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历史之“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之二论文,中国论文,中西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 “经世文编”中的“西史”与“外史”
检讨史学在晚清的发展，王国维的审察也甚值重视。此一时期，乃王所揭示的有清一代“学术三变”之第三期：“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注：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遗书》第2册，第582—586页。）所谓“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正显示晚清史学成长的一道独特景观——关于边疆史地研究与外国史地研究大致是同步发展的。（注：瞿林东；《中国文化通志·学术典·史学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7—81页。另外，研究者还揭示出“经世致用”传统，尤其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对国粹派史学观念的影响，见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8—209页。）但这样的研究是否是在史学的自主意识下展开，却颇值斟酌。原因无他，这道景观的形成，只是“经世致用”思想作用下的结果。因之，也有必要考虑各种“经世文编”中，史学论著是如何呈现的，具体选择的文章又有怎样的差别。基于此，史学的定位，换言之，史学走向中心究竟预示着什么，也更了然。
史学论著在“经世文编”中的“呈现”，由于学科分类上的困难，或难以判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援据历史”本是各种“经世”主张基本的论述方式，如魏源代贺长龄撰写的《皇朝经世文编·叙》，就明示该书编撰的四项原则之一乃“今必本夫古”（其他三项为“事必本夫心”，“法必本夫人”，“物必本夫我”）。（注：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叙》，贺长龄辑：《清朝经世文编》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1页。）并且强调要注重研究当代之典制及其历史沿革：“盖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注：《皇朝经世文编五例》，《清朝经世文编》1，第7页。）这种“通经致用”的思想，阐明的是大义需直接面对经文始可获得，即所谓“经有奥义，有大义，研奥者必以传注分究而始精；玩大者止以经文汇观而自足。”（注：魏源：《论语孟子类编·序》，《魏源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45页。）这在《文编》中也随有体现，譬如“学术”类所选《衡王》一文，对此就有贴切发挥：“六经同体而异用，文中子因其用而识其体，识其体而达诸用。其述《易》也，于运行之智，有以知其时；其述《书》也，于变化之制，有以识其中；其述《诗》也，于兴衰之由，有以得其要；其述《礼》也，于三才之接，有以达其奥；其述《乐》也，于九变之治，有以观其成；其述《春秋》也，于王道之轻重曲直，有以取其衷。”（注：汪缙：《衡王》，《清朝经世文编》1，第107页。）
刘广京称魏源所撰《皇朝经世文编·叙》“不啻为晚清经世运动之宣言”，（注：刘广京：《魏源之哲学与经世思想》，《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第364页。）这算得上见道之论。晚清与民国初年，曾有多达20余种的“经世文编”相与赓续。这一现象的出现，固可说“经世致用”思想已深入人心，也是因为对“经世”之理解，代有不同。俞樾在为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所作的序中说：“近来风会日辟，事变益繁。如洋务为今日一大事，非原书海防所能尽也；奉天、吉林、新疆、台湾各设行省，因地制宜，非原书吏治所能尽也；开矿自昔有禁，而今则以为生财之大道，非原书钱币所能尽也；军国之用，取给抽厘，非原书榷酤所能尽也；有轮船以行江海，近又有轮车以行陆，非原书漕运所能尽也；中西算学日新月盛，朝廷辟馆以造就人才，且宽其格以取之，非原书文学所能尽也。”（注：俞樾：《皇朝经世文续编·序》，葛士濬辑：《清朝经世文续编》9，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1页。）正由于此，不同文本实际构成“呈现”“历史”的基本资源。（注：参见日本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编：《清朝经世文编总目录》，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无出版时间]；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尤其是第11章“晚清‘经世文编’的编纂”。）
贺编《皇朝经世文编》计分8纲65目。由于立于传统学术架构，正可据此检验后出之各种“经世文编”如何因应风气之转移。葛士濬即慨于“世局既有变迁，议论因之日积”，1888年编成《皇朝经世文续编》刊行。其中最突出的是“洋务”思想纳入“经世文编”中。专设有“洋务”一纲，系以7目：洋务通论、邦交、军政、教务、商务、固圉、培才。内中文字除我们熟知的那些洋务官员，以及出使外洋的外交官的奏疏文章，还收有丁韪良（W.A.P.Martin）有关外交的文章15篇，而引人瞩目的是将“算学”列于“文学”目下。按葛的见解，“《贺编》学术文学类于经子史学大纲暨诸儒论文，采取略备，而仍不及算学。”同时“天文、乐律实古圣法治之本原，而制器、测地尤近今经纶之要务，非可以一艺目之，况其致用尚不止此。阙而莫载，遗憾实多。”（注：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例言》，《清朝经世文续编》9，第3页。）于是将有关天文算学的文章析为3卷，列入“文学卷”。认识到天文算学的重要性，已是“援西入中”的直接后果，这里还显示对于这些新知，该如何安置，实已构成无法避遁的问题，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且将新酒入旧瓶”。这一情况也反映在1897年出版的盛康编《皇朝经世文三编》中。该书体例袭自葛编，卷首即是“学术”，分别为原学上、原学下、法语、广论上、广论中、广论下（附医理）、测算上、测算中、测算下、格致上、格致下、化学。就此而言，可以明确的是“学术”的内容已有较大改观，然所做取舍，似乎又远不是那么一回事。譬如“学术”里列出“化学”，本已蹊跷，耐人寻味的是竟收有《中外化学名词异同考》、《物体凝流二质论》、《物体本原》、《电报》、《电学考》、《（问锻）煅炼金质试验熔度而电池之金何以必用一阴一阳方能生电说》等这样的文章。用不着特别指明，其中一些文章，归到“化学”，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
