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国杰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贡献
赵 冰
[摘 要]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始于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创建的政治伦理思想与实践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罗国杰是在伦理学专业学科视野内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主要开拓者和代表人物。其杰出贡献主要表现在忠实传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原典精神，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道德方法论原则，稳健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与传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相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研究罗国杰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贡献，彰显其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经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罗国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原典精神；历史唯物主义道德方法论；传统美德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回溯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年代，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化过程。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纪念白求恩》《新民主主义论》《为人民服务》等著作中所阐发的政治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早期的智慧结晶[1]。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起步，是从启动伦理学的专业与学科建设工程开始的。中国人民大学罗国杰教授是这一新历史进程的主要开拓者和代表人物，为社会主义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众所公认的杰出贡献。今天，研究罗国杰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对于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新发展、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和道德体系、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忠实传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原典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和人发展进步面临的选择已经由革命转向建设，社会意识形态和文明样式包括伦理思想和道德价值观也面临需要随之转型的新形势。然而，由于受到当时国内外多种社会因素的制约，特别是正如罗国杰所指出的那样，受到苏联学界认识偏见的影响，伦理学曾一度被认为是“宣扬资产阶级道德理论的伪科学”[2]（P427-428），在一段时间内“虽然十分注意对共产主义道德的研究，却忌讳伦理学这门科学”[2]（P428）。而从新中国的道德发展进步亟待转型的实际情况看，创新和发展伦理学和道德理论已是一项迫切的任务。在这种情势下，罗国杰出于一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和社会使命感，于1960年率先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伦理学教学与研究机构，开创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研究和发展中国伦理学和道德建设新事业的历史性进程。
伦理学教学和研究的专业机构成立后，罗国杰把传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原典精神放在第一位。“原典，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寓所和原始出处”[3]，“回归马克思主义原典，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3]。对此，罗国杰有着清醒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自觉。他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组织志同道合者广泛搜集整理相关的文本资料，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梳理和阐发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理论，编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讲义》。后来，罗先生在《我从事伦理学教学工作的回顾》中说：“这一工作，使我们掌握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社会的伦理道德现象，对我们以后的教学和研究，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4]（P1254）这类基础性的工作，对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持编写和出版我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专著，也是大有裨益的。他在这部原创性著作及后来其他著述中，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扎实的作风，卓有成效地传承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原典精神。
其一，传承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关于道德起源与本质的原典精神。与20世纪5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专门致力于道德意识形态的研究”[5]（P3）不同，罗国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视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揭示和传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关于道德的本质与功能、起源与历史发展的原典精神。他依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6]（P591），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7]（P99）等著名论断，坚持从社会物质关系中去寻找社会思想和精神关系，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之前的各种历史唯心主义道德起源观划清界限。为此，他告诫自己和同仁：“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前提，我们就不是在讲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而是在讲别的什么伦理学。”[2]（P444）与此同时，他悉心指导自己的学生撰写《道德本质论》等博士论文，并依循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两条路径科学揭示了道德本质的社会历史性、特殊规范性和特殊主体性[8]（P15-20）。
进一步地，为刻画CPIKN整体的信息或知识传递效能，在加权节点介数指标的基础上，提出平均加权节点介数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度量CPIKN整体效能稳定性的指标。平均加权节点介数
