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增长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经济增长既有量的要求，又有质的规定性，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在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200多年历史里，一直把经济增长的数量问题当作是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所有理论探讨的中心问题都是如何实现经济数量上的扩张，却从不考虑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拉大、资源短缺以及环境污染等，使得一些研究者开始反思把这些问题也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不再单纯以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作为研究对象，此时也就意味着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研究正在展开。一些学者从结构优化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如Chenery，1960；Pasinetti，1981；Beason和Weinstein，1996)，一些学者从经济波动的视角来考察经济增长的过程(如Aghion和Howitt，1992；Ramey和Ramey，1995；Barro，1996；Turnovsky和Chattopadhyay，2003)，一些学者从收入分配入手来探讨经济增长的结果问题(如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Galor和Zeira，1993；Persson和Tabellini，1994；Alesina和Perotti，1996；Barro，2000)，一些学者从资源环境方面来研究经济增长的代价(如Meadows，1972；Meadows，2004；Scholz和Ziemes，1996；Schou，2000；Grimaud和Rouge，2003)。以上这些文献不管是理论分析的成果，还是经验验证的结论都只研究了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方面，没有完整地给出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全貌。
经过30年的经济改革与经济转型，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从起飞阶段进入到了加速发展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工业化进入由中期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时期，整体经济发展进入到了双重转型期，结构调整成为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题，消费的增长效应逐步增强，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加强，资源环境构成了对经济发展的强约束，经济发展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国经济转型30年以来，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而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经济增长的成果分配不和谐，经济增长的模式尚未根本改变。因此，如何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成为当前最关键的问题之一，而这从根本上来看是与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紧密相关的。“十七大”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之上，这表明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不是难点，而如何进一步解决经济增长中的种种矛盾与问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才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但是“好”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评价“好”的标准应该是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从定量的角度来看又是怎样的？
尽管已经有许多国外和国内的研究者探讨着经济增长质量，但目前所能达成的共识仅仅在于我们不能再简单地追求数量上的增长，还应当看到数量之外的问题。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研究建立在对其内涵的不同理解基础之上，如何对经济增长质量内涵进行界定直接决定了这一问题的研究视角、研究范围以及研究内容。而现有研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却存在不同的看法，如果将经济增长数量之外的所有因素都定义为经济增长质量无疑是不恰当的，这样包含的内容就太过丰富了，而且相应的度量也无法进一步展开。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度量的真正困难也就在于我们无法区分什么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容，而什么不是。因此，本文就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与联系入手，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外延与内涵进行清晰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进行度量并做出评价。
一、经济增长质量的界定
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建立在对其内涵准确把握的基础上。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对经济增长质量概念的界定主要存在两类观点：一种观点从狭义上来定义经济增长质量，将经济增长质量理解为经济增长的效率(如卡马耶夫，1983；刘亚建，2002；刘海英等，2004；康梅，2006)；另一种观点从广义上来界定经济增长质量，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数量而言的，属于一种规范性的价值判断，具有丰富的内涵(如Barro，2002；刘树成，2007)。Barro给予增长质量一种很宽泛的概念，他把经济增长质量理解为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社会、政治及宗教等方面的因素，具体包括受教育水平、预期寿命、健康状况、法律和秩序发展的程度以及收入公平，等等。从广义来界定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文献，由于只是从经济增长数量的视角出发，把除增长数量以外的各种因素都纳入到经济增长质量的范围之中，这就造成经济增长质量的外延无法得以确定。
