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女权主义文学与女权主义批评——兼读铁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主义论文,批评论文,铁凝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寻找关联域：拆解与填充
——王绯的批评策略
任何对于文学作品的阐释和批评，都可能导致某种程度的误读。原因是复杂的，批评者的文化立场和政治立场是其重要方面。甚至性别也于其中发生着作用。
王绯在其近作《铁凝：欲望与勘测》①的副标题里，便首先将对铁凝的“勘测”限定在小说集《对面》。
首先进入王绯批评视野的是《麦秸垛》。准确点说，是《麦秸垛》诸女性中的两位：大芝娘和沈小凤，是生活在两个不同时代的两位女性相似的历史命运。大芝娘和沈小凤肯定是《麦秸垛》意义链中两个重要的结。将她们置放于小说叙事的和意义的大框架中，又让沈小凤走出知青点的群体视界而走进大芝娘的小屋以作时空绾结，便于近距离比照，铁凝的用意是可以揣度出一二来的。王绯无意将大芝娘和沈小凤推向舞台中心以取代陆野明和杨青，她的策略，是将大芝娘和沈小凤置放于相对独立的情境中，作更为深入的勘测。于是，王绯和读者就更为清晰地看到这两位女性的绾结和比照所能负载和显示的理性意义。王绯就引导我们看到，农村妇女大芝娘的命运是特定时代和文化所铸成；在另一个时代，在另一种文化习尚中，知识青年沈小凤并没有从本质上拒绝重演上一代妇女的命运悲剧，她仍然重复上一代妇女的性态度和性行为，以吁请生殖来证明女性性经历的成果，来填补作为女性一生只有一次的处女代价的付出。王绯的这些让人灵魂颤栗的独到阐释，确实是一般读者特别是男性读者男性批评家所不敢企及的。正因为有女性主义的视角，在《麦秸垛》中仅仅作为中景甚至远景效应的大芝娘放在被窝磨得发亮又长又满当的布枕头，也被王绯作为大特写推到我们面前，使我们领略到对“物恋替代人完成激欲和解欲过程的畸变人生”的一种暗示。
一个有才能的批评家，其实会成为已然面世的作品的第二作者。我以为王绯对铁凝的《棉花垛》的解读和阐释，就是对铁凝已然实现的意图的进一步拓展。
王绯从《麦秸垛》中读出“妇女性态度和性行为”的一种“轮回”。在《棉花垛》中，王绯读出“女性存在”的另外一种“轮回”。米子通过出卖肉体钻窝棚挣花，间接得到生存所需的资源，从而完成“物质层面的权力实现”。女儿小臭子比母亲历史性地前进了一步，她通过出卖肉体和色相，不仅间接获得物质层面的权力操纵，而且间接获得政治层面的权力操纵，她为那时人民的（也是政治的）战争作出非女性不能的贡献。在王绯看来，即使小臭子的肉体和色相出卖不可避免地染上政治色彩，仍是一种“女性在权力形式及生存方式的实现上超政治的悲剧”。在这里，王绯又一次漂亮地完成了对铁凝小说的意义构架的拆解和填充。因为在我看来，写于1988年的这个中篇小说与写于1986年的《麦秸垛》虽然有某种内在和外在联系，但如果对铁凝这一时期的作品（其间重要的有长篇小说《玫瑰门》）作一系统的延续性研究，我们就会相信，《棉花垛》当是以将人性置放于战争背景中加以考察而建构起小说意义的主体构架来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铁凝作品意义所指的开放态度，批评的多元，王绯的女权主义批评者的文化和政治立场，都使王绯对自由度的自觉拥有变得合情合理。王绯甚至故意拒绝特别是由男性理论家给定的理论教条（伽达默尔应该除外，在王绯文意的开头，她对他的基本观点有醉心醉意的转述）。比如，赫施认为：“如果人们拒斥了作者不具有的意图或赞赏了作者并未意指的含义，那么，这就会导致误解。”②前者类似吉诃德主义，后者则多为一厢情愿。王绯不惮于“误读”，并由此显示出一种文化和政治的挑战姿态。
