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肃反”的来龙去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陕北论文,来龙去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0)05-0039-13
1935年9月下旬到10月中旬，西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两部分)发生了严重的“左”倾错误肃反。中共北方代表和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通过不同的途径得到西北革命根据地“问题严重”的报告，遂派遣朱理治、聂洪钧等人赴西北解决问题，加强领导。1935年，依据上级有关肃反的决议，加上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某些地方领导人的配合，依靠刚刚开赴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肃反领导者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一场主要针对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党政军领导的肃反运动。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陕甘根据地的开创者、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者被逮捕，并遭到刑讯折磨，“凡是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干部和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边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被捕”①。这次肃反造成了当时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②。如何正确看待这个事件，目前学界还存在着不小的分歧。
一、众说纷纭的“陕北肃反”
“陕北肃反”从发生到现在已经70多年了，但是关于“陕北肃反”的相关争论却一直没有平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管在当事人的回忆中，还是在党史著作中，在关于“陕北肃反”的问题上，要么语焉不详，一笔带过；要么有意避开，讳莫如深；要么，同一个人，也出现说法前后不一的现象；甚至还有的人，编造历史，混淆视听。这些问题的存在更增添了研究这段历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陕北肃反”问题是一个长期被有意或无意忽视的研究领域。在中共的权威出版物上，很多著作只是略微涉及。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在提及“陕北肃反”的地方只讲了中共中央抵达西北根据地“挽救了‘左’倾路线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③，只是在注释部分做了一点解释：“一九三五年秋，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使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等遭到排斥。接着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又被逮捕，从而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④《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在谈及“陕北肃反”时，也是简单描述“反‘围剿’斗争紧张进行并且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共陕甘晋省委中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一些领导人进行错误的‘肃反’，逮捕了红十五军团军团长(此处有误，刘志丹当时为副军团长——引者注)兼参谋长刘志丹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造成了陕北根据地的严重危机。”⑤《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写道“1935年九十月间，‘左’倾机会主义的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实行错误的肃反，逮捕刘志丹等领导干部，造成陕甘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后，立即把被捕的刘志丹、高岗等释放出来，及时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从而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⑥有的重要党史作品甚至根本没有提及，例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进入新时期后，大量当事人的回忆录、传记问世，对陕北“肃反”的研究有深化作用。代表作品有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吴殿尧、宋霖著的《朱理治传》，《郭洪涛回忆录》，以及贾巨川著的《习仲勋传》(上册)。《我的八十五年》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以及“陕北肃反”的来龙去脉有较为详细的描述，而且披露了大量新资料，对研究“陕北肃反”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这本书是介绍作者一生历程的，对“陕北肃反”发生的原因、经过、结果的介绍有些分散，而且对“陕北肃反”发生的历史大背景缺乏必要的交代。《朱理治传》中也披露了大量的关于“陕北肃反”的经过以及处理的材料，但在整体把握“陕北肃反”的全貌，尤其是原因上尚感有些模糊。还有一般的介绍陕北根据地的著作在涉及“陕北肃反”问题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转述或者解释《毛泽东选集》⑦的观点，泛泛论之，没有专门展开研究。
由于对“陕北肃反”没有很好地开展研究，致使现在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混乱，同一个人对同一件事情的说法都可能不一样。如在讲到肃反的执行者是谁的时候，当年作为参与解决“陕北肃反”问题的西北保卫局局长王首道的说法就不一致。在1978年的讲话中他说：“王明路线派来的代表及其在陕北的忠实执行者把刘志丹等许多革命干部打为‘反革命’，投入监狱，搞得干部人人自危。”⑧到了1982年他说：“闽西社会民主党还到陕北，把刘志丹、高岗等打成右派反革命。”⑨还有，当年主持“陕北肃反”的主要领导人(时任西北军委主席，负责前方肃反——引者注)之一的聂洪钧甚至不承认在前方杀过人，聂洪钧“家属在整理聂洪钧生前保留的资料时，他在1942年‘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肃反”问题重新审查决定’的文件末页有旁批‘在前方杀害了二百多人是些什么人？他们叫什么名字？由谁和怎样杀掉的？我却除了江旭的老婆(当时的一个中共叛徒的妻子，出卖过党组织和同志——引者注)外根本不知道还杀了人。’”⑩更有甚者，有的文章对当事人的身份都语焉不详：“陕甘根据地的‘肃反’事件，起源于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那时的‘左’倾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发通知到各个农村根据地，要求开展‘肃清反革命’的运动。1935年，有3位‘中央代表’到达陕北苏区，他们是郭洪涛(1934年到)、聂洪钧(1935年7月到)、朱理治到得晚一点。他们到底是谁派来的，是从哪里来的？史料上没有说清楚……这只能留待以后查证了。”(11)有鉴于这些情况，对“陕北肃反”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具体，这里仅就“陕北肃反”的来龙去脉做些梳理。