与现有文献所不同的是，我们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两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中引入经济增长质量，由此来进行内涵与外延的界定，这样就有一条明确的准则让我们可以清楚地把握什么属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容，而什么不是。在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增长”被定义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产品与服务的总和不断增加，主流的经济学家认为它就是以固定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的某种度量的变化率。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却认为这样界定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它没有将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成本反映进去，不能解释商品和服务在社会中不同的个人和团体之间分配的变化。一个完整的经济增长的定义应该外在表现为总数量的扩张，而内在表现为质量的提高。由此可见，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一起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而“经济发展”的一种比较有说服力的定义是“将增加人均实际收入作为追求的目标”。①但是正如詹姆森和威尔伯所言，“发展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它也没有普遍采用的模式，每个人必须写他自己的历史”。今天的研究者们从更广的视角上来理解经济发展，认为它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还是一个质的概念，不仅是经济的数量增长和人均占有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整体演进。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确定经济增长质量的外延。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则属于经济增长的内容。经济发展是从横向上看，外延要大于经济增长，其中经济增长的内容也是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经济增长质量是从经济增长的纵深方面看，探究经济增长内在的性质与规律，从经济增长的过程和结果上来考察。因此，与Barro(2002)的观点相反，②我们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经济方面的内容，而经济发展则包括了社会、政治及其他因素。
基于如上判断来界定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从一般意义上来看，质量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用来表示事物的优劣程度，而另一层含义则是指事物的本质与特性。国内大多学者是从优劣程度上来理解经济增长质量的，并进一步将经济增长质量归纳为经济效益、经济结构、生活水平、科技进步、环境保护及稳定性等具体方面进行考察。而我们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数量而言的，因此其内涵应该是从经济增长的性质角度入手，当然这一问题同时也会涉及到对经济增长优劣、好坏的判断。经济增长数量是从整个经济量的变化上来描述经济增长的，而经济增长质量则从经济的内在性质上来反映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内在性质的判断既要从其动态过程中考察，也涉及到经济增长的后果和前景问题，即经济增长质量是从过程和结果上来讨论的。从经济增长的过程来看，结构主义经济增长理论把结构变动纳入到了经济增长的分析中，认为现代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部门变化引起增长的过程，由于结构变化带来生产要素从低收益部门向高收益部门的流动产生了结构效益。随着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之间的交融，出现了大量关于经济波动性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结论基本上都认为，频繁和剧烈的经济波动性将对经济增长水平带来负面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经济增长问题紧密相关。从经济增长的结果来看，福利水平提高、成果分配改善是经济增长最根本的落脚点，而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都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增长理论的兴起，关于经济主体的异质性假设、关于多个经济均衡同时存在的基本判断使得经济学对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分析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不管研究者们是从何种视角入手，都在收入不平等会妨碍经济增长的观点上基本达成了共识。除此之外，经济增长的实现也是有代价的，近年来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代价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结果指出资源利用效率的高低以及生态环境代价的大小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可以得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方面，经济增长的结构以及经济增长的波动问题构成了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内容，而从经济增长的结果来看，经济增长质量主要涉及到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问题。
二、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1.经济增长质量测度方法的选择
经济增长质量如何度量？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建立在对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界定的基础上，与现有研究中两种内涵观点相对应形成两种测度思路：全要素生产率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狭义效率视角来理解经济增长质量的学者大多都采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度量经济增长质量，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又常常被主要归因于技术进步。目前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方法主要有：代数指数法、索洛残差法、隐性变量法以及潜在产出法，其中潜在产出法可分为两类，即随机前沿分析法与数据包络分析法(Malmquist指数法)。用各种方法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基本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曾经存在一个基本上升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呈现出下降的趋势(Jefferson等，2000；胡鞍钢、郑京海，2004)。但郑玉歆(2007)却认为用全要素生产率来测度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着若干局限，在用全要素生产率评价经济增长质量时，由于没有考虑要素的长期影响以及数据的局限性，从而可能会导致结果产生较大的偏差。此外，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不能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
