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合作进程的制约因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探析论文,进程论文,制约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趋势下，东盟与中国、日本和韩国(10+3)合作引起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地区合作中一个新的亮点。在10+3合作的推动下，东亚特性、东亚意识正逐步形成。东亚合作与中国的发展密不可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而中国的发展壮大也有利于促进东亚的和平、繁荣、稳定、进步。
一、东亚合作进程与现状
东亚合作的思想由来已久，但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现阶段主要是指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的合作（即"10+3"）。10+3的合作可追溯到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设想（后改称“东亚经济核心论坛”）。不过，由于该设想带有比较明显的对抗美国霸权的倾向，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致使日本和韩国态度暧昧，故被束之高阁。到1995年在泰国举行的东盟国家首脑会议，正式提出了召开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倡议。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在12月15日，东盟、中、日、韩领导人（当时是"9+3"，柬埔寨加入东盟后改称"10+3"）非正式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会议就21世纪东亚的发展前景、亚洲金融危机、深化地区经济联系等议题达成了许多共识，对加强东亚地区的合作发出了明确的政治信号。于是，东亚合作开始进入实质启动阶段。随后，东亚领导人会议每年召开一次。
1998年12月在越南举行的第二次东亚领导人会议把东亚合作推向务实的方向。加强地区合作，克服金融危机，恢复地区经济增长和促进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等构成会议的主要议题。会上中国领导人就加强东亚合作提出了具体建议，提议举行东亚国家副财长和央行副行长会议，研究国际金融改革及监控短期资本流动的问题。与会领导人一致同意中国的建议，这使得东亚地区第一次有了高层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对话与协商，并就地区重大的经济问题寻求合作机制。
1999年11月在菲律宾举行的第三次东亚领导人会议主要就如何推动东亚地区合作进行商议。会议就推动东亚合作的原则、方向和重点领域达成了共识，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因而也就成为东亚合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和新起点。声明强调，东亚各国决心“在各个领域实现东亚合作”，领导人“对进一步深化和扩大东亚合作表示了更大的决心，朝着注重实效、切实提高东亚人民的生活质量，促进本地区在21世纪趋向稳定的方向努力”。声明列出了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和其他领域的合作重点。
2000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领导人会议就落实1999年领导人声明的合作重点提出了具体措施，肯定了2000年5月财长会议就货币合作达成的“清迈协议”——推动东亚各国之间建立货币互换安排；就金融培训、人力资源开发提出了进一步落实的行动计划；就加快湄公河流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具体行动计划。同时，领导人还同意就建立东亚自由贸易投资区和全面经济合作问题进行研究。为此，领导人决定成立由各国高官组成的“研究小组”，就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和“东亚合作展望小组”提出的建议进行研究和落实。
新加坡领导人会议进一步加强了东亚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和合作机制，特别是确立了中日韩领导人之间的正式协商与合作机制，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三国领导人之间的协商合作机制的主要作用是共同努力推动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以及加强三国之间的合作。这些成果显示东亚合作开始步入正轨。
2001年11月在文莱召开的第五次领导人会议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召开，却取得令人瞩目的一些成果。(1)领导人表示了继续推动东亚合作的决心，并且指示由政府高官组成的“研究小组”就如何落实“展望小组”提出的关于东亚合作的长期设想建议进行研究，并向领导人提出落实的意见；(2)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决心加强合作，推动东亚合作，一致同意设立经济部长和贸易部长会议以及工商论坛；(3)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就建立紧密经济合作关系达成共识，宣布用10年时间建成自由贸易区。这成为文莱会议最引人注目的新闻。
2002年5月14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中国－东盟经济高官会议就未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原则、内容、时间框架等问题进行讨论。高官会议结束后，第一次中国－东盟谈判委员会会议接着于15-16日在北京召开，具体讨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有关具体问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旦建立，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拥有17亿消费者、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和1.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中国与东盟将更好地分享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利益。
第六次领导人会议于2002年11月在金边召开，会议就10+1、10+3、反恐怖主义合作等实质性问题进行了磋商。中国总理朱镕基出席了这次会议，代表中国政府倡议东亚各国应以发展经济为重，不断深化经济和金融合作；拓展政治和安全合作；加强合作机制建设；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同时，会议期间，朱镕基总理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实施亚洲减债计划，中国还与东盟及有关成员国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等重要文件。（注：《朱镕基出席第六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光明日报》2002年11月5日。）该协议是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的里程碑，它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注：新华社金边2002年11月4日电，朱镕基和东盟领导人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10+3合作诞生的时间尽管不长，还处在起步阶段，但与世界其他地区合作组织相比，10+3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它足以证明东亚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和旺盛的生命力。特别是在实现贸易和同贸易相关的投资自由化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东亚合作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机制，以适应地区发展的需要。
二、东亚合作的制约因素分析
