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印关系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印论文,中国对外论文,地位论文,战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印度是我国最重要的周边国家之一，其原因不仅在于印度本身是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而且在于印度在南亚所处的独大地位；而南亚地区近年来充满动荡不定的变数，已成为我国最不稳定的周边地区。争取周边稳定是我国最重要的国际战略目标之一，其中争取南亚地区稳定的关键是印度。因此中印关系的重要性是与我国对外战略的整体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换而言之，如果我们必须有一项中长期的对外战略，那么，如何处理中印关系必定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极而言之，即使我们并无这样一项战略，如何看待印度的政策和行为、如何处理与印度有关的危机仍将成为我对外政策不断面临的挑战。某些挑战如果处理不当可能构成我国家安全的一个隐患乃至威胁。
“9·11”以后，南亚局势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对中印关系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双方针对新的形势，为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做出了诸多努力，包括朱镕基总理今年1月对新德里的成功访问，以及瓦杰帕伊总理今秋将对北京的访问。然而，由于南亚局势的变化非常迅速，克什米尔问题导致的紧张状态未得到根本缓解，一再发生波折；美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上升，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来处理其对印度的关系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勿庸讳言，中印双方在考虑双边关系时恐怕更多是策略性的，而要回答本文提出的问题，似乎应超越这层策略性的考虑，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考察双方的利益。这里，首先要提出问题：印度已经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了？
一、印度在崛起吗？
“印度的崛起”是近年来使用最为频繁的话语之一，它是美国著名南亚问题学者斯蒂芬·科恩最近一本新著的书名，也是我国学者十分关注的课题。（注：科恩的新著《崛起的印度》出版于“9·11”之前，在该书中，作者已经预见到美国在南亚必须要打交道的对象终究是印度，并建议美国政府与民主政体的印度发展战略合作关系，疏远巴基斯坦军人政府。我国学者如马加力先生2002年5月出版的新著书名亦为《关注印度—崛起中的大国》（天津人民出版社）。）当然，从学术的角度讲，“崛起”乃是一个模糊词，没有任何国际机构或统计准则曾经给“崛起”下过一个准确的定义，什么样的经济、政治或军事力量的发展水平可以算是“崛起”或者“尚未崛起”更或者“有待崛起”等等，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崛起”这个词好象是大国用得更多一些，更精确地说，是专用于那些具有大国潜力但尚未成为货真价实的大国的，如印度、中国等等。譬如泰国或马来西亚或某个南美国家，尽管他们的人均GDP、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等等早已超过印度或中国，甚至已有相当大的优势，但在国际政治学界，似乎没有什么人会说它们“崛起”了。这是个颇令人困扰的问题：“崛起”究竟指的是什么？以印度的人均GDP不足490美元，（注：印度2001年GDP总值为4845亿美元，人口10亿，总量颇可观，人均则仍可列入最不发达国家之列。见the EIU Country Report,June 2002 by the Economist。）在全球排行榜上恐怕连三等国家都算不上，可见“崛起”与人民的一般生活水平并无很大关系，它首先指的似乎是对地区和全球事务和影响力和支配力，其基础则是发展迅速处于稳定上升中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所体现的总量，英语中所谓"risingpower"，这个国家首先必须是power（大国），然后又必须是在发展上升的，如此则是在“崛起”了。以此来衡量，印度的情况如何呢？
现代印度的奠基人尼赫鲁早在独立之初就对印度的未来有过豪迈的宣示：“（印度）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57页。）所谓“有声有色”，按尼赫鲁的想法，是要使印度成为印度洋地区以及从东南亚到中东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心，从而成为“亚洲的轴心”。以印度当时的落后贫穷，尼赫鲁的这种政治决心乃是饱受欺辱的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结的典型反映。