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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路线，我国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和成果充分表明：出版行业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出版业各单位基本实现由事业单位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方向转变，出版市场正在大力规范和努力建设之中，提高质量，增进效益，实力明显增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业初步形成。但是，应该看到，随着我国进入小康社会，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迅速增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高新技术应用于传媒领域；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当前我国的出版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研究出版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探索出版业改革的道路，规划21世纪出版业发展的蓝图，是出版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业发展的历程
为了探索当前的改革思路，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20年来改革的历程。我把这个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5年）：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出版方针阶段。
十年“文革”，我国的出版事业遭受严重摧残。“文革”结束后，出版事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新明确出版方针。首先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为当前政治任务服务”的“左”的方针，端正了对出版功能的认识，承认图书不仅有政治功能，还有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这个文件提出：“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首先要注意出版物影响精神世界和指导实践活动的社会效果，同时要注意出版物作为商品出售而产生的经济效果。”第一次提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注重经济效益”。肯定了图书是商品，有两重性，出版工作也是一种经营活动。这个提法有突破传统观念的意义，对新时期出版业发展意义重大。
随着我们对出版工作认识的转变，出版管理工作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出版事业逐步走入正轨，很快，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有：1.调整地方出版社的出书方针。过去只允许地方出版社出书面向本省区，要求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1979年12月长沙会议改为“立足本地，面向全国”，大大解放了出版生产力。
2.调整图书流通体制。1980年8月，允许出版社自办发行；12月又允许集体个体经营书店、书亭、书摊。
3.拓宽发行渠道。1982年发行体制改革，提出：“一主三多一少”。即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对发行渠道的拓宽，大大促进了全国图书市场发展。
4.1984年，提出“要使出版社由单纯的生产型逐步转变为生产经营型”。
随着指导思想的改变和一批改革措施的落实，到1985年，出版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高峰。从下面三个数字，就可以看出这种发展的态势：
19751985
出版社
75家
416家
图书1.37万种
4.6万种
册数35.3亿册
61亿册
第二阶段（从1986年至1995年）：出版业的迅速发展，要求规范管理。“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新闻出版业治散治滥。
经过第一阶段的拨乱反正，出版业急于把失去的时间补上去，把损失夺回来，事业发展迅速。
1986年10月，国务院决定将文化部所属的国家出版局恢复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1987年1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署的成立，为出版事业深化改革、加强管理，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是否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了以下两个文件：
1.1988年5月，中宣部、新闻出版署颁发了《关于当前出版改革的若干意见》。这个文件重点是确立了出版社内部机制改革的原则，包括：管理机制改革，推行多种形式责任制、专业职务聘任制、岗位责任制。分配制度上按劳分配，奖金拉开距离，克服平均主义。开辟多种渠道，利用社会力量，扩大出版能力。
2.与此同时，又颁布了《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个文件提出“三放一联”的思路：放权承包、搞活国营书店；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放开购销形式和折扣，搞活购销机制。推行横向经营联合。重点在于放开搞活，增强企业活力，改革内部管理机制。
历史地看，这两个文件在出版社内部管理、出版市场、物资供应、价格等方面的思考上取得很大进展。按市场规律组织图书生产的要素基本具备，出版市场竞争的时代到来了。这时，出现了一些过去没有的现象——
