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解读下社会主义的坚守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10)05-0034-06
社会主义运动在20至21世纪的跌宕起伏、由苏东解体和中国成功进行改革开放所引发的对社会主义的争议与困惑、“历史终结论”由当年的欢欣鼓舞转向今天的遭受质疑等等一系列认识上的不停变换，大都集中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上的种种优异表现。对置于“中国模式”语境下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认识、分析，特别是对“中国模式”在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的反差的反思显得更为重要。
一、对“中国模式”的解读
确切地说，“中国模式”是由西方国家的研究者率先提出，其直接背景是中国在短短30年，将一个经济社会十分落后的传统国家，快速发展成为颇具特色的现代社会；间接背景则是在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的不利环境中，中国高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始终执守着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形成对西方世界中那些敌视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者的沉重打击。然而，对“中国模式”的判断其实还是个待定命题，存在着认识和实践的很多争论。而且“中国模式”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中的稳定、流变都与相对共识的达成还存有距离。
其一，“中国模式”是中国近代以来追求社会变革的历史延续，是追求国家现代化的自然传承。中国是在有着几千年文明的成果与包袱下，实践着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即“中国模式”的凸显并不是近30年才发生的事件，对其历史与现实的任何追问都可以找到清晰的时间线索。
首先，从历史上看，中国向往现代化的梦想早在鸦片战争时已经出现。20世纪中国社会风起云涌的各种思潮与革命诉求，无不紧紧围绕着追求国家强盛的主题。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深刻意义，不能仅限于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改天换地的浅层次，而应将其植入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不可阻挡的现代化的趋势。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键在于促使中国社会彻底摆脱了长久以来内受专制压迫、外遭欺凌盘剥，整个社会内外凋敝的衰败局面，为文明古国逐步跨入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确定了稳固的政治经济保证①。
其次，“中国模式”探索的时间历程应涵盖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共产党从新中国成立之时就已经确定了走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信心与决心。即“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自我意识、世界现代化大潮的发展趋向、中国独特的国情与发展背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百年历程，所有这一切内在和外在的因素都使得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了社会主义基本导间。”②这就是说，把实现现代化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统一起来的基本思路，让“中国模式”的基本原则在新中国之初就轮廓显现。
最后，现在的“中国模式”，应是以往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思路的不断矫正与更加实事求是的选择。正因为有着强烈的民族复兴的历史情结，所以从新中国成立之时，毫无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尽管在认识和实践中有太多的盲点、失误甚至错误，但追求中国强大、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始终不曾动摇。缘于此，改革开放30年间，“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意识始终占据主流，很多既无古人、又无前鉴的想法与做法才会不断产生并发挥作用，也才有了令人惊诧的发展成就震惊世界。
其二，“中国模式”的瞩目成绩不仅限于经济层面，而且有着政治和社会的表现与特征。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成就更多、更显著地展示于经济发展。GDP的增长速度与数量、国家综合国力的大幅度增强、经济社会从温饱型向消费型的转变、物质财富的巨大积累等都十分骄人。但一个吊诡的现象：发展成就要归功于中国政治制度的巨大效力和政府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而众多问题的发生根源却大都集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改革的没有及时跟进。
首先，对中国政治领域中的变革及效应做全面而富有深度的评判。尽管中国政治层面的改革，无论是力度还是深度，都明显弱于经济领域，却不能就由此就认定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毫无建树。因为，第一，中国经济改革快速而突出的成就正是得益于强政府下的制度供给与政府主导。这是不能回避的制度优势，且中国政府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实现着政治上的开放，政治上的宽容度在30年间明显提高；第二，中国社会的民主法治理念的逐步扩张。特别是30年中进行的多次行政体制改革，尽管依然问题堆积，但反映出中国政府对政治领域改革的重视；第三，中国人的政治参与、民主法治等意识普遍觉醒，公民意识逐步确立，特别是民主元素在中国特有的政治环境中以增量方式不断增加。“中国的民主改革将以‘存量’为基础，以已经取得的政治民主的成就和经验为前提，具备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发展民主政治的速度和力度将与既定的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③。故而评价“中国模式”在不忽略政治领域重大变化的同时，还要为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走向与重点阐明关键。
其次，中国社会领域内的发展与变革也在被增加中呈现自身特点。一如当年科学发展观提出的重要背景——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腿长、腿短问题。由于社会建设方面的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层面的变化，使中国改革稍显某些畸形，成为当下众多社会矛盾频发、高发、严峻化的重要根源，也为否定“中国模式”隐含了话语。客观地说，中国30年改革开放在加快社会建设、改进社会管理、让广大普通百姓共享发展成果方面存在缺陷，致使民生问题大量堆积、普通民众的改革热情不断降低，成为许多质疑“中国模式”的累累口实。但公平地讲，有关社会发展层面的矛盾与问题，恰恰是中国转型过程中必然遭遇的盲区与困惑。即中国在进行经济领域的根本变革时，合适、合理的普惠式保障措施该如何跟进？效率原则与正义价值该怎样实现统一？