其二，传承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关于道德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之必然性生态逻辑的原典精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发他们的伦理道德观时，广涉其他社会现象特别是社会意识形态现象，说明道德不是孤立存在的社会现象，而是与其他社会现象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现象。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以及两人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著作的相关论述中，看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这方面的原典精神。罗国杰在这方面的传承，借鉴了苏联施什金、阿尔汉格尔斯基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人的著述意见，同时又拓展了他们的视野，深化了他们的见解。他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等著作中，单设了“道德同上层建筑中其他因素的关系”一章，较为全面地分析和阐发了道德与政治、法、文艺、宗教等其他社会现象的逻辑关系，进一步分析并集中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这个领域的原典精神。
其三，传承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关于共产主义社会道德的原典精神。纵观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体系，其逻辑程式大体是：批判形成于和旨在维护私有制“现实基础”的旧道德是其逻辑动因和起点，阐述个体与集体之间实存和应有的存在论关系是其逻辑演绎的主线，而展望和建构共产主义道德则是其追求的理想目标和逻辑归宿。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有节制的利己主义”作为“德国的道德和忠诚”[9]（P15）及其宗教情结展开的辛辣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申言的“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9]（P571）、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6]（P45）等，都是这种道德逻辑的经典论断和话语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一切违背公平道义之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在整体上消灭了私有制，为追求共产主义道德的理想目标奠定了“现实基础”。罗国杰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主张提倡共产主义道德的。他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以连续三章的篇幅论述了“共产主义道德同历史上各类道德的关系”“共产主义道德的形成及其基本原则”“共产主义道德规范”等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问题，探索了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形成和共产主义新人成长的规律，力主“使伦理学成为真正的科学，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强大的精神力量”[10]（P8）。这种传承是否如同学界有人责难的那样是一种“左”，当然似乎也可以讨论。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是：摈弃“人不为我，天诛地灭”“人人为我，上帝为大家”的旧道德，遵循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倡导“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道德理想，本应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应有方向，无疑也应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主导方向。
罗国杰先生作为全国伦理学会的主要负责人，在学会成立后坚持组织以“改革与道德”为主题的全国伦理学年度研讨会，同期还编辑出版了一系列“改革与道德”的著作，吸引和鼓舞着人们特别是年轻人踊跃参与“改革与道德”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投身中国新时期的伦理学与道德建设事业，并在这一过程中大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1990年，罗国杰先生在庆祝全国伦理学会成立十周年暨第五届全国伦理学讨论会上，分析伦理学十年发展的基本经验时指出，“回顾或者反思我们伦理学会这十年来的历史过程，决不能脱离我们整个社会的大背景”[2]（P435）。在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他基于改革开放大视野发表的这一见解，彰显了“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7]（P99）这一历史唯物主义道德方法论原则的基本精神。
等孩子们安静下来，登子又跑到外面抱进来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这个孩子细细的脖子几乎支撑不起大大的头，还有那双细腿，好像也支撑不起胀大的肚子。他把这个孩子放在央青边上，这个孩子便把头靠在央青身上，只有转动的眼珠才看得出这个生命还没死去。
二、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道德方法论原则
早在1961年，罗国杰在《谈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基于伦理学研究一般方法论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根本原理，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阶级和阶级斗争等，对伦理学的研究来说，既是指导原则，又是最根本的方法论。”[2]（P69）这表明，罗国杰先生在传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原典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之初，就注意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研究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问题。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方法论的创立本是相辅相成的过程。这一过程历经了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纯粹道德批判向道德批判与经济批判相统一的深刻嬗变，既赋予道德批判以深邃的经济本性，也赋予经济批判以深厚的道德旨趣，从而确立起道德批判与经济批判之生成性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道德方法论的内在逻辑。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社会道德生活领域内逐渐出现了突出问题。这种情势，为罗国杰先生将历史唯物主义一般方法论原理嬗变为历史唯物主义道德方法论原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和道德体系建设，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历史机遇。罗先生后半生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罗先生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道德方法论原则主要体现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体现在对“改革与道德”这一当代中国伦理学时代主题的潜心研究之中。“从历史维度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是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的。”[11]在这一进程中，罗国杰先生率先提出“改革与道德”这一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最为重要的理论命题，高度重视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条件下的伦理学理论研究与道德建设问题。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中国原有的伦理秩序和道德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其间既有顽强阻碍着改革和发展的落后成分，也有亟待理论升华的生长着的进步因素，需要伦理学给予批评和创新。面对这种情势，罗国杰在2000年出版的两卷本《罗国杰文集》“自序”中郑重地指出，当前研究应“力求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12]（P5）而努力展开探索。为此，他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地开展了全面而深入的系统研究。纵观罗国杰关于这一时代主题的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发表的观点和看法都遵循了将“道德批判”与“经济批判”内在统一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道德方法论原则。这一道德方法论原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这一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的形成，经由了一种由纯粹道德批判转而实行经济批判，最终将“道德批判”与“经济批判”内在地统一起来的深刻嬗变过程[13]。因此，立足这一方法论原则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改革与道德”问题本应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题中之义。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罗国杰在其数百万字的著述之中，直接涉论社会改革与道德进步之逻辑关系的著述就有近二百篇，占其全部研究成果近一半。由此可见，罗国杰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进程中所进行的当代中国伦理学和道德建设研究，一直高度重视把“道德批判”与“经济批判”合乎逻辑地统一起来，并非如同学界一些人非议的那样仅是为了“维护旧道德”或“抵制新道德”。