由此，王绯理所当然地将陆野明、国和《对面》中没有名姓的“我”归于一类而痛加挞伐。在王绯那里，陆野明“因为原始情欲的躁动而在麦秸垛的遮掩下占有了沈小凤的处女之身”，因此，陆野明“所重复的其实不过是男人已经干过或者是习惯于玩弄的性把戏”。王绯认为“铁凝让沈小凤在这种冒傻气的性幻觉彻底破灭之后，一下子从《麦秸垛》生存的空间消失”。王绯由此引出一串诘问：“它预示着这个轮回永远的结束还是继续？意味着妇女在性态度和性行为上反叛轮回的新选择还是无可救药的绝望？”王绯在这里发现了需要填补的“意义的空白”：“企望这涉及到处女观念、女子性爱与婚姻方面等诸多方面复杂又可怕的轮回不再驾驭中国妇女永世的命运。”这个填补于批评家和读者是必要的，我倒是可怜铁凝，我不知道她和她的《麦秸垛》是否负载得起“诸多方面”的意义？因为在我看来，杨青一位女性的心理挫折就够铁凝对付的了，她实在无暇顾及让沈小凤从小说时空里消失是否过于残酷，以及应该让陆野明为不应消失的沈小凤做点什么。如果我们也来一点诘问：陆野明能够有什么作为呢？让他满足沈小凤生殖的欲望从而重走大芝娘丈夫的那条尘封小路？如果是这样，沈小凤命运的悲剧意味是否会多少有所释解？陆野明没有满足沈小凤第二次交媾的吁请，是否无心插柳客观上成全了沈小凤从观念到人的新生？
在国和“我”那里，王绯的文化和政治的立场更为激进。和王绯一样，我以为“小臭子和国”是《棉花垛》最为重要也最为精采的一章。就我个人而言，我甚至以为小说全部的精华凝集于此，甚至只凝结于青花地那一幕。读到这里，我想起前苏联作家拉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我并不认为《棉花垛》是对《第四十一》的模仿，我理解为是人类情感有惊人的相似相通之处。我们从《棉花垛》里又一次读到来自遥远的历史隧洞的诘询。刚才还把国“好成那样儿”的小臭子，怎么也想不透回报她的竟是勃朗宁阻森的枪口。王绯对此有自己的解释：“国以小臭子生命的断送名正言顺地保住了自己清白的名声，从此，在留有虚假谎言的历史上，小臭子成了被钉在耻辱柱上（的）永远的罪人，国则是一位革命的有功之臣。”王绯的结论，基于“女性在权力形式及生存方式的实现上超政治的悲剧”的女权主义立场。因了这样的立场，在王绯看来，进入国的视界的不是“女人”而仅仅是“超政治的肉欲的象征”，他的击毙小臭子，也只是为掩盖纯属个人行为的与小臭子的交媾。王绯的解读和阐释无疑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我们又不无遗憾地看到，铁凝的战争与人性的分裂和统一这一丰富博大的主题，被王绯显然狭窄得多的对国的道德谴责所置换。铁凝对国和小臭子的道德评判既是清醒的，又是矛盾的。这种“清醒的矛盾”为小说的解释提供了多种可能。铁凝通过国的视角，发现了小臭子作为女性所拥有的必不可少的价值——被王绯有意误读的“超政治的肉欲的象征”／女性魅力。这里不好视作对男性兴趣的屈从和迎合，更多的是对女性价值的自我肯定，甚至不乏自我欣赏的意味。王绯有意无意回避铁凝在散文《河之女》，小说《错落有致》、《麦秸垛》、《对面》、《玫瑰门》、《无雨之城》等作品中多少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一贯立场，使自己发现和填充“意义空白”的女权主义批评视域出现人为的“空白”，使人大惑不解。这样，铁凝让国扳动勃朗宁枪机以实现对小说中另一女性的关怀的企图，便完全落空。国和小臭子的面前都站着乔。读者和铁凝面前也站立着乔。乔因小臭子的出卖惨烈而死，于国于铁凝都决非可以漠视，枪声响起时，国和铁凝都在潜意识里完成了神圣的复仇。
