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约束与农户消费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户论文,信贷论文,消费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但是，农户获得贷款的情况并不乐观，农户受信贷约束的程度仍然很高(最高达到66.1％，参见朱喜、李子奈，2006)。信贷约束的广泛存在，不仅影响到农户的收入结构、投资回报，还直接影响到农户的福利改进，尤其是影响到农户消费结构，抑制了农户消费支出。当前，我国农村消费市场呈现出巨大的潜力，如何撬动这一人口约占70％的消费市场，直接关系到国家扩大内需及经济增长的成效。在当前我国经济影响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深入研究农户消费结构变化及影响因素，对于又好又快推动农村消费市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内现有的实证研究都集中在检验各类风险因素对农户消费的影响以及是否造成了显著的福利损失(樊潇彦等，2007)，专门研究信贷约束对农户消费结构影响的研究还很少出现，这也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一、文献简述
关于信贷约束的研究，如何对其测量是最关键的问题，也一直是学术讨论的热点和难点。过去的研究主要采用实际贷款获得率来衡量，后来扩展到对有效信贷需求、非正规贷款替代、信贷规模约束等方面的考虑(程郁等，2009)。目前较为普遍的方法是利用直接调查法，它要求对调查问卷进行精心设计，以诱导农户透露出有关信贷需求的真实信息。博切等人(Boucher et al.，2005)将借贷需求者的主观因素纳入到受信贷约束的行列，并重新设定了信贷约束的标准。基于这一研究思路，程郁等人(2009)利用国内数据作了实证分析。同样依据直接调查法，马晓青等人(2009)是这样定义信贷约束的：在给定当前的利率水平下，农户具有正的名义贷款需求，但是其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即信贷配给)的时候，那么该农户受到了信贷抑制。
除此之外，许多学者还延伸了对信贷约束的研究，如研究信贷约束对农户福利损失的影响(李锐、朱喜，2007)，①信贷约束与投资回报的关系(马晓青等，2009)，信贷约束对农户收入结构的影响(罗卫军，2010)，而专门研究信贷约束对农户消费结构影响的文献还很少出现。
关于农户消费的研究，国内当前的实证研究都集中在检验收入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基础设施、失业和收入风险等因素对农户消费的影响以及福利损失是否显著等。袁志刚、宋铮(1999)最早提出了收入不确定性这一重要影响因素，并认为转轨过程中，它的增加可能是造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持续下降的原因。万广华等(2001)认为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对我国居民消费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直接抑制了消费，进而降低了福利。荣昭等(2002)研究了基础设施情况对农村家庭耐用品(家电)需求的影响。樊潇彦等(2007)从收入风险角度研究农户耐用品消费决策，认为国家在推行“新农村建设”时，有必要在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优先关注农村家庭的收入风险问题，通过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进城务工人员就业保障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来化解和降低农民的收入风险，促进消费、提高福利。邰秀军等人(2009)指出：收入不确定性下的预防性储蓄，家庭资产匮乏和商品市场的不发达，家庭对资产积累的偏好及中国式的人情特征构成了农户形成谨慎性消费策略的主要成因。可以说，这些研究几乎囊括了所有影响农户消费的主要因素。
顺应流动性约束这一思路，朱信凯、刘刚(2009)关注农民消费性贷款需求，并发现：农户收入不确定的情况下，民间合作性金融组织在减少农户得到耐用消费品的等待时间、扩大当期消费、缓解流动性约束、提高效用水平方面具有优势。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深入分析信贷约束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
二、数据说明
数据来源于“花旗-北大2009年农村金融调查”，调查地点选择了黑龙江、湖南、云南三省。其中，在黑龙江省选取了漠河县、东宁县、龙江县，湖南省选取了醴陵县、岳阳县、桑植县，云南省选取了嵩明县、南涧县、彝良县。这9个县共计收回问卷1950份，调查涵盖了农户在2008年的资产、收入、健康、土地、消费、信贷等方面信息。结合文中所考察变量，剔除缺失值、回答不明确以及异常值，最终获得有效样本1012个。
根据前文所述的直接调查法及这次的问卷设计，本文关于正规信贷约束的度量如下：问题(1)：2008年下列活动是否需要借钱？包括农业生产、做小生意、办企业、外出打工、建房、婚丧、看病、上学等几种主要情况。问题(2)：请填写家庭在2008年的借款清单，分非正规的无息借款、非正规的有息借款、正规机构借款②三类，分别填笔数和实际借款金额，以及当时是否想通过该渠道借更多的钱。如果问题(1)选择是，且问题(2)中正规机构借款的笔数为0，或者正规机构借款的笔数不为0，但“当时是否想通过该渠道借更多的钱”中选择“是”，即农户的借贷金额需求未得到满足，则表明农户受到了信贷约束。但是依据程郁等(2009)对信贷约束的确定机制，这其中还有一些情况应该属于不受信贷约束的，如“如果去年没有申请信用社贷款，原因是担心还不起和利息太高”，我们予以剔除。最后，确定受到正规信贷约束的样本为358户(占有效样本的35.38％)，③其中各省农户受到正规信贷约束的情况如下表1。可以看出，湖南农户受到正规信贷约束比重最高，云南受到约束情况比例最低。这也初步说明，就农村金融深化程度而言，优劣顺序依次为：云南、黑龙江、湖南。
