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诰》诸篇次序考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次序论文,周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存的《尚书》二十八篇中，竟有十二篇与周公有直接的关系，这便是《周书》部分的《金縢》和诸篇《周诰》。然而，由于《尚书》本身诘屈聱牙，汉代人们对周公事迹又不甚明了，他们对《周诰》诸篇叙事时间的认识十分模糊，故而整理《尚书》时造成了《周诰》次序上的混乱。
笔者认为，《今本竹书纪年》对理解《周诰》篇第次序极有帮助。但自清代以来很少有人认真研究《今本纪年》，利用它考证史事者更少，至为可惜！笔者经过初步研究，深信《今本纪年》绝非后人的赝品。（注：详请看拙文：《〈今本竹书纪年〉并非伪书说》，《齐鲁学刊》1997年第6期。）因此，本文订正《周诰》之序便给予该书以足够的重视。只是《今本纪年》久被视为伪撰，难免会有“以伪证伪”之讥。为此，我们利用《今本纪年》的同时，还有必要进行一些相应的求证。
（一）《书序》所说的《周诰》篇次不可信
今本的《尚书》次序，无论今文、古文，都与《书序》大致相同。《书序》有百篇《尚书》的篇题，并托名孔子，说明了各篇的写作缘由。《书序》出现于西汉中叶，它到底出自谁手不得而知。朱熹和蔡沈等反对孔子作《书序》的说法，康有为、崔适等人认为《书序》乃刘歆伪作。顾颉刚先生将这些辨伪资料搜集起来，辑录而成《书序辨》，颇便参考。该书卷首有赵贞信所作的《序》，对《书序》的真伪进行了详细考辨。
《书序》是否孔子亲作当然存在着一个真伪问题，而《书序》所说各篇的写成缘由和各篇的次序是否可靠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书序》作者尽力搜采了相关材料加以分辨，故其所言各篇的写成缘由不少都与《史记》的夏、商、周三《本纪》和有关《世家》相同。就《周诰》各篇而言，《书序》、《史记》所述的写成缘由是基本相同的。《书序》所述的《周诰》篇次是：
1.金縢，2.大诰，（微子之命），（归禾），（嘉禾），3.康诰，4.酒诰，5.梓材，6.召诰、7.浩诰，8.多士，9.无逸，10.君奭，（成王政），（将蒲姑），11.多方，（周官），12.立政。（注：加括号者今已不存）
但是，《书序》所说篇次是靠不住的。例如，如依《书序》，《多士》在《多方》之前，但这是不正确的，顾炎武说：“《多方》之诰曰：‘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是《多方》应在《多士》之前，后人到其篇第耳。”实际上，《周诰》中次序有误者还有不少。在此，我们不妨以其中对《归禾》、《嘉禾》排列的位置不当为例进行说明。
《书序》将《归禾》、《嘉禾》置于《康诰》、《酒诰》、《梓材》之前，是其以唐叔归禾之事发生在封卫之前。《书序》曰：
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作《归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史记》的说法与之相近，《鲁周公世家》曰：
天降祉福，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作《馈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
《周本纪》则说：
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故初作《大诘》，次作《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嘉禾》，次《康诰》、《酒诰》、《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
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
显然，司马迁认为唐叔献禾事在周公摄政、东征时期，亦在封卫之前。
唐叔得禾的年份正是《归禾》（或《馈禾》）、《嘉禾》的撰作之年，从《书序》和《史记》的叙述看，唐叔得禾时当已受封，得禾之地应是他个人的封土。《史记·周本纪》中言“晋唐叔得嘉谷，献之成王，成王以归周公”。这里的“晋唐叔”之称，似也透露了唐叔此时已经受封。
《史记·晋世家》曰：“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封叔虞于唐”。关于灭唐、封叔虞的时间都语焉不详。《今本竹书纪年》却明确记载了相关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成王纪谱下曰：