总体来看，罗国杰在传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原典精神的过程中，既初步梳理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知识与理论体系，也进一步凸显了这一体系的原典精神。在这个过程中，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原典精神所体现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内在本质。就学科属性看，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属于政治伦理学范畴，带有极为浓厚的政治伦理思辨的特色。这个特色既反映了此前近代西方伦理思想的主流传统，也与马克思主义体系作为引领无产阶级求翻身解放思想武器的整体特色相一致。罗国杰传承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原典精神的这种特质，同时又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原典精神的理论视阈，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原典精神的触角伸展到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从理论和实践两种向度探讨和提出了在已经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如何传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之原典精神的时代话题。他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发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9]（P571）的原典精神，提出“集体主义”这个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就是明证。
罗国杰传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原典精神还有一个特点值得关注，这就是他始终注意忠于马克思恩格斯道德文本的本来精神，同时又重视结合中国道德国情的实际情况，注意借鉴苏联相关学者的研究方法，实事求是地进行创新。科学发展史表明，科学的传承并不仅是继承，其基本范式是在继承的同时实行与时俱进的创新。罗国杰传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原典精神，大体上遵循了科学发展和演变的这一普遍规律。他传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原典精神的做法和经验，其实也反映了其他领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应当坚持的基本遵循。
其次，体现在他对应用伦理学的初步探索中。罗国杰先生对伦理学的研究不仅密切关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道德现象，还勇于直面我国科技发展和生产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诸多伦理问题。
我国教育长期受传统学习理念影响，教师与家长均采用分数来衡量学生的能力，这也是判断学生好坏的主要方式。对于我们学生而言，高考成绩直接影响着我们今后的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的学习与生活带来无形压力，导致我们在学习中自信心逐渐缺乏，无法对化学学习产生兴趣，导致学习效率逐渐下降。除体制问题外，化学实验操作也会影响化学成绩。在化学学习中，学生不仅应对理论知识进行学习，还应加大化学实验操作次数，促进我们化学学习实践能力的全面提升。在传统课堂学习中，如若因化学实验设备的缺乏，导致我们学生无法进行有效实验学习，也会降低我们学习的积极性，使本来枯燥化学学习变得更加无趣，无法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罗国杰多次强调“伦理学应该而且必然是一门有强烈实践性的科学”[12]（P301）。在他看来，伦理学不仅要研究伦理与道德的基本学理问题，丰富和发展伦理学基本理论，也要关注和指导社会生活实践。在我国，伦理学的实践转向和应用伦理学的创生，与罗国杰大力主张和倡导伦理学“强烈实践性”是密切相关的。罗国杰在编写《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时就已经着手于推动伦理学的这种实践转向，并对职业道德尤其教师道德进行了相关阐述。随后，他又在《财经伦理学概论》序言中提出要“重视伦理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12]（P513）。在《医学伦理学导论》的序言中，他再次更为鲜明地强调“在当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医学科学和医务实践正越来越多地面对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些问题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同人们的伦理价值观有着密切关系的”[12]（P1056），特别强调要“加强对应用伦理学的研究”[12]（P1053）。他不仅为伦理学研究的实践转向摇旗呐喊，而且亲自撰文就生态环境、科技发展、医学军事等领域中产生的伦理道德问题给予了理论上的解答。罗国杰先生对人类社会实践和生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关注，本身就意味着他已经把历史唯物主义道德方法论原则从理论伦理学拓展到实践伦理学；他对这一系列新产生的伦理道德问题的分析更是不折不扣地贯彻了这一方法论原则，并在这一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推向全新领域和纵深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创生就是罗国杰不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道德方法论原则、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产物。
对他人和自己文章的再书写不应当只是简单的抄写。要使书法创作高质圆满，对文章阅读、认识乃至再创作，尤其对文章时空情绪的体认和把握是非常关键的。当然，书者要有高超的书技和过硬的基本功是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书法行为所达到的高质就取决于上述那个关键了。对文章时空情绪的体认程度和再创造、再感染程度越高，就越能提升书法行为的秩序化程度，从而提升作品质量。
电源对任何电路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电源的形式各种各样，那么汽车电路中的电源会是什么样的呢？它的电源电路又是如何构成的？在汽车电工电子技术中，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设置了如下一项任务，如表1所示(见下页)：