王绯在《对面》中发现这个关于窥视的故事的双重意义。这种深入的、深刻的洞察很叫人佩服。但王绯同样用简单的二项对立来分解铁凝的小说意义系统。王绯认定《对面》“充满恶俗口吻的男性第一人称叙述无时无刻不在反衬铁凝作为隐含作者的女性态度”。于是，这种“窥探”便“一方面带着鲜明的性别（更确切地说是男性的弱点）自我暴露的特征，一方面又不失潜在的妇女批判立场”。这个“批判立场”是否主客观方面均属于铁凝，不好妄加揣测。这里不援引小说之外的铁凝的宣言，只从铁凝作品所反映出来的一贯立场看，铁凝是较少以激烈的女权主义立场将男性单独置放于道德、文化和政治视点上加以拷问的。我就倾向于相信《对面》的男性视角与作者的散文《河之女》一样，只是一种带一定随意性（不排除某种策略因素）的虚拟。我们也就同时发现王绯的“论据”——窥视的“男性的弱点”和“潜在的妇女批判立场”，和论点——“一方面是人性弱点导演出的恶俗，一方面是人性的脆弱注成的社会和文化逃避”之间的论证裂隙（空白）。
我很欣赏王绯由想象所感觉到的铁凝对“人生人性中的残缺”的紧紧盯注。譬如陆野明和国，譬如《玫瑰门》中的大旗，《无雨之城》中的普运哲和杜之。如果要做一个粗略的统计，铁凝盯注得更多的是女性，《麦秸垛》中的杨青（直到小说终了，还在关注她“胸脯无端地沉重”），沈小凤和大芝娘，《棉花垛》中的乔、米子和小臭子，《玫瑰门》中基本上由女性建构起来的王国，《错落有致》中的佳兰，《无雨之城》中丘晔和陶又佳。铁凝最为成功的艺术创造，当首推女性，可爱的或并不可爱的女性。她关注和质询的是普泛意义的“人性人生中的残缺”，正像王绯已经留意到并作出阐释的《砸骨头》、《孕妇和牛》、《马路动作》那样。
这些并不妨碍王绯对铁凝的非女权主义文学（这里只就作品而言，不涉及铁凝关于性别的根本的文化立场和政治立场）进行女权主义批评。特别是铁凝的文学创作早已不取男性甚至较少中性立场（这在《麦秸垛）之前随处可见），而走向王绯们所期待的那种纯粹的“女性书写”。但铁凝的这样的“女性书写”作品并不意味着立即就给王绯提供了满意的女性主义阐释的对象物，而王绯又不会仅仅满足于阐释和批评“标上了由生物因素决定的女性记号的著作”③，解构于是进入王绯的女权主义批评。
王绯对本文的拆解，并非缘于对系统阐释的有效性的怀疑和畏慎，而是基于对传统规则（多带“菲勒斯逻各斯中心”胎记）潜意识里的叛离意识和为自己预设的批评框架寻找关联域所致。在拆解中阐释，在拆解和阐释中实现对她所发现的“意义的空白”的填充。王绯在某一场合将自己划入“后女权”一类，并非纯然的玩笑。④王绯的批评单纯而尖锐，显示出“片面的深刻”的鲜明特征。这使王绯的批评较远离“镜子批评”而更带“女妖批评”的浓重色彩。⑤由之，王绯在其文章开头为自己给定的“视界融合”的批评原则，便出现某种缺失。这不是伽达默尔的失败，而是王绯的胜利，因为说到底，伽达默尔也并非是王绯很中意的理论伙伴。
镜式迷惑：内在匮乏与文化放逐
——戴锦华的铁凝和铁凝之外
戴锦华的《真淳者的质询——重读铁凝》⑥和王绯的《铁凝：欲望与勘测》，当是1994年度研究铁凝的重要著述，也是还未形成气候的女权主义批评的开拓性著述。
戴锦华以编年史的阐释框架对铁凝迄今为止的全部创作做“勾勒并界说”的全景式俯瞰，我却奇怪她避开了《棉花垛》。难道乔和小臭子不能为她的两个重要章节“女性的匮乏”和“历史场景中的女人”提供有力的注脚？须知《棉花垛》(1988)既有对《麦秸垛》(1986)和《玫瑰门》(1987)的某种承袭，又开辟了新的历史“叙境”（袭用戴的术语）。在《灶火的故事》(1979)之后，铁凝又一次将她的年轻男女主人公置放于抗战的背景之上，叩问饮食男女灵魂的悸动，其中不少章节写得相当精采。
戴锦华又与王绯有所不同。戴锦华倾向于使用“女性主义批评”而将其自塑为较为温和的女性批评家。面对“叙境”呈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的铁凝的作品，戴锦华较多关注铁凝“女性的内省”和“对女性自我的质询”，从而规避性别的对抗。（附带一说，这种明显的区别在两人最近对张洁的批评中也有鲜明的表现。）⑦