八年……冬十月，王师灭唐，迁其民于杜。……十年，王命唐叔虞为侯。……周文公出居于丰。十一年春正月，王如丰。唐叔献嘉禾，王命唐叔归禾于周文公。
这里的记载与《书序》和《史记》是有矛盾的。首先，《今本纪年》的唐叔献禾事在封卫之后，亦在周公致政之后；第二，《书序》、《史记》言唐叔归周公禾于“东”，而《今本纪年》，则“东”作“丰”。实际上，《今本竹书纪年》除了成王十年记“周文公出居于丰”之外，于成王元年还记“周文公出居于东”，这与《尚书·金縢》所说“周公居东”为一事。而“居东”与“居丰”却并非一事，《书序》作者和司马迁未见《纪年》，不详当时之事，遂将两者混为一谈。
《今本纪年》记唐叔献禾事合情合理，其叙灭唐、封叔虞也与《史记·晋世家》暗合。此外，说明唐叔封于成王十年的还有《国语》的记载，《晋语四》曰：“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又曰：“岁在大火，……唐叔以封。”《周语下》则曰：“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今本纪年》记武王克殷后第5年去世，第6年为成王元年，唐叔虞被封在成王十年，也就是说“王命唐叔为侯”在武王灭殷后第15年。按照岁星的十二星次，武王克殷岁在鹑火，以后第15年恰好岁在大火。是则《今本纪年》与《国语》正相吻合。
今之学者已经论定：《国语》所载的岁星所次“不合天象”，“它是战国初期晋、魏史官根据历史年数，依岁星十二年一周天逆溯来的”，“《国语》的岁次，以夏历为准，这是根据秦纳重耳岁在大梁、晋取五鹿岁在鹑尾确定的”。（注：白光琦：《西周的年代与历法》，载陕西历史博物馆编：《西周史论文集》上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有的学者论证认为《国语》天象是后人伪造的。《今本竹书纪年》的原本亦出于先秦时的晋、魏史官之手，美国学者夏含夷发现了《今本竹书纪年》中西周初期部分的一处错简（注：《也谈武王的卒年》（兼论《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载《文史》第二十九辑。）。其论证细致精到，足能服人。只是他说这处错简是西晋学者在整理竹简时误排，其实，可能汲冢原简就是如此。因为《国语》、《今本纪年》都有此错，二者的年历同出于晋、魏史官，故有这种相同的错误。
此外还需要说明，如果以武王克商之年岁在鹑火，则此后第三年亦岁在大火，《书序》作者、司马迁可能都认为唐叔之封即在此年，今之学者也有人这样认为。古文献中有关武王之死年有克商后一年、二年、三年、六年和七年等不同说法，有人分析认为，这些异说可以归纳为两类，即克商后二年崩和克商后六年崩。克商后二年崩的说法原载于《尚书·金縢》篇，后被采入《史记》里，为较多史学家所接受，有学者称这一说法几乎可以视为定论。这是对的。武王克商后的第三年便是武王去世的次年，即成王初立之年，就是说成王元年岁在大火。如果唐叔虞受封于此年，显与事理乖杵太多，所以，还是应以《今本竹书纪年》所载唐叔受封于成王十年较为符合事实。
既然唐叔受封于成王十年，那么《今本纪年》所载唐叔献嘉禾在成王十一年也是合理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书序》、《史记》将《归禾》、《嘉禾》置于《大诰》和《微子之命》后、《康诰》和《酒诰》等之前便不妥当。进而，我们又可断定，《书序》所说《周诰》诸篇的次序是靠不住的。
（二）《金縢》、《大诰》
《金縢》与《周诰》各篇不同，它以叙事为主。笔者认为，该篇叙事跨三年（即从武王病重去世之年到成王二年），记述了成王对周公由疑而信的全过程。同时，从《金縢》篇中，我们也看到武王刚刚去世，形势就变得危急起来。成王年幼，殷遗势力蠢蠢欲动，在这种情况下周公摄政，却遭致了各方面的疑忌，成王对周公有所顾虑，周公的同胞兄弟也生流言，欲联纣子武庚叛周，甚至召公、太公也疑周公。于是，为了周室的大局，周公不得不安抚各方，即《逸周书·作雒》所谓“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做了东征之前的各种准备。
《金縢》篇的记载为了解《大诰》提供了方便。笔者以为，周公居东为成王元年事，则《大诰》亦为成王元年事。然而，对《大诰》为何年事，历来也异说甚多，如郑玄以《金縢》所说“周公居东”为避流言而居东，认为成王迎归，乃伐管、蔡。他在《诗·东山》笺中云：“成王既得金縢之书，亲迎周公。周公归，摄政。三监及淮夷畔，周公乃东伐之，三年而后归耳。”是郑玄亦认为《大诰》之作至少在成王二年后。
实际上，周公安抚诸侯，为东征作准备应在成王即位之初，这在史料记载中是很明确的。除《金縢》外，如：
