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世纪底层叙事的意义与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中国论文,底层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种观点曾颇为流行，即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个人化写作”的时代。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有了更多个人言说不假，但也出现过一些普遍性的创作现象，如所谓“反腐文学”、“欲望书写”、“中产阶级写作”、“80后现象”等。不过相对新世纪以来蔚为大观的“底层叙事”，上述现象便都显得有些底气不足。可以断言90年代至今，没有哪种写作能像底层叙事这样成为众人参与、众人关注、众说纷纭的重大文学现象。这显然和底层叙事体现的人民性有直接关系。在这个利益重新分配、涉及众多民生问题的时代，“底层”名义的言说具有难以匹敌的社会优势。人们由此甚至原谅了其有些急切的艺术表现。
近年民生问题在中国得到高度重视。中共“十七大”和2008年的“两会”，就因为特别关注民生而被媒体称为“民生盛宴”。四川大地震后不惜代价抢救个体生命，同样体现了民生意识。而关注普通百姓尤其弱势群体的底层叙事，也可以称为“民生文学”。底层叙事还在众多作家和评论家的参与中继续发展，但我们已经可以做一个阶段性的回顾。
底层叙事的意义实现
作为一种特定时代的创作潮流，底层叙事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要的社会价值。从文学与社会和时代的关系看，紧密联系现实的底层叙事，可以称为一种时代的镜子和社会的映像。而这些又与底层叙事创作意识密切相关，包括关注民生、正视现实、民间立场、人道情怀、批判意识和现实主义叙述等。正是这些主体意识使底层叙事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得以实现，同时它们也构成了底层叙事本身的审美特征和文学价值。总体来看，底层叙事的社会时代意义和文学价值的实现，主要得于以下四种意识：
首先，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
众所周知，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不少有目共睹的问题。如果说成就应该肯定而问题应该正视，那么从这种关系讲，底层叙事则不是歌功颂德的文学，主要还是一种“问题文学”。换言之它们充满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文化消费主义流行甚至存在“娱乐至死”现象的时代，忧患意识显得尤其可贵。其忧患涉及诸多问题，如弱势群体、城乡差距、贫富悬殊、社会福利、道德沉沦和生态破坏等。其中，很多作品特别关注了社会权力问题。如陈世旭的《救灾记》中，一方面是群众遭遇天灾的苦难，另一方面是权势人物的无动于衷甚至仍然享乐；梁晓声的《民选》和《沉默权》则描述了乡村直选的荒唐和普通农民的悲苦无告；毕飞宇的《玉米》中，村支书可以公开欺男霸女；胡学文的《命案高悬》中，乡村女子尹小梅由于违反乡里政策，竟然被乡长毛文明和派出所焦所长活活整死，并以“心脏病”发作的拙劣借口来掩盖真相，权力威慑也使村民们噤若寒蝉。这些作品对乡村权力滥用的揭示都令人深思。曹征路的《那儿》和《霓虹》写的是下岗职工问题，已属老题材，但还是引起了广泛注意，并被称为工人阶级的“新伤痕文学”。这或许与作品内容的特别和突出的悲剧性有关(如《霓虹》中下岗女工倪红梅为抚养读初中的女儿和瘫痪的婆婆，万般无奈中沦为暗娼)，但无疑也得于对社会深层问题的思考，涉及国家历史债务、现行经济体制和社会福利保障等系列问题。吴敬琏在反思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问题时认为：“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历程的制度思考》，《新华文摘》2009年第1期)这种分析可谓一针见血。大量事实证明：权力的腐败和寻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造成了巨大阻碍。如中国的贫富差距就超越了国际警戒线。