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内部矛盾及其对“陕北肃反”的影响
“陕北肃反”之所以会出现，是与西北革命根据地内部的分歧长期得不到解决，且逐渐激化有密切关系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比较复杂的，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是从各自独立战斗，后来慢慢走向联合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曾担任陕北红军二十七军八十一师师长的贺晋年说：“一九三五年前，陕甘边和陕北是被敌人分割开的两块根据地、两支革命武装，因而也就存在两个领导关系。陕甘边根据地和武装属于陕西省委领导；陕北根据地和武装则受中央驻北方代表的领导。……在革命斗争中，两支革命武装虽然常有联系和配合，但基本上是各自进行活动的。”(12)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曾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的张秀山也说：“1934年7月，谢子长、郭洪涛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南梁，老战友相见非常亲切。……在此之前，陕甘边特委与陕北特委有些联系，但是因受敌人包围和阻隔，往来不多。两个特委又分别属于两个上级机构领导，陕甘边特委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陕西省委归党中央直接领导；而陕北特委归中共北方局，其后为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13)“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双方逐步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和互相支援，最后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于1935年2月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了完全统一。”(14)
但是，西北党和红军在发展中也产生了很多分歧，留下了一系列难以抹平的矛盾。1932年1月发生的“三甲塬缴枪事件”就是突出的一例。“‘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省委(指陕西省委——引者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武装全国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指示，将南梁游击队改称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朱李恺任参谋长，师储杰任第一支队队长，杨仲远任参谋长。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到西安附近活动，以扩大影响，刘志丹不同意，他主张在陕甘边活动。在这期间，部队进行整顿。有人主张整顿要缴械，刘志丹主张整顿要加强教育，贫苦农民出身当过几天土匪的要改造，也能够改造。……但是，没有经过西北反帝同盟军主要领导成员的讨论，没有请示省委，就委任执法队长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制造了‘三甲塬收枪’事件。执法队打死了刘志丹带领的二支队的一个骨干，收了二支队的枪，也缴了刘志丹的枪。根本没有革命准备的师储杰获悉发生此事，极为恐惧，带领部队投敌。一支七八百人的队伍，转瞬间只剩下100多人。”(15)策划和主持这次缴枪行动的人是谢子长，阎红彦是杀死刘志丹二支队骨干赵二娃的执法队队长。刘志丹当时被缴械软禁，直到第三天陕西省委巡视员到来后才被释放。为此，当年3月下旬，刘志丹还亲自到西安找到陕西省委申诉，陕西省委去信批评了谢子长和阎红彦(16)。
1933年5月，红二十六军南下创建渭华根据地失败后，西北根据地主要领导在追究失败责任时，又发生分歧，加大了矛盾。在“三甲塬缴枪事件”以后的大约两年时间内，西北革命根据地在曲折中逐渐得到了发展，陕甘边发展尤其迅速。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与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刘志丹等的探索是分不开的，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刘志丹慢慢找到了革命的正确道路，取得了许多业绩。1932年7月，刘志丹对当时搞“两党(地名，在今甘肃东部——引者注)兵变”失利的习仲勋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17)1934年5月28日，陕北特委也得到恢复。陕甘红军队伍，不久也从创建渭华根据地失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恢复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到1934年10月“红42师已拥有五个团的建制，其中包括郭宝珊率领的抗日义勇军，兵力近千人，游击队发展到1500余人。”(18)
但是，在此期间，西北革命根据地内部“左”倾错误也在恶性膨胀。当时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边，推行“左”倾路线就是典型的例子。杜衡来到陕甘边后即改组红二十六军，自任军政委，进攻与陕甘边有统战关系的地方武装，不切实际地提出建立新的渭华根据地。1933年5月，在杜衡的强迫和煽动下，刘志丹只能率领当时组建不久的红二十六军二团开往渭南、华县一带创建新的根据地，在开赴新区的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伤亡累累。此时的杜衡畏惧困难，以回西安汇报工作为名离开这支队伍，不久在西安被国民党逮捕，随即投敌叛变。刘志丹率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队伍也被冲散，刘志丹藏身终南山，后在当地党组织帮助下，历尽千辛万苦才辗转返回陕甘边根据地，与留在那里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等汇合，继续开展革命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19)。