出版社：新社老社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特别是一部分新社小社，一方面没有或较少受传统观念影响，经营灵活；另一方面，缺少出版管理经验，法制观念不健全，选题下放，项目承包，编印发一条龙，表现出异常的竞争意识。
编辑：对市场反应快速，四面出击，抢占兴奋点，热点频出。言情小说热、武侠热、弗罗伊德热、萨特热、尼采热、未来学热、侦探小说热等等，纷至沓来，热闹非常。
正当此时（1988年），吉林延边出版社出版了《玫瑰梦》，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情场赌徒》。这两本书都是国外低档次读物，充满色情淫秽内容。这两本书的出版，给出版界敲响了警钟，国外一些夹杂色情淫秽内容的出版物正向中国市场走来。新闻出版署对出版这两种图书的出版社予以严肃处理。
198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性风俗》，严重伤害了穆斯林的感情，造成十一个省的示威游行，影响极坏。
面对这些问题，新闻出版署不能不拿出更多时间和精力进行整顿。1989年7月，开始整顿协作出版，查处买卖书号。8月，整顿书报刊市场。9月，压缩、合并重复的出版单位，撤销问题严重的出版单位。
再从统计数字来看，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情况。图书品种连年高增长：1992年图书品种较1985年增长1倍多，从46000种增长到96700种。而图书的总印数从61亿册只增长到63亿册；总印张每年则递减3.7%。这也是三组数字。从这三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许多问题。广种薄收，造成总量激增；选题重复，平均印数下降；加上市场缺乏规范，二渠道推波助澜，出版业散滥现象严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针对出版界存在的问题，中央提出新闻出版业要“治散”“治滥”。
1993年10月，中宣部、新闻出版署联合召开繁荣出版事业、禁止买卖书号座谈会。会上宣布了《关于禁止“买卖书号”的通知》，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查处买卖书号问题。
随后，中宣部、新闻出版署以两单位的名义表彰15家优秀出版社。这是规格很高的表彰。
1993年10月，国家图书奖诞生。该奖是以政府名义进行全国图书评奖的最高奖项。
1994年8月，丁关根同志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座谈会上提出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两手抓的思想。这个思想科学地总结了新闻出版业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中肯地指出了新闻出版业发展前进的根本道路。
新闻出版署提出“要从以规模速度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质量效益为主要特征阶段转移”的思路，强调“质量、效益”。
随后，出台了《关于图书质量管理的规定》。
199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新闻出版署党组汇报。会议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出版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指出：出版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业。出版物是特殊商品，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去调节。这就明确指出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作为意识形态一部分的新闻出版业的特殊性，很有指导意义。
第三阶段（从1996年至今）：党的十五大提出新闻出版业要“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出版工作转入理性发展阶段。
2001年8月两办转发《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标志着新闻出版业改革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包括新闻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事业，“迫切需要一个大的发展”。
1997年1月，国务院发布《出版管理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出版管理行政法规。
1997年6月，颁布《图书质量保障体系》。
1998年12月，新闻出版署批准组建广东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广东发行集团、四川新华书店集团、江苏发行集团，作为全国试点单位。
2001年4月，国务院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调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升格为正部级。这一调整，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新闻出版总署的热切期望，意义重大。
2001年8月24日，中办、国办转发了经中央同意的《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面临新的形势，迫切需要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更好地完成党和国家赋予的任务。
综上所述，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出版业一步一步深化改革，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实力明显增强。这种变化，从宏观管理政策到微观经营者的具体行为，都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特征。试概括为如下8个方面：
