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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07)02—0032—06
20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界对叙事文本的情节结构作过一些有益的探索。下面介绍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维度和方法：
一、维·什克洛夫斯基① 的陌生化原理
什克洛夫斯基是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创始人，主要论文有《词的复活》(1914年)、《作为手法的艺术》(1917年)和《情节编构手法与一般风格手法的联系》(1929年)。其中，《词的复活》是根据一份题为《未来派在语言史上的地位》的学术报告整理而成。1913年12月，什克洛夫斯基还是彼得堡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时候，他在一次未来派诗歌讨论会上作了这份报告，轰动了当时的俄国学术界，也奠定了他在俄国文坛的地位。《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被誉为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宣言。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情节是将故事打散后重新编造的产物，叙事作品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地创造新的话语和新的表现形式。因而，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了“陌生化原理”。他认为：“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奇异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艺术是对事物的制作进行体验的一种方式，而已制成之物在艺术之中并不重要。”② 在什克洛夫斯基看来，陌生化有两种形式：其一，“在描写事物时，对它的各个部分不使用通用的名称，而是使用其它事物中相应部分的名称”。[1] (P11)如我们说，喂，戴帽子的，你丢了个纸袋——其中的“戴帽子的”是换喻，是一般语言的转喻形式；我们说，喂，笨蛋，你怎么站的——其中的“笨蛋”是隐喻，是艺术的语言的转喻形式。叙述性语言就是要使用其它事物中相应部分的名称来表达所要表达的事物，以增加读者对事物的新奇感受。其二，“把它当做第一次看见的事物来描写，描写一件事则好像它是第一次发生”[1] (P11)。如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霍尔斯托密尔》不由一个正常的人来讲述，而改由一匹马来讲述，这就给人以一种新鲜陌生的感受。
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原理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被介绍到中国之后，曾在中国文坛风靡一时，为中国的作家们所效法和实践。方方的《风景》由一个早已夭折的小孩来讲述故事，就颇具有陌生化的倾向。近期发表的王松的《蟾蜍怒发》③，也是一篇受陌生化理论影响的作品。首先，李五四使用一些不常见的物质，如田鼠屎、麻雀屎和野生植物等给人治病，这些事物本身就具有陌生化的效果。其次，文本在叙述每一件事情之前都使用了如“其实他早就想打李五四”、“还发生过一件更离奇的事情”、“刘全终于跟李五四发生了正面冲突”等提携性的语言，能够给读者“这件事情仿佛就是第一次发生”的印象。
二、普洛普④ 的功能说