经过50多年的努力，印度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9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加上以前已取得巨大成就的“绿色革命”、“白色革命”、“蓝色革命”等农林牧渔领域的发展，给尼赫鲁的“有声有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经济层面上，印度自90年代以来推行的经济改革以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为导向，基本上抛弃了长期奉行的以前苏联发展模式为蓝本的“混合经济”模式。这与全球经济发展潮流是相符的，印度经济也因此而取得很大成就，摆脱了效率相对低下、运行僵硬的体制，走上较良好的经济发展道路。1992至1997年的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8%。亚洲金融危机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1998至2000年实际GDP平均增长率仍有6.1%。（注：有关的数据均来自亚洲发展银行和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个发展速度与东亚诸国相比虽不好说是高速增长，但与印度改革前的缓慢增长比较，却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2001年，印度的GDP实际增长率回落至5.0%，总值仍达4845亿美元，在经济总量上居全球第12位。（注：关于印度的GDP实际总值和在世界上的排名，另还有“购买力平价”法的计算，其计算的标准不一致，在官方的统计中一般不采用，本文中采用的数字是根据印度当年的GDP实际价值和卢比与美元当年的汇率计算的，见英国的《经济学家》发布的“国家报告”2002年6月。）更重要的是，由于印度经济发展潜力大，政府近年来推行的经济发展纲领已经在发挥着良性的作用，因此经济学家比较看好印度经济的发展前景，特别是在印度的比较利益较具优势的领域，如信息产业、空间技术、生物技术、原子能、农产品和海洋经济等领域，印度有望大力推进，在全球范围内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取得某些领先地位。例如，久负盛名的印度软件业开发，在政府政策的鼓励引导下，近年来发展迅速，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印度政府已决心以信息产业为重点，加快发展速度，在今后5-10年内使软件成为印度最重要的出口产品，这不但将极大提升印度的产业结构，而且也将使印度成为全球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
在政治上，印度的情况可从两方面来看。其一，独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印度国内政治纷繁复杂，党派、宗派、教派及其它形形色色的矛盾冲突从未中断。最触目惊心的当然是对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暗杀。尽管这样，印度应当说仍然成功维护了一个政教分离的议会民主政体，它的政治制度的动作是成熟的：它的文化多元性决定了很难形成统一的价值，但在今天的印度已不可能有任何政党或领袖可以绕过民主的程序而取得政治合法性。瓦杰帕伊政府及其执政的“全国民主联盟”虽是20多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在政治上极其脆弱，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印度民主制度的成熟。这在人均GDP如此低、幅员如此之大的发展中国家是没有先例的，是印度引以自豪的政治成就。
其二、在国际政治中，印度的问题似乎比成就更多更大。首先，印度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周边，其主要者自然是与巴基斯坦延续半个多世纪围绕克什米尔问题的冲突。尽管印度政府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做出巨大的努力，但这个问题离和平解决的前景好象不是越来越近，反而是越来越渺茫了，并迫使印度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如何对付其宿敌，两国间的争端已一再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此外，印度和其它邻国也或多或少有些问题，主要是在边界划分，与中国的边界争端自然是延续已久的悬案，印度的某些强硬派并因此而视中国为今后的主要威胁，这点将在下文展开。据印度学者的分析，印度与其6个邻国，除了不丹外，都有边界问题。（注：见Subramanian Swamy:《India's China Perspectives》,Konark Publishers,New Delhi 2001.需要说明的是，印度学者显然早已不把锡金算为其邻国了，国际社会似乎对印度吞并这个喜马拉雅小国也持不置可否的态度。）印度在处理地区问题上恐怕不好说是成功的，影响力也有限。其次，印度的大国外交近年来有一定起色，其突出者是印美关系的改善，以及印俄关系的恢复，令印度获得左右逢源的独特地位。但与大国发展改善关系并不一定表示这个国家也是大国或“崛起”的大国了，也不表示这个国家已具有全球影响力了。从美俄对印度的政策来看，它们发展与印度的关系并非基于印度已具全球影响力。美国甚至迄今仍未承认印度为“核俱乐部”成员，尽管美国意识到美国如制定任何有一定稳定性的南亚战略，核问题“必将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注：卡内基和平基金会报告，“新的平衡：“9·11”之后美国对巴基斯坦、印度的政策”，2002年5月。）