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利率监管机制的雏形——来自温州的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温州论文,雏形论文,利率论文,民间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温州民间金融发展概况
(一)温州民间金融的发展阶段
温州民间金融产生于清朝以前，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私人借贷、集资、企业间借贷、信息公司、基金会、会(标会、台会等)、钱庄和当铺，如今存留下来的以地下钱庄、典当行(当铺的前身)和财务公司为主要形式。
改革开放后温州民间金融借贷得到了迅速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互助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温州农村的家庭工业纷纷涌现，对资金的需求量大大增加。由于缺乏担保抵押品，它们极难从正规金融机构取得融资，而民间金融能弥补正规金融的这种不足，获得快速发展。到二十世纪80年代初，这种民间借贷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温州大多数家庭都进入到这一民间借贷循环中。这一阶段的民间金融以互助为主，是民间自发调节资金余缺的一种方式，借贷利率较低且参差不齐，基本上月息在1％以内，最高达到4.5％，利率水平高低取决于借款数额、期限、对资金需要的缓急程度以及借贷双方的私人关系等因素。借贷双方直接见面，签订借款合约或者口头约定，有的要有中人作保。这一阶段借款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市场意识，贷款人具有一定的风险意识。第二个阶段是民间金融中介的出现。由于传统的一对一的借贷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出现了新的民间借贷方式——银背者，他们从放款人那里得到资金，再以稍高利息贷给借款人以盈利，借款月息有所提高，一般为2％—2.5％左右，高的达到3％—5％，甚至6％。后来出现了私人钱庄，他们以自有资产作为担保低息吸收资金，再以高息贷出，形成了民间金融组织。这一时期各种民间借贷活动对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据统计，这一时期温州民营企业融资的70％来自民间借贷。第三阶段为无序阶段。这一阶段出现各种“会”，开始主要以互助为目的，后来变成筹资手段，最后竟成为投机诈骗的手段。第四阶段为稳定发展阶段。经过清理整顿，温州的民间金融借贷于1992年前后开始走上平稳发展的轨道，月息保持在3％左右，同时城市信用社开始发挥作用，并于1996年组建成为温州城市合作商业银行，1999年取消农村合作基金会，后来当地政府又出台一些有利于民间金融发展的政策措施，促使民间金融运作逐步“规范化”。
(二)温州民间金融发展的规模
有关数据显示(见表1)，温州民间金融由快速发展到相对放缓的转折期大约发生在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前后)，估计民间融资规模约为4.5亿元，全市银行贷款余额7亿元，民间融资约为银行贷款的65％；在1991年左右，估计民间融资规模与银行贷款之间的货币数值之比为4：5，民间融资约为银行贷款的80％，融资规模的绝对量也由4.5亿元增加到40亿元，实现了快速扩张；但到了2001年，民间信用规模总计约为300—350亿元，银行贷款708亿元，二者比例下降为45％，目前这个比值还在不断下降。尽管2004年监控到的民间金融借贷资金比2003年平均增长17％，资金规模在不断增加，2007年达到390亿元，但是民间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慢于银行贷款市场，比值明显下降。民间金融借贷的发展速度趋于回缓期，在区域金融结构中逐步由高风险、高收益的投机性经济行为走向理性化、转型化的金融活动。
(三)温州民间金融的作用
温州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民间金融始终都发挥着正规金融无法替代的作用。郭斌等(2002)以温州为例对中小企业发展与民间金融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民间金融是温州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程蕾(2004)运用回归分析法及模糊数学法对温州民间金融与民营企业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民间金融资本的作用不同，在民营企业的创业初期所起作用大于正规金融。有学者根据“需求法”匡算温州民间金融对GDP的贡献，所得出的结论是：1999-2003年温州每年的GDP增长中，约有3成由民间金融资本投资直接拉动。温州民间金融弥补了融资缺口；打破温州正规金融的垄断局面，形成竞争氛围，促进了正规金融机构提高服务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优化资源配置功能，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除此以外，民间金融在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市场化利率水平及形成农村金融体系多样化格局方面都有着积极意义(蒲祖河，2005)。
(四)温州民间金融发展的趋势
温州民间金融从发展趋势上看将逐步发展为依法经营的个体组织。温州的经济发展模式经过几次“蜕变”之后，已逐步走上技术性的路子，而高新技术行业最大的特点就是风险大、收益高，缺少融资的途径。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民间金融借贷仍然会继续发展，甚至有可能成为民营企业融资的主要形式。但依靠以往的“会”或低利率的亲友借贷等形式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已无法满足新型企业发展的需要。宋晗等(2007)认为，温州民间金融发展的高级阶段应该是民营银行，事实上在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稍微放宽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或把民间金融同外资金融一视同仁，民间金融还可以朝社区银行或信用合作社的方向发展。
