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合并的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03)02-0049-04
前两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和省级教育主管部门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推进高教管理体制改革，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调整高等教育结构，掀起了一轮“高校合并潮”。应当说，这是我国新世纪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但是，高校合并办学能否取得预期的成效，能否真正实现实质性的深度融合，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为此，本文应用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对高校合并办学的若干问题进行理性分析。
一、教育成本及成本函数
教育总成本(TC)是指特定范围内使用的一切教育资源成本。对于某一所大学来说，教育总成本是指一所大学的办学成本总额。教育总成本等于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之和。固定成本是指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学生数量范围内，成本发生总额不受学生数量增减的影响而相对固定的成本。包括教育占用固定资产（如教室、宿舍、教学仪器设备、体育设施、图书资料等）及其折旧费、水电费、维修费，教职工的基本工资、办公费、差旅费等。在某一学生数量范围内，固定成本是不变的，当学生数量发生很大的变化（急剧增加或减少）时，教育的固定成本会相应增加或减少，如新建教学基础设施、添置设备、提高工资等。教育变动成本是指教育成本发生额中随学生数量增减而变动的那部分费用，包括教职工的奖金、超工作量报酬、兼职或代课教师工资、学生的奖助学金，用于教学和生产实习的材料费、低值易耗费、实习实验费等。
在一定时期内，学校的教育总成本与学生数量的比值称为教育平均成本(AC)。它包括教育平均固定成本和教育平均变动成本两部分。由每增加一名学生导致的成本增量称为教育边际成本(MC)。
教育成本与学生数量有函数关系，[1]如1、图2所示（图见下页）。
用TC代表总成本，AC代表平均成本，MC代表边际成本，n代表在校学生数量，那么TC、AC、MC与学生数量之间的关系可由下式表示：
TC=f(n)=a[,0]+a[,1]n
AC=TC/n=a[,0]/n+a[,1]
MC≈Δ(TC)/Δn=d(TC)/dn=a[,1]
上式中，a[,0]是固定成本，a[,1]是每增加一名学生所导致的成本增加额，即边际成本。
在现实生活中，学生增长的量不同，其成本的增量也不同，所以其函数表达式更为复杂。
假设：TC=a[,0]+a[,1]n+a[,2]n[2]+a[,3]n[3]
推出：AC=TC/n=a[,0]/n+a[,1]+a[,2]n+a[,3]n[2]
MC=d(TC)/dn=a[,1]+2a[,2]n+3a[,3]n[2]
用曲线图表示如图3。
二、合并办学的规模效益分析
学校规模问题是教育经济学中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学校规模优化还是一种设想，随着90年代高校合并的出现，不断扩大高校规模已经成为现实，如何实现高校规模效益，也就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鲁姆勃尔在其教育的财务和成本分析模式结构中，用生均成本——学生数关系曲线来反映教育规模扩大，可带来生均成本的降低这样一种规律。[2]90年代初闵维方等人采用回归方法，对我国高等学校生均成本与学校规模之间的关系作了分析，结论是“高等教育生均成本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和生师比的提高而下降”。[3]这些研究成果表明，通过高校合并，不仅可以提高大学的毛入学率，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而且为降低生均成本，提高规模效益提供了可能。
高校合并的目的之一是扩大办学规模，降低办学成本，提高办学效益。如果高校合并并不能带来规模效益的递增，那么这种合并就缺乏经济上的可行性。
从图2中分析可以看出，随着学生数量的增长，AC稳步下降，表示有规模效益。这是假设在办学固定成本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学生数量(n)的增长，固定成本a[,0]在较大学生数量上的均摊而减小。但在学生数量(n)很大的情况下，AC与MC非常接近，即平均成本接近于边际成本，规模效益最终枯竭。
由图3可见，在学生人数增加到n[,2]时，平均成本随学生数量增长而降低，这与图2的变化规律相似。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学生数量越大，固定成本a[,0]在学生中的均摊越小；二是学生数增加到n[,1]时，边际成本MC下降，对平均成本AC的降低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学生数在n[,1]与n[,2]之间，边际成本呈现上升趋势，最终在学生数增加到n[,2]时，抵消了平均成本的降低。超过n[,2]，边际成本增加的影响占支配地位，每增加一名学生而导致的办学成本增量变大，规模效益消失，平均成本也开始上升。通过对MC和AC之间的关系分析可知：
1.MC=AC，学校规模效益中性，不管学生数量多少，平均成本保持不变。
2.MC＜AC，学校有规模效益，平均成本随学生数量增加而下降。
3.MC＞AC，学校无规模效益，平均成本随学生数量增加而增加。
结合近几年高校合并的情况进行定性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1.多所学科互补性很强，校区相近的高校合并，能够体现出合并的规模效益。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的合并就是此例。合并前，武汉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办学历史长，设施齐全，实力雄厚，师资资源丰富。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受到大学生行业内就业的影响，招生规模也不饱满，优质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办学成本较高。其它三所高校都具有很强的行业特色，学科专业为适应行业的需求而设置，学生规模都不大，一般都在万名学生左右，但管理机构样样俱全，办学成本也较高。如果它们独自扩大办学规模，必然都要增设新的学科，新建一些教学设施，采取特殊政策引进必要的专业教师，等等。这势必带来各自办学的边际成本(MC)增加，甚至MC＞AC，难以形成规模效益。而这4所高校组建为新的武汉大学后，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适度扩大学生规模，可以使原有的存量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师资资源、制度资源、品牌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办学的平均成本(AC)和边际成本(MC)都会减少，合并的规模效益明显。