美俄等大国关注印度主要是从南亚地区着眼的，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也主要是印度在南亚地区奉行的政策和立场，至于在其它全球性问题上，除了防止核与导弹技术扩散以及全面禁止核试验外，印度的立场和行为通常不是主要因素，而印度本身在全球事务的参与程度也相当有限。再者，印度做“有声有色大国”的决心是没有疑问的，因此长期以来印度努力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就印度目前对全球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参与程度及影响力而言，要实现此点，恐怕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仅仅迈过大国外交的门槛甚至取得一定成就也还是不够的。
军事上，印度近年来的可圈可点之处颇多。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资料，印度军队已超过120万，居世界第四位，国防开支高达136亿美元，是其宿敌巴基斯坦的5-6倍。占其GDP的3.32%。印度的目标是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现已拥有航母，并还计划购买，以建成航母战斗群，走出印度洋，维护“从阿拉伯海的北面到南中国海（印度的）利益范围。（注：2002年印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访问日本时发表的言论。）在战略力量上，1998年5月印度成功进行了核试验，自此，印度在运载工具上投入巨大，据西方的军事专家估计，印度已拥有基本完备的核武器系统，包括中远程弹道导弹，现正致力于陆海空三维立体发射系统的开发。强大的海军和核威慑战略力量正是当今大国在军事上的标志，印度在这方面的目标是明确的，并正在一步步实现。然而，尽管印度在“要大炮还是黄油”的选择上倾斜是明显的，但其武装力量上的弱点在1999年与巴基斯坦爆发的格尔吉尔冲突上还是暴露无遗，包括后勤供应和指挥系统的巨大缺陷。分析家认为，印度虽然在军事上对巴拥有优势，但这种优势不是绝对的，甚至都不能保证在与巴基斯坦的常规冲突中印度能够轻易取得完全胜利。考虑到巴基斯坦与印度相比，连一个中等强国都算不上，印度作为一个地区军事大国，要取得地区支配地位恐怕还需更大的努力，更不要说是世界军事强国了。
根据上述简略分析，定义印度是否在“崛起”，似乎可从以下几点来看。首先，从政治、经济、社会、国防等各个方面全面来看，印度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但这种进步是发展中国家在摆脱历史传统的重负，选择正确的政策从而走上良性发展道路时所共有的，而印度的进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甚至应当说还是比较差的。因此有论者称之为“苏醒的印度”，（注：朱听昌，李鹏飞：“21世纪前期中印综合国力之比较”，《亚洲论坛》，2002年第一期，云南大学国际关系中心出版。）是有深意的，在笔者看来，也是恰当的。
其次，印度防务力量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是非常突出的，在印度政治家看来，也是实现“有声有色大国”目标的必要保证。这里的要点有二：其一，印度的防务力量以及发展的前景是否以保卫本国国土为目标。印度开发核威慑力量、发展远洋海军和军事投送能力、以及计划向俄罗斯购买最先进的战斗机等等，都表明印度的战略家可能有更深远的考虑。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方面，印度所面临的安全环境是相当恶劣的，与巴基斯坦的争端远未看到隧道的尽头，冲突升级的危险可以说是始终存在的，这也是印度保持和发展军事力量的客观压力。其二、印度的军事能力是否使印度具有对地区和全球事务的相应影响力，从目前情况来看，印度的影响力即使有也是非常有限的，远远谈不上“有声有色”。因此，从军事的角度看，印度的力量在上升，但是否已经“崛起”为军事大国，目前还不能遽下结论。
再次，印度的“崛起”是否系一种历史的归宿，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注：朱听昌，李鹏飞：“21世纪前期中印综合国力之比较”，《亚洲论坛》，2002年第一期，云南大学国际关系中心出版。）印度作为一个占世界总人口1/6的人口大国，在经济、政治、社会、国防诸方面全面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强国，自然是印度人民的愿望，尼赫鲁的说法正是这种愿望的反映。但要将良好的愿望转化为现实却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有些因素甚至也不是印度所能控制的。至于印度国内的种种矛盾冲突，既有历史、民族、文化、传统的消极因素在起作用，勿庸讳言，也有的是印度历届政府的政策失当所导致。印度的崛起确实是没有人可以阻挡的，除非是印度自身的原因。而这恰恰是关键。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甚至在90年代，印度发展的相对滞后，应当说主要是其内部原因。而进入21世纪似乎也并没有向印度的发展提供特别优越的条件，机遇对任何国家都是平等的，但并不见得所有国家都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所以将印度崛起为强国视为大势所趋、不可逆转恐怕是过于乐观了。