二、民间金融利率监管机制的运行情况
(一)温州民间金融利率逐步趋于理性
二十世纪80年代，央行连续几次加息，当1988年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达到12.06％的历史最高水平时，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也飙升到45％；而1997-2004年央行连续7次降息，民间借贷的平均利率也从月息2分以上降到月息1分以下。特别是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在温州设立民间金融监测点之后，进一步引导民间金融利率回归理性。2004年后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及贷款基准利率的上调或下降，温州民间金融的借贷利率水平也呈现理性的上扬或下调(见表2)。
温州民间金融利率还具有随借贷规模而反向变化的特点，表3显示民间借贷月利率从平均规模38.2万元的5.73‰，增加到3.3万元的18.96‰，借贷规模降低而借贷利率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小额借贷基本用于消费，所以利率相对较高，而大额借贷基本用于发展生产，所以利率较低。对形成这种利率高低的原因，张德强(2010)研究认为，如果考虑产权制度的风险“贴水”的合理性，和正规金融存在的寻租情况相比较，民间金融利率水平和正规金融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温州民间金融具有民间金融的共性优势，首先是在对借款人还款能力的甄别上具有信息优势，能防止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出现。其次是其担保的灵活安排缓解了贫困的农民和中小企业面临的担保约束。再次是操作方便灵活，具有节约交易成本的优势。但还存在以下的问题：一是规模小，无法形成规模效应，满足不了企业规模化发展的需要；二是民间借贷的利率过高，超过国家借贷基准利率的4倍；三是民间金融隐藏有非法金融的风险。当国家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时，民间金融很可能逆经济政策行事，给国家宏观调控带来困难。
为使民间金融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国家及温州当地政府也曾出台过一些政策来监管温州民间金融，如2002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针对温州民间金融的特殊性，在温州设立首个民间金融利率监测点；2002年8月，针对温州民间金融借贷活跃的特点，温州商业银行推出了委托借款业务①，试图将民间借贷活动纳入官方金融体系，促进其健康发展，但事与愿违。2003年，温州被确定为全国金融改革试点城市，对温州的民间借贷活动带来一定的影响②。从实际的效果看，在政府实施的监管措施里，设立温州民间金融利率监测点，来引导民间金融发展的措施比较有效。本文将着重分析设立监测点前后温州民间金融利率及其发展的情况。
(二)温州信用社贷款浮动利率与民间金融利率的关系
在借贷利率的设定上，温州信用社利率是在国家基准贷款利率的基础上根据经济形势浮动，民间金融在很大程度上将信用社利率作为自己利率设定的参照系。
那么，信用社贷款利率与温州民间金融利率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呢？信用社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始于2002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温州瑞安市信用联社和苍南县信用社下辖的农村信用社在法定利率的基础上贷款利率可上浮100％。2003年银发[2003]250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自2004年1月1日起，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不再根据企业所有制性质、规模大小分别制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到[0.9，1.7]，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到[0.9，2]。因此，2002年以来信用社的贷款利率基本在国家基准贷款利率的[0.9，2]的区间浮动。由于只有2002年以来的温州信用社利率数据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序列只有7个数据，而2002年以前执行的是国家基准贷款利率，所以无法做二者的格兰杰因果检验，但可以做相关性检验。假设其他金融政策不变的条件下，二者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
为自变量，代表温州信用社的贷款利率，
为因变量，代表民间金融的利率，进行简单的一元方程模拟回归分析，得出如下关系式：
由于的系数为正，与表现出正相关关系，且统计值T=2.2602，
值较大，表明温州民间金融利率与信用社贷款利率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存在同向关系，温州信用社贷款利率上浮，民间金融利率也上升，信用社贷款利率下浮，民间金融利率也下降，在二者的散点回归分析图中，这种正相关性更加直观(见图1)。但在2002年以前，信用社未实施利率浮动机制时，二者的贷款利率相关性及其微弱，在统计学上也极不显著。
温州民间金融利率的调整受信用社利率的影响较大。信用社贷款利率依据国家基准贷款利率上浮或下浮，具有拉上或拉下民间金融利率的作用，利率监管机制可以起到突出的作用。
(三)利率监管机制的辅助性政策