如果从广义视角来理解经济增长质量，则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通过一个综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来实现，这其中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是构成指标体系的各维度的选择与确定，这取决于对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界定；其二是各基础指标的合成，目前相关研究文献主要采用熵值法、相对指数法(赵英才等，2006)和因子分析法(彭德芬，2002；刘海英、张纯洪，2006)。熵值法通过熵值来确定各分类指标的权重，但这种方法不能很好地反映相关指标之间的关系。相对指数法是将一系列指标变成可比的指数形式，然后进行简单加总或加权加总来评价的一种统计方法。如果采用简单算术平均就意味着各分类指标是等权重的，该假设未考虑到各分项指标之间可能存在的高度相关性，而且也主观认为各维度在经济增长质量中的作用是恒定不变的，加权平均法同样也会存在这样的权重结构问题。因子分析法将原始变量分解为公共因子和特殊因子两部分因素，对新产生的主成分变量及因子变量计算得分，从而实现降维，这种方法可以避免指标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和权重确定的主观性。刘海英、张纯洪(2006)采用因子分析法对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状况进行综合评价，但在分析中将综合因子得分函数设定为主成分分析法的综合主成分函数，把因子贡献取为相关系数矩阵特征值，由于因子分析与主成分分析两种方法的方差、最大化方向不同，导致主成分值、因子得分值和综合评价值不同，不同方法交替使用会造成综合评价结果发生偏差。因子分析与主成分分析都是通过降维把多个具有相关性的指标约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可以在尽可能保留原有数据所含信息的前提下实现对统计数据的简化，是被广泛应用的指标合成技术。其中因子分析在应用上侧重于成因清晰性的综合评价，而主成分分析侧重于信息贡献影响力综合评价。主成分分析的权重是根据数据自身的特征确定而非人为主观判断，所形成的权重结构可以充分反映经济增长质量各维度各基础指标对于形成总指数的贡献大小。基于此，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来确定各单项指数在方面指数中的权重以合成方面指数，并进而采用同样的方法合成总指数，对中国经济转型30年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评价。③
2.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构建
在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界定中，我们将其划分为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四个维度，由此我们构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就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见表1)。从经济增长结构测度指标的选择来看，经济结构可以根据国民核算账户体系区分为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国际收支结构，④据此我们从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和国际收支结构这四个层面来测度经济增长的结构。根据产业结构相关理论及统计分析，产业结构常见的测度指标有工业化率、三次产业产值比、三次产业就业人数比、比较劳动生产率等。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一方面存在着以城市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部门，另一方面还存在着以手工劳动为特征的传统农业部门，Lewis(1954)、Fei和Lanis(1957)的理论研究认为，经济增长的基本路径就是促使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且钱纳里、塞尔昆(1988)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他们的结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因此，在产业结构的度量中还需要考虑二元结构的转化问题，我们选择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作为备选测度指标。基于如上考虑，产业结构的二级分项指标有工业化率、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以及二元反差指数。⑤根据投资消费相关理论及统计分析，投资消费结构的主要测度指标有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投资率、消费率、增量资本产出率等，其中投资与消费之间存在一个相对合适的比例，否则经济结构就会发生失衡，并不是仅仅投资率或消费率越高就越好。项俊波(2008)把投资率低于38％确定为一个正常区间，大于45％表明经济结构存在潜在危机，而将消费率高于60％确定为正常区间，低于50％界定为潜在危机。据此，除投资率和消费率之外我们还采用投资与消费的比率来测度投资消费结构。根据金融结构相关理论及统计分析，金融结构的测度指标有金融相关率、银行业市场集中度、不良贷款率、市盈率以及M[，2]/GDP等，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择M[，2]/GDP作为金融结构的测度指标。根据国际经济收支相关理论及统计分析，常见国际收支结构的测度指标有贸易差额占GDP的比重、外汇储备/M[，2]、外贸依存度、偿债率等，我们选择外贸依存度作为国际收支结构的测度指标。
从经济增长稳定性测度指标的选择来看，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周期波动主要是从产出波动、价格波动和就业波动三个方面来进行考察，因此我们也从这三个层次来测度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分别选择经济波动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作为测度指标。⑥对于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福利变化主要是从总体上来考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居民福利改善问题，我们从收入、健康、教育以及住房这四个方面入手，分别选择人均GDP、人口死亡率、人均受教育年限以及人均住房面积作为基础测度指标，⑦而经济增长的成果分配主要涉及的是收入分配问题，国际上最常用的度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是基尼系数，但是由于现有方法和数据的问题导致我们无法准确计算出全国总体的基尼系数，程永宏(2007)论证了一种较新的方法来计算基尼系数，但王春雷、黄素心(2007)对其结果提出质疑，认为这种方法求得的基尼系数的结果显著小于其给出的下限0.3289。因为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上，所以现有文献中，也常用度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来反映收入分配的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一般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度量。王少平、欧阳志刚(2008)认为这一度量方法没有反映城乡人口所占比重的变化，我国农村人口占有绝对大的比重，因此泰尔指数更适用于度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也因此我们将总体基尼系数、城乡收入比和泰尔指数都作为测度经济增长成果分配的基础指标。从经济增长的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这一维度的测度来看，对于资源利用我们采用全要素生产率、资本生产率以及劳动生产率、单位产出能耗水平作为基础指标，⑧对于生态环境代价我们选择单位产出大气污染程度、单位产出污水排放数、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排放数作为基础指标。
表1列出了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所使用的全部指标，从中可以看出，我们所选择的基础指标均为各维度具有较高代表性和可比性的核心指标，则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就由28个基础指标构成。经济增长质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问题，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本文构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力求能在总体上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水平进行判断，当然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问题。