1.出版业思想统一、事业发展的指导原则明确，基本摸索出一套发展前进的思路。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决定》提出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要求。实现两个根本转变，成为出版业改革的根本纲领。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总结新闻出版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新闻出版署提出建立既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又要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同时要体现出版工作自身规律的新型出版体制。
党的十五大，对出版工作提出了“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的要求。这三句话是一个整体。加强管理是前提，是基础。优化结构是关键，是保障。提高质量是目标，是方向。
2.出版业经营理念日趋成熟，在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业走过路子的回顾与反思中，找到了事业发展的症结所在。
1984年，提出“要使出版社由单纯的生产型逐步转变为生产经营型”，为出版业走向市场做了必要准备。
1994年，针对总量增长过快，质量效益低下的状况，提出“新闻出版业要从以规模速度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质量效益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的要求。这个阶段性转移的思路，应该说是我国出版业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标志。它的贯彻和落实，为出版业的深化改革做了必要的准备。
遵循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出版业努力实现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3.出版管理中的法制建设有了明显进展。
虽然“出版法”并没有颁布，但出版业努力通过立法规范、以法管理的思路日益清晰。
20世纪90年代初的《著作权法》，近几年《出版管理条例》、《印刷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以及《出版物市场管理暂行规定》、《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等法规陆续出台，标志着适合我国现阶段特点的出版物法律体系逐渐建立起来。
4.出版物管理重在建设，正面引导的意向突出，管理的力度大大增强。较为重大的举措有：
评定优秀出版社、良好出版社，并给优秀良好社优惠政策；
“八五”“九五”“十五”重点图书规划的制订和实施，形成抓重点图书的（国家——省——出版社）网络；
以国家图书奖为中心的评奖体系的确立；
科技出版基金、民族出版基金的支持和导向作用；
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建立职业道德标准；
岗位责任制、上岗培训制。
5.出版集团、发行集团的建立和积极试验，给出版业改革吹进一股强劲的改革之风。集团的未来，让人兴奋、也让人思考和研究。
集团，这是一个新的组合。
集团内各家出版社“专业分工的综合”意味着什么？集团试验“在各地建立编辑分部”意味着什么？集团内部的实际上的企业管理和运行意味着什么？
解决这些问题，让人兴奋，让人期待，也让人感到压力。
出版社内部，以“三项制度”改革为重点，立足于把自己发展壮大。
6.出版业技术手段发生革命性变化。
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出版业淘汰了铅排铅印；
电子分色、自动照排和胶印等技术和设备的引进使印制质量大大提高；
图书装帧设计观念发生明显变化；我国纸介质图书的外在品质和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面目一新，令人自豪。
7.出版物内容丰富多彩，空白或薄弱环节得到填补或大大改进。
8.图书品种总量增长明显减缓，经济效益显著增加。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显示，出版行业经济效益居各行业前列。
1998年新闻出版业产品销售收入1221.90亿元，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各行业收入中占21位；利润总额为1176.70亿元，在各行业利润排序中占第5位，仅次于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烟草加工业，但销售利润率9.55%，在各行业中是第一位，比石油天然气开采(8.37%)、烟草加工业(8.93%)还高，值得深思。
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出版社资产总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不足70家，现在已经超过200家。现在销售收入1亿～5亿的有50家；5000万～1亿的有60家；1000万～5000万的有90家。从出版业的总体实力和经济效益看，出版业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重要产业部门。出版社自己深有体会地说：如今出版社是家大业大，资本雄厚。
综上所述，出版改革实践成果表明，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产业初步形成。