三、正规信贷约束的决定因素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经过第二部分对理论的回顾和评述，我们构造基本计量模型如下：
为从多角度检验各因素对农户参与正规金融的影响方向与程度，模型的被解释变量用虚拟变量表示，若农户受到正规信贷约束为1，否则为0。解释变量设定如下：
首先，是否从事自营工商业(havecomm)，用以衡量农户在农业生产的前提下是否还从事自营工商业，可以较好地解释还款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为1，否则为0；是否发生土地流转(land)，衡量农户发生土地流转是否提高了农户来自正规金融渠道的借款比例；⑤与最近金融机构距离(dist)，衡量住处离最近金融机构的距离，反映区域金融资源的供给状况(程郁等人，2009)；
其次，通过综合比较农业银行与农信社针对农户信用等级测评计分方式，我们考虑户主的年龄、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信用状况、家庭纯收入等因素。其中，户主年龄(age)下限为18岁，这也是正规金融机构放贷的门槛年龄；健康状况(medic)用过去一年的家庭医疗支出表示，与农户去年生病天数(包括住院)等指标相比，医疗支出数据更准确地衡量病痛的程度。⑥关于信用状况指标(credit)的选择，有学者直接用“以前在信用社的贷款是否都按时归还？”来度量。笔者认为，该问题颇为主观，难以揭示真实信息。同时，由于银行与信用社之间征信系统尚未实现对接，这并不是一个对信誉较好的度量。而我们选用农户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您的家庭有没有贷款证(或其他表明信用状况的证明)？”来表示。家庭纯收入(purincome)取过去三年(2006-2008年)家庭纯收入的平均值，用以平滑农户纯收入的波动。
此外，我们还考察“关系”对农户获取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影响，用是否党员或村干部(party)衡量。这与程郁等(2009)选择的指标不同，因为直接问“是否有关系？”容易引致农户的主观选择偏差。具体取值与变量描述统计参见表2所示。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3列出了我们所需的实证结果，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农户受到正规信贷约束状态主要受与最近金融机构距离、是否有“关系”、健康状况、信用状况、家庭纯收入的影响。其中，与最近金融机构距离越远，农户受到正规信贷约束的可能性越大；若农户是党员或村干部的话，受到正规信贷约束的可能性要降低7.58％；农户过去一年的家庭医疗支出越大，受到正规信贷约束的可能性也越大，这符合我们的预期，也是农信社等正规金融机构放贷时较为关注的因素之一；农户如果拥有贷款证等信用证明，那么受到正规信贷约束的可能性要比没有信用证明的农户低13.14％；家庭纯收入越多，农户受到正规信贷约束的可能性越低。
第二，是否从事自营工商业、是否发生土地流转对农户受到正规信贷约束与否并没有显著影响。尽管从事自营工商业或发生土地流转，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户的金融需求，但是并没有理由认为这种融资需求以及融资金额一定会得到满足。正如马晓青等人(2009)所述，很可能是因为我国农户只拥有对土地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因此土地无法作为正式借贷交易的抵押品。同时，户主年龄与受教育年限对农户受到正规信贷约束与否也没有显著影响。
第三，区域虚拟变量表明：在同等情况下，与黑龙江相比，湖南农户受到正规信贷约束的可能性更大。尽管黑龙江的信用环境并不一定好，但是湖南的农业生产条件尚不如黑龙江，这可能是湖南正规金融市场不如黑龙江健全的原因。同时，云南与黑龙江的正规信贷约束并无显著差异。
四、信贷约束与农户消费结构
大多数文献按照消费产品属性，将消费支出划分为耐用品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但这无法涵盖教育、健康保健等改善农户生活质量的消费投入。我们结合问卷设计，依照消费支出的弹性大小不同，将农户消费结构分为必需性消费支出和改善性消费支出。⑩这主要是因为：必需性消费支出受到外部影响的波动较小，(11)而改善性消费支出受流动性约束和收入不确定的影响较大。
应该说，信贷约束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是间接的。预防性储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户消费，而信贷约束是预防性储蓄的关键影响因素。由于农民收入不稳定，而且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时即便有钱也不敢消费，因为害怕无法应付将来可能出现的意外。家庭收入和支出风险的上升，将导致“预防性储蓄”上升，进而造成消费不振、增长乏力。但是这一风险可以通过信贷支持来降低。设想如果农村金融市场发展良好，农户能够获得信贷支持，农民预防性储蓄就会相应减少，从而就会促进消费。相反，如果存在正规信贷约束，农户获得不到资金支持，农民在做改善性消费选择时，可以通过预防性储蓄以平滑当期消费。
