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运史上三次思想解放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史上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中国共产党人的视角看，国际共运史上经历过三次大的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自我发展的思想解放，其重大成果是产生了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毛泽东和邓小平理论。对这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最珍贵的精神遗产的产生、发展和命运作一回顾和思考，将有利于解开多年来人们心中的困惑，进一步解放思想，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一
发生在二十世纪初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在单独一个国家里获得胜利的准则的思想解放，并由此产生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本世纪中叶发生在解放区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国际共运史上第二次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整风运动，使我党从洋教条束缚中解放出来，独辟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产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统一的思想。本世纪下半叶改革开放以来至本世纪末的一场旷久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广度和深度是历次解放运动都无法比拟的。它是围绕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展开的，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邓小平理论，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前两次的思想解放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时间持续短，但在理论的批判和总结上却是深刻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以1938年的联共（布）党史最具有代表性，它对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大篇幅的阐述：“决不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看成是一部教条集录，看成是一部教理问答，看成是一种信仰条规，把马克思主义者本身看成是一些咬文嚼字和呆读死记的人。”（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苏联共产党（布）党史简明教程》，第471页）。 书中反复告诫人们不要拘守马克思主义公式和结论的每一字句，要用革命运动的新经验总结来的新原理、新结论来丰富它，来代替某些已经过时的原理和结论。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以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讲中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以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反对主观主义、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等论述，最具代表性，都切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的要害，并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列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首，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表现其彻底性。
第二，都产生对新原理、新结论的教条化和对新原理、新结论的创立者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三个人崇拜和迷信。而且都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权威性文献中出现了其萌芽形式：“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恩格斯死后只有伟大的理论家列宁，而在列宁死后，只有斯大林及其它的列宁门生，才是唯一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唯一在无产阶级斗争新条件下用新经验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247 页）“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而且不切实际的称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4、336页）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是一对孪生子。由于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和党、人民对他的崇敬和爱戴，朴素的无产阶级情感，使得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他推向极端，当作神一样来迷信，把伟大领袖以往的革命经验和理论当作如圣经上的教条凝固化，进而又使得伟大人物后来未经实践检验的认识都当作绝对真理。斯大林以列宁和他本人的认识作为政治上判断一个人是非曲直的标准，酿成了大规模的党内残酷斗争，大肆清洗持不同意见者。从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中，中国共产党人已意识到个人崇拜问题的严重性，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中指出：“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9页）但是，建国以来几场思想文化领域的争论，尤其是胡风文艺思想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有不同意见，而采取政治斗争的手段的揭露和镇压，造成建国以来思想文化领域的第一大冤案，已经使教条主义的存在与发展建造了深厚的政治土壤。紧接“八大”之后的反右派斗争、庐山反彭德怀斗争、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重演了斯大林的错误。以至在粉粹“四人帮”之后，还出现了“两个凡是”的回光返照。
二
解放思想者成了禁锢思想者，反教条主义却最终教条主义更加猖獗，这是前两次解放思想运动的命运，这大概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前始料不及的。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过去的解放思想没有彻底改变旧的思维方式。我们提倡理论联系实际，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在思维定势中已判定理论是最科学、最完备的，毛病在于教条主义的运用。因而，理论是不能触动的、怀疑的，只能改变和否定以往的生活和实践。是在以往的生活和实践中，我们坚持理论的原则还不够彻底，贯彻还不够坚决。即使解放思想者实际上已经触动了理论，但在人们心目中，还不愿意改变理论的神圣形象。直到多次反复告诫理论的改变与发展，人们还是相信本质前定，仍以追求终极存在、永恒正义、绝对真理作为自己的宗旨，只是把对原有理论的准宗教信仰移情于发展了的理论，再处处以活生生的实践去“联系”发展了的理论，去证明新的理论的真理的绝对性。这种思维方式是惰性的思维方式，它们总是想依赖超人权威去解放思想、创新理论，领导解放我解放，领导理论我注释。“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是最典型的表现。他们头脑中思维的不是那么“一句话”，而是那“一万句”，是如何把一句话变成一万句。通过这么变化，这“一句话”就升华了，就神圣了，就成为绝对真理，就成为“两个凡是”派手中的令箭了。
