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工倾斜政策的再认识——兼论赶超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重工论文,战略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以来，很多人对前30年实行的重工倾斜政策提出了批评，认为重工倾斜造成了“重工太重，轻工太轻”和农业落后的产业结构失衡，造成了“重工自我服务”的低效浪费，认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标准是农、轻、重产值各占1/3，并进一步批评了挖农业、轻工业收入补贴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可是改革以来的实践表明，据此意见所作的经济调整，不仅造成了以能源、原材料为主的基础工业严重滞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当前和今后最主要的障碍，而且，投资增长最高的轻工业也是无效投资最多的部门。目前，经济发展正在加速，增量调整可能性增大，有必要对上述问题重新认识，以提高今后结构调整理性化水平。
一、对产业结构失衡及原因的认识问题
1.当初判定有偏差。我们讲的重工业是指生产资料工业。它包括以能源、原材料为主的基础工业和以机电仪表为主的资金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两大部分。从基础工业，这个在改革初期的调整中削减投资最多的部门看，无论是生产能力还是产值，不仅不重，反而太轻。能源原材料是我国多年的短线。从70年代起，我国电力、钢铁、原油就已全面短缺，至于材料工业更是长期满足不了机电制造业的需求。事实上，我国每次工业增速的障碍都是基础工业台阶难爬，每次中长期投资计划的核心又都是爬基础工业这个台阶。
至于轻工业太轻基本确实，但一般中也有例外。这就是有不少高税利产品，如烟草、手表等行业的生产能力，由于1966年、1970年两次向地方放权，所以其生产能力并不很小，只是由于农业和基础工业提供的原料和动力短缺，致使产出太低。轻工中最缺的是与军工和重工既争设备又争材料的家电，因此是生产能力与原材料都不足。
我国农业落后，这是个公认的事实，但对落后的原因，却有认识上的差异。1979年时很多人认为，主要是谷贱伤农和社队组织形式高于农业生产力水平这两个原因。于是相应的对策就是农产品提价和分田或分产到户。这个判定和对策对解决眼前农产品短缺基本上是对的，但就农业的长期发展而言却并不全面。我国农业落后的第一原因应是先天资源不足，后天农业自然条件的整治改造又太少，物质技术基础太落后。还有个原因是多年搞阶级斗争，由此造成一线劳动力中的一半、即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子弟受政治歧视，积极性不高，这后一个原因随1979年纠“左”而得到改变。然而第一个原因却并非农产品提价所能解决的，如果农村生产组织形式停留在农户上，对此还有负面影响。
2.重工业并非自我服务，而是为军工服务。实际上我国各部门中唯一的长线是包括军工在内的机电仪制造业。其产值用世界银行1984年考察报告中的话讲：其比重相当于人均4000美元国家的水平。而由于改革之初的设备利用率还不足一半，所以实际生产能力更大。1978年仅从我国机床拥有量看：超过美国，仅次苏联。所以“重工太重”不准确，应该说机电业太重才对。但以产值与能力比，我国机电业的产出是很低的。在产出中，向农业、轻工业提供的很少，满足基础工业需求程度也很低，其产值主要是机电业自身定货和中间产品。这就是很多人批评它“自我服务”的原因。
我国机电业的这种状况主要是为军工服务造成的。首先，投资和生产能力过大是因为军工与民用各建一套，不仅中央部属机电业的多数是军工，就是地方，从1970年起也建立了各省的军工部门，再加上动员厂和民机厂中的军品线，可以说机电业过大的一半原因是军工太大。其次，我国重工始建于“一五”期间，从那时起，重工基础就是根据军工需求设计的。“反帝”“反修”“支援世界革命”的大目标，要求军工不断向美苏等世界最高水平升级，而军工每要升级，重工基础就显不足，就需不断的增加原材料、设备、工艺的品种、性能等。由此形成“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循环，机电业越来越大，机电企业之间的订货比重也就越来越高。