普洛普是前苏联民俗学家，也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民间故事形态学》(1928年)。普洛普通过对100个俄罗斯民间故事的研究发现，民间故事尽管人物及人物特征各种各样，但归纳起来只有7种类型的人物：即反面人物、帮助者、魔力行为者、寻找者、委托者、主人公及假主人公；故事情节尽管错综复杂，但只有31种基本的故事成分，即：(1)某个家庭成员不在家；(2)对主人公下道禁令；(3)禁令被破坏；(4)坏人试探虚实；(5)坏人获得试探者的消息；(6)坏人企图欺骗受害者，以便控制他或占有他的财产；(7)受害者落入圈套，不自觉地帮助了敌人；(8)坏人伤害了家庭中的某个成员，家庭中的某个成员缺少且希望得到某物；(9)出现灾难或贫困，主人公得到请求或命令，他被允许前往或派往；(10)同意或决定反抗；(11)主人公离家出走；(12)主人公受到考验、审讯或遭到攻击，这一切为他后来获得某种魔力或帮助铺平了道路；(13)主人公对未来的施与者作出反应；(14)主人公获悉使用魔力的方法；(15)主人公被送到、派到或带到他所寻找的目标所在地；(16)主人公与坏人交锋；(17)主人公遇难得救；(18)坏人失败；(19)最初的灾难与贫穷得到消除；(20)主人公返回家园；(21)主人公受到追捕；(22)主人公在追捕中获救；(23)主人公返回家园或到另一国度，未被认出；(24)假主人公提出无理要求；(25)给主人公出难题；(26)难题得到解决；(27)主人公得到承认；(28)假主人公或坏人被揭露；(29)主人公被赋予新的形象；(30)坏人受到处罚；(31)主人公结婚登基。
普洛普将这31种基本的故事成分叫做31种功能。他认为，讲述者可以自由地选择某些角色和某些功能，可以赋予角色以不同的名称和特征，可以按照自己设制的秩序将不同的功能编排成叙事序列，情节就是若干个行为功能按照一定的秩序组合的产物。
普洛普的结构功能说实现了叙事作品分析方法上的革命，开创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先河。但是，《民间故事形态学》出版之后，也受到过结构主义叙事学家们的质疑和呵斥。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与形式——关于费拉基米尔·普洛普一书的思考》一文中，就指陈过普洛普将形式与内容对立起来，不考虑产生民间故事的深层语境的瑕疵。托多洛夫对普洛普提出的31种功能的合法性也持怀疑态度。
三、列维-斯特劳斯⑤ 的母题说
斯特劳斯是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法兰西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野性的思维》(1962年)和《结构人类学》(1963年)等。斯特劳斯研究问题的主要对象是神话。斯特劳斯认为，神话是由神话的基本构成单位神话素组合而成，神话素在神话里常常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以俄狄浦斯神话为例，其神话素的排列如表1所示。
这个表格按照编年史的方法罗列了俄狄浦斯家族的重大事件(即神话素)。斯特劳斯说：“如果我们要讲述这个神话，我们就要撇开这些栏，按照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一行行地阅读。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这个神话，我们就必须撇开历时性范畴的一半(从上到下)，而从左到右，一栏接一栏地阅读，把每一栏都看成是一个单元。”[2] (P51)俄狄浦斯神话的大致情节是：宙斯变成一头牡牛带走了欧罗巴，欧罗巴的哥哥、腓尼基王阿革诺耳的儿子卡德摩斯奉父王之命寻找欧罗巴。卡德摩斯找了很久，没有找到欧罗巴，不敢归回故乡，于是，按照神祇的旨意在一块绿色的草地建立城市。卡德摩斯派人去取用作灌礼的清泉，仆人们被毒龙咬死，他赶来用剑刺死了毒龙。卡德摩斯遵照雅典娜的指示播种龙牙，土壤里长出很多武士，这些武士互相残杀，最后只剩下五人，于是，他们依照雅典娜的吩咐，放下武器，在这里共建忒拜城。卡德摩斯的孙子拉布达科斯是一个瘸子，拉布达科斯的儿子拉伊俄斯的左腿也有毛病。拉伊俄斯当上国王后，娶了忒拜城贵族墨诺扣斯的女儿伊俄卡斯忒为妻。神谕告诉他们，他们将有一个儿子，但拉伊俄斯会死在这个儿子的手下。拉伊俄斯和伊俄卡斯忒得了儿子后，为了避免神祇的预示，合谋将儿子扔到大山谷里。前去扔小孩的仆人怜悯小孩，将小孩送给科任托斯国的牧羊人，牧羊人将小孩转送给了科任托斯国的国王波吕玻斯，波吕玻斯将小孩收为养子，并给小孩取名为“俄狄浦斯”。若干年后，一个醉汉向俄狄浦斯说出了他的真实身份，俄狄浦斯很苦恼，他请求神灵证实自己的出生。