前两次解放思想过程中实际上包孕着使新的原理、理论教条化的倾向性因素。人们在赞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解放思想的勇气和胆略的同时，也把他们神化了。出于旧的思维方式，他们教条主义地看待伟大人物的反教条主义，没有意识到解放思想恰恰就是打破对任何一种理论和伟大人物的迷信。可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着一个世界观问题。恩格斯说：“这样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的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3页）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辩证的思维方式，它承认伟大人物及其理论在一定历史阶段存在的合理性，但超越伟大人物和发展他的理论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
其二，过去的解放思想没有同时进行对旧文化传统的彻底批判。思想解放本身包含着对旧文化传统的批判，而且也确确实实进行着这种批判。但由于从当时的革命实践出发，教条主义主要是把外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绝对化了。另外，为了夺取全国胜利，必须尽快统一思想，达到全党团结一致。因此，我们还来不及彻底清除旧文化传统对我们思维方式产生的负面影响，而且也无法在短时期内清除这种影响。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国形势相当严峻，列宁的党根本无法喘息来进行一场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利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机会，在延安展开全党整风运动，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创举。问题在于当国内处于和平建设时期，我们没有及时地补上彻底批判旧文化传统这门课。俄国有一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受拜占庭精神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绝对服从君主、忠于东正教信仰的社会意识。我国则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和儒家文化的影响，封建专制主义和儒家礼教的长期积淀，深入了人的精神冰山底部无意识之中。毛泽东同志对斯大林在党内专断行为早就表示不满，并深刻揭示其根源：“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英、法、美之所以不可能发生斯大林的错误，是因为这些西方国家经历过文艺复兴之后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大革命，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文化传统作了彻底的批判，建立了民主和法治的制度，虽然它从根本上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但相对于封建社会制度下的专制、血缘、等级、人治观念，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法治的观点就显进步了，而且深扎人心。苏联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在半殖地、半封建的国家发生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由于对旧文化传统没有进行过彻底的批判，再加上国际阶级斗争形势严峻，国内“左”倾路线影响，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旧的封建文化传统有时误当作正确的东西，当成反资产阶级的武器，会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成果、合理的东西，如自由、平等、竞争、民主、法治等观念也当成腐朽的东西加以扫荡，甚至有的全盘否定，而封建的东西却沉渣泛起，如对斯大林、毛泽东的狂热迷信，致使在五十年代“八大”期间，我党、毛泽东同志反对和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却在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重演了斯大林的错误。
其三，计划经济体制是使解放思想无法深入持久的根本原因。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曾被看作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计划经济曾被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实践证明，在经济、文化、统计工具落后的国家，计划经济是最典型的主观主义表现形式。计划从何而来？面对不断变化的经济活动，人们没有大精力去追踪这种变化和无法科学地统计这种变化，只好凭主观臆想，其综合结果就成为苏联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十五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我国的“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美国”，一年内钢产量翻一番，二年翻二番以及实践上一个多月基本实现公社化等胡思乱想和胡作瞎撞。计划经济还是典型的人治经济、长官意志经济，它扼杀了人的主体性，严重束缚了人民群众的能动性、创造性。计划经济喜欢搞群众运动，也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但实质上是一切听命于长官意志的群众运动。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都是体现长官意志的，而反对这种冒进做法的，轻则右倾，重则反党，这是用家长制的作风指挥经济建设。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是对经济规律的“解放”、“破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可谓“思想解放”；公开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可谓“破除迷信”。这种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思想解放，可见，计划经济体制是具有浓厚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实践形式，是把现实社会主义导向绝境的主要因素。这种经济体制下的政治、文化、思想领域无法摆脱旧文化传统的影响，甚至在某些方面有共同和默契的地方，例如经济工作的长官意志、政治上的专断与旧文化传统中对在上者的绝对服从都有相似之处。在这种体制下，只能培育出服从计划、执行计划、缺少个性和独立思考的人，人们根本无法摆脱旧的准宗教的思维方式。
三
第三次思想解放首先是彻底改变了旧的思维方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石破天惊地喊出了“科学无禁区”：“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可见这场思想解放起点相当高，直指准宗教信仰的思维方式，它高扬科学、真理、实践，贬斥迷信、教条、强权。从当时看，是针对“两个凡是”的。但这场“真理标准”的讨论意义远超过此，它成为思想路线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2卷，143页）邓小平提出思想解放是政治问题，看出党中央要改变旧的思维方式的决心之大。