由于机电业主要为军工服务，其他产业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在封闭的条件下又难以进口，致使各部门、地区、企业被迫自建机电业，造成行行业业自已装备自己，“小而全”遍地开花的局面，这既是机电业过大的又一个原因，也是低产出高浪费的主要原因。另外，在和平时期，军工的需求总是多品种，小批量，而且是根据计划价格订货。这样，重工因军需特点所发生的高成本就得不到补偿。就像农业补贴工业一样，重工也在补贴军工，这是重工效益低的又一个原因。
3.把农、轻、重产值各占1/3作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标志不合理。农、轻、重产值各占1/3这个数据，如同积累率25%一样，是根据“一五”的建设条件得出的经验数据，后在三年困难时期作为经济调整的重要指标，曾对纠正产业结构失衡，恢复被“大跃进”破坏的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1979年的调整中，老经验新运用再次提出，目的也是如此。但因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演进已经过了20年了，再把各占1/3作为合理标志就不对了。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业社会逐步转变为工业社会的过程，若产业结构不变，现代化就无法实现。
从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的过程看，重工业增长速度始终高于农业和轻工业，否则就会失去了工业化势头。而从重工产值所占比重看，一进入起飞阶段，就会超过农业和轻工业。日本在高速增长期，重工产值占到2/3，最高达到过70%左右。起飞阶段完成后，重工的比重、速度才会回落。但此时也不是农业、轻工业上升，而是服务业的比重、速度上升。到工业化完成，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时，服务业占GNP的比重，会达到50%以上。另外，用总产值作为判定结构的指标还有个毛病，就是容易夸大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因为重工业专业化协作多，产值统计中重复计算的虚增部分也就多。
1979年，我国重工业基础比20年前大得多，这时再以20年前的结构合理化标志值作为今天判断的标准，甚至还要以此作为今后若干年结构合理化的设计依据，显然是荒谬的。这是既不顾现状不同于昔日，也不了解未来工业化趋势的逆工业化指标。实际上，怕重工产值高了损害国民经济平衡这一想法的背后，是怕重工业抽了农业、轻工业的血去为军工服务，产出不向国民经济回流。但1979年“纠左”后，国民经济军事化已经减退，军转民已经起步，重工已经转向为国民经济服务了。在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时期，如果老经验再次新运用，以压重工来搞调整，不仅无助于结构合理化，反而会导致当期积累消费比例失调、后期产业结构失衡的局面。这已经被15年的发展证明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调整期的实践也表明，不顾客观规律和当期基础而降低基础工业投资，除了造成投资紊乱、经济波动外，客观结果是既没持续多久，也没压低多少。对生产能力原就很大，在军转民后闲置能力更大的机电业，以压低产值的政策搞调整，除了造成更大的生产能力闲置和浪费外，并没有解决机电业的老问题。在农业轻工业迅速增长的投资需求压力下，调整开始不到一年后重工就又全面回升了。
二.关于赶超战略和重工倾斜问题
1.落后国家要想现代化只有赶超道路可走。改革之初，对前30年实行重工倾斜的赶超战略及挖农轻上重工政策的批评意见中，不少人认为我国产业发展应循发达国家走过的工业化老路，依农、轻、重、军之序渐进升级。即：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那些需由重工提供的原材料和技术设备则先进口。等将来农业和轻工业基础雄厚对重工的需求增加了，再把农业和轻工对重工的订货利润，作为重工自我积累的来源。待重工自身盈利增大，门类齐全时再上军工。搞赶超，重工的超前发展要靠财政补贴支撑，效益不好。挖农业和轻工收入补贴重工，造成二元经济对立和社会关系紧张。