世界银行《2006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告诉我们：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超过了国际公布的0.40的警戒线。在公布的127个国家中，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而这29个国家中有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高于中国。这种状况显然令人担忧。这种种社会弊病和偏差，在底层叙事中都得到了描述和揭示。忧患并非杞人忧天，体现的是文学责任感和社会良知。
其二，浓重的人道情怀。
人道主义是人类社会一种具有终极意味的生存关怀和价值评判，是对人的基本权力、生命价值、个体尊严和精神自由的尊重和捍卫。众所周知，众多底层叙事都突出了底层民众生存的艰难和不幸，这甚至使底层叙事成为苦难文学的代名词。这正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体现。这种人道主义指向了底层的诸多生存尴尬，包括劳作情况、权益问题、物质生活和精神状况等。前面谈到的《救灾记》《民选》《沉默权》《命案高悬》和《霓虹》等，其实都显示了关注民间苦痛的人道情怀。而陈应松《母亲》中子女们“搞死妈”的悲剧，方方《奔跑的火光》和王祥夫《尖叫》所描述的乡村家庭暴力中女性命运的悲惨，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描述的残疾人外部生存环境的恶劣，锦璐《弟弟》中农村姑娘赵小拖遭遇的种种不幸，李约热《涂满油漆的村庄》展示的充满悲苦的乡村故事，同样显示了深切的人道情怀。关注城市民工弱势处境的“城市异乡人”书写，是底层叙事中引人注目的题材，而这类书写尤其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同情和悲怜。如孙惠芬的《民工》、尤凤伟的《泥鳅》、陈应松的《太平狗》、罗伟章的《大嫂谣》、荆永鸣的《外地人》《北京候鸟》和《大声呼吸》等，都描述了进城农民背井离乡后的无奈辛酸，或谋生艰难，或漂泊不定，甚至命丧城市。乡村女孩在城市的弱势得到更多关注，如巴乔的《阿瑶》、王手的《到城里去》和李铁《城市里的一棵庄稼》中的乡村女孩，进城后都付出了惨痛代价甚至是沉沦城市。有人曾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迟子建)、《喊山》(葛水平)、《城乡简史》(范小青)和《一个人张灯结彩》(田耳)等作品，存在将苦难悲情转向温情诗意的倾向，这其实也表现了一种理想化的人道情怀。
人道主义的同情和悲怜或许不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但任何社会都需要这种精神关照，文学也需要这种描述。正如底层诗歌的代表作家、青年女诗人郑小琼所说，当她面对广东珠三角工厂每年都有“四万根断指之痛”时，虽然知道自己“瘦弱的文字”并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手指”，但也必须将这种苦痛写下来。因为文学不仅应该具有直面现实的勇气，而且可以作为现实的见证。(《用四万根断指写来——郑小琼访谈录》，《芳草》2008年第1期)郑小琼并不喜欢评论家称她为“打工诗人”，但她确实一直在关注打工族的命运。而这种文学勇气和文学见证，里面就融合了人道主义的意识。
其三，启蒙意识的张扬。
不少评论家注意到了底层道德优胜倾向，由此以为底层叙事抛弃或解构了启蒙，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些作品显示了底层道德优胜倾向，其权力批判则又体现了启蒙意识。还有不少作品揭示了底层道德扭曲，仍在关注底层启蒙。有人认为贾平凹的《高兴》显示了作家从启蒙姿态转换成平民视角的身份改变，也有人认为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回归到启蒙主义的国民性批判，这也说明：启蒙的张扬和消解在底层叙事中是交织并存的，不仅有多种情况而且比较复杂。启蒙并非主观认识，而是主体面对现实的思考。