三、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计算
在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构建的基础上，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获得中国1978-2007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中各基础指标以及方面指数的权重，并进而求得经济增长质量总指数。
1.指标处理与数据描述
(1)测度指标不可公度性的处理。在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构成中，由于各基础指标之间具有不可公度性，使得我们无法对其直接进行计算，需要进行一定的变换与处理。其一，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各基础指标属性并不一致。指标属性可以分为正指标、逆指标和适度指标三种，其中正指标是指指标值与指数值正相关，指标值越高表明经济增长质量越高；逆指标是指指标值越高反映经济增长质量越低。在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中不同测度指标属性不同，如果对不同性质指标直接加总就不能正确反映不同作用力的综合结果，需要首先改变逆指标数据的性质，使所有指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力同趋势化，在此基础上加总才能得出正确结果，因此我们对所有逆指标均采取倒数形式。其二，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各项基础指标分别具有不同的量纲和量级，无法直接进行综合，而且如果直接采用原始测度指标，会造成主成分过分偏重于具有较大方差或数量级的指标，因此我们需要对原始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目前常见的无量纲化处理方法主要有极值化、标准化、均值化以及标准差化方法，而最常使用的是标准化方法。但标准化方法处理后的各指标均值都为0，标准差都为1，它只反映了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无量纲化的同时也抹杀了各指标之间变异程度上的差异，因此，标准化方法并不适用于多指标的综合评价中。而经过均值化方法处理的各指标数据构成的协方差矩阵既可以反映原始数据中各指标变异程度上的差异，也包含各指标相互影响程度差异的信息。基于如上考虑，我们选择均值化方法对原始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2)数据描述。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2008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Holz(2005)的研究成果。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与同类研究的可比性，本文选择1978年作为基年。缺失数据通过建立回归方程进行估测。在研究中其他指标都可以直接使用原始数据或进行简单计算获得，需要进行复杂处理的变量主要有：泰尔指数、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
度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我们采用王少平、欧阳志刚(2008)研究中的定义和计算公式，首先分别计算城镇与农村的收入份额与人口份额之比的自然对数，然后再用城乡收入份额作为权数，进行加权平均而得到泰尔指数，即：
其中，K表示资本存量，δ表示折旧率，I表示投资额。由于《中国统计年鉴》自1991年开始才公布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78-1990年我们使用张军、章元(2003)的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1991-2007年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假设资本折旧率为5％。根据求得的资本存量数据我们计算平均每单位资本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以此作为1978-2007年的资本生产率。对于劳动生产率的计算，我们根据以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的劳动力质量调整过的劳动来求得。
2.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计算
基于如上分析，我们对所有逆指标采取倒数形式使其正向化，通过均值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求得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在进行主成分分析时，既可以使用相关系数矩阵，也可以使用协方差矩阵。现有研究文献一般采用相关系数矩阵，使用正态标准化后的数据作为主成分分析的输入，这样可以消除量纲的影响，避免主成分过分依赖于量级过大的指标变量，但是正如以上分析，由于各指标变量都具有单位标准差，就可能导致低估或夸大不同指标的相对离散程度。而采用均值化后的协方差矩阵不仅可以消除量纲和数量级上的差异，还能保留各指标在离散程度上的特性，避免低估或夸大指标的相对离散程度。因此，本文选择协方差矩阵作为主成分分析的输入。
在现有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多指标综合评价的研究中，一般根据前面几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大于某一特定值(如85％)来确定主成分的个数，并求得综合主成分值。但是单个主成分综合原始数据信息的能力是以其贡献率来衡量的，这样的方法反映的仅是前面几个主成分单独综合原始数据信息能力的总和，其综合原始数据信息的能力不可能超过前面几个主成分的累积综合能力，也不可能超过第一主成分综合原始数据信息的能力。因此，我们采用第一主成分来确定各基础指标的权数，将第一主成分中各基础指标的系数作为各基础指标相应的权数，由此求得各方面指数，再以同样的方法获得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运用SPSS16.0进行基于协方差的主成分分析，可得各基础指标的相应权数(见表2)，在此基础上我们求得各方面指数值，并采用同样的方法获得各方面指数的权重。由表2可见，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在第一主成分指数中的权重最高，为0.881211，这意味着1978-2007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更多地体现在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这一维度上。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福利变化、成果分配在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中的权重大致相同，分别为0.268966和0.303167，说明这两个维度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贡献大小基本相当。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确定各单项指数在方面指数中的权重以合成方面指数，并进而采用同样的方法获得各方面指数的权重合成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由此对中国1978-2007年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所得测度结果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基本上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态势，具体来看在1978-1986年间经济增长质量是稳步提高的，而在1987-1993年间出现了缓慢的下降，1994-2007年一直处于逐步提高的过程之中。