《今本竹书纪年》：“成王元年……秋，王加元服。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东。”
《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
周公作《大诰》在武王崩后不久。《书序》述《大诰》之作正是这样：
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
《史记》的记载也大致如此，《周本纪》曰：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叛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蔡叔。……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
《鲁周公世家》又曰：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
其实，《大诰》篇本文中已隐含着问题的答案。《大诰》开头曰：
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历服。”
这是周公权代成王大告众国之君与治事大臣的诰语。《大诰》多主卜言，至于终篇。周公以讨叛卜吉之义，谓天命不可违，故而反复告谕。《大诰》篇首即曰“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割”，害也；“不少延”即不稍待之意。此谓祸乱频仍相连，武王刚刚去世而葬，又有武庚继而叛乱。下言“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历服”，此是成王语气，乃周公代成王所言。其中似也隐隐含有“我年幼的成王刚刚继此无疆的大业”之义。
朱熹曾疑该篇词缓不切，对此，王夫之《尚书稗疏》卷四所言极是：“《大诰》之作，盖周师未出，而邦君庶士有疑于行，因作此以诰用兵之期。故不扬文、武之德，不数武庚之罪，不悬赏罚，不戒进止。”
《大诰》为成王元年事，恰在《金縢》篇所叙事三年的中间，故两篇的次序《书序》以《金縢》在前，《尚书大传》则以《大诰》在前。应该说两种排序均无不可。既然《金縢》记有武王生前事，而《大诰》为成王元年事，则今之通行的众多《尚书》注、译本多以《金縢》在《大诰》之前亦有道理。
（三）《康诰》、《酒诰》、《梓材》
《康诰》等三篇为康叔封于卫时周公以成王的名义所作。因为文内有以“弟”相称处，有人认为《康诰》是武王所作。其实，康叔之封在武王去世后应该是没问题的，周公命诰仅是权代成王，故《诰》文中周公仍以“兄”的身份，且直呼康叔之名。除此之外，《康诰》等三篇人们俱认为作于周公东征伐灭武庚、管、蔡之后。
但康叔之封具体在何年，史籍所载并不明确。因为《尚书大传》有周公摄政“四年建侯卫”的说法，故一般认为卫国之封亦在此年。其实《尚书大传》铺陈周公德业仅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依笔者看，康叔之封在成王三年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让我们试来比较《今本竹书纪年》和《尚书大传》的记载：
从以上的比较看，《尚书大传》的说法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只是其中“四年建侯卫”之说无具体的落实。“侯卫”之“卫”当然与康叔所封的卫国之“卫”是两码事。周室封建，目的是“为周室辅”，“以藩屏周”，“建侯卫”也就是建立侯国以为周室藩屏之意，《尚书大传》说“四年建侯卫”并不一定意味着卫国之封在成王四年。
从《今本纪年》看，成王三年既有“迁殷民于卫”事，又有“伐奄，灭蒲姑”之事，这应该都是事实。毫无疑问，周初的主要任务是稳定和巩固统治，而稳定则是当务之急。武王虽然灭商，但殷商势力的残余尚盛，周公摄政之初的三年东征对周朝的稳定，意义十分重大。细绎之，周公三年东征又以救乱、克殷、践奄三项为主要任务。管、蔡反对周公乃依托武庚，而武庚叛周则凭借管、蔡。奄人、徐人及淮夷也是殷遗中的顽固势力，成王二年他们亦“入于邶以叛”。要稳定东方，奄人也是必须平定翦灭的大敌，因而成王三年去除了管、蔡、武庚之后，周公又继续向东方进军，这便是伐奄的开始。
奄在殷都旧地以东。伐奄之前，殷都王畿旧地已被平定，宋、卫之封很可能即在此时。《书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启代殷后，作《微子之命》。”《史记·宋微子世家》云：“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按照《书序》所述《周诰》篇次，除去《归禾》、《嘉禾》的误排，《康诰》等紧接《微子之命》，《书序》且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从这些看，宋、卫之封即使不是大致同时，也不至于相距较远。
