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习，不可忽视孔子的处事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孔子论文,不可忽视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新时代的我们，学习《论语》这部书，除了吸收其表达的世界观以外，还必须注重从方法论的角度向孔子学习。下面，笔者就通过四个方面来谈谈这个问题。
一、主张“恕”道的孔子也会生气
《论语·卫灵公》中，子贡曾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的回答是：“其‘恕’乎。”还进一步解释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提倡“君子有九思”（《论语·季氏》），其三为“色思恭”，即君子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与事，都应脸色温和，不生怒气。“恕”道与“色思恭”其实反映的就是孔子“仁”与“礼”的思想，而“仁”与“礼”二者又互为表里。《论语·颜渊》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但是，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子，并不是永远和颜悦色，他并没有被固定的理论所左右，孔子也会生气。
我们且看《论语·公冶长》中一段文字：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指宰予）与何诛（对于宰予这个人，责备还有什么用呢）！”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在宰予这里我改变了观察人的方法）。”
宰予上课睡觉，孔子讽刺他，说道：“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当今，“朽木不可雕”早已成为用来骂不上进、不成器的人的俗语。“粪土之墙不可圬”引用的人不多，正是因为这个比喻太挖苦人了，把人比作厕所的墙壁，我们没必要去粉刷——即使天天粉刷也刷不干净！这不就是说他是“粪坑里的石头，又硬又臭”么？而“于予与何诛”不也就是说他是“死肉一块”么？因而，孔子深刻地领悟到：一个人的品行好不好，靠“听”是不够的，必须得“观其行”，即所谓的“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由此可见，孔子虽主张“仁者，爱人”，但有些人，孔子他不仅不爱，骂起来更是毫不留情。《孟子·梁惠王上》一文引用了孔子的话：“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其中的“无后”译成现代文就是“绝后”“断子绝孙”的意思了。《孟子·离娄章句上》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孔子在这里却诅咒别人断子绝孙，骂人骂到这个份上，其怒气就可见一斑了。同样，在面对季氏罔顾国君地位，“八佾舞于庭”（《论语·八佾篇》），甚至自比天子的越“礼”行为时，孔子愤激地训斥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同上）但是，我们也知道，孔子时常也会强调“忍”思想。比如：他曾说“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君子有三戒”，第二戒是“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论语·季氏》）。而孔子在这里会说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果这件事都能忍，那还有什么事是不能忍受的呢）这样的话来，可见他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是忍无可忍才会骂出这样的话来。
这么看来，孔子讲“仁”，讲“爱人”，但并不毫无原则地践行“仁”，所以他要骂“始作俑者”、骂“八佾舞于庭”的人；孔子讲“忍”，讲“戒”，但面对太嚣张无礼的人，也并不能完全做到“忍”而不怒；孔子讲“恕”，讲“色思恭”，但面对白天睡觉的宰予，还是怒显于色，尽揶揄挖苦之能事；孔子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对于“己所不欲，施于人”的人，他也会怒而斥之。
二、孔子发脾气是对思想原则的“灵活运用”
孔子这种思想与行动的矛盾该如何理解呢？我们可以用孔子自己的话来分析。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適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意思是君子对于天下之事，没有什么事一定要那样做，也没有什么事一定不要那样做，但必须要做到一点，那就是一切都要遵循“义”。“义”是做事的最高原则，是一切原则的原则，其他原则在“义”的面前都只能是小原则。孔子所谓的“义”很抽象，可理解为道义、正义，或者是儒家所主张的“仁”与“礼”，甚至可以理解为事实、规律，如“义之与比”就是指一切以人为本，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由此可见，孔子为人处世的方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他不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相反，他懂得变通，能以“义”为原则进行灵活运用。