“历史知识”在“经世文编”中的“呈现”，是颇难厘清的。可以确定的是，对于历史的兴趣，始终还是在“洋务”层面。葛编《皇朝经世文续编》“洋务”一纲已有涉及外洋历史的内容，相较而言，《皇朝经世文三编》尤胜一筹。涉及外洋历史的内容大致包含在“洋务卷”中，分别是外洋沿革、外洋军政、外洋疆域、外洋邻交、外洋国势、外洋商务，以及外洋通论一至外洋通论六。1898年刊行的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共计21卷，其中卷16为“外史”，分上中下3卷。涉及西方及日本各国何以强，及海外政策等方面的内容；纯粹为历史的内容，倒也不多。值得重视的是卷20之“学术篇”，收有《史学》一文；卷21“杂录篇”，则收有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揽要序》。这样的安置，不易理解，要么是没有将此书作为“史学”书籍对待，或也有中西之别。不管怎样，史著之被纳入各种“经世文编”中，明显传递的是这样的信息，“历史知识”构成“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也多以“外史”的方式命名。（注：可以补充的是，光绪二十三年点石斋印《时务通考》，总计31门中，卷22之“史学”分目为：“史学一俄罗斯”，“史学二英吉利”，“史学三法兰西”，“史学四德意志”，“史学五米利坚”，“史学六日本”，“史学七朝鲜”，“史学八印度、波斯、罗马、土耳其、希腊、埃及、阿刺伯”，“史学九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史学十瑞玺、瑞典那威、丹麦、墨西哥、秘鲁、巴西、安南、暹罗、缅甸、吕宋、阿富汗、澳洲、智利、坎拿大、银国、巴拉圭、乌路圭。”同样显示史学被定位于“外史”。）
1901年邵之棠编《皇朝经世文统编》首次出现了“史学”的分类。该书卷1为文教部，分为学术、经义、史学、诸子、字学、译著、礼乐、学校、书院、藏书、义学、女学、师友、教法、报馆。史学所收文章，除传统史学样式文章，也收录了中国人所写的涉及外部世界的几部书：《答东洋近出古书问》（姚文陈）、《瀛环志略》（徐继畲）、《日本国志凡例》（姚文陈）。值得注意的“地舆部”，分列有地球事势通论与各国志。这些文章，再加上“地舆部”中“风俗”的部分文章，可以说汇集了关于外部世界历史、地理方面的文献。除此而外，“外交部”又分列有交涉、通商、遣使、约章、中外联盟、各国联盟、中外和战、各国和战、教案和外史。显然，这里出现了问题，且不论其他，“外史”与“各国志”如何区分？这说明，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该如何安置，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构成突出问题。相较而言，涉及西方事务的其他方面，尤其是技艺层面的内容，均设有具体类目（如“船政”、“练兵”之类）进行安置。还设有“通论部”与“杂著部”，将以往的“时务策”、“自强策”，以及难以归类的文章，都置于此。而针对“历史”的安置，无论称为“外史”，还是将有关文章置于“地舆”部分，其理由皆如出一辙，所体现的均是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且紧扣于“富强”话题。实际上，稍后出版的多种“经世文编”，所体现的也是这一思想。如1902年刊何良栋《皇朝经世文四编》卷47至卷52的“外部篇”，区分为治道、学术、史传、商务、税则、钱币、盟约、游历、交涉、军政、战和、刑律、制造、铁路、矿务、地志、通论等类别。“史传”部分收有《俄皇大彼得传》、《论德皇》、《论比国王》，“地志”部分也收有论述西方国家和日本“缘起”和“疆域考”的文章。这里给出的信息仍然是，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往往是立足于“地理”展开，某些帝王也得到重视。1902年出版的甘韩编《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16分为“外史上”与“外史下”，所收也多为各国改革的文章。卷20的“学术篇”，则将梁启超《新史学》收入。（注：由于对“史学”的认知，主要立足于“经世致用”，再加之所关切之“外史”，主要是列国富强之缘，因此“史学”也有被置于“西政”的情形。这在梁启超、张之洞那里已有明确的论述，而在各种“经世文编”中也体现出来。1901年由求自强斋主人编辑的《皇朝经济文编》，就在《皇朝经世文编》基础上另加“西政”一门，分史略、交涉、制造等22目，介绍西洋各国政情。同年由上海广益书室印行的《皇朝新学类纂》，计分10卷：天学、地学、道学、政学、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杂学。编者自诩，“凡有关于世事而为今日之急务者，无不删繁而节取之，厘然井肰，有条不紊。吾知是书之出，虽无补于经济之学，而有志揣摩者，未必不因是书裨益也。”（吴宗玠：《新学类纂序》，《皇朝新学类纂》，第1—2页）从所收文章可看出，介绍各国情况的文章，皆收于“地学”类，而各国富强之道，尤其是对外事务方面的内容，则包含在“政学”类。可以看出，有关“史学”的内容是被这些类目所替代，反过来也说明“史学”定位于此。）
以上只是简单梳理各种“经世文编”中“西史”与“外史”的“呈现”方式。正如一开始就强调的，由于对“史学”的认知还处在模糊阶段，因此，究竟哪些文章体现的是对“史学”的认知，实难以确定。只能概说其中所呈现的基本趋势：“史学”是因为所体现的“洋务”思想而得以在“文编”中体现，主要通过“外史”的方式呈现出来。
实际上，史学在“经世文编”中以这样的方式“呈现”，本身即说明“西史”与“外史”地位的提升；同时，中史与西史之沟通也渐渐展现出来。《万国公报》曾称三湘人士将广学会译著各书普遍视为“枕中鸿宝”，还特别指出《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为谈新学者，不得不备之书，“一倡百和，寝成风气。”（注：《三湘喜报》，《万国公报》第90卷（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375—377页。）征诸有关事例，可知此言不虚。孙宝瑄在1897、1898年的日记中，有一段时间每天都记载着“录外史”、“录西史”的活动。这既可推知“外史”，“西史”是当时普遍的称呼，也表明读“外史”构成事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其中写道，“录外史中古纪终，计一千年。罗马衰灭，诸国强盛，皆略可见。”（注：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59页。）根据相关资料，大致可判明，孙关注的“外史”、“西史”，包括《圣武记》、《海国图志》、《中西纪事》、《万国史记》及李提摩太译《百年一觉》等。