回顾出版业20余年的发展历程，我们认识到，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改革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江泽民同志几次提到恩格斯1888年从美国旅行回来途中写的《美国旅行印象》。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实事求是地谈到了他对建国只有100多年、正在快速发展的美国的印象。他说：这个新世界由于藐视一切既成和传统的东西，而远远超过我们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洲人。这个新世界是由现代的人们，根据现代实际的合理的原则，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恩格斯的概括，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是很有启发的。
二、初步形成的出版产业面临的严峻挑战
对于初步形成的我国出版产业，应该认清形势，分析利弊，审时度势，趁势而上。
1994年，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设市场经济，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突出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成为市场运作的基本法则。我们的出版单位，顺应改革的大潮，都在激烈的竞争中图发展。目前，中国已加入WTO，中国出版业的大舞台，必将由国内群雄竞争的态势转向国际国内资本交互竞争的激烈局面。
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加入世贸组织(WTO)，逐步开放我国的出版市场。使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蓬勃发展的中国出版业面临着一个威胁、一个教训、一个问题。
一个威胁 今天，文化市场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主要领域，文化产业的国际市场已经形成，主要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已经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垄断地位。据《中国音像》1998年30号提供的资料讲，美国文化产业自1983年以来一直保持连续增长的态势；其视听产品（影视音像）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由1985年的第11位，迅速跃居90年代的第6位，成为仅次于飞机的第二大出口商品。
如果我们把视角从美国掉转开来，就可以发现美国的文化产品是怎样在全世界泛滥。据1999年8月6日《环球时报》载：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制作；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中，60%～80%的节目来自美国，几乎成为美国节目转播站；而美国自己的电视中，外国节目占有率仅有1%～2%；美国影片产量占全球影片总产量的6%～7%，却占有了全球总放映时间的50%以上。
这种局面太令人深思了。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发展优势”，而是“文化传播优势”。如果像麦当劳、肯德基那样连锁店遍布中国的情况在文化领域出现，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这种形势发展下去，将使我们的下一代成为西方文化的忠实消费者，会严重削弱或不再具有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透过这种挑战，我们发现，在即将加入WTO的背景下面，抓好繁荣，多出精品，不仅是为读者多出几本好书的问题，还关系到占领中国市场和进军国际市场的问题；不仅关系到我们这一代的精神文明建设，还关系到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文化的传承问题。事关重大，不可怠慢。
一个教训 在分析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寻求对策之时，不能忽视的是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正在努力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不能忽视的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处的所谓后现代社会的世界性的环境。如果承认历史发展基本规律存在的话，我们可以从邻国日本在经济起飞后出版业的变化中，寻求教训。
20世纪50年代年末，日本制定了经济倍增计划。在美国的帮助下，日本经济进入了国际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经济实力急剧增强，经过了五六十年代的经济起飞阶段后，70年代的经济水平居于世界各国的前列，为世界瞩目。借助经济起飞的机会，日本出版业在70年代达到最高峰，进入鼎盛时期，日本成为世界出版大国。盛极而变。随后日本出版业长期停滞不前，1975、1976年开始不景气；80年代呈低迷缓慢态势；1997年出版业居然是零增长，近三年出现负增长，退书率达40%甚至更高。其中的原因，很值得思考。
现在日本的出版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刊高书低”。刊与书的比例为6∶4，甚至达到7∶3。这"6"是些什么呢？主要是一些消闲、娱乐、广告信息为内容的刊物，压倒了文艺、知识、教养为内容的刊物。大量杂志以女性消闲娱乐为对象，以暴露隐私为主导内容。漫画杂志大量涌现。甚至书籍也出现杂志化的倾向。这占4成的图书又是些什么呢？其中：①漫画书比重很大。目前日本漫画书占市场营业额高达23%，册数占39.9%。②文库版大量出现。文库版图书曾经是日本出版业的明星和骄傲，但如今已改变了30年代典籍、知识的特征，变成投大众之所好，以奇闻逸事趣味为首选的图书的组合和汇集。③图书的出版追求轻、薄、短、少（文字）、低（定价）。④热衷于翻译欧美国家的流行作品。