红二十六军南下创建新的根据地失败了，而且大伤元气，那么为什么会失败？谁应该对失败负责呢？毫无疑问，杜衡及其推行的“左”倾军事路线，不顾红军实际情况，盲目行动是造成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而且杜衡的叛变更加重了红二十六军的损失。但是到了1934年前后随着谢子长、郭洪涛先后回到西北革命根据地后，对失败的原因和责任有了新的“解释”。1934年7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委员会，在南梁堡附近的阎家洼子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议，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传达北方代表的指示，并邀请中共陕北特委委员郭洪涛和陕北红军游击队各支队领导干部参加会议。“谢子长在会上宣读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信。信中对红二十六军的战略转移指责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西北地区人民对山区的称呼——引者注)主义’、‘枪杆子万能’，说部队组成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20)郭洪涛在会上也作了严厉批评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的发言(21)。“郭洪涛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从国际讲到国内，从无产阶级发展讲到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又讲到陕甘边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红二十六军不能正确执行党的路线，重复了北方代表指示信中那‘五顶大帽子’。”(22)随后，郭洪涛在陕北特委的机关报上发表《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照抄照套上海临时中央和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信，批评指责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23)。1934年8月26日，谢子长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负了重伤。9月5日，谢子长在病榻上给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写信，对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及其领导人刘志丹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42师一贯的是军事乱窜，不能在艰苦的群众工作中完成西北苏区的任务。渭北与照金的失败，红26军不能扩大，都是政委不能把握中央路线的缘故。虽然联席会议暂时要我代理42师政委，但是我在军事上较有把握，在政治上非常困难。联席会议一致的要求中央派军、政同志领导42师，把老右倾同志另外调换工作，才是根本转变26军的办法。“联席会一致的认为，领导关中、陕甘边、陕北、甘宁等的实际工作里，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西北代表团，或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西北全部工作。”(24)稍后，10月26日，陕北特委郭洪涛也致信“中代”(这里指的是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他在此时负责领导北方中共党的工作——引者注)，指责红二十六军是机会主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等，同时要求“中央派代表驻西北，统一领导西北工作。”(25)
谢子长、郭洪涛给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信，导致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以及主管中共白区工作的上海临时中央对陕甘边根据地的不信任。同时，按照谢子长、郭洪涛的请求，中共驻北方代表孔原、上海临时中央局分别派出了朱理治和聂洪钧，奔赴西北根据地加强领导。由于这样的缘故，肃反领导者在抵达西北根据地前就都已经对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成员有了偏见，带着“改造”、“整肃”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根据地任务而来。
当时陕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时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引者注)之一的郭洪涛给朱理治、聂洪钧等反映的关于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的大量负面材料对肃反的发生产生了极大的诱发作用。郭洪涛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及自己在“陕北肃反”中的责任时说：“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来到陕北后，我向他讲过我误信别人反映的陕甘边特委一些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情况和错误意见。……造成了对红26军老干部的不信任。”(26)当1935年7月5日朱理治抵达西北根据地后，“郭洪涛向朱理治介绍了西北苏区的历史和现状，在介绍主要负责干部时，既说到他们的长处，也说了他们的短处。在介绍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的干部以及部分陕北干部时，较多地介绍了他们的‘短处’：刘志丹家是地主，父亲是民团团总，他一贯的右倾，是白军军官，带来了不少白军的影响；一九三三年红二十六军搞垮，不仅是杜衡的错误，也是刘志丹的责任；刘志丹、高岗恢复红二十六军以后的路线是错误的；他们是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富农路线；高岗政治上弱，没有能力，文化程度低，最调皮捣蛋，开过小差；马明方(陕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时任陕北特委宣传部长——引者注)执行富农路线；张秀山、习仲勋是老好人，没有什么能力；贺晋年是军事冒险家、英雄主义；马文瑞被派到三边去，一年多没有回来，没有写过信或写过报告；高朗亭贪污了八十块钱；西安来的都不可靠；张文华、李西萍都是右派，都是通过红二十六军和西安的关系来的等等。”“因为‘中代’要求朱理治到西北后要信赖郭洪涛，解决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右倾’问题，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也因为郭洪涛的介绍与上级的交代在总体上一致，加上他是陕北人，长期在陕北工作，朱理治相信了他的介绍。朱理治没有与被认为有问题的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负责人谈话了解情况。”(27)1935年9月1日，上海临时中央派遣的聂洪钧抵达西北根据地永坪镇后，聂洪钧也听到了基本相同的说法：“在西北工委半个多月时间，从郭洪涛、朱理治同志的口中，几乎随时都可以听到这样的一些……说法。”(28)由于这些原因，在肃反领导者一抵达西北根据地就对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这就是日后肃反展开的时候，主持肃反的领导核心一致推行肃反的思想政治根源。