教育方面，中外史学的合流也甚为明显。1897年宋恕所拟《天津育才馆赤县文字第一级正课书目》，“史学”部分也颇有意味地分为“古史学”：《通鉴辑览》、《史通》、《史记》；“国史学”：《圣武记》、《湘军志》；“外史学”，《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注：宋恕：《天津育才馆赤县文字第一级正课书目》，1897年2月25日，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53—254页。）梁启超回顾康有为在长兴学舍之教学，也指出课程主要按照“考据之学”与“经世之学”安排：前者包含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后者则包括有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应用学、群学。尤其还说明，康有为教授弟子，“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而且，“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62—65页。）史学与西学，同归于用，是极富意味的；多少表明中国史学与外国史学，由于皆定位于经世这一目标，沟通也有了可能。对此，梁启超也无异议，他同样看到，居今日而言经世，与唐宋以来之言经世者已有不同，必进退于古今中外，方可言经世，“必深通六经制作之精意，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经，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以图强之道，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夫然后可以言经世。”（注：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23—29页。）而在改革科举的各种方案中，也不乏以中外史事作为考试内容的主张。张之洞、陈宝箴《妥议科举新章折》，即提出科举首场测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二场则试以“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注：张之洞、陈宝箴：《妥议科举新章折》，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89—90页。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可参见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第2章“学制建立与历史教育系统化的出现”；又见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编“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刘龙心著）。）有意思的是，《奏定学堂章程》的经、史各科还固守体用对立之雷池，文学科下之史学一门，仍是以“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别立中西。而在《京师大学堂章程》及各级学堂章程中，历史教育则悉以“中外史学”的名目出现。如《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开篇之《论读史法》，尽管仍强调“读史宜以正史及通鉴为最要”，但对所谓中国“无史学”的主张（详后），也持同情立场，“其言虽过，却有原因”，“盖西人之史，于国政民风社会宗教学术教育财政工艺，最为究心，所以推世界之进状，壮国民之志气。中国之史，重君而轻民，陈古而略今，正闰是争，无关事实。纪传累卷，有似志铭，鲜特别之精神，碍人群之进化。所以贻新学之诮，来后生之讥。学者宜自具理想，以特识读旧史，庶不为古人所愚乎。”甚至明确提出：“中国旧史，病在于繁，不适时用。日人新编，较为简要，且多新识。”“惟以外国人而编中国史，则又病于太略，且多舛误，有志者能自为一书，则善矣。”（注：其中还明确写道：“正史所载外国传，大都得诸传闻，非所亲历。故以今日东西诸史较之，疆域、政教风俗事实，舛误时出，昔耶律光曰，中国之事，我悉知之，我国之事，尔不知也。此言深中我国之旧病，故各国历史，极宜究心。就译本言，如《四夷编年表》、《欧洲史略》、《罗马志略》、《希腊志略》、《俄史辑译》、《大英国志》、《法国志略》、《联邦志略》、《米利坚志》、《英法俄德四国志略》、《泰西新史揽要》、《西洋史要》、《泰西史教科书》、《欧罗巴通史》、《埃及近世史》、《法史揽要》、《日本维新三十年史》、《十九世纪外交史》等，皆不可不一读。”见《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大学堂教习王舟瑶讲述，上海图书馆藏，第1—3页。）
因此，无论是“西史”之被接纳，还是史学在“经世文编”中的体现，皆说明了“经世致用”思想与史学走向中心的密切相关性，所凸显的是史学的“用”。立足于“用”对于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所具有的意味，恐需另文才能深入讨论，但在史学作为现代学科形成过程中，出现这一幕，无疑是大有深意的，重要的是“中史”与“西史”有了沟通的契机，影响到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走向。周予同1941年所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便指出，晚清学术思想的转变，很长时间未能摆脱经学之羁绊。治史诸家中，梁启超、夏曾佑、崔适等都直接受到经今文学启示，“崔适只是以经今文学兼史学，夏曾佑只是由经今文学转变到史学，梁启超也只是逐渐脱离经今文学而计划建设新史学。”（注：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第513—573页。）除学术思想传统的影响，别的因素也不可忽略。这里的问题是，当史学被纳入“经世文编”中，史学的功用自然是清楚的，相应的其范围则是狭隘的。而随着史学走出“经世致用”之樊笼，另外的问题随之而来，史学的功用何在？或者说，离开了经世，史学是否还有其位置。实际上，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从很大程度上所遭逢的正是这一幕，“新史学”诞生所预示的也是史学的领地大大拓展了，但史学的学科位置何在，尤其是社会功能如何定位，似乎也越来越不清楚。
四 “新史学”与史学作为现代学科