如今，日本的出版物缺少前期的文化性质。高层次的文化、艺术、学术著作少了，原创性大大缺乏，追求短期效益。有人评论说，随着一代作家学者诸如井上靖、司马辽太郎和丸山真男等人物在20世纪90年代相继去世，好像日本战后文化重建发展的时代也结束了。究其原因，恐怕是日本的出版业在经济起飞的年代里，太看重经济效益，就像追求经济倍增那样，追求产值，完全市场化了；为此，努力贴近时潮，热衷对时潮、对市场的亦步亦趋。其结果是出版原本赋有的在文化教育上的追求，变成了对市场和时潮的讨好与乞求；出版对阅读口味和视野的引导，变成对读者喜好的迁就和附和。读者口味愈下降，出版愈迁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读者、出版者素质双双下滑，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恐怕不难想象了。
我国目前也正处于经济起飞的重要时期，出版也面临着市场经济的形势。其他国家的前车之鉴，作为我国出版业改革发展的一面镜子，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即在商业化、时潮化形势下，如何关注文化事业发展、文化水平提高及民族文化的弘扬。我们必须也能够找到走出出版高速发展之后的发展步伐停滞、文化品位散失、附庸低俗口味的困境。
一个问题 转型期的中国出版业面临的形势是复杂的。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在发生着两个根本性转变，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这两个根本性转变必然引起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一方面人们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治意识和开拓创新意识大大增强，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活动存在的弱点会给人们带来消极影响。同时国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进入，国内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泛起，这种社会存在引起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也将会产生严重后果。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指出的：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如诱发的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反映在出版上，出版社在出版的内容、形式方面会呈现多样化的特征；读者对出版物的选择、偏好也会呈现多样化的特征。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如果我们像一些国家的出版业那样，放弃出版事业的文化积累、传播、引导、教育的基本功能，毫无保留地与市场拥抱，中国出版性质的扭曲就为期不远了。
这不是无的放矢。近两年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新中国诞生50周年、五四运动80周年、20世纪百年回顾所出版的图书中出现的问题，什么“另类文学”、“官场类”图书所散发出的怪味等，都说明问题是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的。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指出的：这些年来，社会上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相违背的思想言论时有出现。而这些问题在我们的出版物上都有反映。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一点不能有丝毫的动摇。我们的计划，我们的选题、书稿要以这把尺子去衡量；同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努力回答在实践中不断产生的重大问题，不断发展我们的事业。
21世纪的中国出版产业的建设发展，何去何从，孰吉孰凶，直接取决于今天我们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思考和抉择，取决于对“威胁”、“教训”、“问题”的处理和解决。
三、亟需考虑和解决的几个具体问题
出版业的改革对出版业的发展至为关键。目前，又由于中国加入WTO的形势，出版改革更加紧迫。如何改革？当前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试做探讨如下。
在讲具体的问题之前，我先谈谈深化改革需要注意的几个原则问题：
1.要从实际出发，大胆改革。第一要从实际出发，第二要大胆改革。换一句话说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什么要从实际出发？因为离开了实际就是空中楼阁。离开实际，想法再好也无法实现。我们的实际是什么？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出版事业，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实际”有三个要点要注意：第一点，我们既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第二点，既要坚定不移地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运用意识形态的管理手段，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传统的、行政的、计划经济的特征，又要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杠杆，讲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这也是一个实际。江总书记在宣传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中特别强调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要深入领会，离开这一点，就不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你不承认这一点，好比揪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第三点，既要坚持社会效益，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又要考虑经济效益，考虑经营成本与核算，努力做到两个效益的统一。这就要求每个出版社社长、书店经理要有很高的水平，既要懂经营，还要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就比单纯的企业管理更难。