但是，神灵没有证实俄狄浦斯的身份，只是告诉他，他将杀父娶母，生下可恶的子孙留传于世。俄狄浦斯为了回避神谕所说的灾难，没有回科任托斯国，径自向国外走去。在一个十字路口，他与一个老人和三个随从发生口角，打死了老人和两个年轻人，另外一人逃走。被打死的这个老人正是俄狄浦斯的生父拉伊俄斯。俄狄浦斯来到忒拜城，忒拜城外的一个人面狮身怪兽正在祸害百姓，忒拜城新国王克瑞翁昭示全国，不管是谁，只要斩除了这个怪兽，他就可以得到王位，并且娶他的姊姊为妻。俄狄浦斯登上怪兽所在的悬崖，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怪兽从悬崖上跳下来摔死。俄狄浦斯被拥立为国王，娶了生母伊俄卡斯忒为妻。可是，忒拜城闹起了瘟疫，神谕告诉俄狄浦斯，这场瘟疫是因为他杀父娶母带来的灾难。俄狄浦斯挖出自己的两只眼睛，离开忒拜城。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为了争夺王位发生内讧，埃忒奥克勒斯杀死弟弟波吕涅克斯，妹妹安提戈涅不顾禁令安葬了波吕涅克斯。斯特劳斯将一则繁杂生动的神话故事抽象成表格所示的梗概，即使斯特劳斯自己也说：“在希腊神话学家的帮助下，这张表肯定会得到改进”[2] (P50)。
这个表格揭示了俄狄浦斯神话所蕴含的二元对立关系：第一列所体现的是“血缘关系的亲密”，第二列所体现的是“血缘关系的叛逆”，第一列和第二列所反映的是血缘关系中的两种对立状态；第三列中的毒龙和斯芬克斯怪兽是阻碍人在大地上生存的因素，人杀死毒龙和斯芬克斯怪兽是人类战胜生存困难的胜利，第四列中的“脚疾”，隐含着人类“直立行走”的历史，反映了人类在直立行走的改造过程中所产生的遗憾和缺陷，这样第三列与第四列也构成了胜利与失败(或者说损失)的对立关系。第一列和第二列反映的是父母与子女(或者父与母、子与女)之间的血缘关系，第三列和第四列反映的是大地与人类的关系。这样，第一列、第二列所反映的人生人的观念，与第三列、第四列所反映的地生人的观念，也形成了对立关系。这张表格绘制的是俄狄浦斯神话中的二元对立关系。斯特劳斯认为，拉布达科斯旁系亲属(如阿高厄、彭透斯等)的故事也可以制成类似的表格。通过对大量的神话进行研究，斯特劳斯发现，神话中只存在三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具象：即父亲、母亲和孩子，这三种具象以不同的二元对立关系(如男/女、长/幼、胜/负等)构成了神话的始创模式——母题；母题不仅产生了神话，而且还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建构了神话的内部结构。
母题理论有利于我们认识文学作品，特别是叙事性文学作品的深层结构。十七年时期的抗日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如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刘流的《烈火金刚》、冯德英的《苦菜花》和艾煊的《大江风雷》等，几乎都是“日本人打来了，烧杀抢掠——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反抗——最后，打败了日本人”这样的情节结构。这种情节结构与《神曲》中的但丁在维吉尔和贝雅特丽齐的引导下游历“地狱——炼狱——天堂”的情节结构如出一辙，与《伊利亚特》中“海伦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劫走——希腊各部落联合攻打特洛伊城——经过十年征战，终于攻陷特洛伊城”的情节模式也没有二致。《伊利亚特》中攻打特洛伊城的情节即可视为一切英雄史诗的母题，这一母题结构能够反映出主人公机警、英勇和敢于战胜困难的品质。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文本有了这种共同的情节模式呢？一般来说，出现这种共同模式的原因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后世文学受到前世文学的启发，二是不同地区的文学主体(作家)自身具有相同的心理结构。笔者认为，中西方文学出现这种相同的情节结构的原因是，中西方文学的主体(作家)具有共同的心理模式。对祖先崇拜、对英雄崇拜的情结是形成这一相同情节结构的主要原因。
四、托多洛夫⑥ 的语法说