言及“新史学”的诞生，或有必要稍稍虑及19、20世纪之交学术界围绕“有史”与“无史”的争论。如同王巩森所揭示的，问题之实质，或需援据晚清同时发展的政治概念才能很好把握，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史学传统的国家争论这样的问题，却无疑意味着人们对历史的理解逸出了传统范畴，重新提出了“历史是什么”的问题。（注：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收入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5—196页。瓦格纳也曾撰文论述中国“新史学”的诞生，并特别论述了罗振玉及日本因素的重要性。见Rudolf G.Wagner，“Importing a‘New History’for New Nation：China 1899，”in Glen Most（ed.）.Historization-Historisierung，Aporemata，Kritische Studien zur Philologiegeschichte，vol.5，G
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2001，pp.275—292.）有一点是清楚的，20世纪初年“新史学”的催生，紧扣的是对“史学”新的界说，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欲创新史学，不可不先明史学之界说。欲知新史学之界说，不可不先明历史之范围。”（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7页。）梁氏不只是在《新史学》将“新史学”之界说与“历史之范围”紧密联系在一起，稍前发表的《中国史叙论》，紧接“史之界说”，关心的也是“中国史之范围”。（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12页。）所谓“史学之界说”与“历史之范围”，这些明显立足于“学科”意识生发的问题，自有其深意在，也促使我们在现代学科的背景下思考史学的走向。
关键在于，“新史学”特别关注于“历史之范围”，正与梁启超对中国旧史弊端之批评互相表里，所谓“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即表明梁尤其重视历史领地的拓展。他特别提到昔之史家的两项弊端：其一，“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明确指出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何一而非客观所当取材者。”其二，“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在梁氏看来，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言语学、群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平准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借者。”这两点正对应着历史学科形成的关键。如从学科背景上考虑，检讨的当是史学研究的对象，以及历史学学科位置的问题。
如何拓展历史研究的范围，确可看作20世纪初年思考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除梁启超外，严复译《群学肄言》，不仅提出审视过去当关切于“一群强弱治乱盛衰之故”，同时也指出，前史体例，“于帝王将相之举动，虽小而必书，于国民生计之所关，虽大有不录。”（注：斯宾塞：《群学肄言》，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8页。）围绕“有史”与“无史”的争论，晚清论辩史学极有代表性的国粹派，也清楚表达了对此的关切。邓实指出中国“无史”，即是期望于中国产生新的“史家”和新的“史识”，“非无史也，无史家也；非无史家，无史识也。”（注：邓实：《史学通论》，《政艺通报》第11、12号，1902年。）马叙伦则提出这样的疑问，“若是推史，则何必二十四史而为史？何必三通、六通、九通而为史？更何必六经而为史宗？”他还阐述了“史学大同”主张：“凡四库之所有、四库之未藏、通人著述、野叟感言，上如老庄墨翟之书，迄于水浒诸传奇，而皆得名之为史。于其间万其名，则饮者饮史，食者食史，文者文史，学者学史，立一说成一理者，莫非史。若是观史，中国之史亦伙矣，而史界始大同。”（注：马叙伦：《史学大同说》，《政艺通报》第16号，1903年。）如论者所说，国粹派主张国学，其主要内容就是史学，只是他们虽看重历史，却又深感中国旧史学实难“当意”，其缺陷即表现在范围太过狭窄。（注：参见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第5章。）
如果说这些见解还主要围绕中国学术内部展开论辩，无非是在“六经皆史”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以扫清经史子集的畛域，那么还当重视的是，“中史”与“西史”之会通，也成为促使史学范围得以拓展之重要因素。因为“西方”乃至“万国”历史进入中国历史的书写，本就意味着历史范围之拓展；而当西方书写历史的方式也援引进来，则如何书写历史，也将面临改变。（注：参见杨联昇：《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收入氏著：《国史探微》，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第1—19页。书写周边民族乃至国家的历史与文化，也算得上中国史书的一个传统。各代史书大多以“列传”或“志”的形式，介绍了其他民族乃至国家的情况（主要偏重周边国家，特别是有贡属关系的国家）。但总的说来，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的观念，还是有着很大影响。至中外发生直接交往，这种局限性就明显表现出来。如姚莹所批评的，“自来言地理者，皆详中国而略外夷。《史记》、《前后汉书》凡诸正史外夷列传，多置不观，况外夷书乎？”（《康輶纪行·华人著外夷地理书》）问题在于，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有清一代，要接受对等的政治实体的存在，并非易事。别的且不说，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地理新知，就难以被接受。一旦接受天下“万国”之事实，书写“万国”历史，也不可避免构成历史书写的一部分。而且，如何书写的问题，也随之产生，涉及历史编纂中的诸多问题，如纪年方式、编纂体例，甚至还会涉及对世界秩序的理解，衍生出对文明发展程度的考虑。参见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杨念群等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第236—264页。）