最后，印度究竟是否已崛起为一个大国强国，用以衡量的标准各异，不可能有统一的尺度，学术界的看法当然也是见仁见智。笔者之所以认为印度尚未真正崛起为一个大国强国，主要是和下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即如何评估中印关系的重要性。
二、中印关系的战略意义
虽然印度尚未成为真正的大国强国，但如何处理与印度的关系却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首先，印度是与我国尚未解决边界划分的重要国家，争执所涉及的领土面积也极大。（注：关于中印边界争端以及所谓“麦克马洪线”，有大量历史文献可供参考，主要争执的领土大致为三段，即东段沿着喜马拉雅山的南麓（涉及9万平方公里），中段沿喜马拉雅山脉（涉及约2000平方公里），以及西段沿着喀拉昆仑山脉（涉及3.3万平方公里）。1914年3月24日，英国代表享利·麦克马洪同西藏地方的代表在德里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定下了“麦克马洪线”，将东段的系争9万平方公里领土划入英属印度。中国的中央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英国非法划定后又由印度政府继承的这条线，两国因此而发生的冲突当然是众所周知的。见张树军主编：《中南海三代领导与共和国外交实录》，上卷，229-240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3月。）1962年的那场边界战争在中印关系史上是一片浓重的阴影，也是妥善处理面向未来的中印关系必须面对的挑战，即双方都必须做出巨大的努力，走出历史的阴影，以现实主义的精神冷静处理领土争端，否则双方的防范心理必定上升。综观印度近年来的对华政策，从1998年印度核试验时某些重要印度政治家的言论到印度试验弹道导弹时将中国的重要目标是否在其射程范围作为最重要的参考等等，都表明印度对我的防范措施在加强。客观地看，印度近年来大力发展防务力量，有相当大部分是出于针对中国的战略考虑，而不仅仅是威慑巴基斯坦的。（注：印度2002年军事采购额高达46亿美元，比去年增长1/3，其采购单包括俄罗斯的基辅级“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航母，租借俄的核潜艇和“逆火”式轰炸机，美国的反潜飞机和“鱼叉”舰载导弹，以及以色列的“费尔康”预警飞机，美国已表示不会反对印以间的这笔交易。值得注意的是，这正是以色列在美国的反对下被迫取消的本应向中国出售的飞机。美国有论者因而认为，印度在集中发展海上力量，战略计划范围已经扩大，目标远远不止是针对巴基斯坦，而是中国，见美国《世界网每日新闻》2002年2月6日文章“印度扩展核武能力—对中国的威胁将超过对巴基斯坦的威胁”。）而影响印度对中国看法的最根本问题恐怕是边界问题。瓦杰帕伊总理认为中印之间“仍存在不信任气氛，主要是因为边界问题悬而未决”，（注：转引自孙晋忠：“透视中印关系纠葛”，《南亚研究季刊》，四川大学，2002年第1期。）反映了印度对这个问题的担忧。印度之所以担忧，在笔者看来，其逻辑是一旦中国“崛起”为真正的大国强国，就有可能迫使印度接受中国的条件解决边界问题。然而，根据中国已与大部分邻国妥善解决边界划分问题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一贯主张以和平谈判互谅互让的精神来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包括十分敏感的领土争端。中国与邻国解决这类问题的实践表明中国是从维护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的，并充分考虑到对方的利益。（注：这方面的例子有许多，如中国与缅甸达成的边界协定，与越南在困难的情况下经过多次谈判最终达成的陆地边界协定等等，中国都充分发扬了互让互谅的精神。限于篇幅，不拟在此一一展开。）中国领导人自80年代初，就在各个场合强调，中印间没有不可调和的根本冲突，应该可以和平友好相处，向印度传递了强有力的信号。1988年，拉吉夫·甘地总理对中国进行了里程碑式的成功访问。自此，双方已就边界问题达成了一些协定文件。（注：这些文件主要有：1993年拉奥总理访华时签署的《关于维持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两侧地区的和平与安宁的协议》；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印时签定的《关于在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等等。）说明双方都认识到该问题的重要性，并愿意做出相应的努力。尽管完全解决恐怕还需假以时日，但相信这个问题不会再进入高风险阶段，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会逐步得到合理的解决。这对中国的周边环境和争取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对外战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印度虽称不上强国，但在南亚地区的独大地位是没有疑问的，并且随着印度政治经济军事的不断发展，这种地区主宰地位还将继续上升。这对中国如何看待印度的地位和作用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站在我全球战略的高度来看，南亚地区显然不是最重要的，甚至也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地区保持和平与稳定的话。