我们首先猜测：正规信贷约束对必需性消费的影响不大，而对改善性消费支出可能会有一定影响。因为一旦农户受到正规信贷约束，他们可以降低改善性消费支出，来保证基本生活消费需要。其传导逻辑如下：“正规信贷约束→预防性储蓄↑→农户消费支出↓(必需性消费不变的前提下，改善性消费支出↓)→消费结构发生变化”。
然而如表4所示，在正规信贷约束背景下，受约束组和未受约束组农户的消费支出结构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两组农户的必需性消费支出与改善性消费支出差异均不大，即正规信贷抑制对农户消费结构影响甚微。正如朱信凯、刘刚(2009)指出，农户的消费信贷融资会在正规信贷约束下转向非正规金融渠道。即便农户受到正规信贷约束，无法获得以消费为目的贷款供给，他们仍然有办法获得贷款，以满足消费需求。事实上也如此，正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以农户生产性目的居多(这一比例高达60％，韩俊等，2007)。(12)现实中，农户的消费融资需求大多是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得，其中亲友无息借贷又占较高的比例，高达96.8％(韩俊等，2007)。
顺应这一思路，我们拓宽信贷约束的内涵，尝试提出“广义信贷约束”这一概念。“广义信贷约束”是指有借款需求，但却无法借到钱的农户。这里所说的“无法借到钱”，不仅指正规金融渠道，还包括所有非正规的融资渠道，也即是非正规信贷替代也无法实现的受约束状态。受到广义信贷约束的农户，在面临消费需求时，不得不降低改善性消费支出，以确保必需性消费。通过描述统计发现(见表4)：在广义信贷约束背景下，受约束组与未受约束组农户相比，必需性消费支出差别不大，但两组农户的改善性消费支出却有显著差别。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广义信贷约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改善性消费支出，并改变消费支出结构。
我们构建模型Ⅰ和Ⅱ分别考察正规信贷约束和广义信贷约束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imprconsumperc表示改善性消费占比，用以衡量农户消费支出结构，zconstra表示正规信贷约束，gconstra表示广义信贷约束。控制变量包括住所离最常去集市的距离、户主受教育年限、年龄、家庭纯收入对数、是否购买养老保险等。通过二阶段回归，以消除信贷约束的内生决定问题，(13)取第三部分Probit模型中对信贷约束的估计值作为工具变量(Ⅳ)。
通过模型Ⅰ、Ⅱ来分别考察正规/广义信贷约束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表5的结果表明：
第一，正规信贷约束与否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广义信贷约束状态对农户的消费结构有显著的抑制，受到广义信贷约束的农户的改善性消费占比明显要低于未受约束农户。可以推断：非正规信贷替代与否能够显著解释农户消费结构差异。正如朱信凯、刘刚(2009)的分析，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农户收入的不确定性及抵押品不足等原因，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的消费性贷款普遍存在着“惜贷”行为，而农户往往需要预支未来进行消费。对于面临收入不确定性且没有大量储蓄又想借支未来的农户来说，通过正规金融部门借贷以预支未来的愿望难以实现。他们只能借助亲属关系及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借贷。
由此可见，要扩大农村内需，政策应该侧重于：培育并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发展，大力发展农村消费信贷，使农户获得消费性贷款的方式趋于多元化。具体来说：(1)完善农村征信体系建设，降低正规金融机构的放贷成本。如可以鼓励风险管理较为成熟的正规金融机构，直接开发农村消费信用贷款业务，或者通过设立消费金融子公司来间接实现消费信贷供给，以改变一直以来存在的“惜贷”现象。(2)规范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给予一定的合法地位，并对其风险加强监控。(3)大力支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消费信贷业务，开发适合农村特点的消费信贷品种，如尝试发展旅游信贷、耐用品消费信贷等新品种。
第二，家庭纯收入越高，改善性消费占比也越高，对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因此，要促进农民的改善性消费支出，提高家庭纯收入是关键。但是家庭纯收入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尤其是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的现实状况下，农户收入波动较大。因此，加快新农保、新农合等试点，(14)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完善并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对农户收入风险的防范，有助于农村改善性消费支出水平的不断提升。