章太炎对此的思考，颇有代表性。他在《訅书·尊史》中指出：“自唐而降，诸为史者，大氐陈人邪！纪传泛滥，书志则不能言物始，苟务编缀，而无所于期赴。”原因何在？“中夏之典，贵其记事，而文明史不详，故其实难理。”（注：章太炎著，徐复注：《訅书详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85页。）在致吴君遂信函中，他进一步指出，作为“史之弁旃”的司马迁、班固、孔颖达、陈寿、郑樵，也各有阙失，实难“当意”：“太史知社会之文明，而于庙堂则疏；孟坚、冲远知庙堂之制度，而于社会则隔；全不具者为承祚，徒知记事；悉具者为渔仲，又多武断。”（注：章太炎：《致吴君遂书八》，1902年7月29日，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41页。）不难看出，同样是指出中国旧史范围狭隘，章太炎明显是援引了重视文明、社会发展的史学理论。在所著《哀清史》附录之《中国通史略例》中，他不仅指出：“史职范围，今昔各异，以是史体变迁，亦各殊状。”章氏还特别提到：“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异同，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庄周、韩非，其非古之良史邪？”（注：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訅书详注》，第857—871页。可以补充说明的是，太炎在讨论“中国通史”书写体例的文章中表达这样的看法，还有特别意义。20世纪“通史”构成历史书写突出一环，很大程度即是史学范围较之以往有了较大突破，才会突出一个“通”字。）这明显是就历史书写所面对的新的局面（西方因素），书成己见。陈黻宸1902年所发表的《独史》一文，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五洲通道，各帝一方，例无高卑，义殊华狄，史固不能详中而略外，为年月以统之，而以外从中，庶几次第秩然，案籍可索。”他还表示，若华盛顿、林肯、威廉、维多利亚诸君，功施当时，泽流后裔，其德可称，其名可贵，“亦附之列传之中”，“与我国帝王同垂”，“此又邦交之厚义，而史界中之一大剧观也”。同时又强调，“我以谓史于古今理乱，中外强弱，宜求知其所致此之故，而作一比例发明之。”这也是“今泰西史学所以独绝于一球者矣”。反观中国，自嬴秦以降，“惟迁作为独绝，其于理乱强弱之事，固亦审之必精，辨之必详矣。”（注：陈黻宸：《独史》，原载《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2期，见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62—563页。前揭《西史通志》也表达了相似的意思，“大地犹全身也，五洲犹五体也。体有贵贱，洲有先后。”试图强调，“亚洲为人类始生之地。中国为文明首出之邦。堂哉皇哉其元首哉，余若欧美斐澳，犹四支也。洲列多国，犹臂生多指也，国有大小，犹指分拇食也。”于是，“按五洲之次第以志各大国”。陶钧：《西史通志序》，《西史通志》，第1—4页。）上海通雅书局1903年编印之《新学书目提要》，也提供了不少新的信息。该书卷2为历史类，以“历史一门最切于今日学界，亦莫杂于今日学界。”其中所收著录，即将中外史学汇于一起。（注：其所收书为：《万国历史》、《万国兴亡史》、《世界近世史》、《万国史纲目》、《西史纲目》、《世界史要》、《欧罗巴通史》、《泰西通史上编》、《东洋分国史》、《支那近三百年史》、《特兰斯法尔》、《飞猎滨独立战史》、《义大利独立战史》、《苏格兰独立志》、《英国维新史》、《佛国革命战史》、《美国独立战史》，《印度灭亡战史》、《希腊独立史》、《南阿新建国史》、《近世海战史》、《东方兵事纪略》、《国民同盟会始末》、《可萨克东侵略史》、《俄国蚕食亚洲史略》、《清俄关系》、《近世露西亚》、《腓尼西亚史》、《亚西里亚巴比伦史》、《犹太史》、《希腊史》、《埃及史》、《波斯史》、《阿刺伯史》、《土耳机史》、《日本维新慨慷史》、《德意志史》、《亚美利加洲通史》、《英兰觇国记》、《埃及近世史》、《法兰西近世史》、《成吉思汗少年史》、《亚历山大》、《彼德大帝》、《拿破仑》、《恺撒》、《讷耳逊传》、《可莱武传》、《加里波的传》、《俾斯麦传》、《戈登将军》、《吉田松阴》、《日本维新百杰传》、《世界十女杰》、《岳飞》、《释迦牟尼传》、《东亚将来大势论》、《支那问题》、《现今世界大势论》、《泰西政治学者列传》、《未来世界论》、《史学通论》、《历史哲学》、《教育学史》、《东西洋伦理学史》、《罗马文学史》、《中国学术史纲》、《支那文明史》、《中国文明小史》。见《新学书目提要》卷2，上海：通雅书局，1903年，引文见《历史类总叙》。）
用不着特别指明，历史范围的拓展，是由于接受了对史学新的认知。所谓新的认知，既反映在书写内容的拓展，也体现在对史学学科地位新的认识上。前已述及，梁启超、章太炎等对旧史之批评及对新史学的展望，已明显援引了新的学科意识，甚至《新史学》开篇就联系现代学科对中国史学进行了评断。然而，这或许只能看作中西学术沟通的重要征象，却不能因此而忽略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别。史学作为现代学科在中国之确立，同样是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面临的问题。对此，实有必要结合学科视野，作进一步分析。
认识到中西文化竞争最终是一场“学战”，是逐渐为晚清士人接受的观念。（注：关于“学战”观念的起源及影响，参见王尔敏：《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收入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98—322页；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18—81页。）立足于学科来检讨中西学术，也是逐步形成的。个中之复杂情形仍可讨论。这里想强调的是，史学学科意识的提升，自与此密切相关；然史学之学科位置，却陷入了难局。
史之为学何？向来都是问题。王闿运论学文字，于此就留下不少令人费解的地方。他区分经史倒也有所洞见：“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认为世之人事，皆非情理，如以经义绳之，则不过是自入荆棘。但他又明确指出“史不必读”，而且“与学术远也”，“为学但当治经。读子、史者，失学之人也。”理由是“史论成败，尤无所益。望其得失，乃是机权。事后论事，何关损益”。而“今之读史，但知体例耳，乃是作文之一端，亦无关学。学能通经，自知文体”。（注：王闿运：《王志·论经史之分》、《王志·论为学当治经》，马积高主编；《湘绮楼诗文集》第2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514、523页。）王闿运或许有其“成见”，但史学汗漫无边，难以为学，却也是共同的问题。1869年江宁、苏州、杭州、武昌四书局有会刻二十四史之举，俞樾与闻其事。期间何子贞曾对俞言，治经使人静细，治史使人躁浮，并且指出经有学，史无学。而俞则曰：“经学无底，史学无边。经学深，故无底；史学太汗漫，故无边。”（注：俞樾：《春在堂随笔》卷3，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3—34页。）实际上，陈寅恪提出清代经学发展过甚，转致史学之不振，其中也述及史学为学之难这一原因：“清代之经学与史学，俱为考据之学，故治其学者，亦并号为朴学之徒。所差异者，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阙而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其结果是，“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而“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时，始以余力肄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注：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9—271页。）