世界近代以来的思想启蒙，对象与内容是有变化的，可以分为传统启蒙和现代启蒙。前者针对的是传统专制主义，如封建王权、教会、神权、贵族等；后者针对的是现代社会的不公与极权。现代极权不同传统专制主义那样明目张胆，而具有隐蔽、复杂和衍生的特征。这使很多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如知识分子的官僚化、世俗化和犬儒化，大众的物质主义和“娱乐至死”现象，往往掩盖了极权与不公。哈贝马斯、萨义德们强调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社会公共角色，不能轻易告别启蒙任务，以及福柯强调的对权力的反抗，都并非杞人忧天。而新世纪底层叙事的启蒙意识，恰恰涉及传统启蒙和现代启蒙的双重性。不过整体而言，底层叙事的启蒙更多体现了传统启蒙。这与当下中国处于传统与现代的交替有关。而体制与权力方面，更多还属于传统矛盾。所谓“现代化的陷阱”之说并非无中生有。就像吴敬琏所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很多传统权力意识的干预。前面说到的《救灾记》《民选》《沉默权》《玉米》《命案高悬》等，就是由权力批判而体现了启蒙意识。
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思潮中，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最具代表性。在底层叙事的启蒙中，我们仍然可以看见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阎连科有篇《黑猪毛，白猪毛》非常发人深思：镇长驾车压死了人，要找人替罪，竟然好些人都想替镇长坐牢。原因很简单：这回“做了镇长的恩人”，镇长一定会回报。于是出现了这样一幕现代荒诞剧：镇长心腹李屠夫精心挑选了四个人，以拈阄方式决定胜出。取三根白猪毛和一根黑猪毛，谁抓到黑猪毛谁就去“做镇长的恩人”。最后是根宝抓到了黑猪毛。他虽然是为了解决生存窘迫而愿意替镇长蹲监，但这种权力之下底层人物的愚昧与道德崩溃，无疑说明启蒙的仍然必须。方方《奔跑的火光》和王祥夫的《尖叫》中，对英芝丈夫贵清和米香丈夫关绍培的流氓无产者品性的刻画，无疑也具有启蒙意义。严歌苓的《谁家有女初长成》，则通过农村少女巧巧被人拐卖的悲惨遭遇和反抗过程，让我们看到了某些底层人物的丑陋。曾娘和姓曹的两个人贩子属于社会人渣，而同为养路工的大宏、二宏兄弟，从人贩手中买下巧巧，就是要共同分享巧巧，而且要“细细的分享，一点都不浪费”。如此荒唐和贫穷有关，但更与愚昧野蛮相连。又如乔叶的《锈锄头》中：郊区农民石二宝是个城市拾荒者，同时经常“顺手干点别的”(偷窃)。偷窃难免被发现，石二宝便定下对事发的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轻犯我，我轻犯人，人重犯我，我重犯人，人死犯我，我死犯人。”似乎很讲“盗亦有道”，但前提却是不妨碍他行窃。这种显然荒唐的“盗亦有道”，同样显示了石二宝这类底层人物的愚昧和蛮横。刘庆邦《神木》所描述的两个渴望发财的农民竟将打工农民砍死的罪恶，也说明了启蒙的必要。
其四，注重现实主义叙述。
无疑，作为“问题文学”的底层叙事是属于较典型的现实主义创作。而现实主义叙述方式，如现实时空形式和情节的紧密、场景的逼真、细节的真实、人物形象的丰满等，在众多底层叙事中也都得到充分表现。所谓“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现实主义叙述也确实能够更好地表现底层叙事的内涵。如陈应松《母亲》就是采取环环相扣的充满逼真感的描述，从而令人震撼地展示了五个子女“搞死妈”的悲剧。五个子女原本也孝顺，但他们家庭个个不幸，母亲中风瘫痪无异雪上加霜。在缺乏医疗保障、社会福利和政府援助的情况下，子女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让母亲活着，体现孝心，但代价正如二哥说的：“妈不死，青香可能就会拖死，大哥可能就会累死。”二是“搞死妈”，大家都早点解脱。这种选择大逆不道，子女也有强烈负罪感。但面对两难选择，我们很难指责穷途末路的子女。而《母亲》能够传达诸多深刻意味，恰恰得于其现实主义叙述。又如巴桥描述乡村姑娘阿瑶在广州沦落风尘的《阿瑶》，对于这种底层道德失范，作者并没有进行任何主观的道德评判，而只是不动声色地冷静书写。而在这种客观书写中，我们却看到了一种非常真实的底层人物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状况。锦璐的《弟弟》同样显示了现实主义叙述的成功。作品非常细致地描述了赵小拖乡村生活的悲惨和进城后的不幸遭遇，由此逐步揭示了父亲香火意识对小拖的毒化、小拖本身的愚昧无知以及生存环境的恶劣。读来可谓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类现实主义的叙述，也使底层叙事常见的悲剧性得以充分展示，从而取得强烈的悲剧效果。正如朱光潜先生曾指出的：“悲剧比别种戏剧更容易唤起道德感和个人感情，因为它是最严肃的艺术，不可能像滑稽戏或喜剧那样把它看成是开玩笑。悲剧描绘的激情都是最基本的，可以毫无例外地感染一切人。”(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第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底层叙事的问题