其三，“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选择自己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依据。应该说“中国模式”是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许多地方出现严重困境，“华盛顿共识”遭受普遍质疑的情形下备受关注的。“中国模式”的最大魅力，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寻求不同于欧美现代化发展模式做出重新选择的启示，让众多落后国家完全可以在非西方传统发展道路以外，探索并建构多元的现代化发展框架。
首先，“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探索一条非西方的现代化路径指出了光明前景，使其追求现代化的信心大增。长久以来，世界上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因整体实力的弱小，总是处于西方发达国家全方位的挤压之下。尽管时过境迁，西方国家曾走过的发展道路与条件都已改变，各方面都处于劣势的落后国家大都在寻求着与西方国家的种种合作，企图以此来改变自身的不利处境。但是，“华盛顿共识”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次民主”浪潮的连连受挫，不仅使拉美、东欧等国处境艰难，也让欧美等国颜面大扫。而中国的异军突起却令发展中国家希望重燃，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变成为许多国家的普遍共识，非西方发展模式的理念逐步进入主流视野。如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的乔舒亚·库珀·拉莫在《北京共识》研究报告中的观点：“北京共识是一项多方位、而且得到充分论证的安全观的革命，它至少给人们一种希望：每个国家都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成为强国。也许不足以统治世界，但至少能做到自主自决。”
其次，“中国模式”是否具有广泛的复制效应或普遍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站在寻求人类社会共同进步的立场上看，“中国模式”广受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不拒绝一切先进的东西，并把西方和他国成功的发展经验融合进自己的模式，给当今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样本。而争议的一个焦点则是这个新样本是否具有普遍性。即从正在生成的“中国模式”中可否提炼和总结不同于欧美西方国家发展方式的新做法、新理念和新特征。其中很多问题都既与人类共同的发展命运相关，又是中国深层次改革的重点。于此，对“中国模式”作出定论还为时尚早，而评判其能否成为新的发展样本的时机还未成熟。
二、由“中国模式”所引发的对中国社会主义的争论
目前的中国是“一个比历史上任何社会变化都快的社会”。尤其是“中国模式”在社会主义原则与方向的坚持是备受重视的原因之一。套用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的观点：中国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模式，更避免了社会主义危机。许多西方学者在谈及“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时，往往有意忽略其“社会主义”性质，只把“中国模式”界定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学者重点关注的却是“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元素。如保加利亚著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家尼·波波夫就认为，“中国目前选择并实践的模式，是唯一可以挽救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是唯一正确的充满希望之路”。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孔塔帕里就提出，中国是“在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在实践层面奉行务实变通，在理论层面实行兼收并蓄、继承发展，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紧密结合国情的发展方略”④。笔者认为，“中国模式”之于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有两点十分关键：一是“中国模式”显示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美好前景，有助社会主义生命力的增强；二是“中国模式”中的市场经济负面成分，会不会成为吞噬社会主义的一股恶力。
其一，理性看待“中国模式”凸显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正如许多西方人士特别关注的，中国经济崛起对世界的影响不仅是战略上的和军事上的，更重要的是价值观上的。“中国模式”向世人展示的是一个非西方文化背景下、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发展样态，关键是中国对社会主义的高调持守。
首先，时下中国存在的众多社会矛盾与巨大经济奇迹的反差，使其社会主义性质不断遭受各种指责与怀疑。如众多评价“中国模式”中的一个观点——中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特别在西方世界，“由于改革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那些视中国在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左翼人士的数量自1990年后开始下降”，“那种视中国为发展模式的思想活力正面临明显的资本主义复辟……，那些依然抱有社会主义态度的人认为中国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⑤。同样的声音也来自国内：“中国巨大财富，是靠廉价劳动力优势得到，劳动者分得少。资产所有者和权力所有者占有过多财富。靠诚实和勤劳工作收入少，靠高知识和技能得到的少，各类欺诈和暴力式的投机者得到的多”⑥。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在改革的制度设计与实践中并未得到有效体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的弱化倾向比较严重。