按《书序》注引郑玄曰：“言伐管、蔡者，为因其国也。不言霍叔者，盖赦之也。康为号谥，初封于卫，至子孙而并邶、鄘也。”郑玄《诗·邶鄘卫谱》云：“邶、鄘、卫者，商纣畿内方千里之地。武王伐纣，以其京师封纣子武庚为殷后，乃三分其地置三监。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逸周书·作雒》曰“临卫征殷”，可能东征之师到了纣城之东卫地。郑氏《诗谱》又曰：“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复伐三监，更于此三国建诸侯，以殷余民封康叔于卫，使为之长。后世子孙稍并彼二国，混而名之是也。”《今本纪年》记成王三年“迁殷民于卫”，而迁卫之殷民乃是封于康叔的，那么，成王三年康叔已封，当是没大问题的。又，《左传》定公四年记鲁国伯禽受封时，分之以殷民六族；卫国康叔受封时，分之以殷民七族。《今本竹书纪年》于成王八年纪谱下曰：“命鲁侯禽父……迁庶殷于鲁。”是鲁侯受封后便迁殷民六族至鲁。以此例彼，成王三年既然迁殷民于卫，则康叔此时当已经受封。自然，《康诰》等亦可能成在是年。
成王三年封卫，但也开始了伐奄。征服奄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前后历时三年，《今本竹书纪年》对此有明确记载，即三年初伐奄，四年王师入奄，五年迁奄君于蒲姑，所以《孟子·滕文公下》曰：“伐奄，三年讨其君。”奄国征服之后，周朝也就初步控制了东方局势，这对周的稳固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既然如此，《尚书大传》排列周公德业时，也就于成王三年言其“践奄”，而“建侯卫”（当然也包括宋、卫之封）则被列于封建的次年。也是由于征奄、灭奄十分重要，《尚书》中原来还有《成王政》、《将蒲姑》两篇，依《书序》，前者应作于成王四年，后者应作于成王五年正月以前。
（四）《召诰》、《洛诰》、《多士》
应该说，《召诰》、《洛诰》、《多士》的年代是比较明确的，只是由于人们对周公摄政的问题理解不当，甚至有的认为周公摄政时自纪其元，周公归政后成王才即位改元，这使得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反而被复杂化了。
《洛诰》最后一段曰：“戊辰，王在新邑。……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汉儒以及唐代经师俱以此段最后一句为周公摄政七年之证。关于“惟七年”的意思，王国维以周代彝铭相对照进行解释说：“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上纪事，下纪年。”（注：王国维：《〈洛诰〉解》，《观堂集林》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这非常正确。“七年”虽然不是说周公摄政七年，而是指周公摄政的第七年，但这并不妨碍周公摄政七年说的成立。周公摄政的七年中，他“勤劳王家”，到第七年，东土已安，周朝的统治已经基本稳固起来，故《洛诰》言“周公诞保文武受命”，这与前文中成王所谓“诞保文武受民”及周公所谓“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意义相同。王国维说此句前面纪事，此事正指周公摄政，辅佐成王。
“七年”指周公摄政的第七年是没问题的，然而，人们对《洛诰》中的“七年”也有许多不同理解，如王国维《周开国年表》说：“成王即位、周公摄政之初亦未尝改元。《洛诰》曰‘惟七年’，是岁为文王受命之十八祀，武王克商后之七年，成王嗣位于兹五岁，始祀于新邑。”王国维不知道成王嗣位是确实改元的，故解《洛诰》之“七年”为武王克商后七年（注：王国维：《周开国年表》，《观堂集林》附《观堂别集》卷一。），即武王去世前两年加上周公摄政五年。杨向奎先生同意王国维的这个看法，故而不得不认为《洛诰》中“有关‘七年’这几个字不是《洛诰》原文，这是后来删《书》人的注解”（注：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154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实际情况可能未必如此。