底层叙事其实是一种相当复杂而且存在矛盾的文学创作潮流。这既表现了作家对现实认识的差异以及作家个体意识的不同，也说明了中国当今社会状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由此，无论从创作意识还是社会意义的实现来看，底层叙事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和问题。比如因为同情底层处境而导致美化底层品性的倾向，比如道德主义和回归传统的心态，比如以群体主义遮蔽个体性的现象，由此还涉及阶级意识的演绎、启蒙主义的消解等深层思想。
底层叙事的这些普遍性问题，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其一，道德本位意识。
前面说过很多底层叙事都着力描述了底层的艰难与不幸，出现了不少“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体现了人道主义的悲悯。这种人道同情往往导致了对底层精神品性的肯定和美化，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底层道德优胜倾向。这些精神品性包括纯朴、忠厚、纯洁、善良、正直等。如陈应松《太平狗》中农民程大种的淳朴善良；荆永鸣《外地人》和《北京候鸟》中那些“小人物”的正直善良；白连春《拯救父亲》中的父亲形象，则几乎是劳动人民美德的化身；罗伟章《大嫂谣》中大嫂的令人泪下的母爱，等等。并不是说底层没有这些良好品性，但将这些美好品性视为底层群体的一种道德标签，显然就绝对化和简单化了。
问题还在于底层道德优胜倾向有明显的“言外之意”：有良好品性的底层，为何总是如此艰难和不幸？这种从道德出发，拿道德说事，实际表现了道德本位意识的道德主义。比如曹征路的《霓虹》就比较典型。工厂破产后，倪红梅独自扛起生活重担。为抚养读初中的女儿和赡养瘫痪的婆婆，万般无奈中沦为暗娼。这似乎是道德失败，实际并非如此。且不说倪红梅的遭遇使我们根本不忍心进行道德指责，关键在于倪红梅形象的整体塑造具有鲜明道德优胜性质。曾是优秀纺织女工的倪红梅不仅有职业道德，而且表现了优良的公共道德：如放弃丈夫因工死去的经济赔偿，如拒绝交出假钞(怕流入社会，结果被人雇凶杀害)体现的公民意识。对女儿的慈爱和对婆婆的悉心也当然令人感动。落入风尘的悲剧使我们更加同情倪红梅，也更加意识到倪红梅们被历史抛弃的不公。作品深刻反思了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历史债务”问题，而突出倪红梅的道德优胜则是重要铺垫。但下岗职工的权益并非道德问题。渲染倪红梅的道德形象，其实就显示了道德主义意识。道德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核心构成。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天地君师亲等。道德主义就是将很多社会关系搅到道德伦理里面，如政治、权力、秩序的道德化，也因此道德主义成为五四启蒙主义的批判对象。道德是人类社会的必要品行，但不能什么都拿道德说事。比如“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强调道德和法律都不能缺席，但它们毕竟属于两个范畴，不能替代也不能混淆。
其二，乡土本位意识。