这种“女性内省”和“对女性自我的质询”，也即是铁凝纯粹“女性书写”的历史可以上溯多远？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失误，戴锦华认定从80年代初或者更早时间起步的铁凝，一开始便“不是一个社会寓言的书写者”。但事实上，给铁凝带来荣誉的以女性为叙境中心的《哦，香雪》和《没有钮扣的红衬衫》，也并非戴锦华所期待的那种“女性书写”。这时的铁凝没有也不可能逃脱书写乌托邦的“共同梦”的历史命运。我们从香雪清晰地读出冯幺爸（何士光：《乡场上》）式的乌托邦的“共同梦”的历史性延续：社会的变革对人的心灵的必然摇撼；这种悸动总与历史的运行同步。在这里，何士光的“男性书写”和铁凝的“女性书写”作为一种文学写作行为，并无质的区别，而只有书写对象性别符号的置换。“女性书写物（书写行为）”并未同时分娩“女性书写意义”。那么，戴锦华的“铁凝的目光从不穿过她面前的对象投向无穷的极点，除却她／女性的自我，她不俯瞰、不逼视”的结论，就还有推敲的必要。
戴锦华的另一个论断，也不好轻易苟同。戴锦华认为，“由于铁凝的温婉、从容与成熟，她是当代文坛女性中绝少被人‘赞誉’或‘指斥’为‘女权（性）主义’的作家；但她的作品序列，尤其是八十年代末至今的作品，却比其他女作家更具鲜明的女性写作特征，更为深刻、内在地成为对女性命运的质询、探索。”戴锦华的解释是，“铁凝所关注的，不是，或不仅是社会的性别歧视与不公正；因为她不曾仰视并期待着男性的崇高与拯救，所以她也不必表达对男人的失望与苛求；她所关注的，是女性的内省，是对女性自我的质询。”戴锦华与王绯恰恰相反，她有意造成男性在铁凝和铁凝作品中的“缺席”，而又殊途同归，最终造成与“男性中心”的对立和对抗。铁凝越来越倾向于“女性的内省”和“对女性自我的质询”，但无论早期还是新近的创作，铁凝都没有忽视男性／女性既对抗又同构／同一的物质现实。至少，铁凝总将男性存在当作“内省”和“自我质询”的必不可少的参照物。
远在《灶火的故事》中，以为改变了男主人公灶火人生命运是因自己女性性别所致的女主人公小蜂（肖帆），将几十年后对灶火的关怀和帮助当做灵魂的自我拯救的物化手段。顺带一说，铁凝后来对“窥视母题”的迷恋，当从这里寻觅到“心理残迹”。在《棉花垛》中，男性的国、老有和女性的乔、小臭子是一种并置的存在。诚如戴锦华所说，铁凝常取“非道德化”立场而并不轻易臧否她笔下的人物，但并非全然没有“对男子汉的渴求对孱弱的现代男性的失望与怨憎”。佳兰对为之付出处女之身参军后却离她远去的工人和后来不得不嫁的耳后有“仓”，对妻子少女时的失身漠然置之的出租汽车司机丈夫（《错落有致》），宋竹西对嗝儿不断床第之间完事之后扭身即睡，后来不再有嗝几但也同时不再有性欲的丈夫庄坦，就不能说没有任何怨愆和愤懑。宋竹西是以对丈夫的居高临下的俯视来表达自己的“失望与怨憎”的⑧。即使出于策略的考虑，男性也不会从铁凝的文学视界消失。在戴锦华有意无意忽略了的《对面》里，在关注但未引起特别兴趣的散文《河之女》里，都有一个男性视角。假如《对面》取男性视角是如王绯所断言意在对男性性窥视癖好的人性弱点予以批判，这种作践式解读不好横移到非虚构散文《河之女》（有铁凝的《散文河里没规矩》为佐证，《河之女》的男性视角其实是一种虚拟），而只能寻找别的解释。
放逐男性以人为地造成男／女二元同构中男性单元缺失，这是戴锦华有意无意的“误读”。这与王绯的误读没有质的区分，是女性主义批评策略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和存在方式，是并非轻率为之的文化立场和政治立场。
戴锦华的较为温和的女性主义批评者立场，使她拥有对铁凝作品的更多，更精当深刻的感悟和阐释。
在《麦秸垛》中，戴锦华发现“‘原始的女人’／母亲”“在场的缺席”表象之后更令人心悸的“缺席的在场”：城里女人尽管有着大芝娘式的丰满乳房并不再有大芝娘似的背负，同时也失去大芝娘式的真淳与博大的母爱和柔韧的生命力。这与王绯的立场多少有点相左。在戴锦华这里，大芝娘不再是一个怜悯和同情的受事者，而承担着填补“女性匮乏”（现代女性的内在匮乏）的“空白与盲区的‘想象的能指’”。