我们用“义之与比”来分析孔子骂宰予这件事，就会发现孔子生气是应该的。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并不因贫富、贵贱、智愚、善恶等差异而拒绝对一部分人施以教育。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人人平等，是“仁”。在招收学生上，孔子能突破等级，一视同仁，但对于禀性不同的学生，在教育的内容与方式方法上却能做到“因材施教”。孔子明确指出人的天性禀赋是不一样的。他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因而，对于宰予，孔子不仅骂他“朽木不可雕也”，还加上一句“粪土之墙不可圬也”，正是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需要的也是这样的“教育”，只有这样的骂对他才有警示作用。孔子挖苦讽刺宰予，虽有违“恕”道，但没有离开“仁”，没有离开“爱人”，骂他，讽刺他，挖苦他，正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他。可见，当“仁”与“恕”放一处时，孔子“舍鱼而取熊掌”——舍“恕”而取“仁”，虽有违“恕”道但不离“仁”道，这就是“义之于比”。
孔子说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句话，很好地表现孔子对生命的尊重。孔子反对以陶俑殉葬，因为陶俑太像人了。以像人的陶俑殉葬孔子尚且反对，更不用说用真人来殉葬了。这是孔子对生命的尊重。他认为君子应“色思恭”，应以“恕”“终身行之”，但面对践踏生命、损毁生命的事时，“色思恭”与“恕”道就该让位于“仁者，爱人”这个大原则。这也是对“义之于比”的诠释。
季氏“八佾舞于庭”为何能激起孔子如此的愤怒？这是因为当时的宫廷舞乐队制度规定：天子八佾（八人为一行，叫一佾；八佾是八八六十四人），诸侯六佾，卿、大夫四佾。季氏只能用四佾，鲁昭公应用六佾，只有周朝天子才用八佾。而季氏却故意打破规矩，设置六十四人的大型舞乐队。他不仅不把国君放在眼里，甚至自比天子。这种做法有违“礼”制，而“礼”是孔子的核心思想，所以孔子谈到季氏时，就愤怒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恕”“仁”与最基本的“礼”相比，孔子舍小原则的“恕”“仁”而取大原则的“礼”，因而说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话。这也是“义之于比”的具体运用。
可见，孔子主张“仁”“礼”“恕”“色思恭”等思想，但践行它们并不是毫无原则的，面对具体的实际、不同的情况，他都能灵活处理。这就是他所言的“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適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也是孔子思想在实践上的光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教条原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活的人要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去运用教条与原则。
三、“无適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闪耀着孔子实践上的光辉
“义之于比”这一大原则，孔子在教育方面运用得特别自如。孔子主张“三思而后行”，这句话很有道理，到现在也焕发着光辉，但践行这句话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论语·先进》中，子路问：“想到一件事情就应马上去做吗？”孔子说：“有老父老母妻子儿女在，怎么能想做就去做呢？”冉有问同样的问题，孔子却说：“想到了就应马上去做！”公西华对孔子的两个回答颇为迷惑，问原因，孔子淡淡地说：“冉有这个人平时做事退缩，所以我这么说，目的是推他一把，让他遇事能放下包袱；子路这个人敢作敢为但遇事不够谨慎，我这样回答他，目的是让他遇事能退一步想。”这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典范，也是孔子灵活运用理论的典范，更说明了“三思而后行”这一原则也会因人而异而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反思现在的教育，常常是一边倒或一刀切：提倡赏识教育就不分对象地对所有学生都进行赏识；说不能体罚学生或变相体罚学生，也不考虑学生个体差异而是针对一切学生；处理学生溺水身亡事故，就只是下达禁止下河游泳的禁令，而不曾想更好的解决办法，如说教会学生游泳。其实，当一切事情都一刀切的时候，当什么东西都要求整齐划一的时候，也就是消灭个体差异的时候，就是违背教育规律的时候，就是违背“义之与比”原则的时候。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应好好反思这个问题。
孔子很强调“信”，他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为政》），又说“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可他并不是片面地、无条件地推崇“信”。《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周游列国，经过卫国的蒲城，正赶上卫大夫公叔文子的儿子公叔戍占据蒲城，准备叛乱。于是蒲人扣留了孔子。弟子公良孺有勇力，说：“宁可跟蒲人拼命！”他斗得非常厉害，蒲人害怕了，对孔子说：“只要你们保证不去卫国都城，就可以放了你们。”于是双方发誓，各表承诺发誓。但孔子摆脱了蒲人之后，就径直驱车向卫国都城行进。子贡问：“我们可以背叛盟誓吗？”孔子回答：“我们是被迫立下盟誓，神是不会听的。”这里，子贡显然比孔子低一层，他犯了教条主义错误，片面地理解“信”，以为“信”必守；孔子则不仅知道“信”的重要性，他还知道“信”建立的前提必须自觉自愿而非强迫，不是自觉自愿的誓，是不必守的。这也是“义之于比”，也是孔子思想实践上的光辉。