王国维、杨向奎先生以《洛诰》作于周公摄政的第五年，很可能与《尚书大传》“五年营成周”的影响不无关系。1963年，陕西宝鸡又出土了一件西周前期的重要青铜器何尊，其器铭之首有“惟王初□，宅于成周”，篇末纪年曰：“惟王五祀”。于是，不少学者以此与《洛诰》为同时，“王五祀”即成王五年，即周公摄政的第五年。实际上，不仅《洛诰》不是此年事，何尊之五年也不指此年。周公摄政的第五年（即成王五年），洛邑刚刚开始营建，此时成王怎么“宅于成周”呢？成周既作为周的东方陪都，它的营建怎么能在短时间内即可完工？况且，据《今本纪年》，成王“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迁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也就是说，成王五年的一至五月，成王一直在东方未回。而何尊铭文中记“王五祀”的“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因此可以肯定，何尊中的“五祀”不会是成王五年，何尊不会是成王时器。（注：李学勤先生《何尊新释》（原载《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收入先生论文集《出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认为“何尊应作于周康王五年”，笔者以为极是！）
《洛诰》为成王七年《即周公摄政第七年》事，还可由《今本竹书纪年》得到佐证。不仅如此，《今本纪年》成王七年纪谱也与《召诰》、《多士》有相合处，《洛诰》、《召诰》、《多士》同记成王七年事亦得到较好的说明。
表中所列《洛诰》中的“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今被置于《康诰》篇，自宋代以来有人认为是《洛诰》篇首的脱简，笔者以为很有道理。＃
从列表对比看，《召诰》、《洛诰》、《多士》都为成王七年事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之外，还可有其它的不少证据可以说明。如《今本竹书纪年》记成王五年“夏五月，王至自奄”，成王在奄实为一大事，不仅伐奄十分重要，而且成王自四年入奄，直到次年五月返回，在东方留住时日很久。《多士》中有成王之言曰：“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所以，顾颉刚先生说此时距离自奄归来“在时间上很清楚地有着一段距离”（注：顾颉刚：《周公执政称王》（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之二），载《文史》第二十三辑。），所以《多士》为成王七年事正与之相合。
（五）《无逸》
《无逸》又作《毋佚》、《无佚》、《毋逸》、《亡逸》等等，段玉裁、皮锡瑞等认为当以《毋佚》为是。
《无逸》作于何时？司马迁以为与《多士》同时，故《史记·周本纪》曰：“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无逸》。”《鲁世家》曰：“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成王七年，洛邑既成，天下已安，此时对迁洛的殷民进行告诫，使之顺从周治；又劝成王不可逸豫而荒废政事。故《史记》中《周本纪》言作《多士》而兼举《无逸》，《世家》言作《无逸》而兼举《多士》。此外，《书序》也在叙《多士》之作后接着说“周公作《无逸》”，可能《多士》和《无逸》之作是大致相同时的。
（六）《君奭》
关于《君奭》，有作于周公摄政之时和还政之后的不同看法。笔者认为该篇应作于周公摄政时，而且所作很早，甚至应在《大诰》之前。
司马迁认为《君奭》作在周公摄政时。《史记·燕世家》曰：“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孙星衍的看法则不同，他说：“史公以召公说在周公践阼之时，太子贤以为在还政之后，或今古文异说也。编篇在《多士》之后，疑非践阼时矣。”（注：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十一，第446页，中华书局，1986年。）皮锡瑞对孙说进行了分析批驳，认为其说非是。首先，《列子·杨朱篇》曰：“武王既终，成王幼弱，周公摄天子之政，召公不说，四国流言。”列子为六国时人，与史公说正同，是其说远有所本。接着，皮锡瑞又引据《汉书》之《王莽传》、《孙宝传》、《后汉书·申屠刚》等的有关说法，证明“西汉今文家皆以周公作《君奭》在摄政当国时，与《史记》合。”汉人时代稍后，其说可供参考。而将该说法与当时的可靠记载进行比照，则更具有说服力。皮锡瑞说：
史公云“召公疑周公”者，……观《金縢》篇公告二公以弗避义，则二公亦未尽知其心，盖以公处嫌疑之地，欲其远避。召公不说之意，当是如此。公作《君奭》，即在此时。盖公既以弗避之义兼告二公，又作此篇专告君奭。《大传》云：“周公盛齐成王，使召公奭为傅。”然则当时太公为傅，较太公之任更重，故公专告召公也。（注：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卷二十一，第381页。）