首先是迥异社会制度的协调。在今后的一个时期里，10+3将继续以现行模式开展合作，10+3和10+1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但由于各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利益不一，使得东亚合作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东亚各国的社会制度有很大的区别，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日本、新加坡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时刻没有忘记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一次讲话中就曾经把东盟比作是西欧，印支是东欧，现在是东盟帮助印支。虽然在今后的东亚合作中会淡化政治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会消失。特别是与欧洲、美洲不一样，东亚地区是一个多元化地区，各国之间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别是建立区域共同体的一个巨大障碍。各成员国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合作目标不一致，使得各国仍可基于国家安全、社会道德和文化保护等理由，以关税或非关税措施继续限制某些产品的进出口，成员国之间领土、民族、宗教冲突等双边关系问题会对组织内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带来一定的影响。这意味着10+3的组建将没有一个现成的可以照搬照抄的模式，而必须进行合作机制的创新。这既是其难点所在，也是其特色所在，需要成员国具有创新的思维。
其次是巨大发展差异的协调。与欧盟相比，10+3的成员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悬殊很大，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看，日本、新加坡为3万美元，而缅甸、柬埔寨仅有260美元，两者相差100倍。（注：傅大刚：《东亚经济合作的现状与中国的对策》，《当代世界》2002年第9期。）日本、韩国、新加坡知识经济、高科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老挝、柬埔寨、缅甸国民经济仍然以农业、林业为主。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的较大差距使得各经济体在追求经济开放、经济合作上分歧很大。发达国家与贫困国家的贸易不平衡，给10+3的合作造成一定的困难，发达国家的目的很明确，即尽快打开不发达国家的大门，把自己过剩的产品和技术向不发达地区推广；而不发达国家和主要地区主要想得到更多的经济援助，并不希望贸易自由化进度太快，要多一点保护措施，以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担心发达国家对其进行贸易性和资源性掠夺。东亚各成员国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开放市场的程度和步伐等方面存在重大分歧，这些分歧也影响了区域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如何缩小区域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是各国面临的当务之急。有鉴于此，中国总理朱镕基在第五次中国与东盟首脑会议上宣布中方将适时向老挝、柬埔寨、缅甸等东盟不发达成员国提供特殊优惠关税待遇，在第六次中国与东盟会议上，中国总理朱镕基宣布：“中国已决定实施减债计划，免除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以及阿富汗和马尔代夫共六个债务国的部分或全部债务。”（注：《朱镕基出席第六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光明日报》2002年11月5日。）目的在于支持东盟缩小内部的发展差距，当然，区内不发达国家也应牢牢抓住东亚区域合作这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努力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和贸易能力，使自己的经济发展起来。
第三是复杂的战略安全因素的合作。东亚区域安全因素不容忽视，如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南中国海国家围绕着专属经济区的纠纷，时有发生；朝鲜半岛局势虽因朝韩首脑会晤有所缓解，但南北双方达成和解还面临着重重困难；台湾对东南亚国家增大务实外交力度也将直接影响到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关系；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中日关系面临结构性的调整；美国对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态度都会对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东亚各国由于国别不同，经济发展层次不同，国际地位不同，使得一些小国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时十分谨慎，并不断地寻求外部力量的保护。例如东盟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不仅欢迎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而且频频与美国进行连带演习。一些东盟国家与日本关系密切，支持日本谋求政治军事大国的企图，对日本篡改过去的侵略历史听之任之，甚至鼓动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对中国持强硬态度，在东亚的两个大国中国与日本之间挑拨离间，而东亚地区的两个大国中国和日本，若两国关系得不到改善，东亚合作难以进一步拓展。
第四是中日合作是东亚合作的关键。中目是东亚的大国，中日合作成功与否，可以视为是东亚经济区域合作能否成功的关键。中日两国在资源方面有着较强的互补性，中国拥有价格低廉、质量较高的劳动力资源，而日本则拥有丰富的技术资源与国际资源。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对双方来说都是有益的。目前，中国是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一个经济崛起的中国也为亚洲经济一体化提供巨大的市场与劳动力供给。中日两国日益紧密的贸易关系，推动了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根据目前东亚经济的实际情况，东亚地区原来存在的所谓“雁行模式”（日本为雁头，亚洲“四小龙”为雁体，东盟为雁尾）已经终结，所有经济力量在各自利益的驱动下重组以达到新的平衡格局。当初，中国和日本出于洁身避嫌的原因，都极力回避发挥主导作用，而由东盟在其中发挥主导和中介作用。但要完全建立中日韩－东盟自由贸易区，大国不以身作则，做出表率是肯定不行的，中国和日本不能在东亚地区长期扮演“搭便车”的角色。面对千载难逢的东亚合作机遇，中国正以积极、开放的姿态推动这一进程，中国重点之一就是积极推动中日在区域合作中携手合作。同时，日本也应该正确认识历史，消除左邻右舍的顾虑，与东亚国家建立真诚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中日是东亚两个大国和潜在的区域经济“双火车头”，如果中日双方能够就东亚区域合作进程达成共识，就能在这一进程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而没有中日的合作，也不会有真正的东亚区域合作。
第五，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也制约了东亚合作进程的进一步发展。目前，10+3是东亚合作的发展方向是各国已达成的共识，但以何种形式、何种速度向前发展，各方并未形成共识。现在，3个10+1基本上是并行的，这不利于东亚合作的开展，缺乏有效的机制，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而构建东亚合作机制的关键在中日关系的改善，但由于固有的地缘政治竞争性以及历史的原因使得两国关系长期难以得到根本的改善和长足的发展。面对诸多既有的矛盾和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依循传统的解决方式已被证明无法跳出中日关系的困境。因此，现实的途径是先把问题和矛盾搁置一边，从争论的局限中走出来，顺应全球化潮流，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探索建立一个由中日主导的、大多数东亚国家参加的多边机制。
总之，东亚合作不可能一帆风顺，由于众多因素的制约，东亚合作下一步如何走，合作进程如何协调与区外势力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亚合作这一进程内在的动力究竟有多大的韧性、持久性。无论如何，在东亚合作问题上，各国会更多地考虑本国的利益和感受，因而出现种种分歧和矛盾也在所难免，因此，各国应求同存异，不断磨合，共同探讨出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合作框架，来迎接欧美的挑战。中国作为东亚的大国，应以积极和建设性姿态参与东亚事务，推动东亚合作进程，实现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区域合作，最终走向“东亚共同体”，形成世界经济格局中重要的一极，提高亚洲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
标签：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