三、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北后，西北革命根据地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
肃反领导者到达西北根据地后，由于不了解当地实情，与原主持西北根据地党政军工作的刘志丹、高岗等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加深了他们对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的“成见”。
1935年“七月中旬，朱理治在文安驿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讲了两三天。从国际讲到国内，从中央苏区的伟大胜利(实际这时中央苏区已经丢失了)讲到陕甘，当着我们的面(这里指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主要领导——引者注)，说我们在政治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是‘枪杆子万能’等等。在讲到陕甘苏区当前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时，提出要‘全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要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在苏区内敌人的支撑点(即敌人重点固守的城镇)’，要红军‘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城市，‘开展敌人翼侧及后方的广大革命战争的战线’，‘运用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粉碎敌人的新‘围剿’。还提出，‘争取神府和吴、绥、川南苏区打成一片，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城发展，恢复失去的米东、庆北、华池苏区，开展洛川工作，消灭甘、鄜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积极向定边、陇东发展，以马栏为中心向潼关、富平、泾阳发展，坚决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朱理治提出的这个明显带有“左”倾的而且连地理位置都没有搞清楚的战略方案遭到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的反对，“会上，不少同志你一言我一语，使他们(指肃反领导者——引者注)很下不来台”。“会后，刘志丹等同志没有执行打延安、瓦窑堡、清涧的攻坚计划，仍按西北军委原定的作战计划，向北线敌人出击。”这些分歧加深了肃反领导者对刘志丹的“固有成见”，在随后由他主持召开的“西北工委扩大会议”时，没有让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成员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张达志等参加，并且秘密通过了要在陕甘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肃反的决议(29)。这其实已经将肃反的目标开始确定在了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上了。
此时，肃反虽然有了决策，但是还没有实力在西北根据地内广泛展开。当时西北根据地的主力部队还是以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为主，加之当时陕北红军改编的红二十七军也是刘志丹指挥的。肃反领导人要开展大规模的针对刘志丹等的肃反时机还未成熟。正在这个时候，从外地转战而来的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的到来逐渐改变了当时的力量对比，肃反领导人开展肃反有了军事实力的支持。
红二十五军本身存在浓厚的肃反“情结”。红二十五军原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发展起来的，红四方面军长征后，这支部队也独立地长途转战，在辗转作战中逐渐向陕西方向靠拢。应该指出的是，这支部队在对敌斗争中是英勇善战的，多次打败强敌的围追堵截，巧妙地利用各种方式转战各地，寻机消灭敌人，在转战中不断壮大。但是，由于受到红四方面军的影响，这支部队也存在着“肃反”严重扩大化的问题。首先，受到原来的红四方面军关于肃反的“左”的影响，对敌情估计过分严重。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早在1931年11月22日作关于红四方面军“肃反详情”的报告时，对敌情估计就很严重。他称：“敌人要维持他们最后的挣扎，于是更加注意对苏区和红军进攻，但是敌人已感到用飞机大炮机关枪施用无效，所以使用改组派、AB团、第三党来打入我们苏区和红军内部来破坏红军和苏区。这个计划非常毒辣，飞机大炮我们容易看见，改组派、AB团、第三党我们不容易看见的。敌人对我们是何等的毒辣，每个同志不能忘记”，他进而指出：“经常或定期举行对每一个战斗员及官兵的个别整肃，坚决反富农再混进来，坚决引进与提拔工农干部。”(30)红四方面军的这一肃反思想，对起源于红四方面军的红二十五军有很大的影响。红二十五军在艰苦转战中，在内部也不停地肃反，甚至大开杀戒。掌握肃反大权的戴季英等“乱打乱杀，问不出口供也杀人”，甚至连当时担任副军长的徐海东也曾遭受怀疑，只是在徐海东上战场拼死一搏后，才得到当时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沈泽民等的信任，幸免于难(31)。1934年又怀疑当时的军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是“第三党的首领”，并且有可能因此被杀死，幸亏当时徐海东坚决反对并且拍了桌子，才挽救了郭的命。还有，“军部有的领导同志又提出手枪团团长杜本润、政委傅天娇等八人是反革命，又要杀掉”，也在徐海东的坚决反对下，这几个人才幸得保全(32)。这支部队到达陕北的时候还关押着300多自己的所谓的“有问题的”官兵(33)。