2.改革就要有突破。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也是革命。如果没有重大突破就称不上改革。但一切方案要经过实践来检验，所以试验要积极大胆，推广要慎重小心。特别是涉及到重大的原则性突破，要事先报告，没有经过批准不能随便试。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五六百家出版社，几千家报纸，上万家杂志，几万家书店，大家都按自己的想法去试不就乱了套吗？现在乱和以前乱不一样了。以前如果乱，还是自己窝里乱，加入WTO之后，再乱，我们的“国民”有什么“待遇”，其它国家的“国民”就会要求这些待遇。
3.改革的关键是处理好宏观与微观的关系，既要建立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调控适度、运行有序、促进发展的宏观管理体制，又要建立保证正确导向、富有经营活力的微观运行机制。简单地说，宏观要管住，微观要搞活，要有竞争力。
同时，在加入WTO的背景下面，我们既不要惶恐不安，乱了方寸；也不要按兵不动，坐等变化。任何一个组织都有它的法律规定。世贸组织29个法律规定，20多个部长级规定，五六十个文件，约束着每一个组织成员；但世贸组织成员的贸易，占全球95%的贸易额，不加入不行。谁被排除在外，谁就要受欺负。加入有加入的规则，什么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都要遵守，但是，在本质上，一切都要根据本国的情况，有利于本国的发展。我们要研究例外法则，研究它的每一章每一款，我们可以在里边争取我们的利益。所以，既不要惶恐不安，乱了方寸，也不要按兵不动，坐等变化。如今，中办、国办“17号文件”已经下发，我们要遵循文件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主动，加大力度，深入创新，积极推进，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
有哪些问题亟需考虑呢？
第一、在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的基础上，尽快争取“出版法”早日出台
依法管理，首先要有法。加入WTO之后，外资会进入中国市场。要人家守法，我们得先有个法。现在的“条例”内容尚不完善，在档次上也不够高，所以应在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的基础上，尽快争取“出版法”早日出台。利用WTO的例外法则，研究并制定既与国际接轨，又能保护中国民族出版业的条款。加入WTO的国家的许多案例，对我们都有启发。譬如，20世纪90年代欧共体国家，法国、西班牙就视听产品进入问题与美国打了一仗，最后美国打输了。美国要求视听产品自由流通，要把它写入关贸总协定，但是欧洲国家不同意，要保护欧洲文化，最后乌拉圭回合谈判把它搁置在一边了。可见，是可以利用例外法则去争取到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条款的。另外，出版业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业，关系到一个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认同，世界各国都给予了特别关注，都不会那么轻易准入的，包括美国自己。一个民族的认同感，跟文化出版产业密切相关。现在世界的共识是：出版服务贸易自由化问题可以采取与服务贸易总协定不相一致的措施，而且可以通过逐项谈判，逐步达成一致意见。我们要利用WTO的例外条款，研究并制定既能与国际接轨，又能保护民族出版业的规定来，这是亟需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在我国的出版产业结构中，要大力培植能代表国家实力水平的大型出版产业
这个问题“17号文件”给予极大的关注，要求我们“积极推进集团化建设，把集团做大做强”。
这些年，我们进行了许多的改革，特别在建立发行集团和出版集团方面有较大进展。
20年来，发行改革走了三大步：第一步是1982年的“一主三多一少”，重点是拓宽发行渠道。第二步是1988年的“三放一联”，重点在放开搞活，增强企业活力，改革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第三步是1996年提出的“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图书大市场”的思路。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应该说发行改革正处于第三阶段。改革的方向和思路初具模形。改革的方向：就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图书大市场，既不是一家独尊，垄断天下，也不是诸侯混战，地方割据。要形成几家大的发行集团，要展开有序竞争，最后形成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辐射全国的局面。现在发行集团的布局是：西部有四川，南部有广东，东部有上海，北部有辽宁，中部是北京，东西南北中形成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形成以后，要鼓励他们进行竞争。
出版改革要建立与国际出版业抗衡的大的出版集团，也就是造大船。造大船有多种途径，可以是横向联合，即出版社之间的联合，包括同类性质出版社的联合。前几年大家酝酿的同类性质出版社联合的思路应积极提倡。面对同一个市场、同一批作者，为什么不能联合呢？所以，同类性质出版社的联合恐怕应该积极探索。也可以是纵向发展，一家出版社自己做大，发展自己。如日本讲谈社，有30多家子公司，小学馆有20多家子公司，这就是自己向纵深发展。目前，我们的出版社有很多家就是这样做的，已经有相当的规模。