2.多所学科相同或相似，校区相距较远的高校合并，可能形成规模负效益。武汉理工大学的合并组建就是此例。合并前的三所大学都具有工科的特色，其中有1/3的专业在3所学校雷同，1/3的专业在2所学校雷同，只有1/3的专业各自独立，且校区分散，有的校区相距十几公里。考虑到合并后一所学校毕业生将来就业的局限性，雷同专业的招生规模都低于原3所学校独立的招生规模，资源存量增加；为了避免多校区办相同的专业，有的校区不得不停止一些雷同专业的招生，调整办新的专业，这样，必然有部分资源闲置，但又必须增添一些新的办学设施，来满足新专业办学的需要；此外，校区分散，办公费用、交通费用显著增加，仅交通费一项，每年增加300万元以上。这类高校合并，办学的平均成本(AC)和边际成本(MC)都会增加，合并的规模效益可能下降。
3.强势高校与弱势高校合并，规模效益不明显。如果两所或多所实力相差很大的高校合并，实力强的高校的优质资源难以被弱势高校吸收。相反，弱势高校的有限资源也难以被强势高校所利用。合并后办学的平均成本(AC)和边际成本(MC)与合并前各自独立的平均成本(AC)和边际成本(MC)的变化不大，相对于强势高校而言，随着弱势高校的并入，学生人数的增长相当于并入的有效资源的增长，这类高校合并可能不会带来规模效益的改变。
从我国高校合并前总的情况来看，多数的高校办学规模过低，学生人数(n)较少，学生培养的平均成本曲线大多处于n[,1]或n[,2]的范围内（见图3）。若合并高校学生规模在n[,1]范围内，意味着平均成本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加而递减，规模效益递增，合并后规模扩大是合理的；若合并高校学生规模在n[,1]和n[,2]之间，平均成本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加而下降，边际成本开始上升，考虑到办学总效益还在增加，因此，合并后规模扩大也是可行的；但有些高校合并前学生规模已经比较大了（许多高校都超过1万人），这些高校合并后，学生规模达到或超过了n[,2]，不仅平均成本随学生数量的增加而递增，而且边际成本已经超过了平均成本，合并后的规模扩大只能带来办学负效益。因此，这类高校合并和规模扩张就属于非理性行为了。实际上高校合并的极限规模应当是n[,2]，即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相等时的学生数，它是教育资源实现最优配置的适度规模。
三、教育资源利用的效益分析
高校合并的另一个目标就是通过教育资源的重组，达到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问题是，不同的高校的教育资源能否整合？合并后的高校应如何优化资源配置？重新配置教育资源能否实现“帕累托最优”？高校合并，就是教育主管部门根据效益原则，通过学校管理体制改革来实现校内资源的优化配置。或者说，高校合并已经成为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关于重新配置的高等教育资源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和提高高等教育的供给能力的问题，则是一个典型的福利经济学问题。
“帕累托最优”是福利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现代经济理论的基石之一。即在经济无效率的情况下，若进行资源重新配置，确实可使某些资源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而与此同时，其它资源的效用却没有降低（至少是不变）。若在某种经济状态下，重新配置资源导致某些资源状况变好，另一些资源状况变坏，由于不同资源之间的效用无法比较，就无法确定总体资源效用水平究竟是提高还是降低，这种情况被称作“非帕累托改变”。“帕累托最优”作为一般经济活动所追寻的理想目标，也应当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所追寻的理想目标。
我们假设办学的收益E为外部收益W和内部收益Z两部分组成，记为E=W+Z。外部收益W是指公共收益部分，如社会捐资、国家财政拨款、学费等。内部收益Z指校内收益，它包括管理者控制权收益及教职员工的自身收益。如待遇、工资、福利、工作环境与条件建设等。为了分析问题方便，假设参与合并的高校有两所（高校1、高校2），合并前收益分别为e[,1]=w[,1]+z[,1]、e[,2]=w[,2]+z[,2]。如果要实现合并的帕累托最优，则意味着：W+Z≥(w[,1]+z[,1])+(w[,2]+z[,2])，整理得：Δ=W-(w[,1]+w[,2])≥(z[,1]+z[,2])-Z≥0。换言之，只要合并带来的外部收益剩余W-(w[,1]+w[,2])大于内部收益损失(z[,1]+z[,2])-Z时，这样的高校合并是有效的。
在高校合并融合的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必然导致多方利益关系的调整，总会有一些人或局部集团的利益现在或将来受损；没有人受损，就不可能有人受益。这就是说，从理论上讲，并校改革中的资源整合都属于“非帕累托改变”，很难做到“帕累托最优”。因此，这种改革往往会受到来自受损个人和局部集团的阻挠，并因这种阻挠而造成种种损失。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就是对受损的人或局部集团进行某种形式的补偿，减少他们受损失的程度，从而减少并校融合的阻力和内耗。这种补偿，从本质上说是将并校改革受益者的一部分新增收益用于补偿受损者的损失，使其心理平衡，愿意接受并校的事实。当然，这种补偿必须是有原则和有限度的。
高校合并如果纯粹是一种人为的捏合，为合并而合并，是难以通过某些补偿来实现“帕累托最优”的，那么这类高校合并必然是缺乏效率的非理性行为，它不仅无助于高等院校办学效益的提高，而且会带来极高的显性和隐性“合并成本”。
四、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3点结论：
1.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高校合并的办学效益，将有助于人们深刻认识高校合并融合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2.高校合并后，办学规模扩大，能够形成规模效益，但高等学校规模效益的体现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当规模超过一定的限度后，可能造成规模无效益或负效益。
3.合并高校能否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取决于多种因素，关键在于多校区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能否真正实现“帕累托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