由于带有“肃反”情结，红二十五军1935年经过陕南时，误杀陕西共产党地下党员、杨虎城十七路军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等人，并且由于对张汉民的误解长期未能消除，对与张汉民有密切联系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军队也有了猜疑。这一事件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严重地影响了红二十五军领导层对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红色根据地领导人的看法，对后来的西北根据地肃反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杨虎城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奉命率领所部参与“围剿”红二十五军。张汉民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该部队中也有100多名共产党员，张汉民多次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对红二十五军给予各种帮助。但是，在双方的接触中也发生了误会，1935年4月9日，红二十五军误认为张汉民部要寻机进攻，遂于柞水九间房与张汉民部接火，在战斗中张汉民等被俘(34)。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在审讯俘虏的时候，“把俘虏集中起来后，询问他们谁是共产党员，并要求共产党员站出来。结果，站出来不少人。十五军团(应为红二十五军——引者注)负责人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是共产党员，认为是冒充的，把他们全杀了，其中包括警三旅旅长张汉民。”(35)“处死张汉民和警备三旅中一批共产党员的长征路上的肃反，是吴焕先和戴季英掌握的。”这件事情最大的影响是加重了红二十五军领导层对陕西省委和陕甘边刘志丹等的怀疑，“吴焕先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对陕西中共组织颇多微词，甚至怀疑。”(36)
因此当1935年9月25日，红二十五军抵达西北根据地党政军驻地永坪的时候，在和刘志丹等欢聚胜利会师的背后，内部危机也在不断地蔓延。不久，“陕北肃反”发生了。
四、“陕北肃反”的经过
如前所述，肃反领导者抵达西北根据地后，通过各种途径虽然也发现了西北根据地所谓的“严重问题”，但是由于他们手中没有掌握足够的武装，尚不能在西北苏区全面推行“肃反”。正在这个时候，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的红二十五军转战陕北并且坚定的站在他们一边，这迅速改变了西北根据地内部力量的对比，肃反的发生不但有了理论的支持、政治上的准备，而且拥有了有力的军事后盾。
1935年9月底，肃反领导者在永坪召开会议，部署肃反工作。会议指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领导，前方肃反由聂洪钧领导。10月1日，“陕北肃反”在永坪镇开始。就在这一天，肃反领导者逮捕了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黄子文、江旭和李西萍5人(37)。10月2日，戴季英派人逮捕了陕甘边根据地重要领导人、曾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和红二十六军政委的张秀山。同日下半夜，戴季英等人审讯张文华、蔡子伟，这些人在严刑拷打下供认刘志丹、高岗是右派反革命。在得到这个口供后，肃反领导者即定策，以“北面对敌作战，需刘回来指挥为名，调刘回去秘密扣留审讯。”10月3日，在戴季英和政治保卫局的逼供下，被捕人员屈打成招，口供越来越一致。内容主要有：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是右派反革命；反革命组织的名称叫“前线委员会”，前任书记是张秀山，张秀山是蔡子伟介绍加入的，现任代理书记是刘志丹，他们曾经在一个庙里开过秘密会议；张庆孚(38)煽动暴动，有秘密电台；刘、高勾结张庆孚要配合国民党搞兵变，等等。10月4日，朱理治要戴季英写信给前方，要求把高岗调回后方来。戴季英写好了信，没给朱理治看，就直接派通讯兵送往前方了(39)。随后，主要针对陕甘边区根据地党政军的肃反大逮捕就开始了。“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进行了一个月左右时间，‘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杨森、蔡子伟、张文华、李启明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红二十六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以关押。”(40)
肃反过程中，肃反的执行者对被捕人员进行了逼供，并且激化了西北根据地内部的矛盾。刘志丹被逮捕后，被戴上了沉重的手铐和脚镣，他的家属也遭到株连，妻子被编入劳改队(41)。保卫局长戴季英多次鞭打张庆孚。张策也因为拿下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绳子捉虱子，被看守用刀背砸了一顿(42)。习仲勋、刘景范在刘志丹被逮捕后，也被以“党棍”罪名，开除出党，撤销职务，随即被逮捕。被派到陕甘边执行肃反任务的执行者错杀了陕甘边区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陕甘边区妇委会主任张景文、陕甘边区南区委组织部长杜宛和陕甘边区军委副秘书长杨浩等200多优秀干部(43)。肃反导致了红军内部的分裂，根据地陷入危机，老百姓投向军阀和国民党等(44)。原红二十五军与原西北根据地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关系恶化，几乎到了刀兵相见的程度。原陕北红军干部高朗亭回忆：“1935年10月12日榆林桥之战后，红八十一师被改组，原师政委张达志被调走，新政委张明先开口爱称‘老子’，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被指战员称为‘老子政委’。师长穿双袜子也要他批准。”(45)后来，杨尚昆遇到原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贺晋年告诉杨，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二十五军他们打起来了(46)。八十一师是主要以原陕北红军改编而来的，尚不是“肃反”的重点，矛盾就已经激化到千钧一发的程度，肃反的重灾区以原红二十六军为主改编的红七十八师，不言而喻就更为严重了，“瓦窑堡大街小巷的恐怖气氛，仿佛凝聚在陕北大地上空的瓦斯，只要有人振臂一呼，稍微给点火花，它就会爆炸的。”深知陕北根据地这一情况的郭洪涛也感到忧虑(47)。由于肃反“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中发生了问题，在前方军心完全动摇的时候，前方军队一连、一排、一班地逃跑，干部一点精神都没有，恐怖、怀疑、准备暴动。”(48)
肃反还激起了西北根据地内部反叛的“赤安事变”。“党中央在瓦窑堡为刘志丹等人平反昭雪、制止肃反的时候，……肃反委员会已发出的通知却仍然起着破坏作用。赤安县就发生了枪杀革命干部、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暴乱。”“赤安暴乱”使得中共建立的政权：特区一个、县政府3个、区政府20多个、乡政府30多个受到严重破坏。“叛匪还杀害军干群70多人和许多中央红军伤病员”，一部分原红军官兵还投降了蒋介石与中共为敌，直到1936年4月，赤安县新的中心县委才组建(49)。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当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也不知道西北根据地的具体情况。10月2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接见了活动在吴起镇当地的一支游击队负责人张明先后，才得知刘志丹等被逮并且关押在瓦窑堡的情况(50)。在张明先的介绍下，毛泽东又于22日晨接见了了解肃反情况的陕甘边第二路游击队政委龚逢春。毛泽东从龚逢春处得知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肃反，刘志丹、高岗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被逮捕，有的被捕人员已经被杀害的消息，就着手处理“陕北肃反”的问题(51)。毛泽东立即派遣西北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刘向三等前去瓦窑堡传达停止肃反的命令。王首道等人经过仔细的调查，纠正了肃反时期强加给刘志丹等的“罪名”，并且很快就释放了被捕的刘志丹等人(52)。