托多洛夫出生于保加利亚，后移居法国，是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十日谈〉语法》(1969年)。托多洛夫说：“如果我们承认普遍语法，就不应该把它仅仅局限在语言范围里，它显然还包括心理活动。”[3] (P177)“如果叙述是一种符号活动，那叙述理论则将有助于认识这种符号活动语法。”[3] (P178)基于将叙述视为一种类似于语法的现象，托多洛夫将情节区分为词类、语法和序列三个层次。托多洛夫认为，词类的语义是构成故事情节的基础，它可以分为描写和命名两类。以《十日谈》中的第七天第二个故事为例：佩罗内拉与情人在家里幽会，丈夫突然回家，佩罗内拉把情人藏到一个大木桶里，丈夫一进屋，佩罗内拉就抱怨丈夫，不出去干活我们怎么过日子。丈夫说不要紧，我带一个人来买木桶，他愿意出五个季利亚托。佩罗内拉说，已经有人要买木桶，他愿意出七个季利亚托，正在看货呢！情人听了佩罗内拉的话，装着不知道她丈夫回来了的样子，喊道，你在哪里，嫂子！丈夫以为，这个人是真来买木桶的，就问他，这个桶怎么样？妻子的情人说，这个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里面积有一层硬邦邦的东西，如果不把它弄干净，我是不会要的。丈夫于是跳进桶里去刮那些东西，佩罗内拉将头探进桶口里，要丈夫刮这里刮那里。桶的洞口不大，佩罗内拉的身子正好挡住桶口，情人趁这个空隙与佩罗内拉进行了苟合。丈夫刮完了桶里的脏物，情人付给他七个季利亚托，就叫人把木桶搬回家去。故事中的佩罗内拉、丈夫和情人，实质上只是一种命名方式，在文本的叙述中相当于“名词的功能”；佩罗内拉的丈夫是一个可怜的泥瓦工，佩罗内拉与泥瓦工是“合法的夫妻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形容词的功能”；佩罗内拉与情人私通，违背了法规，是一个“叙述动词”；佩罗内拉与情人私通，应该受到惩罚，但文本避免了这种处罚，这避免的“惩罚”就是文本中的一个“潜在的叙述动词”；佩罗内拉撒谎，并使丈夫信以为真，使因私通而出现的夫妻关系由不平衡“转变”为平衡状态，这也是一个“叙述动词”；文本的最后是一种出现波折之后的合法夫妻关系，这也是一个“叙述形容词”。词类的组合往往有一套固定的语法，故事情节中的语法有以下五种语式：(1)直陈式，即叙述已经发生的行为。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第七天的第二个故事：那不勒斯的一个泥瓦工娶了一个叫佩罗内拉的美丽的妻子，妻子纺纱，丈夫做泥瓦工，日子勉强过得去——这就是直陈式的语式。(2)必定式，即叙述必须产生而还没有产生的行为。如《十日谈》中第一天的第九个故事：一个女士遭到了几个流氓的侮辱，要到国王那里去告状，要求国王惩罚这几个流氓——这就是必定式的语式。(3)祈愿式，即叙述人物渴望采取的行为。如《十日谈》中第三天的第九个故事：医师的女儿吉莱塔爱上了伯爵的儿子贝特朗，贝特朗来到巴黎，吉莱塔就追到巴黎，贝特朗来到佛罗伦萨，吉莱塔就追到佛罗伦萨，吉莱塔买通贝特朗所爱的女子，在这位女子的帮助下得到了贝特朗的戒指，为贝特朗生下了两个儿子，最后得到了贝特朗的爱情——这就是祈愿式的语式。(4)条件式，即叙述具有考验性的行为。如吉莱塔派人去问贝特朗，怎样才能与贝特朗结婚，贝特朗说，除非她将我的戒指戴在她的手指上，并且为我生下一个儿子——这就是条件式的语式。(5)推测式，即叙述由已发生的事情预测将要发生的行为。如佩罗内拉在为丈夫开门的时候给自己寻找托词的说法：“好好听住，我的丈夫，要是我存心做坏事，随便哪个男人都能找到，爱上我的漂亮小子多的是，他们巴结我，要送给我许许多多的钱，只要我一开口，还能送给我衣服和珠宝。”[4] (P484)不同的词类按照不同的语式组合成比词类更高级别的叙事单位：序列。词类和序列常常按照时间、空间和逻辑关系进行组合，它们的组合方式有交替型、随意型和必须型三种，但不管它们按照怎样的语式、怎样的关系和怎样的方式进行组合，一个典型的故事常常都是从平衡开始，接着是某种力量打破这种平衡，另一种力量起反作用，恢复这种平衡。也就是说：“叙述就是从一种平衡向另一种平衡的过渡。”[3] (P186)