对“历史是什么”的探问，也将史学的学科地位问题明确提了出来。国粹派对此尤为重视。邓实有言，“学以立国，无学则何以一日国于天地？”如本国无学，则势不能不求诸外国，于是“外学之来有其渐矣”。（注：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9期，1905年。）具体到史学，刘师培则这样来界定“史”：“史也者，掌一代之学者也。一代之学，即一国政教之本，而一代王者所开也。”就古学而论，不仅“六艺出于史”，“九流出于史”，而且“术数方技之学出于史”，总之“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总归。”（注：刘师培（署名刘光汉）：《论古学出于史官》，《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1905年。）不能说邓刘之见识有什么问题，但前者未曾涉及古学与现代学术的区别，后者仍未能解决史学学科位置问题，却也甚为明显。倒是前述梁启超论述“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提出了史学作为现代学科的关键。事实上，诸多学人也往往是从与他学之关系探求史学的学科地位。陈黻宸1902年发表的《地史原理》，谈的是地理，但学科意识已很明显：“夫地理史者，必合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物理学、生理学及一切科学、哲学、统计学而后成者也，抑必系之于民，而后当者也。地理之无与于民者，盖阙之可也。”（注：陈黻宸：《地史原理》，《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4、5期，《陈黻宸集》下册，第601页。）后来言及史学，也是自觉从学科背景出发对史学进行界定，陈这样写道：“史者天下之公史，而非一人一家之私史也。史学者，凡事凡理之所从出也。一物之始，而必有其理焉；一人之交，而必有其事焉。即物穷理，因人考事，积理为因，积事为果，因果相成，而史乃出。是故史学者，乃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不只强调人各有学，学各有科，而且将史学作为科学复兴之起点，“科学不兴，我国文明必无增进之一日。而欲兴科学，必自首重史学始。”（注：陈黻宸：《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陈黻宸集》下册，第675页。）黄节著《黄史》，也特别提到新兴学科对于史学大有裨益：“吾以为西方诸国，由历史时代进而为哲学时代，故其人多活泼而尚进取。若其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诸编，有足裨吾史科者尤多。”（注：黄节：《黄史·总叙》，《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1905年。）而宋恕1905年所撰《粹化学堂办法》，不仅在课程安排上突出史学的重要性，还明确表示：“有一学必有一学之史，有一史必有一史之学，数万里之原案咸被调查，数千年之各断悉加研究，史学极盛，而经、子、集中之精理名言亦大发其光矣！”（注：宋恕：《粹化学堂办法》，《宋恕集》上册，第380页。）这里所说的“有一学必有一学之史”甚为关键，这也意味着，随着学科观念在中国的确立，史学的学科地位也获得新的认识。
按照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一书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脉络的描绘，清末至民国三十年前后为“史学之革新期”（即其所谓之第五期）：“本期学者，如章太炎先生，论史之旨，已异于前期，而梁启超氏，更以新史学相号召，而王国维氏，尤尽瘁于文字器物以考证古史，其他以西哲之史学，灌输于吾国者，亦大有人在，其势若不可遏，有中西合流之势，物穷则变，理有固然，名以革新期，未为不当。”（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281、327—328页。）以此而言，讨论史学作为现代学科的形成，还要更多照顾到以后的情况。然而，民国时期之史学，实非这篇短文所能涉及。不过就史学之现代遭遇来说，诸多问题实已有所展现，据此探讨史学学科形成所涉及的问题，或并无不妥。
五 余论
学科是特定历史时空的形式，透过曼海姆（Karl Mannheim）及知识社会学，我们可以了解知识可能建构于意识形态或利益的基础上；而傅柯又率先让人意识到学科/规训是“生产论述的操控体系”和主宰现代生活的种种操控策略与技术的更大组合。（注：沙姆韦、梅瑟-达维多：《学科规训制度导论》，黄德兴译，收入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编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2—42页。）如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揭示的，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了把有关社会进程和社会结构的知识，给予不同类别的学科称谓，其中最重要的有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当中最少有三个学科在19世纪以前是没有的。在19世纪的后半叶及20世纪初，有三种主要方法把这些学科制度化：大学以这些学科名称设立学系（或至少设立教授职位），成立国家学者机构（后来更成立国际学者机构），图书馆亦开始以这些学科作为书籍分类的系统。（注：华勒斯坦：《超越年鉴学派？》，张馨文译，《学科·知识·权力》，第213—226页。）即以史学来说，西方史学传统从名义上发轫于两千多年前，但直到18世纪，历史研究也才取得一种文艺类别、学科和“科学”的地位，拥有自己复杂的历史，并取得一种职业地位。（注：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陈恒、宋立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474页。）