描述进城农民生存艰难与不幸遭遇的“城市异乡人”书写，是底层叙事中具有标志性的创作。而揭示城市人(包括城市底层)对进城农民的歧视与敌意，则成为一种普遍主题。比如荆永鸣的《大声呼吸》中，民工王留栓和老婆带弟遭遇的麻烦，让人哭笑不得的背后就是进城农民令人心酸的生存处境。王留栓和老婆在打扫别人新房时触发激情，就因为平时没有个人空间，夫妻间事也只能到野外去。因此王留栓们一切都得小心翼翼。“大声呼吸”形象地道出了“城市异乡人”生存环境的尴尬和恶劣。很多城市人谈不上权势，但面对异乡人时就有一种城市优越感，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心理。如《太平狗》中，程大种带着美好梦想和山里人的淳朴善良，背井离乡来到城里。可城市处处陷阱，城市人势利冷漠。尤凤伟的《泥鳅》、孙惠芬的《民工》、邓一光的《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等，也都展示了城市道德的败坏与乡村道德的淳朴。描述农村女性进城遭遇的作品，揭示城市的败坏几乎成为普遍主题。如乔叶《我是真的热爱你》中的孪生姐妹冷红和冷紫，李铁《城市里的一棵庄稼》中的崔喜，王手《乡下姑娘李美凤》中的李美凤，《泥鳅》中陶凤、寇兰等，原本都是善良纯洁的乡村姑娘，进城后都遭遇不幸。而《泥鳅》中蔡毅江强奸见死不救的女大夫并成为黑社会老大，则是出于报复城市的歧视。其以恶抗恶的精神扭曲也是因为城市的败坏。如此等等，就展示了一幅城乡二元对立的图景：城市人势利、刻薄、无情、冷漠；农民则纯朴、善良、忠厚、正直。灯红酒绿的城市世界不仅动荡不宁，而且充满钩心斗角的利益关系；相比之下，乡村生活虽然贫穷，却是平静朴素的世界，也是田园牧歌的世界。
应该承认，底层叙事关于城市的描述和批判都有现实依据。但面对城市文明所表现的集体性反感，以及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根本上还是出于乡土本位意识和传统文化情结。事实上，既不满乡村的保守和落后，更不习惯都市的时尚和摩登，已成为中国乡土叙事的历史性矛盾。而一旦面对城市，乡土本位意识则又油然而生。如沈从文对湘西边城风物人情的赞美，废名对黄梅故乡中“竹林故事”的怀念，都显示了浓厚的乡土情结。这样的乡土意识和乡土情结，我们一直都不陌生。如汪曾祺、刘绍棠、路遥、贾平凹的乡土情结就众所周知。但问题在于：即使乡土社会、乡村世界、乡土文化存在一些美好的东西，即使田园牧歌令人向往，即使安贫乐道、知足常乐、淡泊名利等在现代社会也是一种生存态度，但它们毕竟都是传统农业生产和农业文化的历史产物。这些主要以乡土为载体的乡土本位意识和传统文化情结，毕竟和现代文化、现代文明存在距离和抵触。因此，因为乡土本位意识而抗拒现代城市文明，不说是文化保守主义和传统思想，至少也是回归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还需注意一个问题：抗拒城市文明和城乡二元对立思维，实际上忽视了中国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同构性。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使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存在明显差异。但必须看到它们都属于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统，有很多交汇和同构，差异也是同一体系中的差异。
其三，群体主义与阶级意识。
从底层叙事的人道主义同情和底层道德优胜倾向来看，还隐含着一种“农工神圣”的革命传统意识，承袭了一种激进主义的群体意识和阶级观念。众所周知，五四启蒙主义的对象是广泛的，包括全体国民，如鲁迅痛斥“吃人”的文化和国民性批判。后来的“革命文学”一反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启蒙思想。成仿吾1928年2月发表于《创造月刊》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篇标志性文章，其核心思想就是“农工神圣”和无产阶级神圣。这种思想不仅成为左翼文学立场，而且在延安文艺思想得以集中和规范。到共和国前27年的文学，无产阶级思想优胜和道德优胜意识已经发展成为制度化意识形态。由此，无产阶级不仅不是启蒙对象，而且具有天然的革命性和先进性。原来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则被视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或思想反动，或必须接受无产阶级改造。直到新时期改革开放后，我们主流意识才承认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脑力劳动也是劳动，知识分子也属于工人阶级成员。
