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外部制约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期性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制约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整个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因此，对这个基础的深入 研究和阐述显得尤为重要。但就目前广为采用的几部教材来看，对这一理论内容的研究 和阐述尚不够全面和深入。其中缺陷之一，便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原因的分析 。一般对这一原因的分析主要是三点：第一，这是由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决定 的；第二，就现实国情来看，我国至今远未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三，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所处的时代特点和国际环境，也决定了必须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初级阶段。 这三点原因中，前两点着眼于国内因素的分析，第三点虽然谈到时代特点和国际环境， 但主要是强调现代化的国际标准在提高，因而中国实现现代化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这 样一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外部制约因素就基本上被忽略了。然而，中国的现 代化建设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外部因素始终制约、影 响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和走向。同时，中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现代 化建设的，它不仅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而且肩负着在资本主义体系 居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的历史责任。这 就决定了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外部制约因素会更多、更复杂。这一点已经被我国进 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来的历史所证实。因此，在考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原因 时，必须把这个阶段的历史进程放在大的国际背景下，必须对外部制约因素的影响有充 分的估计。
一、审视历史
事实上，将新中国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放在大尺度的世界背景下看，业绩应该说并 不算差。在这30年中，面对极其不利的外部环境，我们建立起较为独立、完整的工业体 系(作为大国，这是必不可少的)，培养了一支数量可观的科技和教育队伍，大幅度提高 了人均寿命。当然，社会经济发展确实没能达到理想的水平，其原因主要也应从我们自 身来找，但不可否认，强度很大的外部制约亦是大大延缓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国家，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理所当然地实行了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以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为标志，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 成员。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实行的“遏制”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共 产主义在世界的蔓延，而当时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新中国的建立，正是这种蔓延的最 鲜明的标志，它引起资本主义阵营的极大恐慌。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国极其贫穷落后， 在经济上对美国的全球利益构不成直接威胁，因此，它们的这种恐慌主要来自共产主义 意识形态在当时世界的强大影响力。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新中国前30年发展过程中的外 部制约，主要是受意识形态对立性的主导。这种制约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大压缩了中国发展战略的选择空间。以生产社会化为特点的现代经济的起飞 ，必须以资本、技术、市场为三大支撑点，这对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尤为重要。一批近代 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所谓“跳跃式”发展，恰恰是因为充分利用了外部的 有利条件，建立或强化了这三大支撑点。
美国虽然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但从历史上看，它的工业革命要比英国晚，这也 使它获得了所谓后发优势。美国在工业化初期，大量采用了英国已经成熟的技术成就和 生产经验；每年数十亿美元的外资(主要来自英国)，为美国经济的起飞注入了强大的动 力；大量高素质人才的涌入，也对美国经济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 斯在1882年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写的序言中指出：“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 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 垄断地位。”美国的对外扩张，对推动本国经济也有重要作用。除了早期对印地安人的 掠夺外，从工业化起飞的19世纪末开始，美国又向西印度群岛、菲律宾、远东、中美洲 等地大肆扩张，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创造的无尽财富，统统纳入自己的腰包。
德国也是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中叶以前，德国还相当落后。但从19世纪70年 代初开始，德国工业却出现了跳跃式发展，其速度为英、法两国所望尘莫及。进入20世 纪时，它已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造成这种突变式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当时德国在普 法战争中的胜利以及随后签署的《法兰克福和约》，它为德国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提供 了新的矿产资源、工业基地和资金来源，以至于德国的工业化道路被简捷地概括成“一 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实行军事破坏和索取赔款的道路”。
日本作为最后起飞的列强国家，它的工业化不是建立在工场手工业长期而充分发展的 基础上，造成资本原始积累不足，技术创新缺乏基础。因此，外部因素对其工业化起飞 具有更重要的作用。例如，甲午战争后，日本从中国获得了二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这 笔来自外部的资本积累，使日本输入外国先进技术装备的速度激增，并为其确立金本位 奠定了基础。金本位的建立使日本国内信用制度健全起来，并使日本金融市场与欧美紧 密相联，为日本发展外贸、输入资本开辟了道路。此外，日本对中国、朝鲜的扩张和吞 并，也为其工业化起飞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和原料产地。总之，日本工业化起飞的三大支 撑点——资本、技术、市场，基本上依赖于外部因素。