这里，还要强调一点，在出版社建立集团实行改革的时候，大、中、小都是有用的。大有大的好处，可以跟国际出版商抗衡，可以起导向作用，可以更好地跟国外合作，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小有小的优越性，小的运作灵活，便于掉头，大船进不了港湾，小船就可以自由出入。但是，当前我们特别强调要造大船，强调要搞大型航空母舰。因为我们缺少大型航空母舰，我们缺少能与贝塔斯曼、时代华纳相抗衡的出版集团，所以我们要积极组织和建设。但是，不能因此就不要中的和小的出版社。在国际经济界，20世纪70年代有一个说法，“小的就是好的”。那时认为小的机动灵活，所以提倡小的。现在经济全球化，加上计算机网络化等等，又提出“大的就是好的”，出现了组建大公司、大集团的潮流。大的也好，小的也好，都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来，不能一搞大的就不要小的。但是，当前造大船是重点。为此，要打破均衡发展局面，关键是实现跨地区经营。没有金矿怎么能建立黄金加工厂呢。上海、北京条件好，能不能到偏远地区搞一个分社？能不能跟当地合作搞？没有跨地区经营，造大型出版集团和发行集团就没有价值。
建立了出版集团和发行集团之后，有三点应该注意：
第一点，肯定他们是全国的试点单位。对试点集团要给政策，要扶持他们成长。既然是整个出版业的期望所在，我们大家就要支持这种试点。
第二点，要定期进行评议检查。试点集团不是终身制，要制定集团建设的标准，试验好的要支持鼓励；试验效果不好的要帮助改进；经过试验确实不行的要取消试点资格。
第三点，在发展过程中，发现好的典型要扶植他们成为新的试点单位。新陈代谢，吐故纳新，才能健康发展。
现在应该重视一个问题，那就是由于种种原因，当前集团的建立基本上是行政推动的，不是在市场竞争中自然形成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这不是我们愿意的，也不是谁非要这么做，而是事情刚开始不可避免，是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带来的先天不足。我们得尽快搞起来，尽快组织起来，以迎对紧迫的形势。今后，我们如果实行吐故纳新、优胜劣汰，是否会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
这就要考虑很多问题了。我看到一个台湾的材料，台湾看到大陆出版业搞改革，成立了集团，很不安，派来调查组调查。他们得出结论，一是大陆搞改革，对他们是个威胁，要重视；但是另一个方面，也不必害怕，为什么呢，他们说这个改革主要是针对欧美的，针对WTO以后欧美对中国市场的进入，而且多半是以省区为主的行政结合式的出版集团，是通过行政和政策来形成的。他们认为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这话对不对呢？我认为他们确实看出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处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市场发育还不完善，组建集团主要靠行政力量推动，这是受客观条件制约的。然而这种行政力量的推动，毕竟只是外部的动力，归根到底，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部动力是主要的。也就是说组建一个集团，形成一个联合体，要认真研究他的内部驱动力是什么，内在凝聚力是什么？一个一个发育成熟的经济实体，为什么会抱成一团，成为一个集团，它们的利益共同点在哪里？它们为什么要加入集团？所以，已经建立起来的集团的领导要考虑集团的内部驱动力是什么，内在凝聚力是什么，时刻注意强化它。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抱不成一团。怎样能成为一个共同体，从而形成1+1≥2的效应，这是组建集团之初不能不重视、不能不研究的重要问题。否则，就会是大家所说的那样“十个集团九个空，还有一个没成功”。
第三、关于融资问题
“17号文件”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政策规定，文件明确指出“开辟安全有效融资渠道，提高资本运作效率”。这两句话，有很丰富、很重要的内涵。
出版产业要加快发展，吸纳资金，以为我用，恐怕是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1995年上海自己批准了与德国贝塔斯曼集团合资建立的企业，叫上海贝塔斯曼文化实业有限公司，要求中方控股。什么是中方控股，至少是中方入股应达51%吧。德方也同意中方控股，但是中方由于资金不够，控不成股。德国一开始投资500万美元，中方出资105万，只占1/5。后来1997年总投资增加到1250万美元，中方资金困难，所以比例是1∶9，中方占1，德方占9。怎么控股？由于资金不够，做不到，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新闻出版业的改革，融资限于本系统的国有资产，这已经不成为问题。现在是要求突破，要突破本系统，甚至突破国界，吸收外资，因为出版业的强烈意识形态特点，我们应该尽快研究并制定出版业融资的政策，完善融资机制办法。既允许融资，又能控制得住，核心就是“开辟安全有效融资渠道，提高资本运作效率”。
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首先要考虑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点，融资不能遍地开花，必须有重点，有程序地进行。出版业究竟哪些项目急切地需要融资，是不是真的需要融资。真的需要融资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的出版社根本就不成，编辑水平、出版水平都不够，暂时也干不了那么大的事，你也叫着没钱。在这种情况下，给你钱恐怕暂时也用不上，也用不到点子上。出版业要研究哪些项目急切地需要融资，是出版编辑部门，还是经营部门，诸如加工企业、销售企业。加工企业和销售企业可以放宽一些，出版部分要很好地考虑，要严格。
