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泉、安倍政权交替与日本的民族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日本论文,小泉论文,政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泉首相在其任内一再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致使中日首脑会谈长期中断。安倍政权成立,中日关系出现转机。中日关系的波折令人深思,对小泉、安倍政权的内外政策作一考察,从中认识日本政治的变化,对于发展中日关系也许不无益处。
一、小泉、安倍政权的民族主义色彩
小泉政权标志日本战后政治史上进入一个新时期。有人对战后日本首相作一统计,认为从1980 年到小泉之前的日本首相若非出身田中、竹下派,即是得到田中、竹下派支持。田中、竹下派一直是自民党内重视中日关系的主要派系,对保证中日关系的平稳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小泉则不然,他是同旧田中、竹下派较量胜出而担任首相的。由非田中、竹下派支持的政治家担任首相是20 多年来日本政坛的首次,反映了日本政坛派系结构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政治风向和对华态度的变化。
更值得注意的是,小泉当选后,日本加快向“正常国家”的方向转变,在对外政策上更向现实主义倾斜。小泉强调“日美同盟和国际协调”,但实际上更重视对美关系,加强日美同盟,并借此突破战后“禁区”,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在安全方面,小泉政权借配合美国的反恐战争、加强日美安全合作和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名义,制定一系列法律。在外交方面,小泉把日美关系推上一个新台阶,而在亚洲外交方面却接连碰壁。当然这不能简单地说小泉不重视亚洲外交。小泉任内两度访问朝鲜,是战后首相中绝无仅有的。在中国、东盟关系迅速发展的带动下,日本和东盟的经济合作也加快步伐,并提出十六国东亚合作建议。但小泉的民族主义立场使他在一味参拜靖国神社受到中、韩两国的批评时,不敢正视现实,反映了他思想深处轻视亚洲的错误观念,在亚洲外交上也不可能期望取得成果。
安倍在问鼎首相的道路上得到小泉的奖掖和栽培,其言行也表明要继承小泉的政治路线。安倍的家世影响和作为战后出生的政治家,也使其更倾向于保守的民族主义路线。安倍政权成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要引导日本最终结束“战后”和成为“正常国家”的民族主义指向已经毋庸置疑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2006 年12 月15 日,日本参院通过《教育基本法修正案》。战后制定的《教育基本法》是要否定“忠君爱国”的军国主义教育,强调“主权在民”的思想,在近 60 年的时间里未曾更动一字,这次修订无疑是对战后体制的重大冲击。安倍认为,战后把国家主义看做是战争的根源,导致人们对“国家”的错误认识,是“战后教育的失误”。修改《教育基本法》的目的是要培养学生有“热爱国家和乡土的态度”、“尊重传统和文化”、具有“公共精神”、“丰富的情操和道德心”,纠正对“国家”的错误认识,并要求教师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事项,制止教师不执行《国旗国歌法》等类似行为。《产经新闻》认为修正案恢复了战后教育所缺少的理念,表明安倍政权向“摆脱战后体制”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
安倍政权还设立讨论国家安全问题的“官邸机能会议”，酝酿成立模仿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倍在就职演说中说：“要从根本上强化官邸机能，确立政治领导体制”，“使政治上强有力的领导体制能够迅速决定外交、安保战略”。首相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小池百合子强调，日本“需要有场合综合讨论外交、安全问题，应该强化收集、分析情报的能力。”《东京新闻》报道称，此举堪称安倍政权改革的焦点。包括防卫厅升格等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突破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禁区，实现对宪法的修改。安倍明确表示，希望在2007年的例行国会上通过决定修宪的公投法案，在他的任期内完成这一“历史性的重大工作”。
安倍在担任首相后立即访问中、韩,打破外交僵局。这是顺应国内外要求的积极步骤,也是中、韩共同努力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已经解决。安倍访问中、韩,表明小泉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已经给日本的外交形象和国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害,日本需要抓住政权交替的时机改弦更张。安倍担任首相后表示要不遗余力地改善中日关系,在历史问题上继承“村山谈话”精神,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采取了不明确表态的态度。这反映安倍充分认识到与中、韩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愿意以务实的态度化解外交僵局。
安倍将进一步加强日美信赖关系,同时提高日本外交的主动性,更注重维护日本的利益。也就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日本要配合美国的战略,也要开展自己“有主张的外交”。日本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目的是“要完善首相官邸和白宫能够经常沟通意见的框架”,加强相互信赖,提高日本与美国对话的地位,把美国保卫日本的日美安保体制变为两国互尽义务的关系。安倍注意开展亚洲外交,舆论注意到他在就职演说中把“世界中的日美同盟”改成“为世界与亚洲的日美同盟”,提出要“更加明确‘为世界与亚洲的日美同盟’,推进为亚洲牢固合作的积极而有贡献的外交”，亚洲外交将是安倍“有主张的外交”的实验场。
