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士族与慕容氏政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族论文,政权论文,慕容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胡十六国时，辽东地区的慕容鲜卑迅速崛起，进据中原，建立前燕政权。汉士族与慕容氏政权的崛起有至深关系，并成为慕容氏政权中重要的权力集团，使这个政权表现出强烈的汉化倾向。但是慕容氏在中原建立统治后，为维护本民族利益，建立起鲜卑军事贵族的专政，使前后期的政权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笔者就此问题试做探讨。
一
从西晋永嘉之乱后慕容廆广招汉士族至永和五年（公元349年）慕容儁讲武邺都、进图中原之前，慕容氏东征高勾丽、扶余，西并段部，北灭宇文，统一了辽东地区。我们把这一时期划为政权前期。
慕容部长期游牧于辽西辽东一带[1](P2803)。太康十年（公元289年）迁至棘城（辽宁锦州附近），开始农业定居生活[1](P2804)。这时，它的实力尚弱，本部人口大约也就一、二万人，常受到宇文部（生活于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的鲜卑部落）和西边段部（生活于辽西地区的鲜卑部）的寇略。两部恃强虎视慕容部，有并吞之心，慕容氏只得“卑辞厚币以抚之”[1](P2804)。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大量的中原士族逃难来到幽州投靠慕容，为其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注：据《晋书》卷九十七《吐谷浑传》载：涉归分庶长子吐谷浑一千七百户。慕容是嫡子，所得户数必不会少。以此推测，慕容初迁于棘城时本部人口当有一、二万人。）
（一）汉士族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成为慕容部前期的经济支柱
投靠慕容氏的汉士族也多是举族而来。如黄泓，避乱于蓟，“乃率宗族归廆”[1](P2493)；平原人宋该，“与同郡杜群、刘翔先依王浚，又依段氏，皆以为不足托，帅诸流寓同归于廆”[2](P2798)；东莱人鞠彭，“帅乡里千余家浮海归崔瑟，……比至辽东，瑟已败，乃归慕容廆”[2](P2874)。这些流民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慕容皝时，封裕在上书中谈道“先王（慕容廆）时流民多于旧土十倍有余”[1](P2823)。旧土人口史籍无载，我们大致推证如下：
1.慕容初统本部人口约一、二万人（见前论证）。
2.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慕容廆寇扶余，驱略万余人而还[2](P2590)。
3.太安元年（公元302年），慕容廆击败宇文部，俘斩万余人。……辽东孟晖，先没于宇文，帅其众数千家降于廆[2](P2765)。
以此推测，永嘉之乱前，慕容部大约有三万人是不成问题的，那么汉族流民则有30万之多，其中相当一部分由汉士族带来。慕容廆为之成立侨置郡县，“以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求郡，并州人为唐国郡”[1](P2806)。这些流民成为慕容氏控制下的编户农民，成为税收的主要承担者。开始，慕容氏对他们的剥削是很苛刻的。如慕容皝时，“以牧牛给贫家，佃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佃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1](P2822)。封裕认为剥削太重了，上书进谏。慕容皝采纳了他的建议，改依魏晋旧法：“借官牛官田者税什六，自有牛者中分。”[1](P2825)这些汉人的劳动成为慕容氏政权的经济支柱，为其政治军事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此外，这些汉人也承担兵役。如永和八年（公元351年），慕容恪与冉闵作战，“择善射鲜卑勇而无刚者五千人”[1](P2796)。此举透露军队中必有汉族及其它少数民族的士兵。因汉人兵源十分广大，汉族士兵的数目是不会少的。
