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如何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体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6月底，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G20集团峰会上，如何推动“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依然是各国关注的问题。
投票权和份额分配的调整
金融危机的爆发始于发达国家，随后在全球形成，暴露出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种种弊端，也暴露出国际金融多边机构，特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存在的诸多问题。因此，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金融多边机构的改革与调整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而作为国际金融多边机构最重要的世界银行和IMF的改革，是提高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体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投票权和份额分配的公平性。
当代国际金融体系和金融秩序不仅仅是简单的国际间金融问题，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国际交往和国际贸易等综合性的系统问题，是一个多变而又繁杂的体系和国际准则。仅从国际金融体系框架的制度形式看，许多机制相互交叉和重叠，涉及面十分宽泛，因此，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改革与调整的侧重点是从其结构和不同属性的互动关系出发，其中投票权和份额分配调整首当其冲，成为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改革与调整的首选。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界对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提出了各种批评与质疑，包括对其权益分配不合理与不公平的指责。对此，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必要的投票权和份额分配调整，确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地位的重要性，就成为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投票权和份额分配的调整也由此展开。
历史多次证明，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政治危机或是战争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政治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由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基于这样的现实，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发达国家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三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
因此，G20集团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必然也是协调与博弈并存，三种力量的博弈将在改革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G20峰会能否协调各成员国的立场取决于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改革的诚意。
改革触及各方利益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正经历着全面变革与调整，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G20峰会商讨的焦点问题。但在历次G20峰会上，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国家利益博弈。
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力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
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最终在改革中如何寻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点，G20集团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与协调。
“金砖四国”改革的诉求
在2009年9月美国匹兹堡第三次G20金融峰会上，决定增加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3％的世行投票权和5％的IMF份额，但这一调整幅度并不大，对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来说依然微不足道，此轮调整的力度不大，不足以体现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内应有的权益。有评论认为，此次增加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和份额，仅仅是一种象征意义，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际金融体系的基本格局。近年来，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和份额，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成为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强烈呼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被迫对体制内的投票权和份额进行了多次调整，但调整的幅度始终仍未达到公平与合理的程度。
迫于压力，今年4月25日世界银行春季会议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共转移了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通过了国际金融公司提高基本投票权以及2亿美元规模的特别增资方案，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公司整体的投票权从33.41％上升到39.48％；会议还决定世行进行总规模为584亿美元的普遍增资，提高世界银行支持发展中国家减贫发展的财务能力。与此同时，此次改革方案使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从目前的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表示，将在2011年1月前完成对配额改革计划的评估，相应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此前，4月15日和16日“金砖四国”领导人第二次正式会议，“金砖四国”向发达国家进一步提出了代表发展中国家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诉求，为多伦多G20集团峰会讨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做铺垫，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也将进一步深化。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决定增加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但从现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份额和投票权的分配构成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体制内的弱势仍然突出。虽然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份额和投票权分配的增加，是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改革与调整的良好开端，无疑对提升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地位来说是件好事。但从实际意义上来看，即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投票权和份额已有所增加，但作用不大，也不等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其机构中的干预能力能够得到显著提升，仍难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内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分庭抗礼”。
与此同时，在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中，中国既要有大国的责任感，与世界各国共同承担风险与责任，尽快实现全球经济与金融的稳定，又要尽可能地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就中国而言，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目前已位居全球第三(2010年跃居第二恐怕不成问题)，外汇储备高居世界首位，且近几年占全球经济增量中的比重在15％左右，中国经济实力出现了质的变化。由此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增强，影响不断扩大，对全球和地区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影响力的显著上升，国际上要求中国在全球经济、金融领域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的呼声日益高涨。对此，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与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共同维护国际经济、金融的稳定，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同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当然也要维护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和碰撞中权衡利弊。
改革的难点是失衡问题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林顿森林体系之下，乃至在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发生不平衡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布林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它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公平地得到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由于长期以来国际经济、金融失衡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在权力和利益分配与承担相应责任问题上难以达成平衡点，因此增加了改革的难度。特别是：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始终在国际金融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不情愿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此，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一个难点依然是，各经济体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与负有相应责任问题。
另外，由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新的更多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然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额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份额和投票权分配调整与改革发展方向看，最终改革的结果是否能够改变现有的国际金融格局，还不能下结论。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重心依然是调整投票权和份额的分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地位的提高，提升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干预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的力度。如何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相应发挥与中国地位相称的影响和作用，其他新兴经济体各国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值，恐怕不仅仅局限于最基本的投票权和份额分配的调整，需要中国拿出更加深入、更加切合实际的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改革的方案，这将是中国面临的现实挑战和需要思考的问题。
2010年随后的几年间，将是“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重建与国际金融大变革的重要年份，在前期大规模金融救助措施的实施和经济刺激政策的引导下，全球经济逐步从衰退走向复苏，国际金融领域趋于稳定。但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和金融形势的企稳，在通缩、通胀压力并存的局面下，导致世界各国经济刺激的宽松货币政策是否退出或进行新的货币政策调整难以决断。同时，一年多来一些国家和地区贸易保护主义又有所抬头，贸易保护主义成为阻碍全球经济复苏新的障碍。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存在的情况下，未来全球经济复苏能否持续，国际金融能否从危机中彻底摆脱出来恢复常态，贸易保护主义能否减弱，依然有待进一步观察。与此同时，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和调整也在同步进行，改革和调整能否继续深化，国际社会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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