日本亚洲外交的一个新特点是,提高在地区合作中的提案权和话语权。如小泉政权利用周边国家参与东亚地区合作的愿望,建议拉更多的国家参与地区合作,以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安倍在阐明其政治理念的著作《美丽的国家》中提出要建立日、美、澳、印四国战略对话机制。据报道,日本计划从讨论地区合作等事务的“松散框架”起步,着手与印度等有关国家进行事务性会谈,把日、美、澳之间已有的安全战略对话机制扩大为四国机制。日本的目的很明确:第一,重视印度的经济和安全战略价值,加强同印度的关系,同时也是看准美印关系在改善,把印度拉进这样一个战略同盟与美国的意图并不矛盾; 第二,在建立地区框架上发挥主动性,提高自己的国际作用。日本利用所谓自由、民主等共同的价值观为纽带,把东亚周边的四个大国联系起来,其用意是明显的。安倍否认战略对话是对抗中国,但撇开本地区最主要的中国,说这是出于“意识到中国的战略思考”应该是不错的。麻生外相随后提出打造“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建议,重点对东南亚、中亚、东欧建立民主制度和发展经济提供援助,通过开展重视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观”的外交,把欧亚大陆周边的新兴民主国家串联起来。这对日本来说既表明是在全球范围作贡献,也有利于保证资源供应等现实的国家利益。日本把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作为日美同盟、近邻外交之外的又一外交新主轴,拓展外交的新舞台。麻生的设想同安倍的“有主张的外交”是一致的,都是要争取发挥大国的外交作用。
安倍政权继续把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日本外交的重要目标,已经拟定新的关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建议和推动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方案,争取在新一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一展身手。
二、对日本向“正常国家”转变的分析
从小泉到安倍,日本加快走向“正常国家”的步伐。这是日本政治演变和美国调整对日政策等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而推动这一转变的力量是日本的民族主义。
作为非西方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影响日本政治的重要因素。民族主义导演了明治维新,使日本免遭西方殖民奴役,但随后的扩张侵略,把日本引上歧途,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自食恶果。战后经济复兴,民族主义逐渐上升。战后日本民族主义表现在很多方面,从对日本发展方向的影响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清算战后体制,二是调整日美关系。
战后日本政治体制的基础是在联合国军占领时期确定的。在占领军主持下进行的民主改革和制定的法律、法规的基本精神是剥夺日本的战争能力,从思想上、制度上清除军国主义势力和思想影响,使日本转变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改革为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但经济发展后民族主义增强,出现对战后体制进行重新评价的要求。如果说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曽根提出“战后总决算”的口号还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对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欲言又止,不敢一吐为快,那么到冷战结束后的 90 年代初小泽一郎提出“正常国家”的要求时，日本民族主义者已经对清算战后体制实现新的国家目标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并开始公开批判战后体制对参与军事活动的束缚,要求清除影响日本发挥大国作用的主要障碍。
对战后日美关系,日本民族主义者的感情是复杂的。占领期间进行的民主改革在日本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美国为推行冷战战略帮助日本恢复经济和协助日本回归国际社会,使日本对美国报以感谢; 但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和不平等的日美关系及其对日本外交、安全政策的约束一直是日本民族主义者耿耿于怀的隐痛。日本虽然接受美国的安全庇护,得以专力发展经济,但要求改变日美不平等关系的愿望也日益强烈。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日本民族主义提供了进一步释放的环境。“正常国家”论就是在这一条件下提出来的。与此同时,日美同盟也频亮“红灯”。面对国际形势和日本政治的变化美国调整对日政策。美国的目的是要继续利用日本的战略地位,保持在东亚的存在。1996 年,日美安保条约重新定义,美国愿意让日本在同盟的框架下发挥更大作用。2000 年 10 月,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发表的阿米蒂奇报告再次表示对日本的民族主义要求给予理解和尊重,目的仍然是要使日美同盟保持稳定。而且美国重新评估东亚安全形势,抓紧建立美日联合作战体制,要求日本放弃对“集体自卫权”的禁令。这实际上等于美国放任日本修改战后宪法,改变战后体制。美国对日政策的让步加快了日本向“正常国家”转变的步伐。