除被迫的誓言不必守之外，自愿自觉的誓言也不能死守，而必须根据世事的变化灵活处理。《庄子·盗跖》载：“尾生与女子期于梁（桥）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这就是尾生抱柱的故事，后世用这个故事比喻坚守信约，忠诚不渝。《史记·苏秦传》说：“孝如曾参，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嵇康《琴赋》说：“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李白《长干行》：“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但仔细想想，故事中尾生与女子相约时所设定的情境是没有涨水，而实际情况是水涨了。面对变化了的情况还死守着之前的约定，就是不变通了。如果孔子对这事进行评论，他一定会认为尾生的做法是不正确的。然而尾生的这一做法却得到后世的赞美与肯定，这除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对诚信的重视外，更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在诚信问题上所犯的教条主义错误。学习书本知识可以使人明智，但“只唯书”就是犯教条主义了，就是不知“义之与比”了。
于丹教授在《〈论语〉心得》中讲了一个故事：小和尚随老和尚下山化缘，过河时，老和尚把一个想过河又不敢过河的姑娘背了过去。这事让小和尚目瞪口呆——因为佛家有不近女色的戒律，小和尚想问又不好问。行了二十里路，终于忍不住了，就问师傅为什么这样做。师傅淡淡地说：“我把姑娘背过了河就放下了，而你却背了二十里路还没放下。”佛家有“不近女色”这一戒律，就如儒家有“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一样，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就如老和尚一样，他不是不知戒律，而是知道戒律与帮助姑娘两者中孰轻孰重，并且选择了重要的事去做。又如《孟子·离娄》所言：“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所谓“权”，它的本义是秤砣，秤砣在秤杆上可前后移动，但往前还是往后，移动多少，则要根据秤盘里东西的重量来定。我们做事也一样，要根据实际情况去操作，而实际情况就是秤盘里东西的重量，我们常说权衡、权宜，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因而，“男女授受不亲”是常态下应守的“礼”仪规则，“嫂溺援之以手”是情况变化之后的“权”宜之策。“礼”与人的性命相比、与恻隐之心的“仁”相比，明显“仁”要重于“礼”，所以，舍“礼”而取“仁”者也。这其实也是孔子所提倡的在实践上的“义之于比”。儒学在汉以后逐步成为了官方学说，但儒士所吸收的大多是儒家的思想，却很少有人领悟并接受儒家对思想运用的方法，致使儒学逐步走向反人性。今天，我们在学习《论语》时，就应该把这种实践论放在突出的位置，做到“义之与比”。
四、学《论语》，要学习孔子全面看问题、变通处理事情的方法
那如何才能做到“义之与比”，学会变通，学会权衡呢？盲人摸象的故事从反面做出了回答。《大般涅槃经》说：
其触牙者即言象形如芦菔根，其触耳者言象如箕，其触头者言象如石，其触鼻者言象如杵，其触脚者言象如木臼，其触脊者言象如床，其触腹者言象如甕，其触尾者言象如绳。
对待事物也好，看待问题也罢，我们不能只凭片面的了解或局部的经验，就乱加猜测，而必须全面了解，深入分析。钱钟书先生认为，做人、做事、做学问，要“戒拘守一隅、一偏、一边”，要“能入、能遍、能透”，因为“遍则不偏，透则无障，入而能出，庶几免乎见之为蔽矣”。我倒以为，孔子算是达到了这个境界。
孔子在讲到“六言六蔽”（《论语·阳货》）时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指出如果不“好学”，一味地“好仁”必然会让人变愚蠢；一味地“好知”必然会让人放浪而没有准则；一味地坚持诚信就可能会害人害己；一味地强调耿直，就可能会因急切而伤害人；一味地赞赏勇猛，就可能会犯上作乱、闯祸；一味地表现刚强，就可能会变得狂妄而不知天高地厚。孔子在这里强调“学”，我以为，这“学”既包括学习知识，全面掌握知识，还包括对知识的灵活变通运用。任何事情，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一明即一蔽”，长处有短处，正如短处有长处。孔子既强调“仁”“智”“信”“直”“勇”“刚”六个方面的好，也说到其中的不足，这就是不固守“一隅、一偏、一边”，而做到了“能入、能遍、能透”，做到了“不偏”“无障”“入而能出”。
孔子是一个懂得变通的人，只可惜儒学到了汉朝，到了宋朝，孔子的思想成了官方思想之后，这一辩证的精华部分就被遮蔽了。“仁”成了罪恶的藏身之所；“智”成了阿谀奉承者的武器；“忠”只限于对皇上而不是对国家人民。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变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依据；孔子“君待臣有礼，臣事上以忠”的相互依存关系，变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绝对服从关系。这些表面上是继承孔子思想，实际上却是篡改了孔子的思想，有条件的原则变成了无条件的接受，难怪钱钟书先生说：“末派失开宗之本真，徒孙为师祖之罪人。”西方人也说：“耶稣基督而复生，必不信奉流行之基督教。”鲁迅先生说：“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怎样慨叹。”这是儒学的悲哀，也是开宗立派者的悲哀，更是人民与国家的悲哀！
因而，笔者以为，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确实是以“礼”为思想核心，以“仁”为理想人格的核心，这种光辉思想具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必须学习。但在具行践行的过程中，孔子并不是教条、死板，而是灵活变通的运用。后世儒学僵化地运用儒家思想，把“仁”“礼”逼上了死胡同，这不是孔子的思想出了问题，而是运用方法上的错误。我们平时都只是强调孔子的思想，而没有注意孔子对思想的运用，没有注意孔子的实践论。如果在注重孔子学习思想的同时，也强调学习孔子的做事方法、原则，学习孔子的实践论，辩证地去看待历史与现实问题，那么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就能真正焕发出光辉！
原标题：《论语》学习，不可忽视孔子的处事方法——对深圳市田东中学校本课程研究开发的一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