这个意见若放在上个世纪初，世界上的重工业还处于起步阶段，或放在一个市场容量、经济规模都不很大的小国是对的。但放到本世纪中叶的中国就不对了。二十世纪初，重工业作为发达国家的主力产业已在世界经济结构中占据明显主导地位，在世界经贸中，工业挖农业已是既成格局。发达国家的重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丰厚利润，明显是不发达国家农业轻工业的纳贡──价格剪刀差和重工垄断利润──所致。而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开始，世界又加快了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在这种既定格局下，落后国家若想不被甩掉，就只有走赶超之路，依靠革命或独立所产生的全社会动员，提高积累强度，早日建成作为国民经济动力和装备部的重工业，使本国经济从技术进步和结构现代化中获取最大收益，并摆脱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和盘剥，这是发展中国家为摆脱落后而实行的工业化能否成功的关键。重工虽然资金密集，规模经济要求高，但即使是贫穷的大国，也能满足重工业起步时对投资和需求规模的要求。事实上，战后发展中国家里，只要经济规模大一些的都毫无例外的采用了重工倾斜的赶超战略。
2.重工初建只能靠农业补贴，农业现代化须靠工业回援。重工是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但落后国家除农业外并无其他资金来源，所以在工业化起步阶段重工业初建之时，都是挖农业搞原始资本积累。就是当初发达国家工业起步时亦是如此，英国靠圈地，苏、日为赶超则强度更高。在这个阶段，农业的纳贡不仅是拿走农业的利润，而且还要压低农民工资收入，农业本身是亏损的，城乡差距也会拉大。只有待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并带动国民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后，农业的纳贡负担才会随之减轻，农业才会由亏损转为微利部门。这是由于大量的传统部门迅速转向现代部门，农业过剩劳动力被吸收，而重工业随需求规模增大也开始盈利，这样，对工业的补贴就要减少。于是这个阶段农业的工资性收入不再纳贡，工农业工资出现了同工同酬的趋势。但在起飞阶段前期，轻工业由于农产品低价转来的农业利润和重工产品的低价补贴而盈利大增，所以，这时的农业利润还要以较重的税收通过轻工补贴重工。这是发展中国家为保持起飞的势头和实行赶超的需要。
在完成起飞进入工业化社会后，农业以纳贡帮助进行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就此结束。以后由于农业受资源限制、技术进步慢和市场需求有限等原因，也由于从世界范围看，工业化仍未完成，资金、技术仍比资源和劳动力贵，所以农业虽不向工业纳贡，但在市场“平等”的交换中仍是低盈利部门。这时，由于全部工业部门都已盈利，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的重工产品出口还能挣回一笔垄断利润。为了保护作为基础部门的农业，工业开始回头向农业提供补贴，补贴来源即是出口挣回的垄断利润。这是发达国家的现状。
3.我国只能实行重工倾斜才能实现赶超。作为落后的后发国家，在初建重工业之时，积累资金的来源只有挖农业，这并不是独创而是常规。在发达国家以优势重工占据世界市场，并实行控制盘剥之时，只有依靠后发优势、大国市场容量大以及集中动员力强等方面的优势，迅速建立自己的重工业，使经济结构迅速现代化，舍此别无选择。
反对重工倾斜，希望循序渐进者认为，先搞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先依靠进口，就可以不挖农业，给重工纳贡。其实，这仅是不给本国重工纳贡，而给外国重工纳贡罢了。给本国初建的重工纳贡，虽然短期内负担重，但从长远看，本国经济现代化了，农业总会随之发展，至少农民进厂进城、土地经营规模增大、农产品价格上升等都会增加农民收入。而且本国重工发展后终究要回头补农业。而给外国重工纳贡，眼前看虽然进口价格便宜，负担轻一些，但由于本国的重工发展资金流向国外，支付巨额技术转让费，象海湾国家那样上任何项目都靠进口，则本国产业结构永远不能现代化。
此外，就算本国农业实力雄厚，进口国外重工产品也纳贡不多，本国重工由此循序渐进地慢慢成长起来，但世界技术产业革命之快车时不我待。等我国重工慢慢建成之时，世界上的优势产业又由重工转向高技术、新技术、信息产业了。那时出现的问题还是一样，就是重工又成落后产业了，结构还是现代化不了。所以，发展中国家要现代化，除非实行赶超战略，否则永远处于落后之中。
三.认识偏误导致产业调整中的若干问题