其次，中国30年改革的最显著之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之题至今未破，社会主义之于市场经济的意义混沌不清。怎样在社会主义的正义原则与资本的价值增值之间寻求平衡；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的效率、效益的同时，又能及时限制并纠正其对弱势群体的利益损害和程度聚集；如何让社会主义切实成为规避资本主义异化的根本力量。这恰是人们质疑“中国模式”是否还是社会主义的理由。马克思晚年时就俄国等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有过一些重要思想，如认为俄国有可能利用当时还保持着的古代公有制因素，通过“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⑦，走一条避免资本主义的苦难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但这毕竟只是设想而非实践。尤其是苏联70年社会主义国家竟以解体和改弦易辙为结局，使社会主义实践的艰难与曲折得到印证。尽管中国30年间社会主义旗帜不曾动摇，但目前呈现于人们眼前的资本主义初期的种种罪恶，普通劳动者大受伤害的触目惊心，“市场社会主义几乎复制了与资本主义相关的一切异化现象”⑧。这让“中国模式”在拥抱鲜花与掌声的同时也饱受争议。
其二，“中国模式”下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明显反差，特别是在实践中遭遇的悖论和难题。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特点，资本主义在有着推动社会生产力大幅度进步、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呈世界范围扩展等积极作用的同时，更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与弊端，继而必将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但这种对更合理社会的追求也越来越多地需要通过人的合理选择和自觉创造才能实现，需要承受来自创造过程中失误、挫折的磨砺和困扰。
首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主义理想在实践中遭遇的难题，使完整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的要求显得更加迫切。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具体论述与现实实践的差距十分明显：第一，按照马恩经典作家的设想，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如马克思所言，“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⑨。但20世纪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几乎都产生于落后国家；第二，在马恩经典作家看来，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是因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才能在实行有计划的生产，从而就能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序混乱的缺陷，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公有制却在以苏联为代表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几乎成为低效率的代名词，它对生产空间和资源配置的设计和运作几乎是僵化和停止的；第三，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也在进行着不断的变革和创新，尤其是吸收社会主义的很多做法，成为资本主义仍然保持生命力的奥秘所在。这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马克思的观点：“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⑩。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也更强烈地认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1)。在创建新世界观的初期，马克思恩格斯就从社会历史的规律性与主体活动的能动性的辩证统一中，阐释社会历史发展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即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孕育、蓄积以至最终对旧的社会形态的取代，都不能由人的意志左右，都要在具体条件的累积、转换乃至创造的过程中逐步实现，都有一个既要继承、接续还要不断生成、创新的历史脉络。马克思恩格斯一再重申，“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2)。而“一切伟大的运动都是缓慢的，正如你们的1688年革命一样，仅仅是向好的方面迈进了一步——大路上的一站而已”(13)。缘于此，马恩等更加看重的是在实践中对具体问题的识别与解决，重视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其次，在实践中如何弥合并补救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巨大冲击。按照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处境和水平，应该承认它不但与资本主义差距甚大，而且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也距离甚远。其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乃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领域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经济基础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未来社会目标相距遥遥。为此，中国选择将市场经济作为加快自身生产力发展、提高经济能力的重要形式当然无可厚非。但是，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手段的资本主义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它需要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为其服务。资本主义“没有任何社会的责任感，对社会肆意地进行监控、施暴、战争和折磨。它的目的是通过压榨穷人获得短期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推进社会和谐与团结，提高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14)。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由市场在面临利润与环境两难抉择时选取前者的实质，使资本主义不是生态环境的真正保护者的面目愈发昭然。众所周知，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一方面重视的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作用，用市场力量实现生产活动的效率最大化，另一方面还要寻求“公有制对市场的价值性约束，即从所有制环节主观调整生产关系。它体现着‘制度’的力量，是社会主体对生产关系的价值偏好和阶级意志。没有制度的细节设计，生产关系的多元化趋势，会通过利益诉求和力量博弈干预社会主体的价值偏好和阶级意志”(15)。
三、“中国模式”应然的社会主义不断彰显与目标定位