193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西北中央局(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的称呼，以下所用这个称呼与此处使用的意义相同，不再注明——引者注)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对“陕北肃反”问题进行总结处理。这个文件在总体上对“陕北肃反”是持肯定的。这个决定认为“过去陕甘苏区存在着以黄子文、蔡子伟为首的反革命小组(他是直接受反革命的张慕陶指示的)，假借着党与苏维埃公开的名义，戴着‘红帽子’混入边区南区与苏维埃政权和某些红色武装部队中，一方面夺取党与政权的领导机关，公开散布右派取消主义的主张和影响；另一方面秘密的进行挑拨离间与一切反党反革命的阴谋活动，造成边区党与陕北党的对立，红二十五军与二十六、七军的猜疑，来破坏党的一致与削弱和瓦解革命力量的团结；尤其是利用党内存在着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做他们的帮手，实行压制群众斗争，阻止分配土地，破坏扩大红军，取消党的领导，从各方面有计划的曲解党的路线，破坏苏维埃各种基本的政策与法令的执行，以致造成边区南区工作中严重的现象。”(53)同时，还在文件中具体指出了“团结一切革命力量，从各方面开展与右派和一切反革命的斗争”的“具体的工作”。由此文件还肯定，“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不过，《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在处理“陕北肃反”具体问题时，对一些严重的肃反执行的责任问题是有纠正的。这份决定明确指出：“但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这种错误不仅是使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不能顺利地开展起来，反而混淆了斗争的目标，分散了斗争的力量；而肃反机构之薄弱，工作中之疏忽与粗鲁，轻信犯人的口供，更使情况恶化，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54)
《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是从政治上给“陕北肃反”的定性，1935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又通过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这个决议则是在组织上对“陕北肃反”的裁决，即进一步明确了肃反错误的个人责任。
这个决议也是在肯定肃反正确而且必要的前提下，处理肃反直接领导人的责任问题的，决议中写道：“过去在陕甘边区南区及红二十六军部队中，有些负领导责任的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的错误，以致反革命派得以进行有计划的活动。当时在地方党内及红色部队中进行严厉的肃反是必要的”。“但有些领导肃反工作的同志过分夸大了反革命的力量，而对革命力量估计不足，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轻信犯人口供，把许多只犯错误而没有犯罪实据的同志逮捕起来，造成地方党和部队内的恐怖现象。这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还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处分，因估计到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他以最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以严重警告。”(55)
这两个文件的颁布既是对“陕北肃反”的定性处理，也在组织上落实了责任，同时，部分地为肃反受害人平反昭雪，标志着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初步处理的完成。
五、“陕北肃反”的影响
中共西北中央局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处理措施，产生了双重的影响。一方面，改善并加强了党内团结，有利于中共克服当时面临的危机。当时的中共中央在实际行动上迅速扭转了“陕北肃反”的严重后果，为整合中共陕北力量联合对敌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一部以及跟随红一方面军行动的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首要的任务是解决生存问题，尤其是怎么打破国民党围追堵截的部队，在西北站稳脚跟。但是，当时的红一方面军只有7000多人，人生地不熟，给养极度困难，毛泽东曾亲自写信向当时的红十五军团的领导人徐海东商量借款2500大洋，维持直属部队和中央机关的生计，而当时红十五军团总共的现洋只有7000多块(56)。由此可见当时中共在陕北的处境之艰难，所以妥善处理中共内部的矛盾显得异常重要，要化解内部的冲突，把主要精力用于对敌斗争上，是关系到中共能否在陕北站得住脚的重大问题。从这点讲，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确实做得非常妥当，迅速释放了刘志丹等陕甘边根据地的领导干部，这些领导人的复出为西北根据地的巩固产生了重大的作用，他们配合中央红军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有很多人还为此付出了生命，诸如刘志丹、杨琪、杨森等红军将领。