但现实是该地区没有和平稳定可言，而这种局面的矛盾主要方面是印度。有论者认为印度一直“有野心”支配南亚局势，但以印度的国力而论，其在南亚地区的支配地位乃是力量对比的自然结果，哪个国家处于印度的地位恐怕也都会有此“野心”的，问题的关键是印度处在这样的支配地位是否会成为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印度如何看待其它相对较弱小的邻国、如何处理与它们的关系。在这方面，印度的政策一直有较大的问题，而且部分是由于印度的地区政策，使得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近年来没有得到缓解。因此，中国面临的是这样一个局面：一方面，印度作为南亚最重要的大国，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理应成为中国在该地区的最重要伙伴；另一方面，印度在本地区既没有取得绝对的支配地位，也没有为稳定地区局势而采取忍让和解的政策，反而在军备竞赛方面加大投入，随时准备与其宿敌打一场程度和规模恐怕都非其所能控制的战争。而南亚地区发生核冲突的潜在可能性事实上已极大提升了该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毫无疑问，南亚地区的任何冲突是与中国的稳定周边战略相悖的。因此，发展和稳定与印度的关系是我争取在南亚地区发挥影响维护和平的前提，是必须创造的条件。但要达到这个目标，如何看待印度的地位和作用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很明显，两个极端，即将印度或视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或视为一种现实的威胁，都可能导致不正确的政策导向。
第三、在全球范围里，印度是否可能将中国视为威胁，甚至是头号威胁？如前所述，中印之间的一些重大问题尚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其最重要者自然是边界划分。随着中国在最近20多年来的迅速发展，无论是经济力量，还是政治影响，都已远远超过印度。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虽然仍有限，但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俱乐部”成员，是世界公认的大国，印度目前恐怕难以望中国之项背。此外，中国在加速融入世界体系的进程中，更关注的是西方的强国，对印度的兴趣相对很小，包括中国的媒体和公众普遍都是这样。（注：例如，中印贸易额2001年竟然只有36.8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都不到。中印之间长期以来无直通航线，直到2002年，才由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开辟了北京—上海—新德里航线。中国的媒体对印度的报道少得可怜，除非印巴间有重大的危机，否则，一般读者似乎对那个地区兴趣很小。种种情况与这两个互为邻居、总人口超过世界总量1/3的大国是不相称的。）这种情况可能使印度的战略家寝食不安，也将使中国的战略家越来越不安。中国的快速发展与中印两国间缺乏足够的交流和了解，将会导致什么情况呢？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在印度核试验期间发表的针对中国的某些言论，以及瓦杰帕伊总理在致克林顿的信中暗示由于中国的威胁而开发核武器，虽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印度领导人为应付世界舆论的权宜策略，但又何尝不是两国关系处于非常不肯定状态的一个反映。
近年来，印度的大国外交把美国视为重点。2000年3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实现了对印度的历史性访问，奠定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基础和战略目标。“9·11”以后，美国出于反恐的需要，完全解除了因印度核试验而施行的制裁，从而解决了两国关系的最后一个重要障碍，受到印度领导人的欢迎。自此，两国关系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建立防务对话机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等等。虽然印度领导人和学者均强调印度发展对美关系决不是针对任何第三方的，特别不是针对中国的，但美国通过与印度建立“特殊的伙伴关系”加强其在南亚的存在，以及印度通过与美国的战略关系提升其全球战略地位，这都导致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非常复杂的反应。有印度学者认为，由于印度成功建立了与美国的战略关系，使得印中美之间在本地区形成了一种“软均势”，（注：韦努·拉贾莫尼：“印中美三角关系：一种软均势体系在形成中”，见华盛顿“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CSIS)网站，2002年3月15日。）即尚未定型的互相制约的关系，这种制约关系演变的关键在于中印关系的发展。作者的言下之意是，美国本来就是要制约中国的，如果中国将印度视为威胁，进而企图制约印度的话，印度必将与美国合作共同制约中国。反之，如果中印间建立起稳定和合作伙伴关系，美国就可能无意或不能利用印度来遏制中国，从而在本地区发挥较积极的作用，并有助于形成相对稳定的均势。这种将美中印三边关系的关键置于中印关系上的看法虽不无夸大印度作用之嫌，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印度学者对中国在本地区将发挥的作用和地位感到担忧。
