游合作主体、合作对象、合作效益进行了探讨，认为通过地区间的旅游合作可以获取最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宋家增对发展环渤海区域旅游合作的可行性和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郑耀星提出，充分利用福建省山海兼备的资源优势，通过山海协作，重新划分旅游功能分区，发展大旅游的发展战略[23]。
以资源特色和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的大旅游规划，在现实中的实施尚存在很多难以克服的难点。即使相关区域进行了旅游规划整合，但整合后的大旅游规划在实施过程中也将面临许多问题。首先是参与合作的各地区间存在难以消除的行政壁垒。在众多区域合作过程中，各合作方组建的共同管理机构，常常只可以行使协调、监督功能，却无行政管理权，故常致使管理失效[24]。其次，各区域若在缺乏大区域范围内整体旅游规划的情况下，只在联合促销等方面达成协议，就会由于各地区对资源的使用各成体系，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甚至浪费；此外，由于区域资源、区位、旅游业发展基础等条件的不同，在参与合作的各区域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旅游业发展程度高低之分，由此出现的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性也会对合作各方的积极性产生影响。这些问题暴露了区域合作旅游开发研究与实践的艰难性。
6 结语
伴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规划在各地兴起。但规划热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规划本身缺乏特色，规划实施受地方条件限制、可行性较差，等等。笔者认为，虽然旅游业由资源导向、产品导向发展为市场导向、消费导向，越来越重视旅游者利益，但不容忽视的是，旅游业已成为新时期许多地方政府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地区经济的突破口。“大旅游”是一个大系统，不仅重视旅游者利益的满足，而且还强调当地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旅游规划必须能够系统综合旅游地的各种要素，通过旅游规划的实施带动地区其他产业发展，提高居民经济、生态等福利水平，而不是单纯就旅游来谈旅游。目前生态旅游的兴起，不仅符合旅游者需求，同时还为生态环境良好但经济贫困的落后地区发展带来契机。因此，通过因地制宜的研究和实施“大旅游规划”不仅有利于旅游业发达地区提高旅游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对于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差距，促进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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