第三，住所离最常去集市的距离对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当住所离最常去集市的距离越远，改善性消费占比就越低。因此，构建较为完善的农村现代商品流通体系，对于刺激农村消费非常重要。具体建议有：不断扩大农家店商品和服务经营范围，消除各类政策性障碍；充分发挥第三方物流企业及大型流通企业的配送优势，切实提高农村商品流通率等。
最后，我们还发现，无论是关注正规信贷约束还是考察广义信贷约束，户主受教育年限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农户是否购买养老保险(15)对其消费结构也无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农村社会保险政策尚未健全，无法真实观测农户参与社保与否对消费的影响这一福利变化。
五、结论
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农户消费信贷融资主要是通过以亲友无息借贷为主的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这也为朱信凯、刘刚(2009)的分析提供了证据支持；(2)广义信贷约束对农户的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会抑制农户的改善性消费支出，不利于扩大农村内需；(3)家庭纯收入越高，改善性消费占比也越高，对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4)住所离最常去集市的距离越远，改善性消费占比就越低。
由此引出如下建议：(1)完善农村征信体系建设，降低正规金融机构的放贷成本。如可以鼓励风险管理较为成熟的正规金融机构，直接开发农村消费信用贷款业务，或者通过设立消费金融子公司来间接实现消费信贷供给，以改变一直以来存在的“惜贷”现象。(2)规范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给予一定的合法地位，并对其风险加强监控。(3)大力支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消费信贷业务，开发适合农村特点的消费信贷品种，如尝试发展旅游信贷、耐用品消费信贷等新品种。
当然，本文尚存值得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影响农户消费决策的因素很多，这些都将是我们在今后研究中要考虑的。
本文受平新乔教授主持的“花旗银行—北京大学2008-2009年农村金融调查”数据支持，特此感谢。作者感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周铭山博士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作者自负。
注释：
①李锐、朱喜(2007)发现信贷抑制对消费性支出有负影响。
②正规机构借款包括：银行借款、信用社借款和邮政储蓄。
③这与程郁等人(2009)的受约束比例(33.72％)较为接近。
④一般而言，估计解释变量对整体概率的影响只需要系数估计值β的符号就可以获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需要更加具体的变动关系，则要借助概率运算来计算出边际影响。
⑤平新乔(2009)曾指出：土地流转(包括租出与租入)会促进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对借款的需求。参见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9期。
⑥国内大多数学者忽视了健康因素对信贷约束的影响。
⑦我们还考虑了农户的资产禀赋因素，但是通过相关系数比较发现，资产禀赋和家庭纯收入相关系数达0.44，故删去暂不考虑。
⑧户主受教育年限分别赋值为：文盲为0、初小为3、高小为6、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大专及以上水平为15。
⑨表中*、**和***分别表示t检验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⑩生活必需性消费主要是指食品消费；改善性消费支出如建房、婚丧、上学等，在本文中主要包括：家庭旅游、出行费用，家庭设备(如大宗耐用消费品)，教育和培训，健康保健，各种交通工具油耗、维修及配件等、通信、网络、有线电视，修建房屋及装修等。
(11)万广华等(2007)认为食品消费的弹性相当小。
(12)因为消费信贷在我国居民中才刚起步，更别提在农村。银监会于2009年8月颁布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批准设立为境内居民个人提供以消费为目的的贷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13)对信贷约束内生性问题的处理方法有很多，如李锐、朱喜(2007)运用match模型，马晓青等(2009)采用内生区域转换模型，罗卫军(2010)采用了联立方程组等。
(14)2009年9月1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决定从2009年起在全国10％的县(市、区、旗)开展“新农保”试点，到2020年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
(15)这里的养老保险是自己主动购买的商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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