底层叙事对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人道同情，表现的底层道德优胜倾向，不能说自觉继承了“农工神圣”的无产阶级立场，或者也具有革命文学的激进主义和民粹主义，但客观上却显示了这些意识，传递了一种信息：似乎文化程度不高，思想较简单的人，往往越有道德感；文化程度高，思想复杂的人，道德往往可疑。底层叙事中那些看起来有教养很体面的城市人，就多是道貌岸然，其群体主义更明显。底层叙事中无论农民、进城民工还是下岗工人，个体都是作为群体标志来展示的。写的是个体，出发点却是底层群体。事实上，即使是无产阶级，即使都属于社会底层，即使是弱势群体，个体的思想和道德也是复杂多样的。
现实与理性
对于底层叙事来说，我觉得能否以现代理性和客观态度审视底层的艰难和尴尬是个相当关键的问题。而且也是直接关系到底层叙事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里不妨作些比较。比如对于当今市场经济的状况，不少底层叙事是从道德主义出发，重在批判市场经济时代的人心不古道德败坏，如物质主义、金钱至上、钩心斗角、劳资对立、人情淡薄等。而王十月的《国家订单》在底层叙事中所以显得特别，就因为它一反道德主义和劳资对立的常规写法，客观揭示了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所存在的竞争和风险。小说中那个加工厂小老板，对工人不仅不是苛刻的剥削者，而且有情有义；中间商赖查理喜欢吹牛，但也不是唯利是图的奸商。工人们拿不到工资也不能怪小老板，他实在拿不出钱，自己也是提心吊胆过日子；短时间完成制作20万面美国国旗的订单，工人们累得疲惫不堪，小老板夫妇也拼命干。最后终于发生张怀恩累死的悲剧，赔偿也导致小老板破产。整个故事，劳资间既不存在道德纠缠，也没有明显权益冲突。悲剧出在哪里？企业太小没有竞争力？小老板缺乏创业经验？这些可能都是原因。但根本则是市场经济必然存在的竞争和风险。《国家订单》告诉我们：弱势群体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弱势甚至受到损害，决不只是道德问题。对于习惯从道德看待市场经济的人们，《国家订单》的审视就具有现代理性和客观意识。
当很多“城市异乡人”的描述将进城农民的艰难与不幸归咎城市败坏时，罗伟章《我们的路》也显示了难得的客观性。这篇作品写了进城农民的艰难与悲苦，描述了中青年农民进城谋生后乡村的凄凉，但并没有忽视农民的道德麻木甚至心理变态。小说中春妹的遭遇最为可怜：进城时还未成年便做妓女，不到十六岁又被人欺骗当了单身妈妈。孤独无靠的她对乡村父母还只能报喜不报忧。可是知道消息的村人谈起春妹时，却不仅没有同情，甚至还幸灾乐祸。正如小说中所说：“乡里人总是对别人的故事那么感兴趣，特别当他们碰上一个可以糟蹋的人，不是抚慰别人的痛处，而是揪住不放”；“我”由此感叹：“城市挂着一把刀子，乡村同样挂着一把刀子，一个硬，一个软。”这种感受和认识完全可以得到现实的证明。
事实上，无论是市场经济问题还是城乡差距的矛盾，我们都必须进行客观理性的综合分析。比如中国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不在于市场经济本身，而是实现市场经济的方式与手段。真正的市场经济和充满“权力求租”的市场经济就是两回事。又比如中国的城乡差距问题，这其实是一个涉及诸多社会因素的历史性问题。即使国家下了极大气力来解决和改善“三农”问题，有些矛盾也并非能够立刻消解。当年《人生》中的高加林，其进城奋斗被视为“一个孤独者的个人奋斗”，抛弃刘巧珍则被谴责为“卖了良心才回来”，甚至就是一个“当代陈世美”。最后回归土地才是正道。《人生》表现的这种乡村本位意识如今早已瓦解。那么当市场经济使城乡关系有所改善，农民不再被土地捆绑而可以自由进城谋生时，我们就还必须看到：当大量农民拥入城市尤其盲目拥入时，也确实带来了诸多现实问题。如农民工技术含量的相对低下，城市劳动力已经比较密集，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供需矛盾，而城市本身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城市下岗职工还需要政府财政大量投入，如此等等都是现实问题。因此看待进城农民的弱势处境，确实就不能归结为道德主义或者情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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