三、稳健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与传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相结合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里，道德是民族精神的内核，因而也是一种国情或综合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黑格尔看来，“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的技术，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16]（P104）。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评杜林唯心史观道德论时指出：“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7]（P98）。“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7]（P99-100）正因如此，历史上每一种伦理思想的创建和发展包括借鉴和传承，都与思想者对其所在国家当时代道德国情的认知有关，不同之处仅在于他们对此的认知自觉和思想水准存在差别。德国早期无产阶级思想家魏特林在其被马克思称赞为“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的著述《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中，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在这一个民族叫作善的事，在另一个民族叫做恶，在这里被允许的行动，在那里就不允许；在某一种环境，某一些人身上是道德的，在另一个环境，另一些人身上就是不道德。”[17]（P154）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诗人泰戈尔曾说，在民族之间，“你能向别人借来知识，但是你不能借来性格”[18]（P29）。他所说的“性格”指的就是道德的国情特色和民族特性。这就要求，任何民族和国家弘扬一种科学先进的伦理思想和道德准则，都必须立足于本国的道德国情，与传承本国优良的传统伦理思想和道德主张结合起来。
二是传承态度严谨，强调研究历史和传承传统道德要尊重历史道德的本来面貌。罗先生认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必须树立正确的态度。”[19]（P2）他指出：“毛泽东同志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P2-3）为此，他强调“社会主义道德必须植根于民族的传统道德”[19]（P8），同时又指出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是优良与腐朽并存的历史遗产，“社会主义道德对传统道德并不是简单肯定或否定，而是弃糟取精”[19]（P8），从而“在基本立场、基本态度上为后学指明了正确道路，提供了科学把握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原则”[20]。
在把握这些根本问题上，罗国杰先生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力主坚定不移地将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与传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大力倡导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中创建的革命道德。继《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之后，罗先生又先后主编了《西方伦理思想史》《中国传统道德（三卷本）》《中国革命道德》《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下卷）》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和他领导的团队对中外伦理思想发展史特别是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和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作了全面的梳理和阐发，把传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原典精神与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伦理思想和道德文明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具体来看他这方面的传承，有三大特点。
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在今天的示范性意义是无需赘言的。如今，国内外学界存在一种把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等同于传承所谓“国学”、又自觉不自觉地把传承“国学”等同于“复古”的偏向。因而，“国学热”自20世纪末叶兴起以来，逐渐刮起一阵“复古风”，如组织穿汉服、读经典、拜孔子等，致使其正在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种稍显刻板而又轻佻的“传承”态度，是无法与罗国杰先生端庄而严谨的传承态度相比的，应当摈弃。
由此推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过程实质就是基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道德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原典精神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和道德建设的过程，也是采用中华民族的道德话语“讲中国故事”和研究中国道德问题的过程。因此，如何看待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是将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与传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有机结合起来，还是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伦理道德观“全面改造”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或将后者“推倒重建”，抑或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之名而行“全面复古”之实，这些都是关涉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不可回避的根本性问题。
一是传承宗旨明确，注重研究历史和传承传统道德旨在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现实服务。在他看来，“历史的研究，尤其是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澄清过去，为了整理和积累资料，更重要的是为了现在和未来”[2]（P418）。他在编撰《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卷）时，开宗明义指出：“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其根本目的在于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责任感，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在于使社会主义道德有更丰富的内容，有更能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有更加具有民族特色的凝聚力和向心力”[19]（P2）。他在编著《中国革命道德》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指导思想。在他看来，“我们实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唯一的选择就是立足于我们的国情，包括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的优秀传统道德文化”[2]（P449）。他指出：“伦理学的研究，决不能只限于探讨古人的伦理思想，满足于解释抽象的概念，而必须注重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10]（P20-21）。
再次，体现在他所遵循的阶级分析法上。阶级分析法，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相关理论观察社会现象、进行理论研究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通过对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历史的详尽分析，才揭示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创立唯物史观的。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阶级分析，就没有历史唯物主义”[14]。过去，苏联伦理学研究一直较少涉论道德的阶级性问题，相比较而言，罗国杰在伦理学研究之初就坚持遵循阶级分析法去剖析社会现象、批判错误思想。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在讨论制定《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的时候就明确指出“西方的东西，是资产阶级的，在当时看来，是不应有任何继承和吸收的”[4]（P1254）；继而，在编写《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讲义》时，他又明确将“道德的批判和继承”尤其是“现代资产阶级伦理思想批判”作为其中的两章列出。到了80年代，他在编写《伦理学》时，就伦理学研究的方法则更进一步鲜明的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有阶级的社会中，只有遵循阶级分析的方法，把握住社会存在着阶级划分的这一客观事实，并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才可能透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找出道德发展的规律”[15]（P16-17）。纵观我国伦理学的发展历程，伦理学在抵御没落阶级道德意识和思想观念的影响、维持精神文明建设应有方向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价值，与罗国杰坚持倡导阶级分析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方法论原则，同样是密切相关的。