皮氏以《金縢》之“辟”为避位，我认为不妥，除此之外，其说很是允当。周公之被疑，本在摄政之初。当时，不仅二公，连成王也对周公有了疑虑。成王二年秋，“天大雷电以风”，成王与二公发金縢之书，成王便彻底解除了对周公的怀疑。而召公、太公之疑，脱释可能更早。《金縢》记“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是周公在做召公、太公的工作，《君奭》极可能作于此时。《逸周书·作雒》说，周公东征前，“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是召公已相信周公，并帮助周公做了东征前的准备工作。
从《君奭》篇本文也能看出其作于周公摄政之初。《君奭》篇开头记周公曰：“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怀，若无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呜呼，君已曰时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意思是说我们周朝虽然已受天命，但还不知道周的前景会怎样。这正是成王即位、周公摄政之初的实际情况。因此，周公直接向召公叹道“君已曰时我”，对这句话，《伪孔传》的解释是：“叹而言曰：君也，当是我之留。”此言的背景正是召公对周公摄政之不悦。于是周公又以殷商以及周文王、武王为例论证有良臣作为辅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说服召公，以继续辅佐朝政。
《君奭》有“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此言似乎是周公解释自己无意正式当政，而是要将前人的光美延及幼君成王。清人陈乔枞于此也发现了问题，他说：“周公以成王为冲子，自是幼少之时，若在复辟之后，则成王年逾二十，早有成人之道，岂得称为冲子哉！《尚书》篇次或亦不无错出，故《成王政》、《将蒲姑》二篇事本在前而编于后，未可以《君奭》编次在《洛浩》、《多士》后，而遂以为作于致政之后也。”（注：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转引自前揭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卷二十一。）陈说是。
（七）《多方》
一般认为，《多方》在《无逸》乃至《召诰》、《洛诰》、《多士》之后，时间在周公归政的次年。清人孙星衍发现了这种说法有问题，他认为《书序》把《多方》篇列在《无逸》、《君奭》之后，前尚有《成王政》、《将蒲姑》二佚篇；《史记·周本纪》将《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及《多方》俱列在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之后，与伐诛管、蔡非一时事，而《尚书大传》曰“三年伐奄”，按照这个说法，《多方》应是摄政三年事，当在《召诰》、《洛诰》诸篇之前。（注：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十三，第459页。）顾颉刚先生也看到了这里编次上的不当。《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多士》则云：“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可见，《多方》是刚从奄回镐京时讲的，《多士》是践奄之后，筑成东都，迁殷民于洛邑时讲的。所以顾颉刚先生说“两文在时间上很清楚地有着一段距离；《多方》应在前，《多士》应在后，本无疑义”（注：顾颉刚：《周公执政称王》（周公东征史实考证之二），载《文史》第二十三辑。）这是没问题的。只是顾先生误认为周公在摄政时期称王，《尚书》中的“王”亦指周公，这影响了顾先生对《尚书》中《周诰》诸篇相关问题的看法。
孙星衍以为《多方》是周公摄政三年事，《书序》疏引郑玄注亦认为“伐淮夷与践奄是摄政三年事”，从而认为《多方》之作也应在成王三年。其实，这是因为其不了解伐奄前后经历了三个年头。将《今本竹书纪年》与《多方》本文稍事比较，便可发现《多方》乃是成王五年之事：
《今本纪年》：“成王……五年……夏五月，王至自奄。”
《多方》：“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