但是，中共中央的处理措施由于历史的局限和认识的不足也留下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为以后“陕北肃反”不断争论留下了伏笔。在政治路线方面，中共中央在处理“陕北肃反”时，还是在维持原来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下进行的，这点成为以后争论的核心。“陕北肃反”所坚持的政治依据是中共中央对当时的形势的判断，制定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则有很多相当“左”的脱离中国实际的成分。1934年1月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中共中央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对于当时世界形势的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终结已经开始，但在最重要的与有决定意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目前正处在走向阶级与阶级间，国家与国家间的伟大冲突的新阶段——即走向革命与战争的新阶段的过渡中”；“并责成全党以布尔什维克的坚持性来彻底的实现从这个结论中产生起来的党当前的伟大的负责的任务。”(57)这个决议同时还指出“只有进行一个坚决的斗争，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党才能够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路线。”(58)同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又致信中共驻北方代表孔原及河北省委称：“中央完全同意北方代表石心同志(即指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这是他的一个化名——引者注)致河北临时省委的信，并责成石心同志及河北省委在河北全党内开展极残酷的斗争。”(59)而肃反领导者被派赴西北革命根据地就是接受这个任务去开展党内“极残酷的斗争”的。在1935年9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中就有明确的表述：“这次听了中共北方局代表朱理治同志根据中央驻北方代表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所作的报告，这一指示信与报告给陕甘党许多宝贵的指示，并揭发陕甘党过去的很多错误，全体同志完全同意这一正确指示，我们把中代的指示信和朱理治同志的报告一致的通过，作为我们的决议案。陕甘党号召全体同志，坚决的为实现这一指示而奋斗。”(60)这些中共中央的决议以及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都是“陕北肃反”能够开展的政治保证。还应该看到，中共中央逐渐转变自己的政治路线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61)，政治路线上“左”的问题尚未来得及纠正，所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抵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后，在处理“陕北肃反”的时候还是在总体上维护肃反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陕北肃反”不可能完全“翻案”。这就为当时的平反工作留下了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
由于政治上的定性局限，“陕北肃反”在具体的组织处理上，更是争论迭起。“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工作的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62)刘志丹的遭遇是比较典型的一例。肃反前，刘志丹是陕甘边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核心领导人。在肃反中，刘志丹受到残酷的迫害，在自己获得解放后，通过各种方式向受到迫害的战友、部属做工作，让大家不计前嫌，好好工作。在1936年中共东征前，当刘志丹遇到习仲勋后，对习仲勋叮嘱：“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就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63)但是，“肃反时期的负责人，在刘志丹等同志牺牲后，还在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问题”(64)。刘志丹尚且受到如此的处理，其他在肃反中受到迫害的领导干部的类似问题，要得到解决就更加困难，被杀害的死难者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平反昭雪。而且，肃反领导人的责任问题也没有得到追究。受到处理的聂洪钧、戴季英更是不服处分。在1935年11月30日处理“陕北肃反”的会议上，“张闻天让戴季英也讲一讲肃反错误到底在哪里？戴季英讲话时态度很不好，坚持‘口供’材料，不承认错误。”(65)聂洪钧更是一肚子“委屈”，在后来的反思材料中多有表露。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就聂洪钧对刘志丹、高岗被捕的责任问题的辩护做点介绍，聂洪钧在以后的反省材料上写到：“这里，我只想就朱、郭对刘、高是怎样被捕表示怀疑这一点必须讲几句话。朱、郭都承认了有过四五次寄了名单到前方，那是要逮捕哪些人呢？朱、郭不愿意讲清楚。如果老实一点，抱着对党负责的态度，朱、郭就应该承认以朱或省委的名义写过好几次信指名要逮捕刘、高等人的事实；而且为了逮捕刘、高等人，还严令禁止十五军团出庆、环(地名，在陕西、甘肃交界处——引者注)迎接中央红军的行动；在停止十五军团出击庆、环迎接中央红军后，最后那封责备程子华不该迟疑(实际是程因病在路上多耽误了一两天)，指名要立即逮捕刘、高等人的信，还被刘志丹在回后方的路上亲自看见过。这都是严酷的事实，怎么能够推卸得了呢？事情是这样明摆着：如果没有省委严令停止红十五军团行动的信，我们已出庆、环，恰好会等到中央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省委派程子华同志来前方执行逮捕刘、高等人，不会调刘到后方去；刘到省委后，如果省委不将刘逮捕起来，也就不致发生大捕，铸成大错特错。”(66)这些激烈争论问题的存在，无疑是中共党内始终难以克服的影响团结的重大障碍，解决这些问题逐渐成为加强中共党内团结的必要条件。到1942年“西北高干会”召开时，肃反问题又被全面地提了出来，当事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193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通过的《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受到了质疑；同月30日，通过的《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虽再次被肯定，但是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在“陕北肃反”的组织处理上，“西北高干会”重新通过的决议增加了大量的内容，这当然是后话了。
注释：
①《刘志丹传》，刘力贞、张光编：《纪念刘志丹》(内部资料)。
②③④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1000、1000、1000页。
⑤谢学远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第三部)，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37页。
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0页。
⑧(52)王首道：《殷勤的培养，热情的关怀——回忆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坚持无产阶级干部路线的革命实践》，《王首道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248页。