前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工业化的外部约束是较为严酷的。但在苏联工业化起飞 时，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期和随后的大萧条，苏联充分利用了这 一时期的外部有利因素，引进外资、技术、设备和人才，加快了自身的发展。
二次大战后唯一值得资本主义“自豪”的新兴工业化的典型是所谓亚洲“四小龙”。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外向型经济起飞模式，对外部条件的依赖性更大，这是众所周知的， 不必赘述。
历史证明，充分利用外部条件，建立并强化资金、技术、市场这三大支撑点，是后发 现代化国家必然的、不可或缺的选择。非如此，工业化的速度和发育质量必然大受影响 。新中国的前30年，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行的封锁政策，所以面对的是这样一 种战略选择空间，即基本上只能走内向型发展之路。这也主要表现在资金、技术、市场 这三个方面。
先来看资金方面。建国后，资金充裕的西方国家对华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美国还冻 结了大陆在美国的资金。因此，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资金基本上要靠内部积累。同时，由 于解放战争后期官僚资本和豪门资本大量外逃或转移(其中仅运往台湾的金银外币就折 合约10亿美元)，旧中国现代工业基础又极其薄弱，所以，我国积累的起点很低。虽然 建国初期我国曾得到苏联3亿美元的贷款和其他一些援助，但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 双方关系恶化，苏联逼债，这些资金援助还未充分发挥效益就被迫提前偿还，其意义大 打折扣。在此背景下被迫作出的完全依靠内部积累的战略选择，使我国前30年的建设资 金总是捉襟见肘、窘境频频。例如，“一五”计划为我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是中国 工业化起飞的辉煌一页，但其投资之大也是世所罕见的。“一五”计划完成后，资金供 应已成强弩之末，经济建设速度随后就出现大起大落。这种起伏虽然主要是政策选择失 误的结果，但也反映了仅靠内部资金积累的严重不足。实际上，新中国建设史上的屡次 高积累，正是资金不足与工业化起飞的尖锐矛盾的反映。当然，前30年我们并不是一点 西方资金都没有利用。上世纪70年代初，西方封锁渐被打破，毛泽东抓住有利时机，亲 自批准实施“四三”方案，利用西方国家提供的出口信贷，开展了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 引进(这也说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并不主张闭关自守)。但这次引进主要对我国改革 开放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综观前30年经济建设，我国先天资金不足，后天又缺乏有 力的外部资金支持，这不能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发展的稳定性。
再来看技术方面。在西方的全面封锁下，我国的技术引进开始时不得不全面依靠苏联 ，且这种起点较低的技术援助在随后不久便不复存在了。从各后起工业化国家技术发展 的特点来看，它们走的一般都是拿来——仿制——创新之路，而中国在仿制阶段刚刚起 步时就路断天涯。在此情况下，“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与其说是 那个时代的豪言壮语，不如说是被逼无奈的一种选择。但即使这样，以毛泽东为首的党 中央也没有放松可能的技术引进。1962年至1969年，我国先后从英、法、德、日等西方 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84项。可是由于受“巴黎统筹委员会”及日本佐藤内阁上台等因素 的影响，这些引进项目的技术含量受到很大的限制，有些合同失效，到1968年引进又被 中断，大部分项目受到严重影响。所以，从整体上看，前30年我们是在封闭或半封闭条 件下进行技术研发的，基本上失去了跳跃式发展的可能，这也必然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产生严重影响。
最后来看市场方面。落后国家要实现所谓后发优势，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出口创汇，用 外汇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本国稀缺的资源，这是必然的战略选择。但我国建国后由于遭 受西方的封锁和禁运，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突出。1949年，在中国对外 贸易中，香港占第一位，美国占第二位。禁运后的1952年，内地与香港的转口贸易便急 转直下，到1965年才恢复到1952年的水平。尤其是美国的对华封锁，更是到了登峰造极 的地步。例如，按禁运规定，大陆的鸡生的蛋或大陆的蛋孵的鸡，都不准进入美国。虽 然50年代我国与苏东国家的贸易有很大增长，但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战略与其雷同，双 方贸易的互补性不如与西方国家的互补性大，所以比较效益较低。这种封锁和禁运，使 我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额到1957年时只占贸易总额的18%左右。以后，虽然西方国家对 华贸易政策有所松动，但由于实力最强大的美国松动很小，到1965年，这一比例才上升 到52%。据统计，1953年到1978年，我国的进出口额每年只增长9%，而这20来年正是世 界贸易大发展的时期。
可见，由于西方的敌视政策，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只能作出资金靠内部积累 、技术靠自己摸索、市场依靠国内的战略选择。这种被压缩了的选择空间，增加了实现 跳跃式发展的难度，延缓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进程。
其次，敌对性的外部制约因素的存在，迫使我国将大量资源、资金作非经济使用。从 建国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和战略包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 制中国的主要手段之一。仅抗美援朝一战，就使饱受战乱、亟待休养生息的新中国耗费 物资560万吨、汽车万余辆，开支战费65亿元，相当于“一五”时期总建设支出的1/11 。抗美援越又使我国耗费约200亿美元，相当于“一五”时期的全部投资额。此外，自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通过“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澳新条约”、“日美安全保障 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东南亚防御条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等，初 步形成了对中国的“新月形”战略包围。60年代，美国又侵略越南，将战火再次向我国 南大门点燃。这一切迫使我国在经济建设中不得不重点考虑国家安全，从而在工业布局 、项目安排方面，造成大量资金和资源的投入效益较低。如耗资2000亿元的“三线”建 设，相当一部分为军工企业或与国防相关的企业。这些企业由于种种原因效益较差，同 时也加大了日后产业结构调整的困难。“三线”建设虽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这种强 度很高的外部威胁，大量资金和资源的非经济使用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同时，为了打破 这种包围，从国际政治战略的角度考虑，我国长期以来对周边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给 予了大量援助。仅在包括三年困难时期的1958—1965年期间，这种对外援助就达53亿元 。