对中国而言，如果印度确实是将中国视为可能的威胁，并在调动其资源，通过改善发展与其他大国的关系，特别是美国和俄罗斯，从而增强其战略地位，那么，中国的选择是什么，笔者的意见是，尽管印度有人将中国视为威胁，但中国目前并没有将印度视为现实威胁的想法，因此这种判断敌我的状态，至多也只是单向的，这个事实本身就是改善和稳定两国关系的基础。印度为改善其国际环境而采取的外交努力应被视为合理的政策选择，中国致力于发展中印关系也应基于此点展开。这并不是说中国应对印度的反华言论甚至措施、策略都听之任之。由于印度的对华战略目标显然不可能是要将中国树为敌人，因此它的某些出于防范心理的策略措施并不见得是定型的政策。如果中国的南亚政策也并非是要将印度树为敌人的话，那么，双方的政策互动应该是有很大余地的。中国的战略目标之一是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把中印关系放到这个高度来考量，我们应该有足够的理由努力化解印度可能有的敌意，争取建立一种稳定正常的睦邻关系。
第四，如何认识印度在我对外战略的地位与我应以什么样的资源投入密切相关。由于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打交道的对象主要是西方，那里既有中国所需的资金和技术，又提供了中国产品的市场，而且在政治上对中国构成最大制约因素的也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因此，不可避免的，西方也是中国的资金投向的目标。相比之下，印度的地位和作用自然非常有限。如前所述，如果南亚是和平稳定的地区，情况就更将是如此。然而，由于该地区处于极端不稳定状态，甚至被描述为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火药桶”；（注：例如，美国卡内基金会2002年5月的这份关于美国对南亚政策报告认为，“核战争爆发的危险与日俱增，未来克什米尔冲突将可能升级为有限常规战争，再发展成为核冲突（如果不是全面战争的话）……核武器的使用就算不会造成巴基斯坦的全面毁灭，也将造成两国人员的大规模伤亡，还将打破50年来的核禁忌，导致今后的核扩散并带来无法预见得后果”。这里虽然有美国人的危言耸听的成分，但世界舆论之所以如此关注南亚地区的危机，其主要因素恐怕也是因为当事国的行为太不可预见。）印度的国力则呈稳步上升态势，在地区战略上取咄咄逼人的攻势；美国在调整其南亚政策，加大干预和存在的力度，发展与印度的战略关系，并已将中国作为一个因素纳入其战略考量中；在此情况下，印度虽尚未真正的“有声有色”，但忽略其正在发挥的作用和地位，将是战略上的失误；相应的，关注印度也就是关注对我西南边疆产生重大影响的南亚地区，稳定与印度的关系则将在争取南亚的和平与稳定中起积极的作用。因此，适当加大这方面的资源投入，更关注和努力争取中印关系的良性发展，将不会是一种得不到回报的政治投资。
第五，中印关系的战略意义和中国是否应在南亚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密切相关。就南亚地区而言，中国是其最重要的邻国。中国对南亚的政策应该是南亚局势发展的关键外部因素。但现实是中国并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这里有很复杂的因素，其中有两条恐怕是主要的：其一，中国尚无充足的政治意志要更深地涉入南亚事务；其二，中印关系的不稳定使得中国即使有意愿也很难真正发挥作用。如前文所述，南亚地区的战略重要性首先体现在该地区的极端不稳定，历史的、民族的、宗教的、文化的等等各种冲突因素大都具有爆炸性质，“9·11”后更增添了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因素，南亚地区已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之一。朱镕基总理2002年1月访问新德里时重申了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无论它在何时何地针对何人以何种理由，这正说明中国是从战略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的。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关系决定了中国无须支持某国反对另一国，中国因而所持的平衡立场可以使中国根据和平与稳定的目标发挥较大的作用，而这对中国西南边疆的稳定，以及促进中国与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交流，将有着良好的影响。而中国要在南亚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印关系是关键，因为，很明显，南亚地区的所有重要争端几乎都与印度有关，中国的任何南亚政策，如果要真正发挥影响和作用，就应该首先争取印度的理解，而印度的理解必定须以中印关系的良性发展和印度对中国的正确看法为基础。因此，重视中印关系，特别是防止中印关系中消极因素的扩大和发展，将有助于中国在南亚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为达到我稳定周边的战略目标做出贡献。