（二）为慕容氏营造“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环境
汉魏以来，我国北方各民族融合有了很大进展，但长期以来儒家文化中“华夷之别”与“正朔相承”的观念仍很强。如渤海大族高瞻就因慕容廆是“夷”而不肯做他的官[1](P2813)
。再加之匈奴刘氏实施民族屠杀政策，进一步激发汉人的民族情感，“人心思晋”是很普遍的。所以当慕容廆不愿接受司马睿的封官时，鲁昌、高翊劝他：“今晋室虽微，人心犹附，宜遣使江东，示有所遵，然后杖大义以征诸部，不患无辞。”[2](P2845)慕容廆采纳了这条正确的政治路线，积极地与东晋进行交涉。
太兴三年(320年)，裴嶷出使建康。史称“初，朝廷以廆僻在荒远，犹以边裔之豪处之。嶷既至，盛称廆之威德，又知四海英贤并为其用，举朝改观焉”[1](P2812)。授慕容廆以安北将军、平州刺史。此后双方往来不断。咸康七年（341年），刘翔再次出使建康，为慕容皝求燕王。东晋有疑义，“翔留建康岁余，众议终不决”[2](P3043)。刘翔乃说中常侍彧弘：“朝廷矜虚名节，沮抑忠顺，岂社稷之长计！后虽悔之，终无及矣。”[2](P3043)此话震撼了晋室，于是封慕容皝为燕王。
慕容氏在诸部林立的情况下，举着“拥晋”的旗号，获得了广大汉人的拥护，“杖大义以征不从”，尽得“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利。
（三）汉士族所具有的丰富的统治经验和政治才干，对于早期处于统一兼并战争阶段的慕容氏尤其具有指导意义
太兴二年（319年），平州刺史崔瑟结高勾丽、宇文、段部进攻棘城，欲一举吞并实力尚弱的慕容部。慕容廆欲召还镇守徒河的慕容翰，集中兵力对敌。韩寿劝慕容廆说：“悉独官有凭陵之志，将骄卒情，军不坚密，若奇兵卒起，掎其无备，必破之策也。”[2](P2873)于是，慕容廆与慕容翰内外夹击，大破宇文。韩寿的建议很大程度上挽救了慕容部被覆灭的命运。
咸康四年（公元338年），赵石虎进攻棘城，“戎卒数十万，燕人震恐”[2](P3018)。慕容皝很不安，问高翊曰：“将若之何？”对曰：“赵兵虽强，然不足忧，但坚守以拒之，无能为耳。”[2](P3019)在赵兵强大的攻势下，慕容皝又欲出亡，刘佩劝他：“今强寇在外，众心恟懼，事之安危，系于一人。大王此际，无所推委，当自强以厉将士，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请出之，纵无大捷，足以安众。”乃将敢死数百骑出冲赵兵，所向披靡，斩获而还，于是士气倍增[2](P3019)。与后赵初次交锋获得胜利，不仅避免了覆亡的命运，而且为与赵氏争夺中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永和五年（公元349年），赵石虎死，赵大乱，慕容儁以新遭大丧（慕容皝卒于永和四年）未定进伐中原之心。封奕为其分析形势：“大王自上世以来，积德累仁，兵强士练。石虎极其残暴，死未瞑目，子孙争国，上下乖离，中国之民，堕于涂炭，延颈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扬兵南迈，先取蓟城，次指邺都，宣耀威德，怀抚遗民，彼孰不扶老携幼以迎大王？”[2](P3092)从而使慕容儁下定决心，抓住了这次进攻中原的重要机遇。
（四）通过传播儒家文化，培养慕容氏的统治人才
慕容氏特别重视让子弟接受儒家文化教育。如慕容廆“以平原刘瓒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束修受业焉”[1](P2806)；慕容儁“立小学于显贤里以教胄子”[1](P2840)。由此，汉士族为慕容氏培养出一批熟悉汉文化、娴于治理的统治人才，如慕容皝、慕容儁、慕容恪、慕容垂等等。他们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不自觉地接受了儒家的治国思想和政治伦理。