采用生物化学法检测。取小鼠24 h尿液样本，采用考马斯亮蓝法检测尿蛋白水平；取－80℃保存的血清样本，解冻至室温后，采用相应试剂盒检测Cr和BUN水平，以评估小鼠肾功能。
三是传承内容全面而系统。在这方面，罗国杰的伦理思想研究贯通了中外伦理思想和道德发展史，统摄了中华民族古今伦理思想史和道德生活史。就其视野之开阔、学识与功力所及而言，在国内同类研究中实属首屈一指。罗国杰致力于把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与传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有机地结合起来，目的都是针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出现的道德问题，加强和改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正因如此，他并不排斥吸收西方伦理与道德文明中有益于我的成分。日本伦理思想家福泽谕吉写的《文明论概略》对明治维新及此后的日本发展甚有影响，罗国杰以此为例指出：福泽谕吉认为“西方的文明是进步的，但还是有很多缺点的，日本人在学习西方文明的同时，要有自己的精神文明。他特别强调道德智慧的意义，认为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可以用人民的道德智慧的水准来衡量”[12]（P144）。
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罗国杰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与传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的过程中，始终注意抵制和纠正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的不良影响，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干扰。他在1991年就敏锐地察觉到，历史虚无主义“既彻底打掉了一个独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强心，也破坏了这个民族国家内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2]（P449），对第三世界国家是一种巨大的灾难。先生的这种见解具有普遍的认识论意义，对于我们今天识别历史虚无主义及其危害性很有启发。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突出表现是诋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光辉历史和丰功伟绩，其组织鼓动者多抱有反对共产党执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而歪曲和否定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和革命道德的当代价值，则是他们的一种基本策略。从这一角度来看，对待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态度就绝不仅仅是一般的学术问题之争了。在这种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罗国杰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他一方面明确指出：“道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每一个时代的道德，包括那些被历史上称之为道德楷模们的道德思想和道德实践，都不可避免地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在阶级社会中，还有阶级性。因此，在封建社会中传诵的德行，都或多或少地会有封建糟粕，必须予以剔除、批判。”[21]（P3-4）另一方面，他又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批判继承、弃糟取精、综合创新和古为今用的方针”[2]（P472）。罗国杰先生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与传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有机结合的原则立场，表现出一位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家应当具备的优秀品质和学术风范。
四、余 言
虽然罗国杰生前并没有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及其他著述的基础上，亲手建构起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伦理思想和道德体系，但是，他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毕生实践，已经为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资料，形成了一种蓄势待发的优良态势。跟进这种优良态势，探索新时代伦理学和道德建设的新任务，加倍努力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和道德体系，是当代中国伦理学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在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过程中，“既需要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躲进书房’，更需要像他们那样‘走向社会’”[22]，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事业。
火灾(高温)作用后，建筑结构的强度、刚度等性能发生改变，对于地震区来说，需进一步考察其抗震能力，以便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确保结构安全承担未来的地震作用[1]。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构件是指在方钢管内浇筑再生混凝土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组合构件，既能充分利用废弃混凝土，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又能融合普通钢管混凝土承载力高、抗震性能好等优点，在地震区高层建筑中的应用前景良好[2-6]。因此，研究高温后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抗震性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工程应用价值。
罗国杰先生正是这样一位集革命者与学者于一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1946年考入同济大学，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斗争，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成为光荣的中共地下党员，锻炼了其革命家的实践品质。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放弃当时许多人羡慕的处（县）级职位，投身于新中国的伦理学事业，成就了其理论家的学术品质。罗先生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及积累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倍加珍惜。他的人生道路和品德风范对道德做了最好的诠释，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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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 冰，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赴卡迪夫大学访问学者。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罗国杰伦理思想研究”（17BZX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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