图1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四、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状态的基本判断及政策建议
1.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状态的基本判断
本文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与联系入手，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外延与内涵进行界定，认为经济发展是从横向上看外延大于经济增长，包括了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经济、社会、政治及其他因素，而经济增长质量是从经济增长的纵深方面看，探究经济增长内在的性质与规律，是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经济方面的内容。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从经济增长的过程方面看包括经济增长的结构以及经济增长的波动问题，而从经济增长的结果来看包括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问题。在对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界定基础上，我们构建了按基础指标计算共28项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使用均值化方法对各指标数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并以基础指标的协方差矩阵作为输入，来避免使用标准化方法和相关系数矩阵所造成的对不同指标相对离散程度的低估或夸大。
对中国1978-2007年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结果表明，经济转型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数量迅速扩张的同时，经济增长质量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由最初1978年的-3.0374上升到2007年的3.6072。由图1可见，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在不同阶段具体的变化趋势与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方面指数的变动趋势基本保持一致，1978-1986年间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方面指数值由-2.8825增加到2.8674，而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也由-3.0374稳步提高到2.2086；1987-1993年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方面指数值缓慢地下降到-2.6030，而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也逐渐降低到-1.2891；1994-2007年间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方面指数值逐步提高到2.5377，而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也上升到3.6072。这说明经济转型30年来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方面，1978-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主要是由资源利用效率的改进和生态环境的改善所带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问题已经处于非常好的状态，只要它相对于原有的基础水平取得了进步，体现在方面指数上就是其综合评价值的增加。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资源消耗的强度非常大，且污染排放比较严重，靠大量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来维持的高增长是一种不可取的增长方式。因此，如何通过资源利用效率的改进和生态环境问题的改善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就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迫切议题。为了不断提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就要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尽快转变，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就要加快推进科技进步和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完善自主创新激励机制。
从图1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福利变化及成果分配是另外两个促使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提高的因素，它们在1978-2007年间基本处于上升趋势，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值从1978年的-0.3404缓慢上升到2007年的1.8127，而福利变化及成果分配指数值由1978年的-0.4099逐渐增加到2.1010，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总体变化也受到这两个因素变化的影响。更具体来看，在经济增长稳定性这一维度中，经济增长的波动率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贡献最大，而这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波动率趋于缩小，呈现出经济周期波动微波化、稳定化的趋势(刘树成，2007)。因此，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不断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除了防止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之外，还应当看到价格波动和就业波动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重要性，因为这两方面因素在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中作用并不是相当明显，保持物价平稳、就业稳定同样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在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维度中，主要是整体福利水平的改善带来了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提高，伴随着经济增长数量的扩张，收入、健康、教育以及住房等各方面的问题也从总体上获得了改善，而成果分配方面与总体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关系则是反向的，在经济增长数量不断扩张的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充分享受到增长的成果，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制约着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因此，从长期来看，我们应该在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中都注重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重视由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的转化，这将促使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进一步提高。除了要妥善处理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之外，还应当完善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制度，注重为农村和城镇低收入者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