既然是在中西交流的背景下审视史学的遭遇，因此参照现代学科形成所涉及的诸多环节检讨其中的得失，也有其必要性。一如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描绘为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面的递进，西学之引入中国，通常也认为遵循着实用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逻辑顺序。无论从哪方面说，梁启超都堪称这些见解的始作俑者，具体到现代学科在中国之确立，梁氏即有这样的看法：“吾中国之哲学、政治学、生计学、群学、心理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等，自二三百年以前皆无远逊于欧西。而其所最缺者则格致学也。”（注：梁启超：《格致学沿革考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3—14页。而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描绘为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面的递进，则肇端于其所著《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39—48页。）这类天马行空式的理论，并无补于揭示相关的复杂问题，但对于确立问题的起点，倒也有所裨益。正如本文一开始就强调的，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在现代中国学术面临分类转化及整合之际，或许只是增加了“会通”的复杂性。关键在于，“中史”与“西史”的区分，滥觞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背景，在这样的思想格局下，中学与西学本有差位顺序，即所谓的“西学必先由中学”。在张之洞那里，“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注：张之洞：《劝学篇》，《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9725页。）梁启超也强调“学者于中国经史大义，悉已通彻。根底既植，然后以其余日肆力于西籍。夫如是乃可谓之学。”（注：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23—29页。）如此一来，同样是历史，中国与西方，畛域立现。两者之“会通”，无疑也是意味深长的。
“中史”与“西史”之“会通”，意义何在？尤其是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20世纪中国史学之走向，也许不是本文尽可辨析的，但很多问题成形于此，却可略加说明。
前已述及，梁启超阐述“新史学”的几篇文字，颇关注“历史之范围”。有意思的是，梁晚年留下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开篇提出的仍是“史之意义与范围”：“欲创新史学，不可不先明史学之界说。欲知史学之界说，不可不先明历史之范围。”以此而言，我们确可感到，“史学之范围”构成中国史学转化之枢机。梁注意到，“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因此他也试图在学术分科意识渐成共识的背景下重新思考史学范围，不仅提出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而且力主“以收缩为扩充”，“学术愈发达则分科愈精密；前此本为某学附庸，而今则蔚然成一独立学科者，比比然矣。”（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2页。）显然，梁试图区分历史学科和其他学科的工作（各专门史的书写即代表着这一趋向）。稍后，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启超又进一步表示：“历史范围极其广博，凡过去人类一切活动的记载都是历史。古人说：‘一部十七史，何从说起？’十七史已经没有法子读通，何况由十七史而二十二而二十四呢？何况正史之外，更有浩如烟海的其他书籍呢？”因此，无论有多大的天才学问和精力，想要把全史包办，绝无其事。他坦言：“我年轻时曾经有此种野心，直到现在，始终没有成功。此刻只想能够在某部的专史得有相当成绩，便踌躇满志了。”据此他也提出：“我们应该在全部学问中划出史学来，又在史学中划出一部分来，用特别兴趣及相当预备，专门去研究它。专门以外的东西，尽可以有许多不知。”（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60页。）这似乎是较为可行的解决办法，却未必能解除史家为此产生的困惑。“一部廿四史，从哪里读起？”20世纪40年代翦伯赞撰写《略论中国史研究》，就仍发出了这样的浩叹：“一部廿四史还不过是九牛之一毛。所谓廿四史，只是历代增凑起来的一部官史，此外在史部之中还有汗牛充栋的私人著作，并未收入。若广义的说，则六经皆史，诸子皆史，乃至历代以来私人的文集、诗集、画集、政府的文告、官吏的奏议，地方的志书等无一非史。再广义些说，一切历史的遗留现存者与再发现者，亦无一非史。”（注：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吕振羽等：《中国历史论集》，重庆：东方出版社，1945年，第31页。）
一切历史的遗留现存者，无一非史，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或者还并不构成严重问题，毕竟一旦进入历史书写，历史学家自有选择之余地。然而当需要为史学安排恰当的学科位置，问题却随之而来。以往按照四部进行学术分类，实际已是歧义迭现。王闿运曾明确表示：“经、史、子、集，号为四部。此藏书家名目，非有四种学也。”（注：王闿运：《王志·论学》，《湘绮楼诗文集》第2册，第522页。）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也涉及此：“问：编书目列义理为一类，以为读书之权衡。此外分经、史、经济、词章四门可否？答：四部分目，承用已久，亦无大失，何必纷纭改并？经济之学，皆在四部中，而读四部之书，又须权以义理。经济归史学，特举其多且重者言之，实则古来大经济有外于六经者乎？经济不本于义理，求粗疏而不可行；义理不征诸经济，亦空谈而无用。”（注：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4，第159页。）在现代学科背景下，探求史学的学科位置，更是疑惑丛生，1928年郑鹤声编《中国史部目录学》时即感叹：“我国史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本于《春秋》，故谓我国史学之精神，俱本《春秋》可也。《七略》俯类，良非偶然。惟史书记录，体例日繁，方式既殊，无所同归，故《隋志》不得已，立为十三门。嗣后时有损益，不能出其范围。”在郑看来，这个分类也是矛盾抵牾，类例不清，即便晚出之《四库总目》，其分类条例，最为详精，然歧误之处，亦不能免。“故吾人欲研究史部范围，将从前一切分类法，尽行抛弃可也。”（注：郑鹤声编：《中国史部目录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34—235页。）