如慕容皝时，封裕进谏：“参军王宪、大夫刘明并以言事忤旨，主者处以大辟。殿下虽恕其死，犹免官禁锢。夫求谏诤而罪直言，是犹适越而北行，必不获其所志矣。”[1](P2824)慕容皝很诚恳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在诏书中回答说：“夫人臣关言于人主，至难也。虽有狂妄，当择其善者而从之。王宪、刘明虽罪应废黜，亦由孤之无大量也，可悉复本官，仍居谏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礼，其赐钱五万，宣示内外，有欲陈孤过者，不拘贵贱，勿有所讳。”[1](P2825)在这里，慕容皝表现出的完全是儒家的治国思想，可见汉文化对他的影响之深。
再如慕容恪和慕容垂。慕容儁将卒，以太子尚幼、国家多难，欲传位于慕容恪，慕容恪说：“太子虽幼，天纵聪圣，必能胜残刑措，不可以乱正统也！”[1](P2842)愿效周公辅政。慕容垂时，可足浑后与太傅慕容评欲诛灭之，亲党劝他发动政变，慕容垂说：“骨肉相残而首乱于国，吾有死而已，不忍为也。”[2](P3221)二人都表现出强烈的忠君思想，与咸和八年（公元333年）慕容仁、慕容昭发动叛乱时“吾辈皆体正嫡，于国有分”[2](P2990)的心理截然不同，可见儒家文化对慕容氏后继者的浸染。
综上所述，慕容氏政权的前期，汉士族在社会政治方面发挥着重大、特殊的作用。正因为这一点，他们成为慕氏政权中重要的权力阶层，管理中央政务，谋划重大的政治、军事行动。慕容廆时，以裴嶷为长史，“委以军国之谋”[1](P2811)。裴嶷西晋末年为昌黎太守，清方有干略，甚得慕容廆的敬异，称赞他说：“裴长史名重中朝，而降屈于此，岂非天以授孤也。”[1](P2812)因而任以腹心。如太兴二年（319年），与宇文部的战役中，“以其子皝与长史裴嶷为前锋，自将大兵继之”[2](P2873)；太兴三年（320年），“遣使献捷建康，妙简行人，命嶷行”[1](P2812)；占有辽东之地后，即以嶷为辽东相，控制辽北（冶襄平）地区[2](P2933)。裴嶷大约死于太兴三年（325年）。
继裴嶷之后，西晋东夷校尉封释之孙封奕成为慕容氏的腹心。封释去世前，嘱其孙奕于廆[2](P2773)。慕容皝以之为司马，任以腹心。慕容仁叛，以封奕为军谘祭酒抚慰辽东[2](P2990)。咸和九年（公元334年），遣慕容汗与封奕救柳城击退段氏[2](P2993)；咸康二年（公元336年），遣封奕帅轻骑追击宇文氏，大破之，再遣封奕帅数千骑伏于马兜山击段辽，复破之[2](P3006)。慕容皝称燕王后，以之为国相，总理政务[2](P3012)。
此外，高翊和阳鹜也是慕容皝时的重要谋士。高翊，慕容皝时任郎中令[2](P2985)。慕容皝即位，以之为玄菟太守[2](P2985)（因玄菟郡靠近昌黎，慕容氏皆选心腹为之郡守。后乙逸即以玄菟太宇任留台尚书，总理龙城政务[2](P3131)。后调任司马。慕容仁叛，被任为广威将军讨慕容仁[2](P2990)。咸康二年（公元336年），劝慕容皝渡海冰讨慕容仁，皝从之。群僚皆言涉冰危事，不若从陆道。皝曰：“吾计已决，敢沮者斩。”[2](P3005)平定慕容仁后，即以功封为汝阳侯[2](P006)。咸康四年（公元338年），石虎伐棘城，慕容皝取策皝于高翊。建元二年（公元344年），慕容皝欲伐宇元氏，谋于高翊，高翊说：“宇文强盛，今不取，必为国患，伐之必克。”[2](P3057)于是慕容皝自将伐宇文氏。在这次战役中，高翊中流矢而卒。阳鹜，慕容皝为世子时两人私交甚好。阳鹜的母亲“李氏博学有母仪，皝尝升堂拜之”[3]（卷九）。慕容皝即位后，任他为左长史[1](P2860)；慕容皝称燕王，任为司隶校尉[2](P3012)。慕容皝去世前，嘱托慕容儁说：“阳士秋忠干贞固，可托大事，汝善待之。”[1](P2860)