经济增长的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贡献是负向的，1978-2007年经济增长结构指数值一直处于缓慢下降的态势，由1978年的1.1570降到了2007年的-1.0135，而这可能主要是因为三次产业结构不协调、投资规模过大和国际收支结构不平衡等问题造成了经济增长结构的基础测度指标过低，从而使得经济增长结构指数降低。在中国经济转型的30年中，产业结构一直处于失衡状态，工业比重较大而服务业比重相对偏低，而且从反映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几项基本指标来看，这一时期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化。受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重投资、轻消费”观念和体制的影响，我国投资消费结构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这也构成了经济增长结构指数降低的原因。因此，需要不断优化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通过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2.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包括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四个维度，这也构成了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四个重要方面。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增长质量稳定或上升，经济增长就具有较强的后劲，持续快速增长就有较大的潜力或可能性；如果增长质量波动或下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会受到破坏，增长过程就会出现波动。同时，增长质量还影响着经济增长的有效性，使同样的增长速度出现不同的经济效果，表现为国民福利含量和增进程度的差别。保持较高的增长质量，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和高效增长的重要保证。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在经济增长数量不断扩张的同时，还需要不断调整经济增长的结构，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改善经济增长的福利水平和成果分配，改进经济增长的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代价，由此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的统一，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
从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基本特征出发，为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必须要做好一系列转型：战略思路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型，战略目标由低成本扩张型向高效率创新型发展转型，战略模式由过去的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型，战略要素依赖由过去的资源耗费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型，战略重点由经济主导型向经济社会协调型发展转型。依据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基本特征和面临的转型问题，必须确立与经济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新发展战略，围绕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形成与经济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以自主创新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新途径，通过体制的综合创新建立与经济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新发展环境。
注释：
①杰拉尔德·M.梅尔、詹姆斯·E.劳赫：《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刘易斯也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将经济发展定义为“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并用人均收入的增长来衡量。
②Barro(2002)认为，经济发展从根本上反映了人均GDP的增长，则经济发展的基本测度指标为人均GDP的对数、教育年限以及城市化率。在Barro看来，经济发展是与经济增长数量紧密相关的经济方面的因素，而经济增长质量则是与经济增长数量紧密相关的社会、政治及宗教等方面的因素。
③所选定的权重为各指标得分值序列第一主成分的相应系数。
④项俊波：《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测度与分析》[J]，《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
⑤工业化率的常用衡量指标有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工业就业比重、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由于我国工业增加值和非农产业增加值的统计口径发生过较大变化，本文采用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来衡量我国的工业化率。
⑥我国目前的失业率是指城镇登记失业率，不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不包括农村进城务工的劳动力。
⑦反映教育状况较合适的指标为人均受教育年限，文中1978-2005年的数据来自Holz(2005)包含军队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2006年与2007年的数据我们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人口受教育程度构成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⑧如前所述，目前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有四种估算方法：代数指数法、索洛残差法、隐性变量法以及潜在产出法。代数指数法不适用于实证分析，索洛残差法本身比较粗糙，而隐性变量法估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实际上仅仅反映了技术进步率，所以应当采用潜在产出法来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本文使用潜在产出法中Malmquist指数法估算的结果(章祥荪、贵斌威，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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