戴锦华以对权力／暴行的“后遗效应”的深入思考为起点，将《玫瑰门》中的司猗纹和“姑爸”归入一类而成为小说中“女性复调”的一部。可以这样说，只有戴锦华这样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才能读出司猗纹“顽强得令人作呕又使人心酸地要在时代的剧变中把握自己的命运”，“绝望地试图作为一个‘纯粹的女人’进入（挤进）历史”的畸变心态和畸变人生；读出“姑爸”装扮男人试图逃离给定的历史情境，但“历史的暴力将以插入她身体的一根通条再次‘确认’她的性别”。这些带有深切女性体验色彩的解读和阐释，令他人（首先是男性读者）望而却步。
戴锦华较为温和，并不意味着面对积淀深厚的父权制传统之巨树，不作力所能及的摇撼，即使时时显得势单力薄。她对文明暴行／权力异化的剖析和批判是相当尖锐的。她无邪地再展示铁凝“无邪的赤裸”，认定它“并不呈现在欲望的视域中，也决不为迎接他人的目光而呈现”，勇敢地卫护女性的存在与指认自我的权利。
母亲之船：出行与靠泊——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批评之可能和限囿
暂时尚无法判断王绯和戴锦华在何种程度上接受了两位美国女性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的鼓恿，“乘坐伟大母亲之船进入并改造文化”⑨。“母亲之船”已经骄傲而自信地扬帆出港，这是事实。
这不是多种文学声音之外微末的加入，而是世纪末的舒婷式的《致橡树》的二元同构；甚至不再是《致橡树》的另一种版本，而是一篇强悍的女性（女权）主义宣言。
说到术语，王绯更倾向于使用“女权主义”，而戴锦华则乐于使用“女性主义”。⑩女性书写，女性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从一脉相承中见出温和，见出包容，见出留有余地。但王绯和戴锦华，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在质的文化立场和政治立场上，并无根本分野。在同一内涵和外延上同时使用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权主义批评，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接受障碍和招致诘难。从行动策略看，我比较倾向于使用“女权主义批评”。张京媛对于术语有仔细的区分。她认为，“如果我们强调女性主义中的‘性别’一词，我们则进入了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论时代。”(11)这是一个炫目的诱惑。但面对等级森严的、超稳定的文化语境和政治语境，“女权主义”更具挑战性，更能振聋发聩，又较易于与女性写作特别是女性批评相区别。
王绯和戴锦华本质上的同一，还表现在对解构主义的趋同。“耶鲁批评学派”重要人物希利斯·米勒早就注意到，女权运动本身有许多分歧，但它从一开始就对理论有迫切要求，解构主义犹如雪中送炭。(12)王绯和戴锦华不约而同选择解构主义作为理论支点，并同时将铁凝作为文学案例作迫不及待的操作实验，并非仅仅为大洋彼岸解构主义的激进派们提供一个中国式的注脚。甚至解构理论介绍和研究的国内背景，也变得微不足道。结构稳定、等级森严的主流文化世纪末的自然与非自然解构，使女性（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首先作为一种文化姿态出现，是一种必要和必然。不能奢望它会像在西方世界那样成为“对文化进行思考的一个重要方式”(13)，但肯定会对我们的文化的解构和解构之后的重构，产生积极影响。即使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它的出现和存在也是必要的。只要看看近来一些女性作家作品所招致的假道学式非难，便可感受到王绯们处境的艰难和存在的必须。