在日本民族主义者看来,战后体制使日本成为一个不正常的国家。按照小泽一郎提出的“正常国家”标准:一是要能向海外派兵,二是要有外交自主性,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日本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已经为实现这一目标在法律上做了大量准备。安倍政权修改教育基本法和防卫厅升格向实现这一目标又迈进一大步。正如安倍在防卫省牌匾揭幕仪式上所说,防卫厅升格为省是“为日本脱离战后体制,建设新型国家迈出的奠基性的、重大的第一步。”为向“正常国家”转变,日本近期还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通过法律解除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特别是要通过自己的手制定一部新宪法; 稳定日美关系,提高对等合作关系; 加紧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的这些努力,是为配合美国的战略,加强日美同盟,并未与美国的战略利益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在现阶段日本修改战后体制和调整日美关系并不是要抛弃日美同盟,而是要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实现民族主义要求。从日本的民族主义要求来看,还有发展核武器和废除日美安全条约或维持日美安全同盟但要求撤出驻日美军。这些要求目前在日本还没有得到广泛支持,在短时期内也难以成为现实。
日本的“正常国家”是与日美关系密切相关的。日本要保持怎样的日美关系和美国要采取怎样的对日政策都将影响日本的“正常国家”定位。日本既要改变日美关系的不平等性,又要保持日美关系的稳定; 既要依靠日美同盟,也要不断拓展亚洲外交等新的外交舞台。美国的对日政策始终是把日本作为其推行东亚战略的工具,既要依靠日本加强对东亚地区的控制,又要约束日本不要破坏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日美关系中的这种既相互依赖又存在矛盾的情况还会继续下去,特别是美国的对日政策对日本的国家走向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当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与中、韩外交危机时,美国国会通过批评日本的议案,并以议员谈话的方式以及外交渠道低调而郑重地向日方表达了美国对日本否定历史和恶化地区气氛的严重关切。美国这样做的动机正如约瑟夫·奈所说:“美国的利益是建立在地区稳定以及贸易和投资持续增长基础上的”,“美国乐于见到中日之间保持良好关系”,“美日联盟仍是东亚稳定的关键,但是稳定三角的形成需要美日中三角的平衡”。美国不愿意看到因为小泉的偏执和日本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而破坏了东亚的稳定。
三、日本民族主义与中日关系的思索
小泉、安倍政权的民族主义特点和日本向“正常国家”转变的趋势,表明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上升使日本内外政策处于重大的战略调整时期,这必然会对中日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在处理中日关系时首先要对当前日本的民族主义有一个客观的、恰如其分的把握。
由于战后日本历史的特殊性,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充实,民族主义上升,要求在内外政策上适应这种变化,应该说有其客观必然性,有些民族主义要求也有其合理性,是可以理解的,譬如日本希望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在这点上应该把日本合理的民族主义要求和社会上的右翼思想、右翼势力区别开来,把日本政治的保守化倾向和右翼思想、右翼势力区别开来。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的民族主义,同战前日本的民族主义不同。一是两者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不同。战前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主要是军人和财阀以及受其精神麻痹和愚弄的民众;冷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主要是一些政界和学界“社会精英”的政治诉求,并逐渐得到一些民众的支持和共鸣。二是两者的民族主义表现和要求不同。战前日本民族主义表现为一种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仇视西方,蔑视亚洲,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基础,并转化为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企图在东亚建立霸权统治。冷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要成为“正常国家”,从现在看,日本的“正常国家”目标,还没有否定和平发展的道路。据报道,2007 年日本建立导弹防御计划的开支将增加30.5%。日本还将讨论研制军事用途卫星的立法。自民党前副总裁山崎拓认为,安倍政权“会展开全面扩军”。但安倍在朝鲜核试验后也表示日本将坚持“无核三原则”。这表明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日本将加强军事力量,提高日美军事一体化水平,但日本还没有改变战后以来依靠日美同盟的军事安全战略。