⑨王首道：《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王首道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页。
⑩(66)聂洪钧：《聂洪钧回忆与文稿》，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6～47页。
(11)黄少群：《毛泽东与红军》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273页。
(12)贺晋年：《八百里转战——记国民党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陕西文史资料》第9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13)(18)(19)(20)(22)(29)(44)(48)(64)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3、72、52、74、74、81～83、86、386、96页。
(14)(26)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89、81页。
(15)房成祥：《陕西通史·革命根据地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16)李建彤：《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63页。
(17)《习仲勋自述：回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习仲勋革命生涯》编辑组编：《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21)高明镜：《开展陕北红军游击战的片段会议》，《陕西文史资料》第1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页。
(23)(45)高朗亭：《西北红军的组建和党中央拯救西北革命根据地纪实》，《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87～95页。
(24)《谢子长致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信》(1934年9月5日)，转引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
(25)《中共陕北特委给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信》(1934年10月26日)，转引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61～62页。
(27)(36)(37)(39)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1～72、113～114、116、119～121页。
(28)郭洪涛对陕甘边与红二十六军负面的评价，与郭洪涛告诉朱理治的基本一样。参见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
(30)《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同志关于此次肃反详情之报告》(1931年11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6页。
(31)(32)(33)徐海东：《生平自述》，三联出版社1982年版，第47、39～40、47页。
(34)何柱国等：《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33)(46)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155页。
(38)张庆孚也是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到西北苏区工作的，但是由于所带证明身份的用特殊药品写成的信件无法阅读，而受到朱理治等的怀疑，遭到逮捕。
(40)(42)(63)《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211～212、226页。
(41)京夫：《将军之女刘力贞》，刘力贞、张光编：《纪念刘志丹》(内部资料)。
(43)《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页。
(47)(49)(65)强铁牛：《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66、71～72、71页。
(50)张明科：《毛主席问我刘志丹在哪里》，《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3页。
(51)张邦英著：《片段回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页。
(53)(54)《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193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秘密文件》(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2、372～373页。
(55)《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1935年11月30日)，转引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
(56)徐海东：《生平自述》，转引自《徐海东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徐海东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0页。
(57)(58)《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4-193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8页。
(59)《中央致北方代表石心及河北省委的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4-193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页。
(60)《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193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内部资料)。
(61)《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页。
(6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页。
标签：郭洪涛论文; 红二十五军论文; 陕北红军论文; 红军肃反论文; 历史论文; 1935年论文; 中央革命根据地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刘志丹论文; 谢子长论文; 聂洪钧论文; 张秀山论文; 根据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