从当下中国发展的实际看，“中国模式”仍具有开放而未确定的特点，对它的赞许、怀疑甚至否定的声音都属正常。“虽然中国经济近20年来的飞速发展使它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但仍有很多人对它的真正实力感到怀疑。尽管面对截然相反的事实依据，西方人还是认为中国经济不会真正繁荣起来，除非它采纳西方式的民主，遵守国际人权公约，提高技术水平，开始生产专业化的非大宗商品。这一切都被证明是错误的”(16)。但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表达，“中国模式”的真正价值应是既能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又使社会主义的执守兑现为共同富裕、环境良好、人的全面发展的愿景。
其一，“中国模式”建构中应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明确划界。面对种种争议，却不能回避中国何以不辱没社会主义的伟大意义、使社会主义价值切实彰显的重大问题。让“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不能只是一块招牌，要有其实质内容。同时还要充分吸收、汲取资本主义的有益成分和发展成果，切实摒弃资本主义的丑陋与罪恶。
首先，“中国模式”应促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实现最佳结合，以各自的优势弥补各自的缺陷。这里的重点在于：一是寻求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均衡，或是自由市场的度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度的边界划分与合理界定。最近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成功表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威权政府的巨大动员与组织能力。但由此会不会造成对以自由竞争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的伤害、甚至破坏市场配置功能，也已引起广泛的争议和讨论。二是追求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甚或公平更为重要等原则的切实实现。尽管很多的研究都对公平与效率的达成一致持悲观态度，但社会主义的公平至上的理念不能动摇，且应始终作为发展进步的基本坐标。关键是要创新效率与公平实现动态均衡的体制机制。
其次，“中国模式”应在正视普通大众的诉求、参与和利益观照上有新创造。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社会精英”，“贤能作用”的确对改革科学化的实现不可或缺。但在中国改革乃至“中国模式”的实践中，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广大劳动群众作为基本的依靠力量和稳固社会基础的根本尺度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改革实践决不能以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根本价值为代价，不能丢失了革命动员时的历史传统，更不能让革命的领导与依靠力量沦为社会的最底层。关照社会大多数尤其是处于生产劳动前沿人群的地位与作用，让每个人尤其是普通民众都能有自身价值的体现，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中国模式”的价值与活力的重要标志。
最后，“中国模式”的价值应在生态环境的优良上更加体现。加拿大著名左翼学者威廉·莱易斯在1976年出版的《满足的极限》著作中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从而造成过度生产，造成生产力和资源的严重浪费，这就导致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所以资本主义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总根源。面对世界范围内生态环境危机的严峻现实，吸取并采纳“实行一种新的‘稳态经济’，以缩减生产能力，扩大国家的调节功能，重新评价人的物质需求并大大减少这种需求，改变人的现行的消费方式，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一种新的发展观”的思想，在人与自然之间选择一条良性循环的路径，让人类能够更加稳定而长久地存在于美好的自然界。
其二，评价中国模式的优劣成败，是非得失，不能凭主观好恶、主观臆测，而应该以客观事实为依据。(17)“中国模式”应建构全方位的社会主义合理制度。它应兼容了好的经济发展方式、民主政治体制、优秀的文明文化等内容，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现代化国家的制度组合。
首先，“中国模式”要在选择、建构好的经济发展方式上实现根本突破。客观地说，“中国模式”的经济或生产的发展方式，有很多是在学习西方，抑或是在模仿。这对于后发展国家应是一条捷径。但实现跨越或创新，却是解决经济发展方式的合理性与持续性的必由之路。当下中国提出的建设“两型”社会，就是在构建涵盖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与节约型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等内容的全新发展模式。为此，“中国模式”的创新应是以经济发展新方式的架构为首要，以统筹协调为思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组建融先进设计与安排为一体、能够持续稳定的新型经济发展方式。
其次，以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心理为根基，搭建不同于西方政治架构且蕴含现代民主政治价值的新型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对于制度和社会结构在一个具体社会中具看基础性的地位与作用的观点已成共识，如德国媒体的观点：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国定将实现一种特殊的民主，这种民主将考虑到这个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特点。这种亚洲“社会主义民主”所涉及的是史无前例地继续思考，而不是抽象地复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目前的中国尽管在宏观政治上早已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但在中观和微观的制度设计中仍有盲点与空白。中国传统中颇具影响的熟人社会的人情伦理法则，加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权威主义特点，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所构成的负面效应尤其不容小觑。且中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这又区别于建立在西方公民文化基础上的民主政治。为此，难点与重点就是要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进行清理剔抉、去芜存菁，进而既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又体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色。