可见，严重的外部威胁迫使我国这样一个资源相对贫乏、资金严重不足的落后国家， 在经济复兴初期就不得不把大量资源、资金消耗于非经济方面。这是任何后起的工业化 国家都未曾遇到过的，它也必然延缓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再次，外部威胁也是造成我们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出现失误的重要原因。一般认为，建 国后前30年之所以未能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使然， 这当然没错。但存在决定意识，这种“左”的指导思想不是无源之水，国际政治斗争对 它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事实上，无论从主观还是从客观上看，新中国建立后，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华战略，确实起到了干扰我们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作用。60 年代初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与当时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和美蒋反攻大陆的 叫嚣，不能说没有一定关系；“三五”计划由最初提出的“吃、穿、用”的计划，改变 为后来“备战、备荒”为中心的计划，也是鲜明的例证。
综上所述，建国后前30年，强度很高的外部制约因素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在客观上延缓了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进程。
二、正视现实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以上所述各项制约因素还存不存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自改革开放以后所面临的外部因素是否都是积极的?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首先应当 承认，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冷战”趋于缓和直至结束，西方国家由于新技术革命而 导致的生产力窜升，使之与市场需求的矛盾更加突出，它们迫切需要推进经济全球化以 缓解这一矛盾，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有有利的一面，确实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 遇。但正如一句流行语所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其实，这里的“挑战”(challenge )就是“风险”(risk)。我们说“挑战”，只是为了表明对风险的积极态度。但如果用 了“挑战”就对实际存在的风险视而不见，则是非常浅薄的。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基本战略没有也不可能有实质性变化。 相反，对外开放也给了它们机遇，使它们由过去单纯地外部施压转向内外结合，使它们 对华战略的选择空间陡然增大，且更具前瞻性。尼克松晚年的一段话是这种前瞻性的最 好注脚：“如果我们在1972年不向中国打开大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示威就不会发生 。如果现在把这扇门关上，那将是一个可悲的错误。”当然，我们不会也不应当因为西 方国家的这种战略图谋而动摇对外开放的决心，但警惕性不能丧失。改革开放以来，西 方国家的对华战略有三大支点：其一是攻心为上，即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包括各种物质 产品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影响我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一代。应该说此战略已取得相当成 效。正如尼克松在谈到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时所说：“中国的学生和工人们为他们的 事业所选择的象征很像我们的自由女神像，这并不是偶然的。”其二，在经济上有两方 面的企图。一方面逐步占领市场，使中国经济转型为受控型经济；另一方面从技术上削 弱乃至消解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这两个方面又是密切相联的，有技术才有市场，有市 场技术创新才有动力。所以，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必须始终把着眼点放在培育和提高国 内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上。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搏击风浪，才 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其三是利用台湾、西藏、新疆等问题扰乱视线，干扰 经济建设中心，也不排除在适当时机实施分裂中国的图谋。总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 中国绝不是西方国家对华战略的目的，对此我们一定要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三、瞻望未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对于中国来说，未来的外部制约将会如 何?不妨让最主张对华接触，同时又是最强硬的反共政治家尼克松给我们再上一课。尼 克松在苏东剧变后写了一本名为《透视新世界》的书。书中谈到中国问题时，他表示不 同意孤立、封锁中国。他明确主张：“换一种方式——和平演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在谈到中国和平演变的力量时，他认为：“这种变革将由1949年革命以后出生的，占 中国人口2/3的人来实现。他们记忆中没有军阀、外国剥削、战时沦陷或内战。相反， 对他们产生影响的不但有西方的而且还有他们的台湾和香港邻居的成就。在这个决定性 的时刻，美国不应该走开。”尼克松提出的对华战略也是整个西方国家的对华战略。由 此可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的共识，也是西 方资产阶级中有洞察力的政治家的共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千方百计地遏制社会主义 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以使中国不能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仿效的 榜样，使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政治全球化永久化。所以，未来西方国家制约我国发展 的主要目标，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演变成没有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使 这种“初级阶段”长期化、永久化。
总之，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无论 在我们自身还是在外部，都存在强度很高的制约因素，这必然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长期性产生重要影响。这一点必须向我们的人民尤其是青年讲清楚。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才能丢掉一切 不切实际的幻想，依靠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不懈努力，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进到更高 的发展阶段。