在估计和评价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时候,也应该看到日本社会和平主义力量的影响和作用。战后日本长期存在“保守”和“革新”两条路线。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力量重组,主张“革新”的力量明显衰落,难以抗衡“保守”路线,但日本民众的主流仍是愿意走和平发展道路。关于修改宪法的舆论调查基本反映这一情况。日本社会安全意识的变化与国内政治变化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与近年东亚安全形势变化有关。修改战后宪法是清算战后体制的最终目标,这将解除对日本行使军事力量的限制,但日本现在不会放弃战后宪法和平的原则。“正常国家”是日本在目前国际秩序和国际体制下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近代以来日本的历史表明,国际环境对于日本社会的变革和对外政策有重大的影响。
但是,日本在民族主义推动下走向“正常国家”,也将使世界面对一个新的日本。日本如何推进这一变化,如何让邻国和世界接受一个新的日本,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日本显然还没有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例如民族主义上升影响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认识,而历史问题是影响日本与邻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小泉不顾中、韩两国的反对去参拜靖国神社,据说理由是履行竞选承诺、为保证选票、为悼念战死者等等,但有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说明“日本没有诚实地对待自己的过去”,而更深层的根源在于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日本传统的重视欧美、轻视亚洲的思想,低估了中、韩两国在历史问题上坚持原则立场的决心,使同中国和韩国的关系陷入僵局。中、韩等国家反对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其实质是要求日本正视历史,尊重被侵略国家的民族感情。但在右翼和一些民族主义者的操纵下,参拜问题成了日本民族主义的象征。日本有些民族主义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但以否认历史来高扬民族主义则是错误的,也是不智的,只能贻笑于一切尊重历史、主张正义的人。中、韩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争论再次说明,在历史问题上挑战中、韩等国的意志只能使日本难以得到邻国的谅解,在世界上损害日本的形象而陷于孤立。不敢正视历史甚至歪曲历史,反映日本的民族主义只是盲目追求国家的荣誉感而缺乏理性的自我批判精神。中、韩等亚洲国家坚持正义立场,对于促使日本的民族主义不要脱离理性的道路也有积极的意义。
在估计日本民族主义时还必须注意日美同盟关系。如前所述,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发展与美国的对日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出于东亚战略的需要对日本的民族主义倾向给予容忍甚至纵容,但是这并非没有限度。美国的对日政策,既是建立在对日本民族主义现状的客观估计之上的,也是建立在对日本政治、经济、安全走向拥有巨大影响的自信之上的。正是对日本现状的客观估计和对日本拥有有力的制约手段,美国从冷战结束以来不断调整对日政策以适应其东亚战略和全球战略的需要。美国舆论也关注日本的民族主义将向何方发展。美国还担心朝鲜核试验是否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担心日本会借机发展核武,这种担心也是影响美国处理朝鲜核问题态度的因素之一。美国对日本民族主义的态度是复杂的,既要利用,又要防范。日本民族主义如何发展直接关系到日美关系和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因此在日美同盟的条件下观察日本的国家走向,与其说看日本的民族主义,莫如说更要看美国的对日政策。
鉴于日本的民族主义趋向和要求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的一面,因而需加强对日本民族主义的研究,冷静、客观地看待日本社会目前的变化,把日本民族主义要求同日本社会中否定历史的错误思潮和右翼思想区分开来。小泉是否是日本最后一位战前出生的首相尚难定论,但安倍是战后出生的首位首相已经确定无疑。世代交替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决定民族主义对日本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战后改革和对军国主义思想清理的并不彻底,战前思想的残余也会借民族主义上扬而得以复苏,把日本民族主义引向歧途。日本的未来取决于日本人
民,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也有助于日本继续走和平的发展道路。我们应该把发展中日关系和发展中美关系以及推动地区合作结合起来。在中、美、日关系和地区合作的框架下争取中日关系有更大的发展。日本民族主义过度膨胀,首先会危及日美同盟和美国的东亚利益,也会给地区带来不利影响。美日同盟和地区合作框架有可能消融和制约日本民族主义的过度膨胀。日本民族主义的发展将使其对外政策更重视自身的国家利益,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和中美战略协作关系的深化,也会促使日本调整对华关系。中日关系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广大空间,中、美、日三方之间力量的调整正在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互惠关系。这将对日本的国家走向产生积极的作用。
摘自《国际问题研究》（京），2007.2.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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