第二点，资金的性质、来源是否会对出版产业的方向产生影响。资金来源大体上有四部分：一是新闻出版系统内国有资本；二是国有资本；三是非国有资本；四是外资。我们融资，资金的性质、来源是否会对产业的方向产生影响，是我们要认真注意的问题。因为资本总是向回报丰厚的方向流动，所以就要考虑多方面因素，特别是在当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情况下，更应该考虑周到。要有利于出版事业，不能有损于我们的总目标，要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第三点，融资必须为发展壮大出版的主业服务，必须有科学合理的投资方向，必须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第四点，要牢牢掌握融资产业的领导权，不仅仅限于控股权，而且应该掌握经营管理权，出版物的最终审读决定权。江总书记曾经讲过：“什么叫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我们控制什么？我认为主要是控制经营管理权，控制出版物终审的最终决定权，控制产业的方向，不能有损于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版方向。
第四、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多出优秀作品
这一点至为重要。上述日本的教训，说明了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对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在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尤为重要。一个方面，从历史上看中国有本土文化都是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发展起来的。历史上有三次大的碰撞和融合，最早的一次是东汉以后，印度佛学传入；随后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然后阿芙乐尔巡洋舰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第三次大碰撞、大融合。这三次大的融合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鼓励双向交流，一个是反对固守传统，抱残守缺，一个是反对妄自菲薄，全盘西化。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特别要注意弘扬民族文化。在当前，在加入WTO的背景下面，尤为重要，这一点，不能不再三予以申明。
第五、深化出版单位、发行单位的内部改革
出版产业的改革，要处理好点和面的关系。以点带动面，以面促进点，实现全行业的大发展。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一方面强调整个行业的改革，要抓紧搞好出版集团、发行集团的试点工作；另一方面，要强调搞好出版社、新华书店的内部改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在明确了方向、政策之后，没有哪个问题比自己实力强大更为重要。今后的竞争主要是实力的较量，实力的竞争。实力强的出版单位、发行单位，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什么变化，都会立于不败之地。
出版社、书店内部改革的核心是：要认真进行“三项制度”改革。做好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改变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问题；做好劳动分配制度的改革，改革大锅饭、平均分配问题；做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这是社会稳定的需要，稳定是发展的保障，搞好社会保障，改革、发展才能顺利进行。
第六、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在出版业中的积极作用
出版业的深化改革，政府的管理职能不能弱化，而必须要强化，认真做好行业管理。这一点必须明确。因为市场经济本身也是不完善的。它没有办法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保证不了社会的公正。市场经济本身的缺欠，不是一两家出版社所能够协调的，必须依靠政府进行宏观的调控。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哪个国家都一样。
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要遵循一条，就是李岚清同志讲的“为了正确有效地履行职能，新闻出版部门必须实行政企分开，机关要与现在所属的出版社、印刷厂等企事业单位彻底脱钩，不再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集中精力依法搞好行政管理和执法监督工作，确保严格管理，公正执法，推动新闻出版业在改革中健康发展。”政企分开，目的是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力度，“确保严格管理，公正执法。”要处理好宏观调控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改革开放的力度与宏观管理的完善程度要相适应。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的力度取决于管理的水平。实践证明，特别是近十年的实践证明，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管理，越是发展顺利，越要小心谨慎。否则，稍微一大意，问题就出来了，而这些问题，必将影响、贻误改革开放的进行。这一点大家都有深刻的教训。
政企分开，与所属企业单位脱钩以后，政府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特别要在出版单位的审批，出版规划（全国）的制定，出版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出版物质量的监管、保障，出版物市场的规范管理，出版队伍的培训等等方面做好工作，可以说是任重道远，使命光荣。
上述诸点，是我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改革的思考，特别是学习“17号文件”之后的一些粗浅体会，会有很多片面性，写出来，请大家指正，目的是引起更深入的学习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