托多洛夫根据自己对《十日谈》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故事的情节只有两种类型，一类是“避免惩罚型”，如佩罗内拉撒谎使丈夫相信她，她避免了丈夫对她的惩罚；另一类是“转变型”，如塞浦路斯的国王本来是一个软弱的人，那位女士的几句尖刻的话使他变得强硬起来。以新近发表的中篇小说《母亲和我们》⑦ 为例，刘月季抱着对丈夫忠心耿耿的心理从河南步行到新疆追随丈夫，但丈夫却爱上了孟苇婷，丈夫提出与她离婚，她只有改变自己的初衷，接受这一事实——这就是“转变型”情节；孟苇婷与一个有妇之夫产生感情，理应受到处罚，但钟匡民与刘月季正式离婚，与孟苇婷办理结婚手续，使孟苇婷避免了处罚——这就是“避免惩罚型”情节。托多洛夫的语法说对情节批评理论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但它将句子中的句法结构套用到庞杂的叙事文本中去，抽象出文本的叙事结构，这也不免有生硬和牵强附会的嫌疑。
五、布雷蒙⑧ 的逻辑说
布雷蒙出生在法国的旺多姆，曾任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校的指导教师，主要著作有《叙事作品的逻辑》(1973年)。布雷蒙认为，没有人类趣味，也就是说，所述事件既不由人形施动者所触发，也不为人形受动者所经受，也就没有叙事；只有与人类计划联系在一起，事件才有意义，才能组成有结构的叙事序列。根据成全或阻碍人类计划的可能性，叙事作品一般按照以下两种类型进行叙述：
叙事作品中的所有叙事序列都是这两种叙述类型的特殊化。这两种叙述类型在作品中的生存有以下三种方式：
(1)首尾接续式，即故事按照循环的方式使改善阶段和恶化阶段交替轮换：
假如故事以一种状态开场，要使这一开场得到发展，就必须有一件能够改变这一状态的事情发生，这一接续发生的事件要么是改善了这一状态，要么是恶化了这一状态。在一个故事里，坏事有可能接二连三，一个恶化又引出另一个恶化，但第二个恶化是第一个恶化的继续，第二个恶化可以视为整个“恶化过程”的一部分。恶化到了一定的极限，就需要改善——“否极泰来”；得到了改善，又有可能出现新的恶化，改善与恶化就形成了一个循环的过程。以罗伟章的中篇小说《奸细》⑨ 为例，文本从新州市第五中学教务主任黄川请第二中学毕业班的班主任徐瑞星吃饭，要求徐瑞星提供尖子生的联系方式开始叙述，徐瑞星没有向黄川提供这方面的信息，相反，二中还从五中掐来了一个获得过全国物理竞赛第七名的张泽君；出于对学校工作的不满，徐瑞星后来向五中提供了三个尖子生的联系方式；这一年的高考过去了，徐瑞星又当上了毕业班的班主任，黄川再要求徐瑞星提供尖子生的联系方式，徐瑞星拒绝了。文本的情节相对于二中来说，就是改善与恶化交替循环的过程。
(2)中间包含式，即一个正在进行的改善过程往往伴随着阻止改善的恶化因素，或者一个正在进行的恶化过程往往伴随着阻止恶化的改善因素：
也就是说，改善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恶化，恶化实现了，改善就不能得以完成；恶化的过程中需要得到改善，改善完成了，恶化就可以避免。小说《奸细》中，二中从五中掐来了尖子生张泽君，这对于二中来说，是改善的过程——不管这种手段是否正确，但学校对张泽君的父母关照得太好，引起了徐瑞星的反感，这样就出现了“恶化的可能性”，事实上，徐瑞星最后也成了二中的“奸细”；五中的尖子生张泽君失学了，对于五中来说，这是恶化的过程，但二中的行为引起了徐瑞星老师的反感，又使五中出现了“改善的可能性”，最后徐瑞星向五中提供了三个尖子生的联系方式。
(3)左右并连式，即在同一个事件的对立双方中，一方命运的恶化就等于另一方命运的改善：
在一个由对立双方共同完成的事件中，一方的改善就意味着另一方的恶化，一方的改善过程就是另一方的恶化过程，一方得到改善就意味着另一方恶化的完成。张泽君从五中转学到二中，相对于二中而言是“得到了改善”，而相对于五中来说却是“恶化的完成”。布雷蒙还分析过叙述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节形态，如协商、干预、任务的完成、对敌的消除等。他认为：“叙述者想按时间顺序组织他所讲述的事件，赋予事件的意义，他这时没有别的本领，只有将它们在一个统一的通向结局的情节中连接起来。”[5] (P175)