也正因为如此，于戴锦华王绯张京缓们，解构主义固然有效，也有限。这既缘于解构主义自身的局限，也在于女权主义批评身处其间的文化语境。即使是被称之为“耶鲁激进分子”的希利斯·米勒，也早已警告过：“在语言中找出互相干扰或对立矛盾，决不意味着读者可以随意解释本文的意思。”(14)戴锦华，特别是王绯，将解构理论置放于文学／女性写作的点校场作畅心畅意的操练，并不是像我们舶来西方其他理论产品那样半生不熟，捉襟见肘。这种“自来熟”使我们颇有几分惊异。我们同时也看到，在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的双重操作中，仍显出某种钝重和力不从心。袭用她们的批评策略，我们发现拆散和分散之后的裂隙，王绯戴锦华们暂时还未对裂隙之间的“空白”和“盲区”作有效的缀合和填充。
永远“不迎接他人的目光”？作为对一种主义的信奉，需要有这样的傲岸。但女权主义本身便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看待世界思考人类（女性）生存方式的政治“目光”，它不得不去与他种意识形态的“目光”对视和交流。只要坚定自己的“主义立场”，这种对视和交流于我们所需要所期盼的女权主义批评肯定会大有裨益。对由女权主义文学／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张扬而推动文化意识的普遍觉醒的渴盼，不仅限于女性，这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需要。
到目前为止，我们注意到的女权主义批评还多限于策略／方法的实践领域。我们暂时还看不到（或较少看到）将批评策略／方法转换为思想和行为方式的热闹的文化景观出现。女权主义文学当是一个重要标识。在王绯们鼓噪推拥之下，铁凝王安忆林白海男们将有何动作，如何动作，还需假以时日。铁凝在《无雨之城》中新的操演已使铁凝的拥戴者们微露尴尬之色，陶又佳对情人普运哲改造的失败，很难说不是对铁凝和铁凝／女权主义批评家们文化突围／挑战的现实命运的又一轮预言式指认。
“伟大母亲之船”已经扬帆出港。她将在何处泊靠，更作新的远航？
1994.12.9——1995.2.8
注释：
①《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五期。《甜蜜的拍打》，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②赫施：《解释的有效性》，第185页，三联书店，1991版。
③佩吉·卡穆夫：《像女人般写作》。
④陈骏涛、白烨、王绯：《说不尽的〈废都〉》，《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六期。
⑤参见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格巴《镜与妖：对女权主义批评的反思》，《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⑥《文学评论》，1994年五期。
⑦《文艺争鸣》，1994年四期。
⑧《玫瑰门》，第269页，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
⑨参见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格巴《镜与妖：对女权主义批评的反思》，《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9页。
⑩参见陈晓明、张颐武、戴锦华、朱伟《精神颓败者的狂舞》，《钟山》，1993年六期。
(11)《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4-5页。
(12)(13)(14)王逸振：《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