同样，汉士族亦被委以方面之任。太兴二年（公元302年），夺取辽东之地后，即以慕容宗室镇守辽东南部（治平郭），而以汉士族治理辽东北部（治襄平），如裴嶷、阳鹜在慕容廆时都曾任过辽东郡守（注：裴嶷为辽东相，见于《通鉴》卷九十三；阳鹜为辽东太守，见于《通鉴》卷九十五。
）。慕容仁据平郭叛乱，“东夷校尉封抽、护军平原乙逸、辽东相太原韩矫皆弃城走”[2](P2991)，慕容仁因此又占有辽北，于是“尽有辽东之地”[2](P2991)。慕容皝平定叛乱后，复以“杜群为辽东相，安辑遗民”[2](P2999)。
永和五年（公元349年），石虎死，赵大乱。慕容霸等上书请伐中原，慕容儁取策于封奕。于是以“慕容恪为辅国将军，慕容评为辅弼将军，左长史阳鹜为辅义将军，谓之三辅，慕容霸为先锋都督、建锋将军，选精兵二十余万，以待期”[1](P2831)。慕容氏进取中原，标志着政权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二
慕容氏政权的前期，汉士族构成重要的权力阶层，政权表现出强烈的汉化倾向。但是，全面考察慕容氏政权的始末，就会发现其根深蒂固的民族性。
（一）慕容氏始终保持着鲜明的民族意识
永和七年（公元351年），相国封奕等劝慕容儁称帝，慕容儁回答说：“吾本幽漠射猎之乡，披发左衽之俗，历数之录，宁有分邪？卿等苟相保举，以觊非望之事，实非寡德所宜闻也。”[1](P2834)称帝后，他对晋使说：“汝还白汝天子，吾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2](P3131)可见慕容儁仍把自己定位于鲜卑少数部族，是承中国之乏，幸运地获得了本不敢窥望的中原帝位。
太和五年（公元370年），前秦王猛大败慕容评军队，攻占邺都。“初，燕宜都王桓率众万余屯沙亭，闻评败，率鲜卑五千奔龙城”[1](P2858)。弃之不顾的其他士兵很可能是汉族或其他部族的士兵。可见鲜卑人之间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纽带是很强的。
苻坚灭前燕后，迁于长安的鲜卑人表现出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时时要恢复燕祚。如慕容桓之子凤，“年十一，阴有复仇之志，鲜卑、丁零有气干者皆倾身与之交”[2](P3241)。前秦的许多大臣都认识到这一点，劝苻坚：“鲜卑、羌虏，我之仇敌，常思风尘之变以逞其志。”[2](P3308)太和十九年（公元384年），慕容
结长安城内鲜卑为乱，为苻坚所察，慕容肃献策：“事必泄矣，入则俱死。今城内已严者，谓鲜卑之众也。不如杀使者驰出，既得出门，大众便集。”[2](P3338)事败后，苻坚“杀及宗族，城内鲜卑无少长、男女，皆杀之”[1](P2925)。
（二）表现在慕容氏的部落组织制上
迁都棘城之前，慕容部游牧于辽东北境。迁至棘城后，虽然开始了农业定居生活，但仍未改变原有的部落织。因此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慕容廆“以封奕补小部督”[2](P2773)。永嘉之乱后，大批汉人涌来，慕容廆设立侨置郡县，集中分布于柳城地区[2](P3019)，可见并未打破棘城原有的鲜卑部落，所以，廆卒，皝以平北将军行平州刺史，“督摄部内”[1](P2815)，并以高翊为玄菟太守。“部内”应该即指棘城的鲜卑及其它杂夷，因为以鲜卑本部为主，故称“部内”，另外又任命其它地方官。《通鉴》卷九十九载：“永和八年（公元352年），儁使中部俟
慕舆句督蓟中留事。”胡注曰：“俟，盖亦鲜卑部帅之称。”可见鲜卑部落组织一直是存在的。苻坚灭前燕，迁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1](P2858)。能够这样大规模地集中迁徙，必是慕容氏迁至邺都后，仍保留原有的鲜卑部落组织。太元九年（公元384年），“昌黎鲜卑卫驹率众”投降慕容垂[2]（第3220页），很可能是慕容氏迁都时留于昌黎的鲜卑部落。