又，《多方》本文中还有下列两句已明确交待了该篇为周公摄政五年（即成王五年）之事：
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
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
这两句中的“五年”、“五祀”都是指成王即位五年，因为此两句是成王对“多方士”亲言或周公代成王言。《多方》是记成王对众方国邦君的告词，此时，奄国彻底平定，东方尽皆归周，周朝的安定已经取得。《多方》先言成王自奄归，然后宣诰诸侯，前后实有内在的联系。杨向奎先生以为《多方》的开头“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可能不是《多方》的开头，而是错简，又说《多方》中的“五年”、“五祀”乃是从周公摄政之四年以后五年，即成王八年，因为《尚书大传》言“四年建侯卫”，到此时，殷侯殷士已臣服于周五年了。（注：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150—152页。）笔者不同意杨先生的这个看法。
（八）《立政》
人们言《立政》篇第时往往与《周官》一起论说，皮锡瑞即根据《史记》以《周官》和《立政》二篇相接，连文为义，认为二篇为一时所作。笔者亦持这种看法。《史记》的记载是：
《周本纪》：“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
《鲁世家》：“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
《书序》的说法与《史记》相合：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
《周官》一篇已佚，今只有《立政》尚存。仅从《立政》篇中看不出其作于“成王在丰，天下已安”之时，但《史记》、《书序》并以作于“成王在丰”，已黜殷命之时，必有所据。皮锡瑞分析说：
《鲁世家》云“成王在丰”，与《周本纪》云“在丰”相合。《本纪》云“既绌殷命，袭淮夷”，亦与古文《书序》同者。盖《周官》篇中必有绌殷命之语，故《序》追溯前事言之，如《多士》、《多方》皆去克殷已久，而皆追述克殷之事。今《周官》篇亡，无以考见其文，而据《史记》所列次序与古文《书序》不异，必不以绌殷命为此时事也。（注：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卷三十，第529页。）
这一分析极有道理。如此，我们依据《史记》、《书序》所说推定《立政》之作的大致时间是可行的。
《史记》、《书序》中言“绌殷命”之后何年并不具体，而成王“在丰”倒是一个确定时间。《立政》经文中周公两次说“孺子王矣”，又说“嗣天子王矣”、“今文子文孙孺子王矣”，《立政》作在周公致政成王后当无问题。按成王的重要行踪，《今本竹书纪年》都有记载，周公摄政期间，《今本纪年》无成王在丰的记载。而周公致政之后，成王曾两次至丰。《今本纪年》记曰：
七年，周公复政于王。春二月，王如丰。
十一年春正月，王如丰。
《史记·鲁世家》在叙周公作《立政》后，接着说“周公在丰，病，将没”，好像《立政》应作于成王十一年。笔者认为这种可能很小，首先，《立政》中一再言“孺子王矣”，似周公刚刚致政成王，这颇合于成王七年二月“王如丰”之时。第二，据考，周公在成王十一年逝世（注：（美）夏含夷：《周公居东说》（兼论《召诰》《君奭》著作背景和意旨），载前揭《西周史论文集》下册。）周公摄政七年归政，《通鉴外纪》曰：“周公归政，三年之后老于丰。”这与《今本纪年》所记成王十年“周文公出居于丰”正合。成王十年便是周公养老之始年。《今本纪年》在记周公居丰后接着记成王如丰，又记唐叔献嘉禾，成王命唐叔归于周公事。成王如丰很可能是看望已经年在晚暮的周公，周公于此时作《立政》、《周官》似于情理不合。第三，《立政》、《周官》之作，据《史记》乃是由于周之官政未次序。《尚书大传》称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次年又次序官政亦符合逻辑。总之，《立政》和《周官》作于成王七年可能是近真的。
（九）结语
以上我们逐次考察了《尚书·周书》中有关周公事迹的诸篇《周诰》，并连带对这一时期的《尚书》佚篇也有涉及。其中，多数篇章的写作年代得到了落实。笔者自以为这种考察是切实的，它可作为今后论说周公事迹等的依据。
这样，我们考订之后的《周诰》篇第次序应该是：
1、金縢，2、君奭，3、大诰，（微子之命），4、康诰，5、酒诰，6、梓材，（成王政），（将蒲姑），7、多方，8、立政，（周官），9、召诰，10、洛诰，11、多士，12无逸，（归禾），（嘉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