这还不算什么，确定史学之范围已是困难重重，倘要进一步追问历史学科本身的“自主性”，则更是无从下手。前已论及，刘师培曾撰文肯定“史”为“一代学术之总归”。既如此，则史学的学科位置何在，也并不因此而解决。实际上，刘氏差不多同时发表的《周末学术史序》，就将此问题显露出来。按照刘之自诩，此书之作，乃“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较前儒学案之例，稍有别矣。”并且解释说，“学案之体，以人为主。兹书之体，拟以学为主。义主分析，故稍变前人著作之体也。”岂止是“稍有别矣”，“以学为主”的结果，是依照西学分类的方式重新梳理中国学术，所列序目包括心理学史、伦理学史、论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计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史、哲理学史、术数学史、文字学史、工艺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等。（注：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国粹学报》第1年第1—5期，1905年。实际上，早在1898年《格致新报》所登载的一篇讨论学问之源流、门径的文章中，因为未尝述及史学与地舆志，故特别指出此二者，比诸他学，又作别解，“然正不必另立门户，且史学与地舆，往往夹杂于诸学之中，各学皆有史，凡古今渐进之次序，列国所尚之异同，皆可作史学地志读也。”已明确提到了“各学皆有史”的问题。见《学问之源流门径》，《格致新报》第1册，1898年3月13日，第9—12页。）这样的分科之论，或有可商之处；所持之论，也烙上其“中国文化西来说”之印痕，然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诸多学科中，“史学”反而不复存在了。刘师培所面对的，正是分科观念兴起过程中史学所遭遇的处境。学科观念的产生，或有利于催生各种今日所谓之“专门史”，但“专门”的史学其位置何在？却成了问题。事实上，在别的地方，刘论述南北学派的不同，也有类似的困惑。所论及的包括有诸子学、经学、理学、考证学、文学，也不及于史学。（注：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2、4、6、7、9期，1905年。在论述“南北考证学不同论”时，刘注曰：“近代之儒所长者，固不仅考证之学。然戴东原有云：‘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考证之学。’则训诂、典章之学，皆可以‘考证’一字该之。袁子才分著作与考据为二，孙渊如作书辨之，谓著作必原于考据，则亦以考据该近代之学也。若目为经学，则近儒兼治子史者多矣，故不若‘考证’二字不该括也。”据此可知刘是如何理解考证学的。）关键正在于，既然“史”为“一代学术之总归”，哪里还有专门之史学。国粹学堂刊布的“学科预算表”，也说明此问题。所安排的课程中，诸多学科倒有了历史，甚至已按照时代划分安排教学，如“社会学”安排的是：“古代社会状态”、“中古社会状态”、“近代社会状态”及“社会研究法”；“心性学”安排的则是“古代心性学”、“中古心性学”、“近代心性学”。反倒是“史学”，只留下这样一些内容：年代学、大事年表、历代兴亡史、外患史、政体史、外交史、内乱史、史学研究法。就是这些内容，仍还有不少可以被别的学科分割。（注：《拟国粹学堂学科预算表》，《国粹学报》第3年第26期，1907年。实际上，“国学”构成清末民初思想言说的中心，即可看作中国传统学问本身的学科定位产生了问题。这方面详细的讨论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问题仍然是困惑梁启超的“史外无学”。如果说“史外无学”造成了在传统学术架构中史学地位的模糊，那么在现代学科的背景下，同样的因素仍然遮蔽着史学的学科位置。最明显的例证是，在国学兴盛的年代，如何讲史学，便成了问题。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讲国学，一开篇就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国学很不容易讲，有的也实在不能讲，必须用心去读去看。即如历史，本是不能讲的；古人已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现在更有二十四史，不止十七史了。即《通鉴》等书似乎稍简要一点，但还是不能讲；如果只像说大书那般铺排些事实，或讲些事实夹些议论，也没甚意义。”在讲授国学的派别时，也只安排有经学、哲学、文学之派别，而未涉史学。并且强调，讲“国学”而不明派别，将有望洋兴叹、无所适从之感，“但国学中也有无须讲派别的，如历史学之类。”（注：章太炎演讲，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8页。需要说明的是，太炎曾多次主持国学演讲，每一次内容并不相同，如在日本期间主持的国学讲习所，内中也曾包括“中国历史”。）照通常的看法，这是章秉承古文经学的观点，袭于“六经皆史”之说。这固有相当的说服力，却也未尝不是因为史学之“汗漫无边”。柳诒徵1947年所写《中国文化史·弁言》，也说到这层意思：“史非文学，非科学，自有其封域。古之学者治六艺，皆治史耳。故《汉志》有六艺，不专立史目。刘宋以史俪文儒玄三学，似张史学。而乙部益以滋大，顾儒学即史学。而玄又出于史，似四学之并立未谛。”对近世以来围绕史学进行的学科安置，他也大不为然。认为以史学隶属文科，乃“与吾国邃古以来史为政宗异趣”；属之科学，则“人文与自然径庭，政治、经济、社会诸学皆产于史，子母不可偶”。于是柳氏有创设“独立史学院”之议，“今之大学，宜独立史学院，使学者了然于史之封域，非文学、非科学。”且相信中国最有条件成就此事，“三二纪前，吾史之丰，且函有亚洲各国史实，固俨有世界史之性。丽鲜、越倭所为国史，皆师吾法。夫以数千年丰备之史为之干，益以近世各国新兴之学拓其封，则独立史学院之自吾倡，不患其异于他国也。”（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弁言》上册，南京：正中书局，1947年，第1—2页。）
用不着过多考虑此议之可行性如何，只是史学学科自主性问题愈发不清楚，却也可见一斑。这里的意味是，中西历史之“会通”，直接导致“历史之范围”的拓展，然“历史之范围”毫无边界可言，则也影响着历史学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这或也说明，史学作为现代学科在中国之确立，仍有其“未完成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