慕容氏在发展过程中，吞并了辽东地区的许多部族，如高勾丽、扶余、宇文、段部等，慕容氏同样保留了他们的部落组织。封裕在给慕容皝的上书中写道：“高勾丽、百济及宇文、段部之民皆兵势所徙……，今户垂十万，狭凑都城，恐方为国家深患。宜分其兄弟宗属，徙之西境，抚之以恩，检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住，知国之虚实。”[1](P2824)那么，慕容氏如何统治本部及其它杂夷呢？史书中记载了三条相关史料：（1）廆卒，皝以平州刺史督摄部内[1](P2831)；（2）（皝称燕王，燕晋亦封）世子儁为东夷校尉左贤王[1](P2831)；（3）儁即燕王位，以兄交为左贤王[2](P3085)。
东夷校尉是中原王朝设置的管理辽东地区的少数民族官职；而左贤王作为单于之储贰和助手，地位是很高的，慕容皝以世子、慕容交以长兄任此职。所以，很可能由慕容氏的最高统治者或左贤王统领鲜卑本部及其它杂夷。这样，慕容氏虽早已建立起完备的中原封建官僚体制，但同时并行着另一套部落组织制。
（三）表现在慕容氏皇族的婚姻状况上
《通鉴》卷八十二载：段国单于以女妻慕容廆，生皝、仁、昭。则慕容廆后为鲜卑段氏。慕容皝后亦段氏，生慕容儁。《通鉴》卷一百载：段部鲜卑段龛“与儁书，抗中表之仪”。则慕容皝后亦段部鲜卑。慕容儁后可足浑氏，为辽东鲜卑。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慕容“立皇后可足浑氏，太后从弟尚书令豫章公翼之女也”[2](P3214)。太后即指慕容儁后可足浑氏。则慕容后亦为辽东鲜卑。
升平二年（公元358年），慕容垂、慕容德聘鲜卑段仪二女为妃。此时，段部已灭，段氏作为被征服部族入仕于慕容氏，地位并不很高。所以慕容垂妻元妃未嫁时说自己的志向“不愿为凡人妻”，妹季妃慕容德妻）也表示“不愿为庸夫妇”，招致邻人的嘲笑[1](P2524)。此外，可足浑氏大概是慕容氏所吞并的辽东地区的鲜卑部落，亦非贵姓。所以，慕容垂前妻段氏（段末柸女）“自以贵姓，不尊事可足浑后”[2](P3172)。
由此可见慕容氏诸帝婚于鲜卑族的倾向性是很大的，并非完全出于一种政治联姻，更多地源于深层的民族心理。
（四）表现于政权上，即鲜卑军事贵族控制政权
前期由于慕容氏刚脱离游牧生活不久，鉴于汉士族所发挥的特殊、重大的作用，由其管理中央政务，也参与了一些军事行动，成为重要的权力阶层。但鲜卑贵族却牢牢地控制着军队，重大军事行动，皆以鲜卑贵族为主帅。
慕容廆时，慕容翰以重兵镇徒河，防御段部；慕容仁镇平郭，防御高勾丽[1](P2806)。中央军队则任慕容皝为主将。如太兴二年（公元319年）以慕容皝与裴嶷击宇文部；永昌元年（公元322年），以慕容皝袭段未柸[2](P2910)；太宁三年（公元325年），以慕容皝率索头（拓跋）、段国击宇文部[2](P2933)。
慕容皝时，以慕容恪镇平郭，慕容霸镇徒河。中央军队亦多任鲜卑贵族为主将。如咸和八年（公元333年），以高翊与建威将军慕容幼、慕容稚，武威将军慕容军，宁远将军慕容汗讨慕容仁[2](P2990)；咸康二年（公元336年），慕容皝亲帅慕容评讨慕容仁[2](P3005)；咸康五年（公元339年），以前军师将军慕容汗、广威将军慕容军、折冲将军慕舆根、荡寇将军慕舆泥袭赵辽西[2](P3030)；建元二年（公元344年），伐宇文部，以慕容翰为前锋将军，刘佩副之；并命慕容军、慕容恪、慕容霸及慕舆根分道并进[2](P3058)。
永和五年（公元349年），慕容氏开始进取中原的战争。在此过程中，慕容恪和慕容评成为指挥全军的主帅。永和七年（公元351年），以慕容恪帅重军攻中山，连下赵郡、中山；以慕容评攻王午于鲁口[2](P3118)。永和八年（公元352年），以慕容恪攻冉闵，以慕容评帅精骑万人攻邺，并以广武将军慕容军、殿中将军慕舆根、右司马皇甫真帅步骑二万助慕容评攻邺[2](P3124)。慕容恪灭冉闵后，再帅封奕、阳鹜攻王午于鲁口[2](P3128)。
中原战争的胜利，标志着慕容氏政权进入新的建设时期。鲜卑统治阶级内部成长起一批文武兼通的人才，汉士族在前期政权中的特殊作用日益丧失。到此，在中原战争中进一步扩展了实力的鲜卑军事民族控制了军政大权，汉士族逐渐退出核心权力层。