为更好地监管民间金融，2005年，温州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民间融资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是实施利率监管机制很好的辅助性政策，能使民间金融利率监管机制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它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首先，对于民间融资的管理，提出要按照“谁主管、谁整顿；谁批设，谁负责；谁用钱，谁还债；谁担保，谁承担”的原则，明确职责，落实责任，并明确民间资本管理要实行“属地管理”的原则。其次，提出疏堵结合，规范民间融资行为。规定“对民间个人借贷利率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4倍以上的高利贷行为，其超过的高息部分不受法律保护”，强调要严厉打击以牟取暴利为目的的各种非法融资活动，并进一步明确民间个人借贷行为、典当行、担保公司、租赁公司、各类投资公司、票据业务的管理职责和明令禁止行为。再次，要求“合理引导，将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对民间金融监管初步形成金融办、公安局、工商局、银监局、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管理的模式，这有利于民间金融利率监管机制的实施。
三、温州实施民间金融监管的效果及经验
无论是官方基准借贷利率还是温州信用社借贷利率，对民间金融利率都产生同向的影响，而信用社借贷利率的影响更加直接。因此，利率监管机制对配置资源的作用明显。据温州市政府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截至2007年底，温州已注册各类担保机构近250家，但其中多数担保公司银行是不认可的，目前与银行建立了合作关系、正式开展担保业务的担保机构还不到总数的1/4。2007年，企业营运资金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融资三者的比例为54∶17∶28，民间融资的比例高于银行贷款，比2005年上升了1倍。在390亿元民间借贷资金中，120亿元投向企业生产，占民间借贷资金的30％；64亿元投向股市和基金，占民间资金的16％；95亿元投向外地矿业开采，占民间资金的24％；其余占民间资金30％的110多亿元投向比较分散，既有生产借贷，也有生活借贷。民间融资规模略有增长，并出现逐步规范化趋势，签订合同的情况越来越多，而且合同要素日趋完备。从利率来看，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的平均利率比常规贷款利率稍高，但未高出太多，2002年以来均没有超过2倍。从个体来看，仍然存在“高利贷”现象，新型的财务公司、担保公司等民间金融机构大量存在地下经营放贷业务的现象，影响了该地区金融市场的有序发展。
温州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民间金融的贡献，在鼓励和监督、管理民间金融方面，温州有以下的经验：
(一)设立、健全民间金融利率监测点，及时掌握民间金融利率情况
2002年，央行将温州定为民间利率监测试点城市，以推进存贷款利率的改革。截至目前，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已在当地基层金融机构设立400个监测点，由信贷员负责调查汇总。网点的铺设也具有一定组合性，既针对民间借贷最集中的乐清、瑞安等集镇，也包括泰顺、文成等经济相对落后的集镇。期限分一月内、六个月、一年期、一年以上。借贷关系分个人借给个人、个人借给企业、企业借给企业和企业借给个人等四种。通过对民间金融利率的信息收集，能够及时掌握民间金融的动向。
(二)建立、健全制度规章，引导民间金融合理发展
温州市政府与民间金融管理各相关政府部门出台了近10部规范性文件，每年都要进行民间金融发展情况的调研，并撰写报告披露民间金融市场信息，增强了民间金融市场信息的对称性，降低了民间金融的风险。
(三)信用社利率市场化
对贷款利率实施监管的有效前提是信用社的借贷利率是一种市场化的利率，同时还需要各部门协调配合，利率监管机制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2002年温州市信用社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后，其借贷利率基本是一种市场化的利率，使民间金融利率基本表现出与其同向变化的趋势。
综上，虽然温州在监管民间金融方面已取得很好的成效和经验，但温州民间金融监管的利率机制还没完全建立起来，只是对民间金融实施了利率监测，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利率监管机制。当地政府和监管当局在鼓励民间金融发展方面的措施还不完善，民间金融进入市场的门槛还比较高；监管力度较弱，对非法的民间金融活动打击的力度还不够。这样事实上形成双向促进民间金融以地下形式发展的态势。另外，利于利率监管机制发挥作用的三方监管模式还没建立。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民间金融利率监管机制的运行，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完善。
注释：
①所谓委托贷款是指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委托人提供资金，由温州市商业银行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借款人)、用途、金额、期限和利率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
②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于2003年1月份对此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共涉及民间借贷328笔，金额5666万元，最高利率为月息20‰，最低利率为5‰。结果显示民间金融借贷关系以个人借给个人为主，借贷主要是用于生产经营，借贷期限以6—12个月居多；各类借贷中，家用消费的平均利率最高，企业借给个人的平均利率最低；从地区来看，各地区间利率水平有较大差异，经济发达程度与利率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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