最后，用先进合理的形式实现对现代社会的有效治理，建成有明显善治特征的现代公民社会，应是“中国模式”不能缺少的内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极不平衡，使不同区域和人群呈现多分化、多层次的特点。为此，任何一种具体的社会管理模式都难以完全适应全国各地的需要，只能采取因地制宜、创造条件、利用现有的体制进行渐进式改革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对旧体制的改革、转化并催生出新的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的体制机制则是难点和重点。
其三，培育并塑造“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全新文化与价值指向。学者郑永年先生说得好，“模式本身的成功比什么都重要，只有模式的成功才能证明中国的价值的普世性；也只有当中国的模式具有了普世性，中国模式才具有可持续性”(18)。中国模式现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境况，而挑战的核心就是中国模式的可持续问题，其重点除了上述内容之外还表现为，中国在对社会主义内在价值的坚守与体现时，能否实现自身悠久文明的现代转换，建构属于自己文化与民族特色的“主体性范式”。
首先，在价值观上，中国可以不高调自己的意识形态，但社会主义的价值却不能丢失。关键在于：第一，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不能改变。邓小平同志晚年再一次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9)为此，中国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必须及时把缩小以致最终消除两极分化最大任务；第二，以社会主义价值纠正物质主义的异化倾向。当下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是，市场经济追逐利益最大化已与中国传统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沉渣信条结成了现代联盟，逐步在社会中占据显赫位置。面对物质利益的诱惑和唆使，很多人的良知可以泯灭、耻感可以丢弃、诚信可以不要，一切一切与人的情操和精神发展相关的东西在金钱和物质的轰击下，变得支离破碎(20)。如此情形，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文化价值体系，用新型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判断就显得十分紧迫。
其次，中国应使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现代社会的文明要求达成内在的一致，建构融民族性、历史性、现代性为一体的新型文化形态。众所周知，任何民族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动力和模式的背后都有着丰富而明确的文化理念的内在支撑。中国几千年皇权专制统治是以儒家思想为其文化“道统”，它与“治统”相互结合构成为王朝更替的文化原动力。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就一直是共产党的重要任务之一。美国杜克大学历史教授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如果社会主义代表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它就有两重明显的涵义：(1)新生产模式将产生有助它达成目标的新文化；(2)革命领导层应致力创造这种新文化，以巩固新的生产关系”(21)。由此确证了“中国模式”构建中的文化关键性。即用社会主义的文化力量将人的精神价值与物质需求协调起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安身立命、持续进步的精神家园。在这个新型的文化系统中，既有着传统中国文化思想智慧的现代转换与合理汲取，又有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与伟大目标的不断渗透与随处充溢，更有符合现代价值取向的意义蕴涵与不断体现。如此，方可称为“中国模式”的真正形成。
注释：
①吴玉敏：《中国现代化视域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选择》，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4期。
②陈勤、李刚、齐佩芳：《中国现代化史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③俞可平：《增量民主：中国特色政治模式》，《搜狐评论》，2007年09月20日，http://star.news.sohu.com.
④(16)转引自唐晓：《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及其启示》，载于《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
⑤朱可辛：《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载于《科学社会主义》2009年第4期。
⑥早报早读：《中国五大危机深入剖析—再加上家庭危机》，《早报网》，2010-04-07http://www.zaobao.com.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1页。
⑧《市场经济、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前途——奥尔曼教授访谈》，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0期。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39页。
⑩(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4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6页。
(13)蒙·埃·格兰特—达夫爵士于1879年2月1日写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长女、德国皇储弗里德里希—威廉之妻维多利亚一封信的摘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4)《野蛮资本主义》，《实践与文本》，http://www.ptext.cn.
(15)张健：《社会主义的语境与公民社会的挑战》，载于《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2期。
(17)刘宝兰：《关于“中国模式”的几点思考》，载于《江汉论坛》2009年第4期，第69页。
(18)郑永年：《中国模式能被围堵吗？》，早报导读，2009-09-09，http://www.zaobao.com.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20)吴玉敏：《坚持社会主义与坚持市场经济的关系辨析》，载于《青海社会科学》2009年5期。
(21)阿里夫·德里克著，彭新译：《“文化转向”后的文革》，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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