永和八年（352年）十一月，慕容儁称帝，以封奕为太尉，阳鹜为尚书令，慕容恪为侍中[1](P2834)。永和十年（354年）二月，即以慕容恪为大司马、侍中、大都督、录尚书事，慕容评为司徒，阳鹜迁为司空[2](P3140)。升平四年（360年），慕容儁去世后，以慕容恪为太宰，慕容评为大傅，阳鹜为太保，慕舆根为太师辅政[2](P3180)。慕容恪和慕容评实际控制着军政大权。因为汉士族退出核心权力层是一个逐步的过程，此时仍担任重要职务，但是仅是据高位“拱默而已”，一切政事皆决于慕容恪和慕容评。如升平四年（公元360年），慕舆根欲为乱，“恪乃与太傅评密谋，密奏根罪状，使右卫将军傅颜就内省诛之，并其妻子党与”[2](P3181)；平定慕舆根之乱后，“恪虽综大任，而朝廷之礼，兢兢业业，每事必与评议之，未尝专决”[2](P3181)。
太和二年（367年），慕容恪去世前嘱托慕容臧：“大司马总统六军，不可任其非人。我死之后，以亲疏言之，当在汝及冲。”[2](P3209)慕容臧为燕主慕容之兄，慕容冲为慕容之弟。可见汉士族完全被排除在核心权力层之外。
慕容恪死后，慕容评总理朝政。以慕容冲为大司马，总统六军[2](P3209)，汉士族地位愈益下降。前奏派奸细郭辩窥探燕的情况，皇甫真时为司空，领中书监，“白清穷治之（郭辩），评不许”[2](P3206)。太和三年（公元368年），前秦苻廋欲以陕城降燕，慕容评不纳，慕容垂对皇甫真说“方今为人患者必在于秦”，皇甫真却感慨地说：“然，吾虽知之，如言不用何？”[2](P3210)
后期政权不仅用以慕容恪和慕容评为首的鲜卑军事贵族把持最高权力，鲜卑贵族愈益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中央重要职务。如阳鹜迁为太尉后，辽东鲜卑可足浑翼继任尚书令[2](P3214)；皇甫真迁司空后，悦绾为左仆射[2](P3210)；慕容德任魏尹（因前并都邺）[2](P3209)。禁军首领则有领军将军慕舆根，艾郎继慕舆根为殿中将军，左中郎将慕容筑，中军将军慕容虔，虎贲中郎将染干津，惟有左卫将军孟高和护军将军傅颜不知为何族属（注：慕舆根为殿中将军、慕容虔为中军将军见《通鉴》卷一百；慕容筑为左中郎将，见《通鉴》卷一百一；染干津、孟高、艾郎等，见《通鉴》卷一百二；傅颜，见《通鉴》卷一百一。）
地方上，慕容宗室亦被委以方面之任。永和八年（公元352年），慕容儁以慕容评为镇南将军，都督秦、雍、梁、益、江、扬、荆、徐、兖、豫十州诸军事，权镇洛水。此后，慕容垂和慕容筑先后担任荆州刺史，防御东晋（注：慕容评事，见《通鉴》卷九十九；慕容垂为荆州牧，见《通鉴》卷一百一；慕容筑为荆州牧，见《通鉴》卷一百二。）
。慕容尘以镇南将军为青州刺史，慕容友以征东将军为冀州刺史，慕舆泥以平北将军戍云中，慕容桓以镇北将军戍沙亭附近，慕容垂曾以平州刺史镇辽东，后慕容亮以镇东将军镇龙城（注：慕容尘为青州刺史与慕容垂镇辽东，见《通鉴》卷一百；慕容亮，见《通鉴》卷一百二；慕容友、慕舆泥、慕容桓，见《通鉴》卷一百一。）
。悦绾先为并州刺史，调任左仆射后，以孙希为并州史，不久即以慕容庄任并州刺史（注：孙希为并州牧，见《通鉴》卷一百一；悦馆见《通鉴》卷一百；慕容庄见《通鉴》卷一百二。）
。惟豫州刺史先后皆任以汉士族：先任孙兴，后任李邽（注：孙兴为豫州刺史，见《通鉴》卷一百一；李邽，见《通鉴》卷一百。
五胡十六国时期，是我国北方民族融合的激烈时代。史界每提到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常以前秦苻氏和鲜卑慕容氏为汉化代表，而未能足够重视慕容氏政权的民族性。这个民族性贯穿于慕容氏政权的始末，给其政权结构以巨大的影响，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统治阶层的范围不断缩小，权力愈益集中于鲜卑军事贵族手中，必然导致政治腐败，这是加速前燕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希望这个问题的提出，能够加深我们对整个五胡十六国时的民族融合、尤其是少数部族的汉化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