什克洛夫斯基、普洛普是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代表。俄国形式主义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1914年，莫斯科语言学派和彼得堡学派(全称是诗歌语言理论研究协会)先后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成立，这两个学派的成员大多是莫斯科大学和彼得堡大学的学生，他们具有关注文学艺术形式技巧的共同兴趣和特征，因此，学术界将他们合称为“俄国形式主义”学派。这一学派的理论渊源是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核心理论是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原理”，它的形成和发展对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以及当下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理论与批评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列维-斯特劳斯、托多洛夫、布雷蒙是法国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代表。结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最先兴起于法国，后来风靡欧美乃至全世界的文学(文化)思潮。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认为，任何文学(文化)现象都有它的内在结构，文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揭示这一现象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现象同与其构成更大结构的其他现象之间的关联。列维-斯特劳斯被视为结构主义文学(文化)理论之父。毋庸讳言，无论是俄国形式主义，还是法国结构主义，它们都存在着共同的缺陷和不足：即将文本视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忽视了外界因素对叙事文本的影响；重视叙事文本的共性研究，而忽视了创造文本的作家的个性特征。到了结构主义的后期，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作为文学分析技巧，叙事作品符号学只有植根于人类学之中才是有可能的，才将富有成果。”[5] (P175)不过，近年来部分叙事学家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叙事文本的外部因素，如美国学者詹姆逊研究社会意识形态对文本叙事的作用，苏珊·S·兰瑟研究女性声音对文本叙事的影响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注释：
①维·什克洛夫斯基( V.Shklovsky,1893—1984) ，俄国人，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家。
②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刘宗次将什克洛夫斯基创造的这一新的概念译为“奇异化”，而方珊则将其译为“反常化”。方珊的译文是：“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见《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页)笔者在文中采用的是当下比较流行的译法：“陌生化”。
③载《小说选刊》2006年第9期。
④普洛普( V.Prop,1895—1970) ，俄国人，民俗学家。
⑤列维-斯特劳斯( C.Levi-Strauss,1908—) ，法国人，结构主义人类学家。
⑥托多洛夫( Tzvetan.Todorow,1939—) ，法国人，结构主义叙事学家。
⑦韩天航：《母亲和我们》，载《小说选刊》2006年第5期。
⑧布雷蒙( C.Bremond,1929—) ，法国人，结构主义叙事学家。
⑨载《小说选刊》200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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