最后，稳定、改善与发展中印关系是我与美国的对华政策周旋的一环。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消极因素呈上升的趋势，加上反恐的需要，美国在中亚和南亚的政治和军事存在越来越大。作为中国的重要周边地区，中亚和南亚都与中国本来就不很稳定的边疆地区在陆地上接壤。美国在那里的存在究竟是否含有遏制中国的意思，这仍然有很大的争议，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对此感到担忧却是不争的事实。针对美国的政策和行为，中国仍然可以选择，或者努力发展对美关系，争取减少和消除美国对中国的错误看法，与美国合作共同承担起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责任；或者大力改善和深化与我周边国家的友好睦邻关系，从而抵消美国在我周边地区施加的压力。前者是中国努力在做的，但收效甚微，因为我们既不能改变美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继续保持其全球霸权的事实，也很难影响到美国战略家对中国的根深蒂固的看法。后者是中国的一贯政策方针，但做得还不够，而中印关系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无论美国的南亚战略是否有遏制中国的意思，如果中印关系稳定了，也就是说双方都将对方的利益作为各自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从而使中印关系在互相尊重、互理互利和维护地区和平的基础上健康发展，争取在21世纪形成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那将极大地抵消美国的南亚战略中不利于中国的因素，减轻我西南边疆承受的压力。
三、结论
印度既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又是我重要的邻邦。中国的几代领导人都强调过中印应成为朋友和好邻居，但中印关系在过去的数十年里经历过很多曲折波澜，经常受到挫折，究其原因，双方都可列出很多；而双方也都清楚，光有改善和发展双方关系之心，同时又一味指责对方或防范对方，是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结果的。两国关系要健康发展，就必须以战略眼光来处理双边关系，不拘泥于局部的个别的利益。中印关系的性质决不是如西方媒体宣称的那样，是一种所谓民主制度与共产主义制度之间的竞争。中国的发展战略从来也不是以超过压倒印度率先成为强国为目标的，因此把中国和印度作形形色色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中印两国的落后都是现代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产物，而中印两国的进步和发展也都是对人类文明和世界新秩序的贡献。在这一点上，诚如邓小平所说，“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和亚洲世纪，是要等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1页。）
然而，中印两国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并不等于两国没有其他局部的个别的冲突。历史的经验表明，如果局部的个别利益冲突处理不当，就可能演变成根本的利害冲突，因为局部的个别的冲突常常导致观念看法上的深刻变化，成为一种所谓历史情结，视对方为死敌宿仇的情结。而历史情结一旦形成，要解开就不是那么容易，需要政治领导人的很大勇气，媒体舆论的正确导向，以及民众的普遍认识和谅解。这在中印关系史上如此，在国际政治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中，印度的因素应当不会有突出的地位，这是由印度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所决定的，但印度的因素在可预见的将来可能会上升，这也是由印度的发展趋势和它推行的外交谋略所决定的。需要强调的是，印度一向坚持其“做有声有色大国”的国家目标，希望在国际事务中有一席发言之地。要达到这个目标，按现行的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西方制定的强权政治的游戏规则，印度必须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发展等领域迎头赶上。在这个过程中，它将会遇到各种制约因素。这和中国的情况没什么两样。正是由于这点，中印两国都赞成世界政治中的多极化趋势。而印度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如果也将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极，无疑是南北关系的一大幸事，将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这一点看，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中，印度将越来越成为被关注的重要国家，并在推行我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中，1)努力使印度的成长壮大不损害中国的根本利益；2)促使印度为缔造南亚地区和平作出贡献；3)力争与印度在全球事务中形成合作的伙伴。此三点或可视为中印关系的三个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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