1.能源、原材料工业本是短线，却大减投资。1978年搞的“洋跃进”，想不清算前30年左倾错误，不改体制当然不对，但在1979年纠“左”后，对前30年的目标错误不深究，却大批赶超战略和重工倾斜政策；对军工太多这个根本问题基本不提，把原因归结为“重工太重”、“重工自我服务”。并进一步批评重工投资大，效益不好，刮农轻上重工造成关系紧张。在这种认识指导下，1979年开始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从老经验出发，大幅削减重工投资，尤其是基础工业的投资。
如前所述，“重工太重”并非基础工业太大（实际上这时的基础工业已经短缺，电力、原油、钢铁都已紧张）。为此，国家计委作出增加投资的计划，后又被扩大为“洋跃进’。经济调整开始后，“洋跃进”下马，先把100多个引进项目砍到22个，这已全是基础工业项目了，但仍想砍。砍不下来就拖拖磨磨地干。结果是原定好几年的调整仅被搞了一年，能源、原材料就又短缺到重工不得不自发回升的程度。比如电力工业投资削减后被加到轻工上，结果电力装机容量下来了，家用电器却上去了，到“七五”期间，缺电成为普遍状况。
上述认识偏误不仅对当时的调整造成误导，而且反映到指导今后工作的“十大建设方针”中，对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和战略也发生影响。对重工倾斜政策的批评，造成长期规划中对重工指标全面压低。以钢为例，不少外国专家预测我国2000年钢的需求量为2亿吨以上，即使按“翻两番”计算，也需1.2亿吨，但当时制订的计划指标却压低为8000万吨。结果计划刚公布，就因钢材短缺而开始大量进口。而实际消费量在计划期仅过一半时，已突破8000万吨的指标了。
2.农业生态环境和资源条件差，削减国家投资后使之更加恶化。1979年改革开始后，对农业是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分产分田到户、开放农贸市场，以后就年年缩减国家支农投资。我国农业落后，农产品产量增长缓慢，农民收入停滞不前，不光是谷贱伤农，组织不合理，农民没有种田积极性问题，同等重要的原因还有农业资源先天不足，需要增大国土资源，增大农业水利等基础投资。我国农业的资源条件先天不足，耕地面积不到美国一半，适耕地更少。农业生态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繁，北方无灌溉即无农业，南方无排灌即无农业，是典型的抗逆性高成本高风险、低收入低保障产业。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求国家进行长期的国土整治和水利建设投资，实施南水北调，并进行北方沙化区和南方山区水利系统建设，以使我国农业资源条件和生态环境质量逐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1979年调整后，对农业不投资改善基础，反而削减过去年年增加的支农投资，结果短短几年农业基础设施的老本就吃光了。提高一次收购价，也就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两三年。基础不改善，难免是灾害频繁常歉收，而平时又是高成本生产。这样，提价就只能是提高工价和对上年灾害进行补偿，对加强农业生产力并无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我国农业尚未达到高补贴高投入的阶段、农民仍处于低收入之时，进口的发达国家农产品价格就已接近或低于国产农产品销售价水平了。
3.唯一长线机电业，不当拳头当包袱。过去我国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得益最大，发展最快，水平最高的就是机电部门。实际上军工高精尖部门的水平距发达国家水平是很接近的。1979年纠“左”后，虽说“不打仗了”，但世界只是由政治军事竞争转向经济技术竞争而已，从外贸内需看，这个部门仍是新战场上的主力。
从出口看，由于机电设备贸易远较劳动密集型商品贸易所遇的贸易壁垒少，在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对手也少的多，至少比当时还以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为主的“四小龙”要高一个等级，应说环境不错。从内需看，耐用消费品要大上，机电业过剩生产能力刚好利用，而轻工、基础工业和农业的技术装备也要增数量、上等级。从机电部门技术经济特点看，不仅因其产品复杂，产业链长，比轻工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大得多，而且机电业除有资金密集的特点外，还是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也能解决就业压力大的问题（如日本汽车成本中70%为劳务人事费）。显然，这与简单劳动密集型的组装业只吸收劳动力、但技术等级低相比，好处要大得多。同时，机电业也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产业和主要订货方。