取而代之的新的思维方式，即辩证的思维方式，它只承认事物的暂时性，事物变化、发展的永恒性。依照这种思维方式，我们超越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问题，重新审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来个思想大解放。“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这场思想解放的关键问题。正如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所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没有完全搞清楚”的判断，不仅是对以往理论与实践的思想解放，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艰辛探索成果的思想解放，如果说前一思想解放是在我们几乎面临绝境时，不得不迫使自己来一番反思的话，那么，后一种思想解放则是一种高度的自觉。我们从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探索者不断进取、永不满足的精神。邓小平讲话，中央文件精神都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某一阶段实践的总结，它总是被后来的实践推动着不断发展和完善，从计划经济体制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后到十五大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等思想观点的变化，充分体现出辩证思维的革命性质。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排除了以往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人为的思想障碍和避免付出巨大的代价。这表明我们党和人民成熟了，主要不是把思想解放当成沉重的政治问题看待，而是一种理性的自觉，一种全新的辩证思维方式必然结果。
其次，是彻底批判了旧的文化传统。准宗教信仰的思维方式源于旧的文化传统，我国旧文化的核心是抽象化和封建化的儒家伦理文化，是封建专制统治在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精神支柱。先秦儒家的五伦设计，以家庭为单位，以仁爱为根本精神，把家族血缘的情理上升扩充为社会伦理的原理和国家政治的原理，达到个人伦理、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和宇宙伦理的贯通。它强调整体主义，把整体秩序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个人必须在人伦秩序中安伦尽份。它的伦理设计的实质是达到伦理政治，政治的等级尊卑从血缘亲疏中引伸出来，具有神圣的、天经地义的性质。先秦儒家的“五伦”虽然强调宗法等级秩序，但它是以君臣、父子等的互惠互动和在上者垂范为前提。而封建化的“三纲五常”论则强调单向的以人身依附和服从为原则的绝对关系。“三纲”是抓住“五伦”中最重要“三伦”，突出了中国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和君主专制中最本质的东西，旧思维方式正是专制主义训练的结果。黑格尔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65页）鲁迅先生则进一步斥封建文化传统的本质为“吃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量引进西方文化各流派先进的思想著作，进行中西文化比较，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国家又从法律上保障人们的思想上的自由，不再搞“思想罪”、“文字狱”。人们有可能从建国以来第一“思想罪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那个被割断咽喉不让说话的张志新“思想罪案”，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旧的文化传统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对我们思想中的旧文化遗毒进行认真清理。人们的个体意识逐渐觉醒，同化于共性之中的个性重新独立出来，人的主体性得到弘扬。以前很少论及的自由、平等、个性、人道主义、法治等字眼高频率出现，人们不需要用宗教信仰的方式，如祝某某万寿无疆，而是用“小平，你好！”这种平凡的、又充满人间亲情的语言表达对伟大人物的深深热爱与敬意。人们也不用教条地看待新理论、新原理，把它们视为“最高指示”，而是把它看作生活中能感受其鲜活脉搏跳动的东西。如果我们保持这种平常心对待伟大人物，就不会用新理论、新原理来束缚和禁锢我们的思想，陷入以往思想解放运动的怪圈中。
最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给予其持续发展以根本保证。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孕育了伦理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对天神、人君依赖和信仰的思维方式。从性质而言，“五四”运动反旧文化传统是彻底的，延安整风运动反教条主义是深刻的，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旧文化传统和教条主义无疑是正确的，从近期看是卓有成效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马克思一再强调经济生产方式对社会生活的一般特征的压倒影响和决定作用。运用这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原理反观为什么苏联出现斯大林践踏社会主义法制，“五四”运动后出现蒋介石的独裁和文化大革命的文化专制主义，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任何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必须以经济体制的变革作为它赖以持久发展的基础。毛泽东说过的法、英、美不会发生斯大林的错误，其根本原因就是它们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经济，是平等、民主的经济。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97 页）为使竞争公平，需要建立竞争规则与秩序，因此，市场经济又是法治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基础上，封建的血缘、等级、绝对服从，尤其极权主义没有它立锥之地，因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这样的惯例和习俗。人民不拥护，连政党、政府、军队也不拥护。旧俄国市场经济很不发达和苏联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在自然经济缝隙中艰难成长的市场经济和过早的夭折，以及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都不能从根子上改变长官意志和对在上者层层的绝对服从的状态。而且，长期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发展形成的一系列规则，久而久之成为一种社会的惯例、习俗，成为人们潜意识的东西了。因此，摧毁旧习惯势力，解放人的思想，归根到底必须铲除产生这些习惯势力的经济的温床。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一切改革最根本、最关键的突破口。二十年来，我国改革的巨大成功重要经验之一正是把全面的改革与重点的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把经济体制的改革作为一切改革的突破口，以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打破了以往各种的“人的依赖关系”，为每个人创造和实现自己的价值，为每个人利益的获得提供了平等的起点和机会，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人类特性得以充分展开。只有这种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人类最基本的物质活动形式，才能产生最普遍的自由、平等、法治等新观念，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定型下来，成为一种惯例和习俗，成为摧毁旧习惯势力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新习惯势力，成为思想解放运动全面、持久展开的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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