然而，要把在国民经济军事化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以军工为首的机电仪制造业转向为国民经济服务，满足1979年后的外贸内需的产业，是需要一笔军转民的改造投资的。由于军工、机电企业的技术结构特点，在军转民时，实际上必须在原军工或工业设备制造厂的基础上，再增设分厂、新车间和新工段。若原有技术工艺设备结构不技改就军转民，不仅原来的高位技术转不过去，只能降级利用，而且军需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方式对民品生产也不经济。
在1979年调整时，由于前述的认识偏误，对军工太多并未提起，对军工的过剩能力也未下决心军转民。直至后来军费猛减，再靠军品订货无饭可吃时，才急忙号召转产。对机电制造业的过剩生产能力如何改组利用，也是在既无改造投资也无调整计划的情况下，号召企业向市场需求找订货需求，生产适销对路消费品。由于未经改造，又急于找饭吃，很多省属小军工企业直接用本厂的通用设备去干轻工专业化厂里专用设备干的活，结果是设备精度降低了，产品却是质次价高。同时，由于基础工业基建项目大减，军需订货猛减，那些部属大机电企业、大军工企业订货不足，能力过剩，于是也不经改造，一齐拥到少数几个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上。
4.轻工大上大浪费。“轻工太轻”应该加强，但作为1979年以后投资增加最猛的轻工部门，却是无效投资最大的部门。造成这种情况的首要原因就是对高税利产品猛增投资。本来这些消费品生产能力并不小，只是原料和动力短缺，那么，本应增加投资的是农业和基础工业部门。至少对能力过大的产品不能再加增量投资，要加也只能加升级投资。比如机械手表原生产能力就不小，不应再加，要增加投资只能加到机电技术结合的石英电子表生产能力上。但这实际上要投到机电业，因为这是大型专业化电子企业才能干的活。而一拥而上，低水平重复的结果，就是短期内便造成能力过剩的闲置型浪费，使高税利就变成了低税利甚至亏损。
对能力不足、装备落后的产品增加投资时，本应把军工、机电部门的过剩能力经技改后转产。这些转产厂，既可是兼营厂，也可是零部件、元器件或工艺配套厂。但各地的轻工系统却不顾我国机电业能力过剩的状况，猛上项目，大加投资，而且还以“小土全”居多。结果短期内就出现耐用消费品生产能力过剩的浪费状况。据有关资料统计，在以老三件为代表的第一轮大上浪潮中，一种产品从面市到饱合的周期仅为18个月。由于新产品周期太短，搞得企业不得不频繁转产。很多企业不象工厂，活象个铁匠铺，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结果工装模具消耗之大，秩序管理之混乱，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既造成了质量、成本指标的严重恶化，也根本谈不上什么售后服务、商标信誉这一类问题了。
浪费大的另一个原因是技术设备引进上的低效混乱。本来应由制造者的机电和使用者的轻工共同引进国外技术，原因是原轻工部门技术差距太大，吸收消化不易，时间拖长，成本又高。而且轻工多为专业厂，对技术需求狭窄，引进后扩张效果不大。而机电业与国际技术差距最小，在引进吸收使之国产化上，比轻工部门容易得多，若在军民兼营的综合大厂中引进先进技术工艺，其扩张效果就要大得多。但现实情况却是不引进技术，只由使用者直接买设备，这既拿不到技术，又出让了国内设备市场份额，而且设备维修、零部件补给还须依赖国外。最后，引进的技术设备对国内原材料和其他配套条件都不能完全适应，这也是引进技术并国产化过程中才能解决的问题。但我国以轻工为主的引进，却是由不懂制造技术的生产厂直接引进，且设备引进大大多于技术引进；技术水平低的轻工设备制造厂引进技术多于机电仪制造厂；多头引进万国牌，重复引进乱花钱，都买总成组装厂，谁也不管前序元器件、零部件、材料半成品的引进。50年代打基础时，我国总共借了20亿美元的外债就从无到有地建起了现代化的重工和军工部门。80年代我国工业基础已大大加强，并拥有半工业化国家的机电仪制造业。可是我们仅为增产耐用消费品，就借了400亿美元的外债，这个投入产出比岂不令人吃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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